法律賠償標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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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賠償新標準的構想

中圖分類號：DF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2）11-0240-01

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是死亡賠償金制度的關鍵性問題。合理的賠償標準既有賴于對生命權的重視和權衡，又需要在受害人與加害人的利益沖突間尋求合理的平衡點，在承認合理差別的基礎上追求法律規則的平等性與公正性。我國現行的一些單行法、行政法規與司法解釋在規定死亡賠償金時確定了不同的賠償標準，但這些賠償標準仍存在缺陷和沖突，在學術界和普通民眾中往往受到批判。筆者試圖通過對現行賠償標準的剖析，在對賠償標準基本原則認識的基礎上，構建出更加科學的賠償標準。

一、《侵權責任法》頒布之前相關法律及司法實踐中的賠償標準

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是死亡賠償金制度的焦點和關鍵性問題。 《侵權責任法》頒布之前大量的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都對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做出了規定，筆者對其進行歸納，總結得出以下幾種標準：第一，《國家賠償法》提出的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20倍發放。第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提出按照當地平均生活費計算，補償20年。對7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少計一年，但補償最低不少于10年。

然而，上述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在司法實踐中產生許多問題，往往遭受普通大眾“同命不同價”的質疑，同時引起學術界學者們的廣泛爭議，通過分析發現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的不統一是造成上述現象的直接原因，因此遭受普通大眾“同命不同價”的質疑。現在司法實踐中的死亡賠償金制度建立在“繼承喪失說” 基礎之上，因為戶籍、地域、年齡等差異導致賠償額的差異化，并且其只能夠反映抽象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夠反映具體的個人的收入差異，以平均的數值來替代存有差異的個人收入，這樣的賠償標準并不符合侵權賠償所要求達到的“填補損害”的要求。同時，戶籍等因素是對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進一步承認，它加劇了城鄉不平等的。所以目前賠償標準的最主要缺陷并不在于表面標準的不統一，而是在于定額化的死亡賠償金制度抹煞了個人之間的具體區別，從而違背了死亡賠償金制度原有的“填平損失”的功能。解決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的問題，不在于制定一個統一的賠償標準，而是要讓死亡賠償金能夠體現被害人的具體狀況，從而維護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權利。

此外，死亡賠償金的具體內涵除包括對因受害人生命權受到侵害引起其近親屬固有經濟利益損失的填補外，還包括對受害人生命權及相關生命利益的救濟，根據生命權平等的原則，對于這部分權利的私法救濟，受害人死亡之后應當得到平等的賠償，否則有違生命權平等原則。但是，我國現階段法律、法規中的相關規定并未體現出這一點。

二、公平、合理、科學的賠償標準的構想

（一）確立賠償標準的基本原則

法律的基本原則是法律的靈魂和指導思想，沒有基本原則的統帥，法律往往出現混亂甚至矛盾的現象，因此在構建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之前也應有相應原則作為指導，這些原則涵蓋著賠償金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體現著各方面利益的地位以及他們的博弈。這些原則主要有：平等原則、合理原則、公平原則、便于操作。

（二）對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的構想

為保障生命權得到平等的私法救濟，確立公平、合理、科學的賠償標準具有必要性和現實性。筆者在上述賠償標準基本原則的指導下，采取以下折中的方式計算死亡賠償金：第一種辦法是，實行普遍的平等救濟，即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二者之和的平均值，按20 年計算。計算方式為：死亡賠償金=（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20年。此種辦法雖然有平均主義的色彩，但體現了對生命權的平等保護和救濟，這也是其最大的優點。第二種辦法是實現個案中的平等救濟，采用就高不就低的辦法，即在侵害生命權的同一案件中，加害人或受害人中有一方有城鎮居民的，一律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死亡賠償金；在加害人與受害人雙方都沒有城鎮居民（即雙方全都是農村居民）的情形下，按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計算死亡賠償金。該辦法一方面兼顧了城鄉之間的差別，另一方面又實現了對生命權的平等保護。法官在適用上述賠償標準的計算方法時，可以二者擇其一，也可以二者兼而用之，法律應當賦予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使法官在考慮案件具體情況的基礎上，實現賠償的合理化。

第2篇

關鍵詞：交通事故 賠償標準 農村居民

中圖分類號：F323.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7-084-02

在法律實務中，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在交通事故發生后的賠償標準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國的城鄉收入、生活成本確實存在現實的差別，適當地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賠償數額是合理的，但是隨著我國農民收入的提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城鄉收入倒掛”的現象；相當一部分農村居民在城鎮定居、打工，為城鎮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單純以戶籍所在地作為區分交通事故賠償中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理論顯然需要改進。讓“同人不同命”的現象盡早遠離我們的居民。新頒布的《侵權責任法》試圖打破這一藩籬，規定在同一交通事故中數人死亡的，如果既有城鎮居民又有農村居民，則不管是農村戶口還是城鎮戶口，均統一按城鎮標準賠償。但這只是解決了同一事故中多人死亡的賠償問題，還涉及不到絕大多數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中存在的城鎮和農村兩個不同的標準。值得關注的是，農村居民按城鎮標準賠償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在司法實務中大量出現，其意義非同一般，必將推動法制的向前發展，為統一城鄉賠償標準創造條件。

一、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賠償標準之差距

交通事故各項賠償項目中區別農村與城鎮標準的主要是死亡傷殘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及誤工費，然而這三項費用通常在賠償總額中占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這樣，相同情況下按照城鎮標準賠償一般比農村標準高2.5倍左右。以2010年適用的標準，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為13904元/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4462元/年，相差3.1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0857元/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3841元/年，相差2.8倍。以10級傷殘為例，受害者按照農村標準通常賠償一兩萬，而按照城鎮標準通常賠償四五萬。

二、農村戶口與農村居民的區別

交通事故的農村標準是以農村居民而言的，而不是農村戶口，那農村戶口與農村居民有何區別呢？農村戶口是指戶籍所在地在農村的居民。農村居民是指生活在農村，以農業生產作為重要生活來源的居民。很多年，我國公民的結構基本劃分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幾大類，而且作為人數最多的農民基本上是固定在農村區域從事農業生產，最早是基本沒有人外出打工，到后來有很少一部分人外出務工（這部分人即使外出，時間也是很短暫的或者說是收入的次要來源，無法徹底離開農業），再后來，因農業產值的降低，僅僅靠農業收入已無法保障一個正常家庭的基本支出，大多數的青壯年農業人口涌入城鎮，以非農業收入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甚至有很多農村人員在城鎮扎根：在城鎮居住、務工、生活，已融入城鎮，其居住、職業、生活及消費均與城市戶口居民無異，換句話說，可以把他們看成持農村戶口的城鎮居民。交通事故對其產生的損失已不同于在農村所受損失，遠比農村大很多。現實狀況告訴人們如果繼續按照戶口性質確定賠償標準，顯然很不公平。

三、消除交通事故賠償的城鎮和農村居民差別的緊迫性和先進性

農村居民按城鎮標準進行賠償或者說將城鄉二元賠償標準過度到城鄉統一的賠償標準是歷史的必然，除了有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司法實踐的先例外，還有法學理論的支撐。

1.賠償的性質決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在賠償理論上采用“勞動能力喪失說”和“繼承喪失說”，立足于對因受害人勞動收入減少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考慮到我國城鄉之間在勞動收入、生活成本上的實際差異，將賠償分為城鎮標準和農村標準符合中國具體國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僅僅以“戶籍”為標準進行區分，過于簡單和絕對，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城鎮化在不斷加劇，城鄉差別在逐漸縮小。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城鄉收入倒掛的現象，農村居民收入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特別是一些發達的農村和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其居民的收入遠遠超過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再加上，只算兩者的收入，不考慮農村居民有宅基地、承包地等保障性利益本身也是極不合理的。因此，這種城鄉二元的賠償標準遲早會被徹底打破，城鄉統一則是大勢所趨。

2.法律的明確要求。我國《憲法》等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既是法律的明確要求，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城鄉二元賠償標準人為地將公民分成二個等級，使人一出生就不平等，這與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背道而馳，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格格不入。因此，實現城鄉統一的賠償標準是法律的明確要求。

3.公平正義的體現。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公平的社會，一個好的制度應該是讓正義得以伸張，法律的最高價值就是公平和正義。賠償的城鄉二元化制造了不平和不公，歧視和損害了農村居民，不適應歷史的發展規律，違背了現代社會的理念，理當進行改革和完善。所以說，從城鄉二元賠償標準過度到城鄉統一的賠償標準是歷史的必然，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體現。

四、農村居民按城鎮標準賠償適用范圍

新近頒布的《侵權責任法》雖然規定了在同一交通事故中數人死亡的，如果既有城鎮居民又有農村居民，則不管是農村戶口還是城鎮戶口，均統一按城鎮標準賠償。但不是每個農村居民都可以按照城市標準賠償的。那么，那些農民可以按照城鎮表針賠償呢，四川成都規定：（1）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并在城鎮務工、生活；（2）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不以農業收入為生活來源；（3）在城鎮居住一年以上，年齡女在55周歲以上，男60周歲以上及未成年人；（4）在城鎮經商一年以上；（5）戶籍所在地基層組織系村民委員會，但本戶已被征地；（6）戶籍屬于成都五區農村戶口，未被征地；（7）外來務工的建筑工人，在一個或多個建筑工地連續務工超過一年；（8）雖然居住在農村，但就職于某單位超過一年，以非農業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

五、先進的案例和法律法規

交通事故賠償存在的城鎮和農村兩個不同的標準。值得關注的是，農村居民按城鎮標準賠償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在司法實務中大量出現，其意義非同一般，必將推動法制的向前發展，為統一城鄉賠償標準創造條件。

1.貴州省自2004年1月1日開始，即按照該省公安廳的有關規定，對在該省發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涉及賠償的城鎮、農村人口均按統一執行的城鎮“平均生活費”一個標準賠償。

2.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5年9月頒布的《關于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第25條第二款規定：“戶籍性質為農業戶，但在城鎮學習、生活、工作、居住一年以上的，應當視為城鎮居民。”

類似的先進案例和法律法規的出臺相繼有11個省：其中，云南、貴州兩省是最徹底的，完全沒有農村城市之別，統一按城市標準進行賠償。

不管其先進的程度有多少差別，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只要在城鎮有經常居住地，且長期在城鎮生活、工作和學習，就應該享受和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其損害賠償標準自然也應該按城鎮標準執行。

六、在城鎮中生活的農村戶口受害者如何實現按照城鎮標準賠償

既然在城鎮長期居住、務工的受害者可以按城鎮標準計算賠償，那么如何實現按城鎮標準計賠？首先，我們要明確交通事故實際賠償的主體，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交通事故賠償糾紛案，保險公司能替代肇事者充分賠償受害人，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案件，實際是由保險公司來賠償，肇事者或者不賠償，或者賠償很少一部分費用（當然，賠償的數額較大，未投保或投保的商業險不充分的，肇事者要根據實際情況多賠），保險公司能否認可按城鎮標準賠償就十分重要。其次，我們知道受害人獲得賠償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交管部門協商調解，二是向法院。作為交警主持協商調解程序，能否啟動程序取決于雙方自愿，啟動后能否達成一致也取決于雙方的意思，既然兩種賠償標準（城鎮和農村）差距太大，作為保險公司，一般只按受害人戶口薄上的戶口性質賠償（農村），當然現實中也有部份保險公司在受害人能夠提供車禍前在城鎮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暫住證情況下，愿意協商按照城鎮標準賠償，但是，沒有暫住證的情況，無論受害者的在城鎮居住、務工的證據多么充分，保險公司通常拒絕按城鎮標準賠償。既然保險公司不認可按城鎮標準計賠，顯然只有通過打官司，由法院判令按城鎮標準賠償，有關文件已闡明交通事故打贏官司基本就意味著能實際獲得賠償，故通過訴訟打贏官司才是關鍵。要讓法院判令按城鎮標準賠償，證據是基礎，聘請專業交通事故律師是保障。交通事故訴訟是一項很專業的法律事務，作為最終承擔賠償責任的保險公司涉及的此類訴訟太多太多，專門設有精通交通事故訴訟事務的法律事務部處理訴訟事宜，由于城鎮標準和農村標準差異較大，就訴訟而言，他們的工作重點也在于盡量能使所有的農村戶籍（不管是否在城鎮居住、務工）受害者均按農村標準賠償。這樣，受害人所聘請的律師應該針對其實際情況，組織一套相互印證，高度統一，高度嚴密的證明受害人（或被扶養人）實際已是城鎮居民證據，同時要通曉交通事故法律法規，有過硬的法學理論功底和敏銳的庭審思辯才能。

近幾年來，隨著專業交通事故律師的不斷增加，法院以人為本審判風格的漸漸深入，農村戶口按城鎮標準計賠的交通事故案勝訴率非常之高，使實際融入城鎮，或生活狀態與城鎮人口相似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同命同價”。

參考文獻：

1.董來超.交通律師以案說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

2.董來超.道路交通事故糾紛咨詢.法律出版社，2009

3.王旭東，戴文良.交通事故賠償爭議處理法律依據與案例指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

第3篇

關于航班延誤的賠償，我國立法鮮有規定，主要見之于《民用航空法》第126 條: 旅客、行李或者貨物在航空運輸中因延誤造成的損失，承運人應當承擔責任; 但是，承運人證明本人或者其受雇人、人為了避免損失的發生，已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種措施的，不承擔責任?這在立法上明確了承運人延誤運輸時負有責任，但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標準及賠償數額。此外，《合同法》第299條規定了承運人遲延運輸應安排旅客改乘其他班次或退票，但旅客因延誤而造成的損失卻無法據此獲得賠償。由此可見，我國法律對于航班延誤的賠償規定十分籠統，缺乏實際可操作性，旅客權利得不到切實的保障。

我國民航總局于2004 年公布的《航班延誤經濟補償指導意見》中根據延誤時長將航班延誤分為兩類: 延誤時長4小時以上8 小時以內的和延誤時長8 小時以上的。當旅客遭遇以上情形的航班延誤時，可以獲得相應的經濟補償，補償方式有現金、購票折扣和返還里程等。這一指導意見確立了具體的賠償標準，彌補了民用航空法的不足。我國現行法律對航班延誤問題大多是義務性規定，缺乏實際可操作性。雖然民航總局的指導意見中對承運人的責任界定和賠償標準有規定，但是它既不是法律法規，也不是規范性法律文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和強制力，旅客不能在訴訟中根據指導意見請求賠償。

二、國際條約及外國法律的規定

( 一) 國際條約

關于國際航班中由于航班延誤所引起的承運人的法律責任最早規定在1929 年的《華沙公約》中，該公約第19 條規定: 承運人對旅客、行李或貨物在航空運輸過程中因延誤而造成的損失應負責任。以此來確定承運人在航班延誤時負有賠償責任。同時，第20 條又規定: 承運人如果證明自己和他的人為了避免損失的發生，已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或不可能采取這種措施時，就不負責任。在運輸貨物和行李時，如果承運人證明損失的發生是由于駕駛上、航空器的操作上或領航上的過失，而在其他一切方面承運人和他的人已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避免損失時，就不負責任。該條規定實際上反映了在發生航班延誤時，對承運人的歸責原則實行的是推定過錯責任制，也即當發生航班延誤時，在承運人不能證明自己無過錯的情況下，推定他們有過錯并要求承擔賠償責任，承運人要想不承擔責任只能通過證明自己無過錯來實現。

1999 年《蒙特利爾公約》第22 條中每位旅客4150 特別提款權的規定對承運人的賠償最高額作出限制。《蒙特利爾公約》中關于航班延誤問題繼承了《華沙公約》中的推定過錯責任制，并且限制了承運人的責任，既保護了旅客的權益，也有利于提高解決延誤糾紛的效率，降低承運人的運輸成本。

( 二) 外國法律

對于航班延誤賠償的立法相對完善的要數歐盟，歐盟第261 /2004 號條例中根據航程距離和延誤時長將航班延誤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航程在1500 公里之內并且飛機在預計到達時間后2 小時以后到達的; 第二，航程在1500 公里以上的歐盟境內以及其他所有航程在1500 至3000 公里的航班并且在預計到達時間后3 個小時以后到達的; 第三，在預計到達時間后4 個小時以后到達的。對符合上述情形的旅客分別適用不同的賠償標準。通過兩項指標界定不同等級的延誤，使旅客遭遇延誤時能依據自身情形得到相應賠償，這對于提高糾紛解決效率，提升航空運輸服務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三、我國立法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