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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學哲學;醫學哲學思想史;醫學人文精神
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時期。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得到長足的發展,當時盛行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產生深刻的影響。中醫學將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引入中醫學,與中醫學自身固有的理論和經驗相融合,以說明人體的形態結構、生命過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機、診斷和治療。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與中醫學固有理論和知識相融合的獨特醫學理論體系。挖掘和研究傳統醫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國現代醫學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1《易經》、《黃帝內經》為中醫學的形成奠定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形成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有理論準備和積淀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春秋時期的扁鵲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醫”為“六不治”之一,標志巫醫相混的時代結束,不科學的巫術開始從醫學剝離出去。古人還認為疾病產生于人類“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飲食伺釁,成腸胃之眚,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1]。還認為“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云瑞名官,窮診候之術”[1],才有了中醫中藥。“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圣道,則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農、黃帝的書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許多醫學史書籍也都普遍認為“醫之始,本岐黃。靈樞作,素問詳。難經出,更洋洋”[3]。而《黃帝內經》問世前,醫學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當醫生,許多文獻所談都過于粗疏。筆者認為在這個時期奠定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來自于“六經”之一的《易經》,其充當醫生的人也多來自于早期“儒”的社會職業之中。
“六經”之一的《易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哲學內容,如陰陽學說、天人合一的理論等,而且在思維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醫學的基礎。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這一醫學的行為上則更為重要。例如:在思維模式上,《易經》提出了"形而上為之道,形而下為之器"的道器論,在由“器”(物)升華為“道”(意)的過程中,《易經》主張要經過“觀物取像”、“立像盡意”、“以像喻意”的過程,這里的“像”應該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之處,作為哲學體系,在取譬中,它也成為醫學的思維模式。在方法上,取像類比是典型的《易經》,也是中醫學被廣泛應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國先民的重要思維方式,并被《易經》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醫學形成的過程中,吸納了這一重大命題,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的對應關系[4]。古人把物質世界的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到醫學的領域,借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并指導著臨床的診斷和治療,成為中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2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想和方法
精氣學說,是古代先哲們探求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氣)是宇宙萬物的共同本原,精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和調控著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此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滲透到中醫學中,促使中醫學建立了精為人體生命的產生本原,氣為推動和調控生命活動的動力的精氣理論,并對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藏象經絡理論、病因病機理論、養生防治理論的構建具有方法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陰陽學說,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石之上的樸素的辨證法思想,是古人認識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陰陽學說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說明相對事物或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互對立、制約、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長、轉化、自和等運動規律和形式,宇宙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世界本身就是陰陽對立統一的結果。中醫學將陰陽學說用于解釋人體,認為人體是由各種既對立制約又協調統一的組織結構、生理機能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學說幫助中醫學構筑了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并貫穿于其中的各個方面,指導著歷代醫家的理論思維和臨床實踐。
五行學說,既是古代樸素的唯物辨證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又是一種原始而質樸的系統論。五行學說認為,宇宙萬物可在不同層次上分為木、火、土、金、水5類,整個宇宙是由此5類不同層次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生克制化運動所構成的整體。中醫學以五行學說解釋人體,將人體的五臟、六腑、五體、五官、五志等分歸于五行之中,構筑以五臟為中心的5個生理病理系統,并以五行的生克規律闡釋此5個生理病理系統的相互關系。五行學說幫助中醫學建立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和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整體思想,構筑了人體臟腑經絡的系統模型,并用于解釋疾病的病理傳變和指導對疾病的診斷和防治。
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雖是我國古代富含唯物辨證法的哲學思想,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歷史的限制,仍存在著較多的局限性。人體的生命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尚有許多深層次的規律和機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學的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尚不能全面和從深層次來闡釋人體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規律和機制。因此,我們對精氣、陰陽和五行諸哲學思想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原始樸素的階段,應該結合現代自然辨證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個層次;對人體復雜的生命過程的研究,也不能僅用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來闡釋,而應該在中醫學整體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吸收中國古代人文學科的精華,一方面運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進行細微層次的研究,以逐漸揭示人體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
3天人相應、心身統一、臨床診治整體觀與氣血變化恒動觀是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
3.1天人相應整體觀人與自然界有著相類相通的關系;人與天地相參,與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陰陽與天之陰陽的相通相應:“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自然界陰陽五形之氣的運動,貫通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于天氣”(《素問》)。
3.2心身統一整體觀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體性,人體的各種臟器,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協調、相互聯系地維持著生命活動;生理與心理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統一體,生理狀態決定著心理狀態:“黃帝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歧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素問》)。心理狀態影響著人的生理狀態和病理狀態:“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
3.3臨床診治整體觀《內經》在對病因、病機、局部病變和整體狀況的關系、各種治療方法的關系等方面的論述,鮮明地表達了整體思維的特征。如認為局部病變是臟腑病變的整體反映,因此在診治局部病癥時,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素問》);強調將各種治病方法綜合起來,根據具體情況,隨機應變,靈活運用,使病人得到適宜治療:“古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問》)。
3.4疾病轉化恒動觀《內經》借用哲學“恒動觀”的概念﹑原理,認識人體生命過程的永恒運動及其伴隨發生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轉換過程。它認為世界是運動的,生命在于運動。事物與現象運動的化與變,以及事物和現象量與質的狀態為基本內容。正如《素問·六微旨大論篇》曰:“夫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搏,成敗之所由也……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在論述臟腑功能之后總結謂:“恍惚之數,生之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靈樞·天年》篇關于人體生長發育的論述,《素問·熱論篇》關于熱病傳變過程的記載,都是以恒動觀為思想基礎的。
4傳統醫學哲學思想的現實人文意義
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易經》、《黃帝內經》闡述了醫學人文觀念、醫生思維素質和醫學職業品格等方面寶貴思想。為醫學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體要求。
4.1醫學人文觀念第一,以生命為本的醫學本質觀。《內經》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素問》),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醫家當以病人的生命為本。因此,在為病人診治的時候,如同面臨萬丈深淵,極其謹慎;同時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堅定有力,全神貫注,決無分心:“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眾物”(《素問》)。第二,以人文關懷為本的醫學目的觀。《內經》認為,醫學的目的不僅是療病救傷,更重要的是對人的關愛:“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后世,無有終時”(《內經·靈樞》)。《內經》認為,醫者應關愛病人的生命,對病人滿懷同情和仁愛之心,以尊重和珍愛病人的生命為出發點考慮問題:“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靈樞》)
4.2醫者思維素質第一,完善的知識結構。《內經》從整體論的觀點和醫學的復雜性出發,對醫者的知識結構有著獨特的見解:醫者不僅要具有醫學知識,而且應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內經·素問》),這樣的醫者,《內經》稱之為“上工”。第二,主觀與客觀相一致。醫者的診斷屬于主觀認識,病人病情屬于客觀事實。《內經》認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為本”,醫者的診斷是第二性的,“工為標”。醫者的主觀與客觀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而主觀背離客觀,治療就將失敗。第三,理論聯系實際。《內經》認為,理論聯系實際的醫者才能掌握醫學的規律而不迷惑;對事物的要領了解極其透徹,才是所謂明事達理的人。
4.3醫生的職業品格第一,接診療病有方。《內經》認為,醫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需要從業者具有特殊的職業品格。在接診的時候,醫生應該注意起坐有常,舉止得體,思維敏捷,頭腦清醒:“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凈”。《內經》要求醫者診病時要具有高度負責的精神,全面觀察,全面分析:“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素問》),《內經》對“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素問》)的不良職業作風予以了嚴肅的批評。第二,醫患交往有禮。《內經》對醫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禮節作了首創性的闡述,首先提出“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的醫患交往的一般禮節,突出強調了“臨病人問所便”的重要性(《靈樞》)。
【參考文獻】
[1]唐·孔志約.新修本草序[A].唐·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新修本草輯復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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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助于調動醫學生對文獻檢索課的積極性
在進行醫學文獻檢索的教學中,學生們是教學的主體,教師著重培養學生對于信息的感知以及查找的能力,不斷增進學生對醫學文獻信息的獲取能力。在傳統的教學工作中,學生們對于醫學文獻檢索存在著一定的誤解,認為這是一種工具。現如今,將循證醫學模式引入到醫學文獻檢索中,學生們逐漸改變了對檢索課程的認識。在文獻檢索的課程中應用循證醫學的研究方式,主要是通過問題的提出--討論--收集、檢索--解決問題等多個步驟和環節,在這一過程中,學生們的自主學習能力得到有效的改善,調動了學習的積極性。
1.2為醫學生將來臨床實踐奠定基礎
由于循證醫學的起步較晚,將其應用到實際的醫學檢索工作還處于不斷探索的階段,因此,有些醫護人員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程度還停留在表面。事實上,醫學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之間存在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其專業性和實踐性都相對較強,要經過不斷的研究和發展,才能獲得作為科學的醫學理論知識。但是從課堂教學的方式以及學生的接受能力上看,其和實際的醫學發展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脫節現象,滯后性較為突出。這種現象造成的主要問題就是在學生們在畢業之后,所掌握的醫學理論和進行的實踐操作都存在著過時的現象。因此,將循證醫學融入到實際的醫學文件檢索課程當中,為學生進行臨床實踐提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進而提升了學生們對于醫學信息的鑒別能力。
1.3提高醫學生對文獻的檢索和分析技能
以往醫學文獻檢索教學更多的側重點是醫學文獻的查找,而查找到相應文獻后,其分析利用其文獻一般講授的比較簡單,缺乏真正的操作練習。在文獻檢索教學過程中,體現循證醫學遵循最佳科學證據,讓學生通過臨床問題,制定嚴謹的檢索策略,選擇數據庫時,除書目型數據庫外,還要檢索臨床實踐指南數據庫和臨床證據數據庫等,檢索到讀者所需的最佳證據或形成最佳證據的文獻,再對獲得的文獻進行嚴格的評價與分析等。這對于加強學生采用信息技術與邏輯方法查詢、選擇、評估、運用最新原始信息的技能,建立科學的檢索思維,提高學生快速有效地查尋和鑒別相關文獻資料的能力具有積極的意義。
2循證醫學融入醫學文獻檢索課的教學改革
2.1加強教學實踐環節
實踐教學是培養學生信息素養能力的重要環節。循證醫學的實施具體包括以下5個步驟:a.確定和形成需要回答的臨床問題;b.尋找可以回答上述問題的最佳證據,收集有關問題的文獻;c.評價證據的正確性和有用性以及作用的大小和臨床上的實用性;d.使用最佳的證據,指導臨床決策,并獲得反饋信息;e.對所做的工作進行評估。利用實踐環節建立和加強EBM思維,有利于進一步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奠定臨床實踐能力。
2.2有針對性的介紹可供醫學研究證據查詢的來源
在文獻檢索課程教學過程中除了傳統的檢索方法、對象、手段等基礎概念的講解之外,還應有針對性的多介紹一些可供醫學研究證據查詢的來源,包括數據庫、期刊、指南等。特別是Cochrane協作網中“Cochrane圖書館”的使用,以及通過各國Cochrane中心網站檢索臨床證據的方法。在介紹文獻計量學法時應著重于循證醫學常用的薈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的內容,此節內容應該與本校統計學教研室老師進行聯合承擔教學任務。
2.3改革考核方式
改革考核方式是今后醫學文獻檢索課程的重點,現如今多數的醫學院校在進行考核課程設置時,忽略了循證醫學,只是將其作為醫學文獻信息檢索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學生在課堂上的實際接受能力和運用程度就成了空談。可見將其作為考核課程的一部分的必然性和可操作性。但從現如今醫學院校的發展現狀上看,為了進一步促進資金的有效應用,可以將這一內容和學生平時的作業相結合,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操作能力。
2.4增強教師的綜合素質
教學效果及質量的好壞,關鍵在教師。目前,許多的醫學文獻檢索課教師是圖書情報、英語、計算機專業教育背景,而醫學專業教育背景的寥寥可數。如果要講授循證醫學知識,不僅需要有豐富的臨床和基礎知識,而且要較高的英語水平和情報學知識。總體而言,授課教師不斷加強自身知識儲備,有利于提高綜合素質。
3結論
【關鍵詞】中醫文獻嶺南醫學特點民國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素問·異法方宜論》就認識到“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所聚也”。根據中醫“天人合一”的思想,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習慣、人群體質的差異,導致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臨床證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區的醫家風格和醫療特色。嶺南醫學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建成于1924年,是廣州中醫藥大學建校的基礎,該校所收藏的民國時期嶺南中醫文獻比較齊全,這部分藏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國時期嶺南中醫的學術思想和發展水平,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筆者近年來在整理這部分藏書的同時,總結了這一時期嶺南醫學文獻的特點。
承前啟后,理論水平不斷提高
民國時期,中醫著述沿自清代以來的特點,重視對古典醫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論上有所提高。對于《內經》、《難經》、《傷寒論》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經過系統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說而予以補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陳伯壇的《讀過傷寒論》林清珊序云:“仲景書必跳出旁門可讀,……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書還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編曰《讀過傷寒論》,不讀則拾人牙慧,……是書乃傷寒論之文讕,先生即張仲景之書記,兩本書若作一本讀,則此解如蔓藤,覺有傷寒論為之前,是書宜今亦宜古。”[1]在近代教育體系確立之后,以一部經典、一家注疏作為教材的傳統方法已不能適應,必須適應發展需求,將中醫典籍的研究與新式教育體系相結合。對中醫理論不僅作系統的整理,而且聯系實際,去粗取精,進行發揮和提高。如盧朋著的《藥物學講義》務在“博取眾說,去其重復,擷其英華,發揮藥性之本能,提挈藥用之綱要,……又益以各種醫書,補其未備,旁及西說,作借鏡焉”[2],盡量采用各家之長,以啟迪思路。
注重實踐,結合臨床總結經驗
嶺南醫家一直非常重視醫療實踐的有效性,不尚空談。重臨床、務實際這是一種優良的醫學學風,但這也使嶺南醫家不擅總結經驗,并將其上升為理論,故在全國范圍影響較小。民國時期廣東中醫學校的興起,促使老中醫總結自己多年臨床經驗,將其上升為理論,用于指導學生。如嶺南骨傷科素有優良傳統,其以精確的理傷手法、獨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傷科用藥著稱于世。但近代廣東骨傷科名醫大多尚武,對醫學理論探討較少,傷科學著作甚少,其豐富的各種理傷手法,或散記載于其他醫籍中,或在民間流傳,一直未能歸納總結、整理提高。近代嶺南著名骨傷科醫家管季耀認為:“我中國駁骨一科,其術之妙,其藥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駕乎外國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醫學,舍其短而取其長,細心研究,使我國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醫藥學,發明而廣大之。”[3]“因將三世所歷試不爽妙要靈方,編成課本,綜其大綱,詳其節目,俾學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編撰的《傷科學講義》,把骨傷經驗上升為理論,填補了嶺南,乃至全國在這一方面的空白。
文獻編撰,內容豐富形式多樣
民國時期的嶺南中醫文獻,其編撰形式呈多樣化格局,既有專著,如黎庇留的《傷寒論崇正編》、黃公偉的《傷寒切解》、陳伯壇的《讀過傷寒論》、蕭步丹的《嶺南采藥錄》等;又有教材講義,如梁翰芬的《診斷學講義》、管澤球的《外科學講義》、盧朋著的《藥物學講義》、呂楚白的《兒科學講義》等等;更有學術期刊,如李仲守主編的《醫林一諤》、張階平主編的《杏林醫學》等。可以說,在編撰形式上,突破了原來經學式研究的獨尊地位,開始從多種角度、多種思路對古典醫籍進行注解和闡述,并借鑒了近代其他學科講義的一些形式,編寫通俗教材或給原文加注釋,幫助學生加深對經典著作的理解,作為入門閱讀之用。如謝澤霖與李近圣合編的《婦科學講義》,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選錄的名家論述之后加上按語。如該書第二章第一節,《素問》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5]之后緊跟按語:“按,經水固有應乎天氣之因,而亦能因天氣以為病,凡屬六所傷者,是外因也。”[5]又如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的《西藥概要講義》,該書以賀氏治療學為底本擇要節錄,詳細論述了各種西藥的成分、用法、療效等等,還配有各類術語、藥物的英文名。學科門類,基礎臨床分類清晰
民國時期的嶺南中醫文獻在學科分類上大致可分為基礎、臨床、中藥、中西匯通等學科門類。基礎類又分為中醫基礎類及西醫基礎類,如盧朋著的《醫學史講義》、陳汝來的《生理學講義》、《病理學講義》、馬毅民的《衛生學講義》等。臨床類分內、外、婦、兒、五官、針灸等科,如內科有高軒、陳任枚、劉赤選、鐘少桃等人分別編寫的《溫病學講義》、楊志仁的《內科學講義》、陳汝來的《雜病學講義》、李光策、胡鏡文分別編寫的《金匱講義》等,外科有管澤球、巫達云分別編寫的《外科學講義》、管季耀的《傷科學講義》,婦科類有謝澤霖、李近圣、呂楚白、林國銘等分別編寫的《婦科學講義》,兒科有陳汝來的《兒科證治纂要》、呂楚白的《幼科要旨講義》、《兒科學講義》、古紹堯的《兒科學講義》,五官有古紹堯的《喉科學講義》、梁翰芬的《眼科講義》,針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別編寫的《針灸學講義》。中藥方劑類有盧朋著為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編寫的《藥物學》、《方劑學講義》,鄧鶴芝為廣州光漢中醫學校編寫的《方劑學講義》、以及黃悌君的《藥物學》、羅紹祥的《藥物學講義》。中西匯通類有《中西醫學比觀》、《中西醫學全書》等等。
隨著對疾病認識日漸深化,臨證經驗的更加豐富,各科都有一些專門論述某些病種的著作問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細。例如,兒科對麻疹、痘疹的診治有進一步的研究,如陳伯壇的《麻疹蠡言》、《痘疹學講義》、古紹堯的《痘疹證治》,外科對性病也有專論,如管澤球的《花柳學講義》,且各有自己的見解。
教材內容,引進自然科學成果
民國時期的嶺南醫學文獻主張吸收西方醫學教育,用西醫學知識豐富自己的教材,不滿足于整理古籍文獻與臨證相結合的傳統教學方法,提倡中醫教材融會貫通中西學說。在教材的編寫上進行中西醫結合的嘗試,試圖溝通中西醫理。如張公讓的《中西醫學比觀》。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中醫學對人體結構的認識比較粗疏,所以專門編撰了《全體學講義》,該書緒論中有說:“欲研究身體之構造,須講全體學(又曰人體解剖學);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須講生理學。此二科者,乃醫學之基礎也。”[6]其他諸如《西法診斷學講義》、《化學講義》、《生理學講義》等等,體現了民國時期嶺南中醫謀生存、圖發展的特點,并開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學的成果和技術來補充及研究中醫。
【參考文獻】
1陳伯壇.讀過傷寒論·林清珊序[M].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印刷部印.
2盧朋著.藥物學講義·序[M].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印刷部印.
3管季耀.傷科學講義·序[M].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印刷部印.
4管季耀.傷科學講義·自序[M].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印刷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