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問題研究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農民問題研究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近來中國農民問題引起許多人的關注，事實上，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變遷，在世界史上都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涉及到如何在人民的時代，成就一個大國的長治久安，至于良心原則、經濟利益的考察和計算還遠在其次。在筆者看來，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

一

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在現代政治誕生初期就是一個最為尖銳的問題。在數百年的人類現代化史上，正是那些通過考驗的國家進入了發達社會，而印度、拉美等國家仍跋涉在泥濘當中，并落入為世人詬病的"萬劫不復"的鎖定狀態。"歷史如同畫廊，原創品極少，多是復制品。"（托克維爾語）當今中國農民的處境和當年蘇格蘭貧民的處境有頗多類似。在16、17世紀之交的蘇格蘭，剛剛起步的工業革命在激發生產力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現象：一個自由勞動者終其一年辛苦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馬克思關于"羊吃人"的描述并未忠實再現蘇格蘭的這段歷史，事實上，對于資本原始積累所造就的大批貧民來說，他們甚至連一條賴以維系于這個社會的"鎖鏈"都失去了。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蘇格蘭貴族和天主教勢力對貧民的這種悲涼處境保持沉默。盡管教會人士一再宣稱貧民的后代也一樣是"天使的孩子"，這些社會的棄兒別無選擇，他們只能退出因出生而與之訂立忠誠契約的社會。"天使的孩子"埋葬了自己早死的父母，起而殺死貴族和天使的代言人們，搶奪足夠的錢財，換取一張去往新大陸的船票，從此斷絕父輩們和這個社會的任何約定。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一個政治體并不足夠幸運，沒有一塊天賜的"新大陸"作為這些無路可走的貧民的退出之地，情況又該如何呢？難道讓他們選擇退出生存本身？

英國思想家洛克因此警告國王們：當立法者試圖奪取和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于專斷權力下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就使自己與人民處于戰爭狀態。洛克強調，就政治的本來意義來說，人民政府的合法權力只要一個正當組成的政府還在起作用就不能加以行使。雖然一個政府是否已經解體，這是個極端繁難和高度智識性的問題，但不要隨意挑戰人民的感覺和信心。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放棄判斷自己的生命是否處于危險之中的權力。一切誓言、威脅和學說都無法作到這一點。在這件事情上，"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判斷的權力在人民，判斷的方式不是靠推理，而是靠感覺。"話語不能阻止人民的感覺。"如果一系列濫權、搪塞和專斷都指向一處，人民就不能不感覺到自己是處于什么樣的統治之下。洛克向國王們陳述說：當人民身處悲慘之境時，就尤其要制定法律，清楚表明自己愛民的意圖，決絕執行法律，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它。否則，當人民開始懷疑時，盡管國王可以憑借各種手段維持統治，但他的政治權力已經消失。這時就不再有政治上的尊卑之分，國家的整體命運將只能交付單純人數的多少來定奪了。

二

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解答，很多人認為，應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的確，這是關鍵，但這決非經濟學功利計算中的幸福資源配置問題，而更是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所謂"王權"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乃內在于任何的政制當中，因為任何政制的根本問題都是中央權威如何落實、落實在哪兒的問題。或者法治的政治安排不能允許出現所謂"中的"，更無法容忍把一"國"之"民"在基本權利層面上分隔而治。換言之，現代政治社會的基本單位只能是公民個體，這就是政治家們所洞見到的最基本政治原則--人民。這個原則同時意味著，公民個體與中央權威之間必須具備直接性的政治聯系，不容任何地區共同體或人口劃分從中加以阻截、切斷。"公民"這個概念本身就預設了"國家"的概念：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或者一人口群落之公民！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的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否則國家就無法承受種種沖擊和震蕩。

美國立國之初，麥迪遜苦心研究了此前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幾乎所有地方權力體制，并寫就《古今邦聯札記》和《美國政治之惡疾》。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正是即將召開的費城制憲會議的理論基礎。在這兩篇文章中，麥迪遜委婉表達了對當時各州"民主恐懼癥"的痛心，暗示了這種癥狀必然要帶來的最可怕政治后果，即"社稷解體"。在隨后的制憲會議上，麥迪遜首先就揭示了現代立國藝術的一項根本原則--人民，他說："反對批準新憲法的人在討論問題時似乎對人民完全視而不見，從而不但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這些不同的政府建制看成是相同的，而且似乎以為它們之間的爭權奪利完全不受共同法律的控制。這些先生們的錯誤必須在這里指出。他們必須明白，政治的權威不管在什么地方行使，只能來自人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麥迪遜被尊為"國"父而青史留名，今日美國憲法名聞世界的起首句就是"我們美國人民……"。

麥迪遜同時也被公認為人類政治史上屈指可數的杰出政治家之一。他打破了在此之前"大國只可君主制"的固定看法，徹底解決了自馬基雅維利以來最要命的政治問題：共和制何以可能長治久安？并且以實踐表明了：若要成就真正的政治權力，若要真正地立國，大國無君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一個大國，人民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變革恰恰在這個最要命的點上失落了，并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變革良機。如何實現農民的國民待遇，建立中央權威與公民個體之間直接的、民主的聯系。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的決斷已經迫切地懸在這個國家的頭頂。我們現在所處的危機時刻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時機，甚至可以說：人類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空前重大的決斷就等待在此時此地作出了。一個歷史上曾經最穩固的君主國家在沒有君主的人民時代，要在此刻重新謀求政治權力正當性的基礎。

自賈誼《過秦論》以降，中國歷代士大夫對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一直高度重視，正是出于這種重視，儒家主流歷來有以維護大一統為己任的傳統。但自1911年帝制、創立共和以來，政治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事實上，我們甚至連大國如何可能共和？無君主何以可能長治久安？這個再重大不過的問題也沒有過認真的思考與討論。主流儒家士大夫的錯不在于他們端以維護大一統為己任，他們的局限之處僅僅在于他們未能考慮過無君主可否長治久安這樣的問題。但是，就這個問題來說，在西方也只是到了馬基雅維利的《君王論》才真正提出來。如果人們一味以從傳統中發掘出"專制"的種子為樂趣，我們不禁要擔憂：中國政治還能找回當年賈誼作《過秦論》時的那種眼光、意志和氣魄嗎？還能在這樣的眼光和氣魄中為或者中央權力重新奠定正當性基礎嗎？

這種氣魄和眼光倒可以從德國學者韋伯身上感受一二。韋伯當年對德國從一個長期積弱的經濟落后國家迅速崛起為一個歐洲經濟大國深為憂慮，他認為一個落后民族在經濟上的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可怕的內在危險，即它將暴露一個落后民族所特有的"政治不成熟"，這將使一個民族的復興愿望付諸流水。韋伯身后短命的"魏瑪共和"幾乎成了政治不成熟的代名詞。

韋伯指出，現代社會的基本任務在于創造一種政治過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會格局仍能凝聚為民族整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只有集團利益或單單人口群落的考慮，其結果將只能是整個民族的崩解。因此，落后民族經濟崛起背后所隱含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該民族的政治主導層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遠見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種新的政治機制，以適應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大部分問題的關鍵乃是政治主導層的素質問題。"韋伯認為，這樣的政治機制只能是大眾民主，即被納入一個統一國家經濟過程的社會成員必須能夠同時參與到一個統一的政治過程中去。大多數國民無法生活于本國的政治當中，而被排斥在外，這樣的機制在韋伯看來只有在經濟發展相當緩慢、社會尚未分化的狀況下才可能運行。因為在這種相對靜止的狀態中，社會整合主要倚靠傳統宗教和道德，政治則只是少數精英之間的博弈和制衡。一旦經濟和社會快速變動，政治主導層就必然要面對"國民"的民主問題。因此韋伯認為，不但德國容克式封建貴族政治要走向沒落，就連老式的歐洲自由主義政治，即英國的政治形態，也未可幸免。1867年，英國改革法案的出臺把自己送上了從單純的自由民族向民主民族過渡的道路，在政治上總是具備智慧、意志和遠見的英國政治主導層再一次顯示了自己的能力。如托克維爾所見："請你穿越時空，跟隨"紳士"一詞的命運，你將看到它的意義在英國隨著不同的社會地位互相接近、融合而擴大。每一世紀，這詞所指的人的等級就更低一點。它最終和英國人一起傳到美國。在美國它被用來泛指所有公民。它的歷史就是民主的歷史。"大眾民主最深刻的政治意義在于：他使發達民族的國內政治過程具有一種整體政治教育的穿透力和滲透力，使各個階層和人群同時具備對"全國性政治"的基本意識，使國民成員養成"責任共擔的習慣"，從而具備落后民族所望塵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韋伯指出，這正是政治民族和非政治民族的根本差別所在。

當年，韋伯最感到憂慮的就是當時的德國是"一個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韋伯尤其批評了當時德國新興資產階級"鼠目寸光的法律與秩序市儈主義"情緒，這種情緒片面強調秩序和穩定而一再錯失政治改革的時機。他說："新生代德國市民階層充斥了"政治厭倦癥"，尤其鐘情于一種德國特有的"非歷史"和"非政治"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德國的歷史似乎已經走到了頭，上千年的奮斗似乎都已經在今天完全達到。誰會操心問一問未來是否將認為我們這一代是行尸走肉、坐失良機呢？……事實上，在我們出生之時，歷史老人送給我們的生日禮物是以往任何一代都未曾受過的最可怕詛咒--政治侏儒！"對"經濟"的夸大強調往往導致人們虛妄地以為時時歧異的經濟利益可以維系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歸宿感。這進一步導致了新興階層把下層民眾排斥于全國性政治過程之外，喪失了把握民族國家長遠的經濟政治"權力"利益的能力，最終的代價便是無法成為民族政治意識的擔綱者，這是以后希特勒上臺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繼承了這種市儈思路的一個側面，片面追求外在強大，把整個民族送上了軍事突圍的不歸路。德國人的枷鎖是在國內鑄造的。

三

回頭看當下的中國問題，當年韋伯所呼吁的政治教育這一巨大工作已經不能再有絲毫延誤了，和當年的德國一樣，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民族國家如何論證并捍衛自己的問題。在當下，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主要面臨來自兩方面的直截而深遠的"非忠誠"挑戰。

一方面是來自那些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們。這些操練者只知道一味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景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理想和節操。事實上，不管這種景觀被描述得如何象人間天堂，都只能表明經濟科學和經濟本身已經走入迷途。許多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們天真地以為他們需要頂禮膜拜的價值判斷標準是商品生產的技術性經濟問題，或是分配問題（社會正義）。但在事實上，甚至連這些操練者自己都時時感到了某種絕對壓倒這兩種價值標準的東西。作為一門說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學，經濟學是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的。但是一當涉及價值判斷，經濟學就得學會與特殊的地域和民族建立聯系。中國的經濟政策只能是中國的政策，一個中國經濟學工作者所使用的價值標準也只可能是中國的標準。經濟政策必須為之服務的最終決定性利益乃是民族國家的權力利益。經濟學乃是一門政治的科學，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這種政治不是日常的官僚政治，而是整個民族長遠的權力政治利益。

另一方面的"非忠誠"挑戰來自宗教領域。前文所述的那段蘇格蘭的沉重歷史時期也正是宗教改革開始收獲自己政治果實的時期。當時的大多數歐洲世俗政治體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要面臨來自信仰領域的"非忠誠"挑戰，眾多的信仰操練者們以《圣經》為超越世俗政治的最高準則，在"因信稱義"教義的鼓舞下，他們號召所有基督徒平民都有責任隨時拿起武器那些"象打網球一般拋扔平民"的國王。他們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隨時隨地進行反抗的權力，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也因此不再以憑借高度政治智慧才可建立的"正義"原則為根本，而是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作為結果，人們輕易見證了一個"愛上帝也可以愛得血流成河"的時代。

正如盧梭評論的：如果只知道加爾文在宗教方面的改革，而不注意他與此并行的對政治法的貢獻，那就是對他的最大誤解。為了反對這種盲目的《圣經》崇拜所帶來的激進政治后果，加爾文不無審慎地指出：上帝是通過"下級官員"或者一個特定的英雄人物來抑制專制君主的。加爾文要求下級官員或者特定英雄人物來承擔這項再重要不過的政治責任。既然政治決非一樁"修修補補"的事情，這樣的一個人就需要經過特別的揀選。對于這樣一個嶄新的角色，加爾文呼吁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來對待，政治家的天職是一項神圣天命的感召，他們在人們當中當享有高度的特殊榮耀，也當享有人們富有見地的尊重。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乃是一門關乎國家整體的藝術。政治家必須把任何社會成員都當作"國民"來對待。政治家決不會單單憑借功利原則或者"良心"原則行事，而應當在任何境況下都以"正義"原則行事。

第2篇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民素質；農民增收；教育投入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8-0109-05

農民收入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既包括農民收入數量和水平、收入來源及構成，也包括城鄉收入比較和差距、農民收入增長及增幅等問題。農民收入問題事關國計民生，事關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事關國家長治久安，歷來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然而，農民收入問題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農民增收困難等現實窘況卻無情的告訴我們：解決農民收入問題還任重道遠，農民收入增速緩慢，尤其是解決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以糧食種植為主業的農民收入增長更慢!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終有賴于農民創收能力提高和創收路徑拓展以及大量農業人口的消化和轉移。

一、對于現有主流理論的追問

用投入產出理論分析解決農民增收問題不外乎兩個方面，即減輕負擔和拓展增收渠道。目前，我國已基本取消了長達2600年的農業稅，意味著減負空間幾乎為零。因此，對于農民增收的路徑選擇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拓展增收渠道方面。主流代表理論主要有：針對家庭聯產承包經營方式過于分散，提出的規模經營思路，其中農業產業化經營被認為是20世紀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最具全局性和長遠戰略意義的突破和創新”；針對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過慢，城市化率不高，提出了城市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也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舉措；針對我國現階段農業經營機械化程度不高、農產品及加工品科技附加值普遍偏低，提出了以農業技術研發、推廣、普及為核心的農業科技成果產業化理論；針對我國農業內外部產業層級過低，有的學者主張調整農業結構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方式；針對農業產業化經營過程中農戶和龍頭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和農民自主創新的各種新型合作社快速發展的實際，有的學者基于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現實選擇”。還有學者從農村經營資金不足而主張改革農村金融體制；還有學者從農村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而強調發展農村公共產品的重要性；也有學者從農村流通體制改革的需要而闡釋了發展農村市場的重要性。這些理論確實解決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不少問題，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然而，隨著農業生產經營進一步發展和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三農問題”尤其是農民增收問題顯得更為突出：農民收入增速減慢、農戶連年增產不增收、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等。這說明，上述理論及其支撐的農村經濟發展決策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究其原因，這些理論都是假定農民素質能滿足改革需要，更多地希望通過外部機制轉變和制度創新謀求解決三農問題。特別是過于重視外在機制和要素配置的作用，忽視農民自身應當作為農村經濟發展主體和農業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和發揮，引致了大多數農民不適應或不完全適應整個市場經濟發展節奏和要求，缺少必要的創業精神和能力，缺乏以提高自身素質謀求持續增加收入的內在動力和愿望。

事實上，在農業生產內部不管是推廣農業技術、提高農民和農業生產組織化程度，還是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加速城鎮化進程，都有賴于農業內部生產力提高，都必須以農民能接受和可以接受為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農業內部生產力特別是生產力能動要素農民素質的全面提高，外部環境改善、制度安排以及外部力量介入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也不可能完全改變農民群體的弱勢地位和現存的二元經濟結構，更不可能實現農民收入持續增加。因為外因雖然很重要但最終都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而農業生產力提高的關鍵在于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提高。只有不斷提高農民素質，增強農民就業和創業能力，才能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真正轉化和轉移，才能真正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以及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統籌發展，才能加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

二、基于內生增長理論的思考

農業經濟系統要實現持續增長，不斷增加農民收入，首先必須克服要素報酬遞減理論的約束，找到可持續發展的發動機。如何選擇和培育這種“發動機”，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內生增長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和思路。概括國外最近10多年來蓬勃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需求外溢模型”，主張依靠政府干預和需求外溢加快資本積累進程。盡快擺脫低水平循環陷阱。第二種是“邊干邊學和技術擴散模型”，認為自身經驗積累或技術和知識積累既可通過自身過去生產經驗總結和完善，又可通過外部學習完成。第三種是“內生技術進步和報酬遞增模型”，既包括Romer的生產要素外溢理論，也包括Lucas的人力資本積累理論，還包括Grossman和Helpman的壟斷競爭理論與R&D理論。這些理論與傳統經濟理論比較最大的差別在于他們不再假定“規模經濟不變”去研究生產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是從經濟內部結構關系，從制度安排、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等不同側面探討和研究他們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從經濟發展內部探求培植和完善一種“新型發動機”。這種“新型發動機”的核心在于創新，既包括制度創新，也包括技術創新；既追求發展思路和戰略創新，也講求發展模式和方法創新；既從穩態研究創新，也從動態研究創新。從阿羅“邊干邊學”到熊彼特“創造性毀滅”再到盧卡斯的“人力資本積累”等都說明：創新不是一種自然稟賦，而是由人類創造并在正常能力范圍內被廣泛使用；創新既源自于經驗學習和持續改進的需要，也源自于社會和生產實踐的需要，還源自于滿足人們好奇心和不安分守己的心理偏好的需要，更源自于新科技革命時代經濟增長方式的突變――資源主導型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向知識主宰型的集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創新既是一種依賴個體進步的私人行為，更是一個依托群體發展的社會過程；既影響人們從新知識中獲得租金和相互經驗學習，還影響生產技術、經營管理、市場融資、生活習俗等社會經濟諸方面。然而，創新最終要取決于大批杰出人才的造就以及造就人才的良好環境。創新理論探索、創新活動實施、創新成果利用及創新價值實現，都以人才培養和人口素質提升為基礎和前提。社會制度安排、倫理道德、法律法規、風俗習慣都只能是作用和影響創新強度和方向，并不

曾改變創新的內在動因。

從規范分析看，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新型發動機，同樣在于創新。其范圍涵蓋農業生產技術和工藝、經營管理方法和模式、組織和治理結構諸方面。既有垂直的生產工藝、作物品種和產品質量的持續改進，也包括水平的新產業的拓展和新產品的開發利用。而創新的關鍵是人才，人才培養的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質。具體到農業生產領域就是要全面提高農民素質。換言之，只有農民具有足夠的能力和素質保證他們能接受技術和制度創新并自覺融入這種創新之中，才能把創新這種理論的、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實踐的、現實的生產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

從實證分析看，農民素質與農民收入具有正相關關系。1998--1999年，周逸先和崔玉平對河北、湖北、江蘇等12個省的12個縣所做的“農村勞動力受教育與就業及家庭收入情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文化程度越高，就業層次越高，收入也越多。2003年，林美卿和代金平分析了農民文化程度與農民收入的關系，結果顯示：除小學外，其他文化層次均與農民收入都具有極顯著相關。2006年，夏永祥和盧曉計算出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民綜合素質得分及排名、農民收入排名結果。他們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即農民文化層次或受教育程度與農民收入具有較強正相關關系。

三、關于農民素質及成因分析

農民素質是一個綜合概念。既指顯性的現實素質狀況，如身體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科技文化素質等；也包括潛性的自身素質基礎，如自身屬性、先天特點等。因此，要準確把握當代農民素質就必須結合農民自身本質屬性和時代特征，從素質基礎和素質水平兩個方面來分析。

1　素質基礎的不公平性

由于我國農民從業的自然地域特性、資產專用性、國家宏觀政策差異性、制度安排不公平性以及人們思想意識傾向的普遍歧視性，決定了農民在地域分布(即使在城市也處于邊緣和底層)、國民待遇(即使享有與市民相同的待遇也需要制度安排和扶持)、社會地位等各方面始終處于弱勢地位。隨著我國經濟起飛和工業化進程加快，農民所享有與其從事產業不相符合的社會待遇，其弱勢地位進一步強化。事實上，他們從事的產業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他們生產的產品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他們對職業的熟練(對天氣、土壤及養分、降水、氣候溫度、日照時間和耕作栽培技術的熟悉)，絲毫不亞于產業工人對生產流水作業程序的熟練，也絕不遜色于高新技術人員對技術前沿領域的了解。這種政策導向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生存和發展外部約束性、政治經濟地位和社會認同的不公平性，固然造就了他們膽小怕事、逆來順受的心理特點，但更鍛造了他們堅忍不拔、勤勞儉樸、吃苦耐勞的個性特征。換言之，當代農民素質基礎或稟賦相對于農業職業要求而言有其獨到的優勢，只不過是由于制度安排和人們的思想認識扭曲了其本來屬性，使其享受不到應有的國民待遇而已。

2　素質要求的不適應性

一是傳統思想觀念與市場經濟觀念的沖突。由于長期儒家文化影響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營模式，加之建國后較長時期實施的以嚴格的戶籍管理為標志的城鄉分治，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強調以農戶為主體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的消極影響，使以封閉保守、自由散漫、安于現狀、樂于接受、民主法制意識淡薄等為特征的傳統思想觀念在我國當代農民群體中的影響根深蒂固，很難適應以公平開放、自由競爭、積極進取為靈魂的市場經濟觀念要求。

二是經驗式生產技能與產業化經營的矛盾。農業產業化經營對于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增加農民收入和改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以至于成為加速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效組織方式。農業產業化經營一方面以產供銷一體化實現了城市和鄉村的最佳耦合，有效延伸了農民收入鏈條；另一方面以其簡約結構――“公司+農戶”的組織方式實現了農戶和市場的有效鏈接，為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創設了良好平臺。但現階段我國絕大多數農戶生產呈現經營規模小、產品市場率低、經驗式生產技能為主的特點，整體上仍停留在傳統農業經營水平，既難滿足龍頭企業規模經營需要，也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形勢。

三是科技文化素質與現代農業發展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從業人員具有較高的科技文化素質，才能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但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農村教育體制和發展水平遠落后于城市和城鎮發展水平，加上向城市傾斜的現行人才選拔機制，使得農業人口科學文化素質遠低于城市和城鎮水平，明顯不滿足農業現代化建設和發展需要。

四是民主法制觀念不能適應現代民主建設需要。由于長期城鄉分治體制和農民政治經濟地位事實不平等，使我國農民并沒有真正享受到憲法和法律賦予他們的各項民主管理權利。加之法制宣傳不夠和基層組織以黨代法、以政代法現象普遍，特別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不正常司法現象，一方面破壞了法律在農民心目中的莊嚴和神圣感，另一方面農民在處理問題時大多首先是千方百計托關系、找門路，而不懂得運用法律武器按照司法程序辦理；以至于他們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是要么忍氣吞聲要么鋌而走險；以至于他們在基層民主選舉時要么漠不關心、放棄民利，要么容易賄選；以至于他們在處理利益關系時只重眼前既得利益，忽視長遠利益等。這些顯然不能適應農村民主政治建設需要。

3　素質水平的不平衡性

一是由于生長的時代背景、思想認識以及文化差異等原因，代際之間素質水平表現出差異性。從個體看，父輩基于自身經歷和長期務農的切身體會，殷切希望子女“跳出農門”，而不惜省吃儉用加大對子女教育投入；子女基于同齡人之間的比較和社會環境變化，更容易產生提升自身素質的愿望和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同時，父子之間、婆媳之間由于社會教育供給不同、社會要求各異。從群體可分為老、中、青三代，30歲以下的農村青年大多受過較長時期的教育，平均素質最高，主要在城鎮就業。30--60歲之間中壯年農村人口曾接受過一定教育，素質水平居中，他們或常年在外打工，或農閑時外出打工，農忙時回鄉務農。60歲以上農村老年人大多只接受過小學教育，有的甚至沒有接受過教育，是目前農村常住人口和主要從業者。

二是農民素質因從事職業不同而表現出群體差異。一部分主要從事傳統農業生產，他們大多是思想觀念比較保守、經濟狀況較差、發展潛力不大、文化素質較低；一部分主要從事工商業或現代農業生產，他們大多思維方式比較活、市場觀念比較強，接受新生事物比較快，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好，文化素質較高；一部分是轉移到城市就業的打工族，他們大多渴望改善自身環境，而創業資本不足，期求以自己的勞動完成創業積累或改善生活條件。

三是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條件、社會風俗、文化底蘊等原因，各地農民素質也不盡一樣。首先，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之間的差異。2006年，夏永祥和盧曉根據2004年有關統計數據計算出了農民綜合素質得分及排名、農民收入排名，綜合素質得分排在前十位、農民收入前十位全部是東部沿海省市；綜合素質得分排在最后十位除廣西、江西外，其他全部是西部地區省、市、自治區，農民收入最后十位除廣西、安徽外，其他全部是西部省、市、自治區。其次，由于自然區位、文化底蘊、教育條件等差異，各省市區之間除了有整體素質差異，還有素質結構的差異和不平衡。

四、提升農民素質的幾點建議

改造傳統農業，加速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關鍵在于提升農民素質和加大人力資本開發，這已毋庸置疑。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在分析傳統農業基本特征和批判“零值勞動”學說基礎上，基于“收入流價格較高的假說”，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如何引進技術和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等改造傳統農業的措施和思路，對于我們建設現代農業仍具有指導意義。筆者認為，農村人力資本開發在當前最基礎的也是最關鍵的措施是發展農村教育和加強農民培訓。因為人力資本最核心的要素是表現在人身上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智力、經驗和閱歷，這些要素既是先天稟賦的張揚，更是后天教育的結果。

1　樹立科學人本教育目的觀

教育要優先發展首先要以科學的教育目的作為指導，它直接影響教育價值取向和教育發展決策。近年來，教育目的功利性傾向過于明顯，甚至有人提出了“教育產業”、“教育產業化”等觀點，而忽視了教育最根本的、最本質的特征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在高等學校尤為明顯。“科學研究”、“服務社會”功能因其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而受到普遍重視和尊重，強調得過多；而人才培養這一根本功能卻沒有或實際沒有受到足夠重視，高校領導和教師精力投入以及辦學經費投入等并沒有真正保證教學中心地位，教學質量明顯下降。人本教育目的論應該成為教育發展和教育決策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在實際工作中，一方面要以學生為辦學根本，一切為了學生成才；另一方面要以教師為辦學主體，充分調動教師積極性和創造性，使教師的勞動和成果得到尊重和認可。

2　鞏固農村基礎教育成果

基礎教育對于提高農民素質具有奠基作用，農民科學文化、思想政治素質首先得益于基礎教育發展。發展和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是提高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的基本條件。首先，認真落實《義務教育法》和“兩免一補”等國家政策，確保基礎教育公平。其次，要加大中西部地區扶貧力度，改善農村義務教育條件。再次，要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著力解決農村失學輟學現象。最后，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深入開展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

3　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

積極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既是解決好義務教育后和高中教育后的學生分流問題的有效措施，也是提高農民素質的主要形式。一是要根據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切實辦好職業中學，使之成為培養農民職業技能、提高農民素質、增強就業能力的重要渠道。二是辦好高等職業技術學院，使之成為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主陣地，成為農村高中畢業生分流的主渠道。

4　完善農村繼續教育體制

學校教育是培養農民素質的基礎，繼續教育是持續提高農民素質和社會適應能力的渠道。目前，我國農村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5％，76.4％的農民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文化科技素質低下已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建立和完善農村繼續教育和農民培訓體制成為破解“三農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一是政府要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以農民夜校、農民技術培訓中心和遠程教育等為主體的勞動技能培訓網絡。二是農村鄉鎮企業和龍頭企業要建立職業培訓制度，不斷提高從業人員綜合素質。三是建立農村科技特派員制度，鼓勵高等學校文化科技下鄉。四是建立科學激勵機制，鼓勵和扶持社會力量特別是要合理利用高校離退休老教師這支隊伍，鼓勵他們到農村參與農民教育和培訓活動。

第3篇

[關鍵詞]農民工；離職；企業管理；企業社會工作

[中圖分類號]F24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0-0021-03

城市化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出路之一，目前我國有農民工2億多，在各類企業打工的占80%以上，解決農民工問題首先從企業入手。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農民工就業與失業問題的關注較多，而對離職問題的研究尚不夠深入。本文就昆山×企業中農民工的離職問題展開討論。×企業是臺資企業，成立于2003年，主要從事單、雙色模具注塑、成型、組立、印刷、噴漆、鐳雕等，現有員工1840人，其中農民工近1600人，公司設有管理部、品管部、模具部、成型部、組裝印刷課以及專案管理六大部門。農民工集中在成型部、組裝印刷課以及模具部。

1×企業農民工離職的現狀

農民工離職已經成為×企業最受困擾的問題之一，頻繁的人員流動不利于公司的長期發展。隨著×企業員工隊伍的不斷壯大，農民工的離職率呈上升趨勢，離職率較高的時間段是在每年八九月以及春節前后一個多月。2010年5月1日為止，該企業離職人數合計為1926人，超過了1840人的在職人數。農民工的離職狀況按類型可分為主動離職與被動離職。

1.1主動離職

主動離職又可以分為自離與辭職。自離是指未經正常離職流程，私自離開公司的行為。據統計，該公司2009年品管部、成型部、組裝印刷課共離職707人，其中自離的為249人。雖然自離意味著將要被扣除一個月的工資，但許多農民工仍然采取自離的方式，一方面有些農民工缺乏職業意識，不了解自離的后果；另一方面是他們遭受挫折或不理想待遇等之后而采取的賭氣行為。

2009年設計部錄用了三名來自昆山一所專科學校的應屆畢業生。上班一周后，三人均莫名其妙地曠工，最后公司將其按自離處理。事后了解到，他們對公司的離職流程一無所知。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一些自離的農民工事后還到公司索要工資，被公司拒絕，他們不免后悔因不了解公司的辭職流程而帶來的損失。

辭職是指經過公司規定的離職流程，即試用期內提前三天書面申請，滿試用期的提前一個月申請。公司專案管理處小賈，2009年12月20日進入公司，2010年4月提出辭職。辦理離職手續時，一朋友問他今后的打算，他的答案是還沒想好。類似小賈的例子不在少數，許多農民工辭職后便進入失業狀態。

1.2被動離職

被動離職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因客觀因素導致的離職行為，二是因農民工自身的不良表現導致的離職。

客觀因素主要包括下列幾種情形：第一，農民工的家庭成員搬遷或人事調動，農民工不得不辭職跟隨家人到其他地方發展；第二，公司各方面的待遇、食宿條件、員工之間的關系引起農民工的不滿；第三，農民工返鄉，這種現象以春節及農忙時節最為明顯。公司效益較好，業務繁忙，即使春節，也只有五天假期，而農忙季節則無假期可言。公司的農民工不少來自外省，路途遙遠，五天假期遠不夠往返，請長假也不可能，導致這部分農民工無奈選擇辭職，等春節或農忙季節過后再外出重新找工作。

農民工自身不良行為導致的離職包括試用不合格被公司辭退、被公司開除以及解除勞動合同。試用不合格或被公司開除的農民工以男性居多，相關農民工大多有抽煙、打架、不服從管理、懲戒次數較多或者工作表現較差等不良行為。部分農民工進公司時有欺瞞行為，比如隱瞞學歷、婚姻狀況、生育狀況等，甚至某些農民工與之前任職的公司尚未解除勞動關系，提供偽造的離職證明，這些行為一旦被查出，公司便要求與當事人解除勞動合同。

2×企業農民工離職的原因分析

2.1文化和技能水平偏低與就業定位和期望值偏高之間的矛盾×企業中絕大多數農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大多為中專生與高中生，在人力資本市場中處于弱勢地位。勞動技能偏低的農民工，越來越被擠壓到日益狹小的就業市場中，從而使就業情況更加惡化[1]。×公司有一周姓農民工，初中文化，2006年9月進入公司，在倉庫任職，主要負責出貨事宜。到2010年，他在該公司服務近四年，卻還是作業員身份。他的上司幾次提出給他升職，但都因為他沒有什么技能被公司駁回。

吃苦耐勞的第一代農民工逐步退出城市，其子女開始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即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年齡一般在18歲到25歲。×企業約85%的農民工為新生代農民工，不少人就業期望值高，卻拈輕怕重，總認為自己干得多、拿得少，沒有正確評價自己的市場地位，稍有不如意，就產生離職的念頭。

2.2自身性格及心理對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的過度反應自身性格因素對離職有很重要的影響。目前×企業職員多為新生代農民工，無務農經歷。他們年輕氣盛、愛冒險、樂于接受新鮮事物，思想開放且較激進，自我意識強，討厭束縛，很容易與人產生摩擦。他們身處公司底層，要接受部門主管管控，還要聽任線長、組長、班長、技術員、作業指導員的指揮，稍有不慎就會被批評。因此農民工會對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產生逆反心理，怨恨上級和公司，最終產生離職的想法。在公司，經常會聽到有人暗地里評價本部門、本宿舍員工的不是，辦公室里也偶爾會發生爭吵現象。新生代農民工逞強好勝，不主動服輸，很少從別人的角度去看待問題。當員工之間的矛盾發展到無法化解的地步時，要么員工主動離職，要么被公司辭退。

新生代農民工從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企業的農民工大多數從事作業員工作，是公司等級最低的群體，有較大的工作壓力。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和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都有所提高，但新生代農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既遠遠低于城市居民，也明顯要低于上一代的農民工，他們對收入的滿意度較低。新生代農民工又憑心意消費，追求時尚，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外面而不是回農村消費的傾向更高，因而對經濟待遇有更高要求，這種訴求卻因其農民工身份而無法實現。在“市民”和“農民”的身份認同中處于尷尬境地，加劇其對自身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的不滿，表達的方式之一便是離職。

2.3×企業以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為導向，管理觀念滯后

企業的根本是員工，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管理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企業的管理制度及管理過程都存在很多漏洞。

員工招聘渠道狹窄。該企業所招收的一線員工都是通過中介獲得，只要體檢合格的都可以聘用，這樣就省掉了一個篩選環節。因為中介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他們不會為企業挑選合適的人，只要把應聘者順利送進公司他們就達到了目的，無形中抬高了人員流動率。

勞動關系管理混亂。勞動關系的基本內容包括：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在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勞動報酬、勞動安全衛生、勞動紀律與獎懲、勞動保險、職業培訓等方面形成的關系。[3]171-172該企業在勞動關系的管理上存下很多不足。

第一，在合同與勞動保險方面，公司存在許多問題。合同分為兩種，勞動合同與勞務合同。目前，該公司有三分之二的農民工只簽訂了勞務合同，即歸屬于勞務公司，在法律上不屬于該公司的正式員工，公司只給他們交工傷保險，發生糾紛時，農民工只能找勞務公司協調處理。如該公司2009年工傷事故共十九起，而公司記錄在案的卻只有八起。企業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不為農民工繳納失業保險費等，而在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情形下，農民工處于競爭劣勢而不斷變換就業企業，處于高頻流動狀態。[2]

第二，工資待遇不盡如人意。據了解，該公司自2010年2月起，按照昆山勞動局的規定，試用期底薪由原來的850元上調為960元，試用期滿底薪由原來的960元上調為1050元，加班費另計。此外，該企業對外稱提供食宿，實際上每月從個人工資中扣除食宿款320元，而同行業其他企業每月僅扣150元。農民工對公司餐廳的伙食也很不滿意。

第三，公司在處罰制度上存在缺陷。公司《員工手冊》規定，“員工犯錯，情節輕微者，記申誡一次，并扣款20元；稍微嚴重者記小過，罰款50元；情節嚴重者記大過，罰款100元；更為嚴重者將被開除、解除勞動關系。并且規定，申誡達三次就記小過一次，小過三次就記一次大過，受記過處分的年終將沒有資格參加年終獎的評選，并且半年之內無法晉升”。他們每天承受來自上級及整個公司的壓力，時間久了就會產生離職的念頭。

除了農民工自身及企業方面的因素以外，導致離職的還有社會方面的原因，比如農民工的地位、身份等。這些原因也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農民工的離職。

3減少農民工離職的對策

3.1踐行現代企業管理理念

通過對該企業農民工離職現狀與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該企業在管理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企業過度注重經濟效益、成本利益，忽視企業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員工。企業是群體的聚合，因此要把不同背景、不同性別、不同地域的人聚合在一起，企業必須具備三大要素：①群體認同的目標；②群體共有的協作愿望；③有效溝通的、制度性的渠道。

企業永葆活力的秘訣之一是企業的發展與員工的幸福融為一體。研究表明，個人的積極性是影響個人績效高低的主要因素，而激發個人的積極性就要靠激勵。沒有激勵，就沒有管理，沒有激勵，企業管理將寸步難行[6]。×企業應充分使用工作激勵、成果激勵、批評激勵以及教育培訓等激勵方式。

除采取激勵措施外，×企業還需拓寬農民工招募渠道，減少對中介的依賴，采用互聯網、報紙、人才市場招聘等方式；×企業應加強農民工知識、技能以及心理、情感方面的培訓，提高農民工的職業意識，宣傳企業文化、企業理念，增強農民工對企業的了解，培養他們對企業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提高農民工的福利水平，加強農民工社會保障力度；×企業須拓展與農民工溝通交流渠道，深入了解農民工的意愿和疾苦，為農民工排憂解難，包括其家庭困擾。

3.2企業引進社會工作

對于“人”的態度，傳統觀念往往是控制性的，即通過控制人來進行管理，這種觀念已不適合現代社會的要求。現代管理應當是通過幫助人成長來管理，通過幫助員工的成長來實現組織的持續發展，因此企業社會工作的開展顯得越來越重要。

×企業社會工作的形式有兩種：第一，企業設置社會工作崗位，招聘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來幫助員工及企業改善現有狀況，社會工作者作為公司的一員，可以參與到企業管理等重大決策之中，這種方式的介入通常是長期的、持續的；第二，企業購買服務，即企業聘請專業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作為第三方來協助企業管理者管理企業，這種方式的介入通常是短期的、間斷的。

企業社會工作者可以從下列方面來協助×企業改善農民工離職現狀：提供法律和社會援助；協調勞資關系，緩解工作壓力；開發人力資源，促進農民工發展；提供員工輔導，平衡工作與家庭、勞動與閑暇的關系，促進職業福利的發展。對于農民工來說，心理協調與發展是尤為重要的一環。企業社會工作者需要運用所學知識，幫助農民工緩解和釋放壓力，并在企業內部建立一個支持網絡，具體包括：改善環境，進行工作再設計；完善崗位制度，加強過程管理；開拓農民工職業發展道路，挖掘農民工潛能；開展農民工援助計劃；發揮家屬對農民工的支持作用等。

農民工就業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而吸納農民工最多的地方便是各類企業。企業的發展狀況，對于解決農民工失業問題、緩解就業壓力、減少社會矛盾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一方面存在著理論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國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目前，我國企業社會工作尚處于開創階段，甚至沒有專門的工作崗位，但隨著社會各界對社會工作的關注越來越多，對企業社會工作實務的教學、研究也日趨成熟，企業社會工作必將成為一種新趨勢。

參考文獻：

[1]劉麗娟. 關于農民工就業權益缺失問題的思考 [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2006，18（3）：68-70.

[2]王友香. 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的思考[J].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105（2）：12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