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調研的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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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社會調查； 職業編碼； 數據質量
Methods and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Social Surveys
Ren Liying1 Qiu Zeqi2 Li Li1 Yan Jie3
(1.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ccupation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t mistakes in the coding process of occupations in survey research are.unavoidable. Coding operations can take various forms. They are distinguished as centralized coding and decentraliz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work sites, or as manual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based on their coding tools. Thus, combini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re are four coding methods: manual centralized coding, manual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entralized cod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decentralized coding. Computerassisted coding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in China, so most Chinese surveys employed the first two coding methods: interviewers carrying out coding during the interviewing process; or experienced coders performing the coding within the survey organization after data collection.
When choosing coding methods, survey practitioners usually have three factors in mind: cost, time efficiency, and coding quality.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onsite coding by interviewers is cheaper and quicker than coders centralized coding.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towards the quality of these two coding methods, and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a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0,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existing coding method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coding quality.
This study shows that coding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differ greatly. Regarding the most detailed coding with 595 categories,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results from these two methods are identical. Even for simple coding with only eight categories, the proportion of identification still makes up only threefourths.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coding quality. In addition, interviewers background and coding experiences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the discrepancies in the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It is also shown in this study that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coding difficulty which also have an effect on coding results.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over interviewers onsite occupational coding is difficult in practice. Therefore, in rigorous social surveys, especially when detailed coding results are needed,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o use the method of centralized coding. Moreover, since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viewers text recording is so important to the collection of accurate and complete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recommended: establish a standard for interviewers text recoding,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interviewers, and check their performance on a regular basi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hance quality control in the coding process, such a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sign of the cod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oders work. These suggestions can be effectively put into practice in 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 surveys.
Key words：social survey; occupational coding; data quality
職業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廣為應用的重要變量，對于研究中國改革進程中的社會變遷尤為關鍵。在國內許多重要研究項目中，如社會流動、社會分層、公民素質等，職業變量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構成或影響因素。
近年來國內對社會經濟信息的重視使社會調查業在中國得到蓬勃發展，個人職業狀況幾乎是每個調查中必定要采集的信息。這些調查或采用訪員分散編碼，或采用編碼員集中編碼，對職業信息進行分類處理，然而對于職業編碼的質量卻鮮有報告或經驗性研究。
本文運用“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年初訪調查中收集的受訪人職業信息，對訪員手工分散編碼和編碼員手工集中編碼兩種方式的結果進行比較分析，期望能為職業編碼方式的選擇提供經驗性依據，并尋求計算機輔助調查(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CAI)模式下提高職業編碼質量的途徑。
一、 職業問題的編碼方式
在嚴謹的社會調查中，為了采集到詳實的職業信息，一般都采用開放式提問，要求訪員如實地記錄受訪人的回答，并在數據采集完畢后，再根據權威或普遍的職業分類標準創建編碼列表，培訓并組織編碼員將文本信息轉化為數值型的職業代碼，提供給研究者使用。這種編碼方式由于使用了專業的編碼員，且進行統一指導和及時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證編碼質量，因而得到了廣泛應用。然而這種編碼方式的缺點是成本較高，且時效性差。與之對應的另一種編碼方式是在數據采集過程中由訪員在采訪現場或在完成單個采訪任務后按照調查機構事先提供的編碼表，對問卷中開放問題的回答進行及時分類。這種方式雖然降低了編碼成本，增強了時效性，然而由于缺少有效的質控措施，不得不以降低編碼質量為代價。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人們總是期待可以使用計算機自動編碼。一套設計完善的編碼系統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減少用時和提高編碼信度。計算機自動編碼方式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計算機輔助編碼(ComputerAssisted Coding, CAC)，這種方式需和編碼員手工編碼結合使用。當編碼員遇到編碼困難時可以向CAC系統求助，CAC系統會根據編碼員輸入的信息給出一系列編碼建議。另一類方式可以稱為全自動編碼。編碼員將受訪者的應答信息直接輸入系統中，軟件會自動對其分配編碼，對于無法匹配編碼的信息則由系統退出，轉為人工編碼。計算機自動編碼方式已廣泛應用在美國、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人口普查職業信息編碼中。
綜上所述，社會調查中職業問題的編碼方式有兩種分類方法： 一種是根據編碼的地點及時間分為集中編碼和分散編碼。一般來說，集中編碼都發生在調查結束后，由專業編碼員來完成；而分散編碼則發生在調查進行中，多由訪員來完成。另一種是根據編碼工具的使用分為手工編碼和自動編碼。手工編碼中，編碼員主要依據自己對職業的理解和對編碼列表的掌握情況來選擇職業編碼；而自動編碼則是借助職業編碼軟件進行全自動或輔編碼。于是，在這兩個維度上形成了四種基本的編碼方式(見圖1)，即手工集中編碼、手工分散編碼、計算機輔助集中編碼和計算機輔助分散編碼。
計算機輔助編碼技術目前在中國尚未得到開發和應用。由于中國當前職業特征多樣，職業分類復雜，更是增添了該項技術開發的難度，在短時間內很難應用到實踐中來。因此，目前國內社會調查中職業問題編碼主要采用的是編碼員手工集中編碼和訪員手工分散編碼。
二、 職業問題的編碼質量
對于職業問題的編碼質量早在社會調查興起之時就引起了西方研究者們的注意。
首先，一系列研究顯示，職業變量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編碼誤差。例如，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關于職業問題的編碼誤差為13.5%，同一年美國人口普查對職業問題的編碼誤差也高達13.3%。針對這一問題，兩國都采用了新的編碼質控程序。在瑞典1975年的人口普查和美國1980年的人口普查預調查中，都成功地將誤差降低了約8個百分點［1］238。近幾十年來，盡管有多種編碼方式的混合使用，但關于職業信息編碼質量的評估報告卻較少，目前只發現在美國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RTI) 1991年的一項研究中報告職業信息的編碼誤差為21%［2］315。
研究者們對職業信息編碼質量的影響因素及后果進行了探討。基于傳統的編碼員手工集中編碼，一些研究發現職業信息編碼信度(reliability)會受到編碼員自身的影響。為了評估瑞典1970年人口普查中開放性問題的編碼質量，研究者們抽取了一部分樣本，邀請5名經驗豐富的編碼專家對這些樣本涉及的8個開放式問題(其中包括職業問題)進行編碼，并計劃將其編碼結果作為標準，用來評估此次人口普查的編碼質量。然而，在對5名編碼專家的編碼結果進行分析后發現，這些編碼結果不僅因編碼員不同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即使同一編碼員的編碼也有較大的變異性。如職業編碼，編碼員間的變異比例(betweencoder variability)為28.4%，而編碼員自身的變異比例(withincoder variability)在7.1%至10.9%之間不等。而且職業問題的編碼結果在測試的11個問題中變異性最高［3］。
訪員實地(采訪進程中或采訪結束后)對職業問題進行編碼的方式也比較常用。研究者們對兩種方式的編碼質量進行了比較研究，然而意見卻很不一致。有研究發現，在職業問題編碼上，專業編碼員比實地采訪員更容易達成一致標準，但總體來說兩者的差別不大［4］。有研究證明，在降低編碼員關聯方差(correlated coder variance)上，使用訪員編碼要優于使用專業編碼員，同時，兩種方式的編碼精確度沒有明顯區別［5］。另有研究發現，訪員實地編碼的變異性平均占應答總體方差的3%，而編碼員編碼則只有0.6%［6］，因此采用訪員實地編碼方式要謹慎。此外，也有證據顯示訪員實地編碼會對采訪行為產生負面影響［7 8］。
國內對于社會調查方法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政府、商業和學術的調查機構對于職業信息的編碼都設立了一定的規范，但尚未有任何一項研究對編碼誤差進行公開報告，也沒有發現其他有關編碼質量的實證研究?？梢哉f，國內對職業編碼質量的研究是一塊尚未開墾的處女地。
三、 數據來源及職業編碼方案
(一) 數據來源
以往關于問卷調查中職業編碼質量的研究多采用實驗方法。這種設計雖然可以很好地控制目的，但卻很難將結果推論到真實的調查實踐中。同時,實驗結果也常常會受到小樣本量的限制，致使一些必要的統計分析無法正常進行。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全國概率樣本跟蹤調查――“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CFPS是國內首次應用計算機輔助面訪調查技術(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CAPI)的全國性綜合跟蹤調查數據平臺，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設計實施的一項旨在通過跟蹤收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的變遷，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決策提供第一手實證數據的重大社會科學項目。作為探索性的嘗試，該調查在2010年初訪調查中對職業問題的編碼采用了記錄詳細職業信息和訪員分散編碼的雙重保障方式；在調查結束后，還對收集到的職業問題數據(文字描述)組織編碼員進行手工集中編碼。
CFPS實地采訪問卷中對于目前有工作的成年受訪人共設計了5道有關職業的問題：
G303您現在主要是在哪個機構工作？
G304 您現在工作單位的名稱？
G305 請問，您現在主要工作的機構屬于？
G306 您的職業是 。
G307 您的職業屬于哪一類？
其中，G303和G305為封閉式選擇題，G304和G306為開放式問題，G307則是訪員在CAPI系統下根據CFPS職業代碼字典進行查詢，對受訪人的職業和行業進行現場編碼。訪員在記述G306的回答時，采訪系統會給出提示： (1) 如果受訪者有多份工作，請詢問占用時間最多的工作；(2) 請詳細記錄受訪者的主要工作，填寫具體內容： 工作部門＋工作職責/工作內容＋工作崗位/工種名稱。
CFPS進行初訪調查問卷的設計時，國家統計局尚未公布最新的職業分類體系(GB/T 6565 2009)，而當時的職業分類體系(GB/T 6565 1999)已不能完全體現近十年來我國職業發展的狀況。所以,CFPS初訪調查的職業代碼借鑒了“中國社會跟蹤調查”
中國社會跟蹤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與香港科技大學調查研究中心合作，自2003年開始的全國性綜合社會調查項目。 的職業分類標準，在GB/T 6565 1999的基礎上進行了修訂，包括8大類共計595個職業代碼。
(二) 訪員實地編碼
CFPS在2010年度的初訪調查共使用了438名訪員，這些訪員大多數來自本次調查的目標區縣，并且都參加了在北京大學舉行的為期6天的集中培訓，其中包括關于職業代碼分類的專門培訓。在職業代碼分類培訓中不僅詳細講解了職業代碼的分類框架，還傳授了在CAPI系統中快速查找職業代碼的技巧，并對一些分類的難點進行了舉例說明和現場演示。
作為CAPI環境下訪員實地編碼方式的首次嘗試，這次調查對編碼系統的設計采用了簡單的查詢法，在采訪界面上呈現為樹形結構(見圖2)。訪員編碼時本著“先大類、后細類”的原則，首先確認受訪人的職業屬于哪一大類，然后可以逐級點擊，最后確認四級代碼為最終代碼。此外，在訪員培訓中強調訪員在編碼感到含糊時要“多追問，問細節”，以獲取足夠的編碼信息。同時也建議訪員使用鍵盤而非鼠標的方式進行操作，以減少錯誤點擊，并加快操作速度。
(三) 編碼員集中編碼
編碼員集中編碼工作開始于數據采集完畢后。編碼員來自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編碼流程上采用了雙向獨立驗證并判定(Twoway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with Adjudication)的質控方式［1］240。
在第一輪編碼中，兩個編碼員(A和B)根據具體的職業描述、工作單位名稱和工作機構屬性信息，采用背對背的方式，對每一個受訪者的職業信息進行編碼。在這一輪編碼中，如果兩人編碼結果一致，則確定為最終職業代碼（OC1）；如果不一致，則將這些條目提取出來，進入下一輪編碼。
第二個階段選用經驗較為豐富的編碼員(C)，由其一人對這些不一致的條目進行獨立編碼，如果其編碼結果與前一輪編碼結果中的一個保持一致，則確定該編碼為最終職業代碼（OC2）；如果三人編碼結果均不一致，則由專業的研究人員(D)根據編碼員編碼、訪員實地編碼以及相關的輔助信息進行判定，從而形成最終的職業代碼（OC3）。因此，對于每一個職業問題條目，其最終代碼的確定要經過2―4個編碼員的判斷，從而達到對編碼質量進行控制的目的。
四、 訪員實地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比較
不出所料，編碼員集中編碼表現出了較好的編碼信度。在第一輪編碼結束后，兩個編碼員有76.4%的結果達成一致，經過第三個編碼員的確認編碼，一致率提高到91.4%，最后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職業編碼需要由研究人員進行最終判定。
然而，編碼員的編碼結果與訪員實地采訪時的編碼結果卻有較大的分歧。我們將所有編碼結果根據職業分類標準分為一到四級編碼(一級碼為最基本的分類，四級碼為最精細的分類)，并且以編碼員達成一致的一級編碼
職業編碼所采用的分類標準共有類，但軍人和無職業者不適用于該問題，因此沒有列入在此項分析中。 為分類標準來計算各級編碼的一致比例，結果見表1。
總體來看，兩種編碼方式在四級碼上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結果是一致的，隨著編碼類別的減少，一致的比例也逐漸加大。如在二級和三級碼上，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結果相同，而在職業大類的一級碼上，一致率可以達到四分之三。
分職業類別來看，從事農、林、牧、漁、水利業的生產人員在各類有職業信息記錄的受訪者中人數最多，約占一半。同時，這一類別內職業詳細情況的編碼一致率也最高。尤其在一級的大類編碼上兩種方式的編碼結果一致率高達99.35%，在最為精細的四級編碼上也有一半以上的相同比例。
與之相比，人數比例占第二位的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對其具體職業的編碼結果則不甚樂觀。在四級碼上只有6.05%的編碼結果相同，即使在一級的大類碼上一致率也只有38.02%。對于其他職業大類內的四級精細具體編碼，其結果的一致率也大多低于50%。
雖然有經驗的調查人員對訪員實地編碼方式可以列舉出諸多缺點，但卻很少能夠如此直觀地發現訪員實地編碼結果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存在如此大的差異。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影響了兩種方式的結果不同？我們是否可以認定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要優于訪員分散編碼呢？
五、 影響職業問題編碼質量的因素
影響職業問題編碼質量的因素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影響因素來自于訪問過程，如訪員所記錄下的職業信息量、訪員編碼時的態度以及訪員編碼的經驗等。無論是編碼員集中編碼還是訪員實地編碼，其編碼質量都會受到訪員記錄下來的職業信息的影響。一方面，這反映了訪員了解受訪人職業狀況的程度；另一方面，它也是編碼員集中編碼的重要信息來源和憑據。因此,職業信息越豐富，兩者的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本項研究對訪員記錄職業信息的字數進行了統計，并以此來測量職業信息的豐富程度。數據顯示,訪員記錄職業信息的平均字數為5.76，最大值為24，最小值為1。
訪員編碼時的態度可以用訪員編碼的時間來測量，我們假定工作認真的訪員所用的編碼時間會相對較長。這項指標在傳統的紙筆方式的問卷采訪中很難獲得數據，然而由于CFPS采用計算機輔助采訪系統，系統可以自動記錄下每道問題的采訪用時。本次調查中，訪員對職業問題進行實地編碼的平均用時為26秒。我們認為訪員在編碼時所用的時間越長，其編碼結果和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越有可能取得一致。
分析發現，訪員對職業信息的編碼數目從1個到271個不等，但平均下來每個訪員大約會對36個受訪人的職業信息進行編碼。我們假定訪員編碼的經驗會隨著編碼次數的增加而上升，為此我們對每個訪員所完成的需對職業進行編碼的問卷依據完成時間進行排序并賦予序號，序號越大意味著該訪員的編碼經驗越豐富，從而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
第二類影響因素與訪員自身的背景有關，我們主要選取了訪員的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三個變量。本次調查中，有28.2%的訪員是女性。訪員的平均年齡是28.2歲，最小為18歲，最大為51歲。其中，擁有大專學歷的占36%，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占49%，而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僅占15%。經驗上認為年齡大的訪員、男性訪員以及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訪員在職業方面的知識較為豐富，編碼質量也會相對較高。
第三類影響因素與職業本身的編碼難度有關。表1展示了不同職業大類下編碼結果的一致率有較大差異，這意味著這些職業大類下的具體編碼難度不盡相同。例如對于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的編碼一致率最高，這可能是因為這類職業編碼相對容易。因此，在分析中以第五職業大類(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為參照組，對不同的職業分類進行控制。
為了考察這些影響因素在不同級別的職業編碼上的表現，我們控制了職業類別的影響，分別對每一級別下兩種方式的編碼是否一致的結果進行了Logistic回歸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在第一類影響因素中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字數至關重要。訪員記錄下的字數越多，兩種方式的編碼質量越好，結果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在控制其他變量影響的情況下，訪員多記錄一個字，在二級編碼上結果一致的可能性會提高10個百分點，一級編碼上會提高5.5個百分點，三級編碼上會提高8個百分點。然而這個變量在四級編碼上則效果不太明顯，這意味著在精細的職業編碼中，除職業信息的詳實程度外，其他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
訪員職業編碼經驗在進行初級的職業編碼時雖然沒有什么作用，但在高級別的職業編碼上顯示了顯著的影響，證明訪員編碼經驗越豐富，在進行精細的職業編碼時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越接近。但由于訪員接觸到的職業編碼條目較少，編碼經驗在訪員身上并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優勢，然而在本次調查集中編碼時，平均每個編碼員會對大約3 000條職業信息進行編碼，編碼員豐富的編碼經驗意味著更好的編碼質量。
相比之下，訪員實地編碼用時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后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影響
我們懷疑訪員實地編碼用時過長，可能會在記錄職業描述信息時偷工減料，從而間接影響到兩種方式編碼結果的一致性，然而附加分析發現這種猜測并沒有得到數據支持，因此沒有反映在模型建構中。 。
對訪員自身背景因素的分析顯示，性別和年齡兩個變量的作用基本與預期的相同，尤其是在進行精細的高級別的職業編碼上，男性訪員確實比女性訪員表現出更好的編碼質量，在精細的四級編碼上，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男性訪員的編碼結果與編碼員集中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要比女性訪員高出27個百分點。同時,年齡較大的訪員也表現出一定的優勢，在四級編碼上，訪員每年長一歲，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會增長3.4個百分點。
然而，訪員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并非像我們預料得那樣簡單。在較粗略的低級別的職業編碼上，教育差別并沒有明顯地反映在編碼數據質量的差異上，甚至在三級編碼上，受教育程度高的訪員反而更容易出現與編碼員集中編碼不一致的情形，但在進行精細的四級編碼上，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訪員顯示出了明顯的優勢，與集中編碼結果取得一致的可能性遠遠大于高中及以下學歷的訪員。
職業類別在分析中既是影響因素，也是控制變量。與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的職業相比，其他類別的職業確實顯示出較高的編碼難度，從而導致兩種方式編碼結果不一致的可能性較高(結果未報告)。同時，在控制了職業類別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訪員的編碼信息、編碼經驗以及自身素質對編碼質量的影響。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概括，信息、經驗和素質是影響職業問題編碼質量的重要因素，三方面因素對于精細或粗略編碼上的作用不盡相同。對于粗略的職業編碼，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最為關鍵，信息越多，編碼結果一致的可能性越高；然而在進行精細的職業編碼時，訪員自身因素也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編碼經驗和訪員素質都會直接影響編碼結果的一致性。
六、 結論及提高職業問題編碼質量的設想
采用訪員分散編碼的方式對社會調查研究人員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一方面，這種方式成本低，時效強；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使用專業編碼員時所遇到的信息不足及編碼員關聯方差的問題。
然而，本研究顯示，該種編碼方式的數據質量令人擔憂。和編碼員集中編碼的結果相比，在精細的四級職業分類編碼上，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結果相同，即使在最為粗略的一級職業分類編碼上，結果相同的比例也只有四分之三。
在精細編碼上出現的差異，主要受到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量、訪員編碼經驗及訪員自身素質的影響；在粗略編碼上的不同，則主要與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量有關。分析也顯示，不同的職業類別也顯示出不同的編碼難度，造成兩種方式的編碼結果不一致。
由于沒有判斷所有職業編碼對錯的絕對標準，我們不能直接判斷哪種編碼方式的數據質量更好。然而，研究發現訪員的素質和編碼經驗對于精細的四級編碼數據質量非常重要。但在訪問實施過程中，對訪員因素的控制難度較大，提高訪員實地編碼質量不易實現。相比之下，采用集中編碼的方式可以對編碼員進行篩選，編碼員不僅會受到編碼工作的專業培訓，并且可以接觸大量的編碼條目，從而積累豐富的編碼經驗，加上編碼過程的集中管理和有效的質控手段，我們可以推斷編碼員集中編碼的數據質量要更可靠。因此，在嚴謹的社會調查中，特別是在精細的職業編碼上，建議采用編碼員集中編碼來獲取更好的職業編碼數據。
研究結果還肯定了訪員記錄的職業信息對于職業編碼的重要性，因此應該加強對訪員記錄職業信息的行為規范，盡量采集到準確編碼所需的重要信息。同時，在編碼員編碼過程中也要加強質量控制，從而在信息輸入和處理過程兩方面來保證編碼數據的質量。
在計算機輔助調查中，這些建議可以得到有效實現。具體地說，可以考慮從三個角度來改進職業編碼： (1) 調查前對訪員加強職業編碼的培訓，使訪員明白編碼所需的重要信息，確立訪員對職業信息的記述規范。(2) 在調查執行的同時組織編碼員進行集中編碼。計算機輔助調查的優勢之一就是調查數據可以在采訪當天傳送到總部，這樣可以及時將職業描述信息提取出來，組織編碼員開始編碼。實時的集中編碼有兩個目的： 一是可以及時發現職業信息記述含混及難以歸類的條目，并請訪員協助補充信息；二是作為數據質量監控的手段，可以提醒或干預訪員遵守職業信息的記述規范。(3) 除了采用雙向獨立驗證并判定的編碼流程外，還要加強編碼員集中編碼的質量監控，對編碼效率和質量進行定期評估。較為簡單的做法就是借用計算機輔助調查系統，將職業分類說明作為幫助文件，以方便編碼員查詢，然后利用下拉菜單選擇代碼或直接輸入代碼的方式進行編碼。計算機輔助調查系統可以記錄下編碼員每個條目的編碼用時，同時也可以及時導出數據進行編碼結果的比較和判定，從而為定期的質量和效率評估提供數據基礎。這樣，不僅可以保證職業問題編碼的數據質量，還可以加強編碼員集中編碼的時效性，并且提升編碼效率，降低編碼成本。
［參 考 文 獻］
［1］ P.Biemer & L.Lyberg,Introduction to Survey Quality,New York： Willey & Sons,Inc.,2003.
［2］ P.Biemer & R.Caspar,″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Survey Operations：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 Vol.10,No.3(1994), pp.307 326.
［3］ L.Lyberg,Control of the Coding Operation in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s―Some Contributions,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1981.
［4］ P.Campanelli, K.Thomson & N.Moon,et al,″The Quality of Occupational Cod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in L.Lyberg, P.Biemer & M.Collins,et al(eds.),Survey Measurement and Process Quality,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1997,pp.437 453.
［5］ J.Martin, D.Bushnell & P.Campanelli,et al,″A Comparison of Interviewer and Office Coding of Occupations,″http：//省略/sections/srms/Proceedings/papers/1995_195.pdf,2011 09 20.
［6］ M.Collins & G.Courtenay,″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eld and Office Coding,″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Vol.1,No.2(1985), pp.221 227.
第2篇
關鍵詞：大四學生；社會支持；應對方式
中圖分類號：G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1-0223-03
一、問題的提出
處在社會轉型加劇的今天，我們青年群體面對越來越多的壓力和挑戰，升學、就業、婚姻、房價車貸等等，特別是我們高校大四學生群體，我們如何選擇以后的人生，我們如何經營以后的人生等一系列現實而亟須解決的困惑問題接踵而至，這些選擇和問題無形中增加了我們的壓力和負重。心理壓力已經成為大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的不利因素的重要方面之一。面對壓力我們大學生群體有不同的社會支持，所謂社會支持，是指個體身處的社會關系網絡使用物質的或者精神的手段對需要幫助的個體給予幫助的行為的總和。我們大學生群體主要得到來自學校、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在應對壓力時社會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緩和排解壓力，保持心靈的健康與輕松。面對壓力我們大學生選擇應對方式的傾向性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這種選擇是不是受到社會支持狀況的影響，這些問題都給我們面臨畢業選擇人生道路的大四學生以無窮的啟示。
二、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長江師范學院大四學生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問卷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77份，有效率為88.5％。在177份有效問卷中，男生48名，女生129名；文史類79名，理工類59名，藝術類39名。
（二）研究工具
1.應付方式問卷
該問卷共有62個項目，其中有4個反向計分的題目，除此之外，各個量表的分值均為：選擇“是”得1分，選擇否得0分。問卷由6個分量表組成，分別是問題解決、自責、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該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各題的因素負荷值均在0.35以上，6個應付因子重測相關系數分別是：r1=0.72，r2=0.62，r3=0.69，r4=0.72，r5=0.67，r1=0.72。
2.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
該量表屬于整體功能測量，分為三個緯度：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度，共十個項目，其中第6、7、10項反映的是客觀支持，第1、2、3、5項反映的是主觀支持，第4、8、9項則是社會支持的利用度。該量表信度0.80，效度0.89，得到廣泛的應用。經過近三十項的有關社會支持的研究證明，重測一致性為0.76－0.89。三個維度得分越高說明受試者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及社會支持利用度的程度就越好?？陀^支持是指客觀的或實際的支持,即實際物質幫助的參與和社會關系網絡的參與；主觀支持是主觀的或者個體體驗到的支持，主要指身處社會的個體感知到的、被尊重、被理解的程度；對支持的利用度是指個體對社會支持的利用程度。
（三）數據處理
對所收集到的問卷，進行整理、編碼，剔除無效問卷。然后運用SPSS18.0，進行數據分析，對數據進行t檢驗，方差分析以及相關分析等。
三、研究結果
（一）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差異性研究
1.社會支持在專業維度上的差異和在性別維度上的差異
由表2所知，客觀支持在專業維度上差異顯著，經過事后檢驗，文科和藝體差異顯著，理科和藝體、文科和理科均無顯著差異，其中文科明顯高于藝體，而客觀支持在性別維度上差異不顯著。主觀支持在專業維度上差異顯著，而主觀支持在性別維度上差異不顯著，通過事后檢驗發現主觀支持在專業維度上的主要差異表現在：文科和藝體專業、理科和藝體專業的同學差異顯著且文科和理科專業的同學主觀支持得分明顯高于藝體，文科和理科之間則無顯著差異。對支持的利用度在專業和性別維度上差異均不顯著。
2.應對方式在專業維度和性別維度上的差異
由表3所知，解決問題在專業維度上差異顯著，經過事后檢驗，發現文科和藝體差異顯著，理科和藝體差異顯著，文科和理科無顯著差異，且文科和理科均高于藝體，其他應對方式（包括求助、幻想、自責、退避、合理化）在專業維度上差異不顯著。合理化在性別維度上差異顯著，男生要高于女生，其他應對方式（包括求助、幻想、自責、退避、合理化）在性別維度上差異不顯著。
（二）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的相關性的研究
由表4所知，客觀支持和求助的相關系數是0.176，在0.05水平上顯著相關，主觀支持和解決問題的相關系數是0.162，在0.05水平上顯著相關，主觀支持和求助的相關系數是0.212，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主觀支持和自責的相關系數是0.164，在0.05水平上顯著相關，主觀支持和退避的相關系數是0.151，在0.05水平上顯著相關，對支持的利用度與求助的相關系數為0.452，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
四、分析與討論
（一）社會支持的專業和性別維度上的差異及成因分析
社會支持在專業維度上的差異原因是：從客觀支持的角度來說，因為客觀支持是指客觀的或實際的支持,即實際物質幫助的參與和社會關系網絡的參與，聯系數據可能是因為師范類的文科學生獲得獎勵和援助的政策要比較多加之要求和期望較藝體生低；從主觀支持角度來說，因為主觀支持主要指身處社會的個體感知到的、被尊重、被理解的程度，個體差異和成績是兩個主導因素本研究表明社會支持在性別維度上無顯著差異，究其原因首先是教育背景差異較小，其次是個體差異影響數據變化，最后是對主客觀支持的傾向和利用程度受到的是社會、家庭、個體特性等因素綜合影響。
（二）應對方式在專業和性別維度上差異顯著的成因分析
文科和理科之所以與藝體有顯著差異，應該要從學生自身的學習目標和學習方式上的差異來探討：非藝術類的學生的學習目標非常明確且學習方式一般比較單一枯燥，而藝術類學生一般家境較寬裕，可以選擇的余地也比較多。合理化在性別維度上差異顯著，男生要高于女生，其他五種應對方式（解決問題、求助、幻想、自責、退避）在性別維度上差異不顯著。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現在男生的壓力普遍要高于女生，所以在這種高壓下男生積極應對的方式可能效果不是很明顯，可能有些就會轉而去運用消極的應對方式，從而會產生一種混合型的應對方式。
（三）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的相關性及其成因分析
在當今社會，講究的是合作共贏，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網對一個人的發展至關重要，借助他人的或者團體的力量就是對社會支持利用的一個方面，因此對支持的利用度和求助的顯著正相關是合理的；主觀支持與解決問題呈顯著相關是因為主觀支持更多的是一種情感體驗，對于解決問題這個積極應對方式來說，受到這種情感上的支持或者說精神上的鼓勵和認同的人更偏向于運用這種應對方式；客觀支持與解決問題的相關性則不顯著是因為客觀支持主要是物質上的實際的援助和支持，對一個人的對待應激事件的態度沒有直接的關聯，物質支持容易讓人依賴，所以遇到應激事件了他不會思考怎么妥善處理或者解決而是習慣性依賴。
五、建議
本研究通過對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相關及其在專業、性別維度上的差異，得出了一些對我們大四學生這個群體起到引導和啟發意義的結論，通過這些結論的總結和分析，筆者想對大四學生群體提一些合理化建議：積極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系，無論從以后的發展做長遠的打算還是在近期營造一種和諧的生活和學習環境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同樣也是一種能力，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能力。在壓力非常大時要學會尋求適合自己的排解方法，也要積極求助同學或者老師，尋求學校提供的一切可能利用的資源為自己的問題找解決辦法。不要自我設限，好像性別、專業、家庭的這些標簽真能讓自己處于競爭的劣勢，關鍵要讓自己的內心強大，要會找到精神上的大后方，要適應著去用一種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問題。
六、小結
對于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研究，本文最大的創新意義在于對大四學生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狀況和關系進行研究，從而得出一些正面的結論去引導我們大四畢業生這個特殊的群體更好地應對轉型壓力和現實壓力，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但在研究過程中，本文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主要有：一是本研究的被試樣本的數量以及地域有一定的限制，只選擇了長江師范學院的學生，很難把研究結果推廣。二是研究中隨機誤差很難控制，在以后的研究中應加強隨機誤差的控制。三是在專業變量上沒有很好的研究，有待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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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論文摘 要】大學生社會實踐自開展以來便受到了高校以及社會的普遍認可，且大學生也紛紛表示在社會實踐中獲益匪淺。但是，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選擇實踐方式上存在差異。為此，本文在整理浙江師范大學各年級在校大學生的問卷以及訪談記錄的基礎上，同時查閱相關的文獻資料，提出了若干建議。
一、調查目的
大學生社會實踐形式多樣、目的各異，通過調查研究各年級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不同方式、傾向，比較不同年級大學生的社會實踐的差異，分析不同年級大學生開展不同社會實踐的原因，從而針對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提出相關建議，正確引導各年級大學生參與適合并能鍛煉自己的社會實踐，豐富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形式、提高大學生社會實踐的水平。
二、調查結果
對問卷進行數據分析可得，在選取實踐內容上，65.35％的低年級學生選擇了興趣方面，而選擇了專業方面的只有34.65％。由此可知低年級在選取實踐課題時，往往會更關注自身興趣方面的內容。反觀高年級的同學，在實踐內容上有58.68％的同學更傾向于專業，而41.32％的同學則偏向于興趣。可以看出，高年級的同學在實踐課題的選取中更關注專業方面的內容。由此可知，不同年級大學生在社會實踐的專業相關性方面具有差異性，且隨著年級的升高，同學們對于實踐內容的選取逐步從自身興趣向專業方面過渡。
三、結果原因分析
（1）參與社會實踐的必要性。大學生對實踐的態度是造成實踐方式差異的原因之一，為此，我們通過問卷調查了大學生對社會實踐的態度，結果如下：絕大多數同學認為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十分必要，能鍛煉個人能力。但鍛煉個人能力的出發點在高低年級當中存在不同，低年級的同學更加關注自身興趣愛好的發展，而高年級的同學則更加側重專業技能方面的鍛煉。（2）參加社會實踐所需的條件。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大學生群體中普遍認為“經驗積累”比較重要，高年級占24.34％，遠高于低年級的19.23％比例。其次是“專業素質”，高年級群體比例達25.12％，低年級只占17.78％。而對于“參與積極度”，低年級的同學以24.41％的比例遠高于高年級的12.48％。由此可知，高年級群體更注重專業素質培養和經驗累積，而低年級學生對社會實踐具有較大積極性。（3）社會實踐的收獲。高低年級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都有各自收獲，而其中有較明顯區別的是“專業需要鍛煉”這一選項。高年級大學生認為專業需要鍛煉的占了25.19％，而低年級則只占了4.23％?？梢钥闯?，高年級大學生較低年級大學生更注重在社會實踐中得到專業技能的鍛煉，從而獲得經驗的積累。這與高年級大學生即將步入社會，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有著緊密聯系。因此，高低年級大學生由于在社會實踐中收獲不同將會影響其社會實踐方式的選擇。
四、關于改善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建議
（1）從不同年級大學生個人角度出發。低年級學生可以從個人的興趣愛好出發，廣泛嘗試各種類型的工作，為以后就業崗位明確方向。但在注意形式多樣性的同時，也應注意到活動的計劃性。高年級學生應注意實踐內容的針對性，明確目標，在社會實踐活動內容的安排上，既要針對學生的思想實際和專業學習的特長，又要針對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地方的特點，兩方面結合起來考慮以增強針對性，取得較好效果，為自己以后就業積累經驗。（2）從學校角度出發。鑒于低年級學生普遍缺乏實踐經驗，又對實踐抱有極大熱情，學校應對其提供實踐指導。同時，低年級學生人脈關系薄弱、實踐經驗缺乏，學校應盡可能幫忙指導組建實踐團隊，提供實踐基地，幫助其走向實踐崗位。同時學校應充分意識到社會實踐對于不同時期大學生成長的不同意義，通過開展各類實踐比賽等鼓勵高年級學生主動、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提高自我。（3）從社會角度出發。希望社會方面能夠貢獻出更多力量扶持大學生的就業實踐，通過增加一些培訓以及臨時工作崗位，讓學生充分體驗到工作崗位的真實環境，培養其工作能力，讓其提前適應工作環境。當然，社會各界應多為低年級學生提供鍛煉舞臺，以提高其社會實踐能力。
參 考 文 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