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社會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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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互聯網+”戰略下社會的新變化
產業模式不斷創新升級：“互聯網+”戰略下，互聯網與傳統行業進行深度融合，創造了新的發展生態。目前，“互聯網+”正在全面應用到第三產業，形成了諸如互聯網金融、互聯網交通、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等新業態，極大改變了一些行業的運行和發展模式，許多企業在與互聯網技術結合后發揮出了以往不具備的功能，從而使企業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成功轉型，脫穎而出。首先，“互聯網+”能夠直接創造出新興產業，促進了實體經濟持續發展。其次，“互聯網+”帶動了傳統產業變革。無論是工業制造還是農業生產，只要傳統產業創新運用互聯網技術，都能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獲得主動權。總之，“互聯網+”促進了以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現代制造業、生產業等的融合創新，打造出了一些新的產業增長點。
二、“互聯網+”戰略下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由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實現社會協同治理因此成為必然要求。同時，互聯網本身具有的諸多特征也為多元主體協同社會治理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從當前中國網民的社會階層結構來看，具備中等教育程度的群體規模最大，43.8%的網民表示喜歡在互聯網上發表評論，可見，網絡空間已成為中國網民平等發表言論的重要場所。[2]網絡平臺的平等性使來自社會底層草根群體的聲音，能夠突破傳統媒體時代的限制因素，更直接、更顯著地被社會傾聽并引發關注。這種來自網絡的聲音也正是普通民眾要求參與社會治理的表現。而網絡的發展顯然給予了他們滿足參與社會治理需求的平臺。
另一方面，網絡的開放共享性意味著任何人都能自由、自主地從網上獲取、分享信息，發表意見，進行個性化選擇。這內在地推動了社會治理開放性的發展趨勢。社會治理的開放性，使更大數量、更廣范圍、更多類型的社會個體有了加強聯系和互動的可能，大大促進了社會治理的協同。馬克?格蘭諾維特曾說：“互聯網使我們對世界的情況了解更多，我們有了更多的弱連接，我們意識到了更多的新信息和新觀點。動員大眾參加政治或其他活動更加容易。”如果將社會看作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那么形成多元主體整合性的社會協同治理，在互聯網時代將成為可能。
三、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社會協同治理的實現路徑
（一）運用信息化工具，建立“全面覆蓋、聯通共享、動態跟蹤”的社會協同治理信息系統
現代網絡信息技術還為社會治理協同機制的運行提供了技術支撐。各個社會治理協同主體之間利用網絡平臺，進行信息的獲取、分析、整合及利用。實現了治理信息的有效整合及全面覆蓋。互聯網搭建的信息協同技術平臺就是要建立社會治理大信息系統，這一系統在硬件上要依托現有的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及相關通信企業，構筑信息協同大平臺。同時，網絡管理信息系統所具備的數據收集、分類篩選、計算和存儲等功能，實現了對社會治理信息的鎖定、跟蹤、分析、整合、存儲，大大提高了社會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二）利用網絡監督完善社會協同治理的監督機制
互聯網平臺在信息公開、信息透明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多元參與主體之間的“權”與“利”，擴大公共監督，保障治理的公平與公正。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過程中，除了存在主體單一、效率低下的問題外，還存在治理主體、治理結果不公等問題。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社會治理缺少有效的監督機制。首先，政府作為最重要的治理主體，常常對于社會問題反應遲緩、該管的事情不管，不該管的事情卻大加干預。其次，其他治理主體，諸如企業、公民、社團組織等，又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性的參與社會治理，在參與治理過程中也不免存在各種非理性的行為。因此，如何有效監督各治理主體及其治理行為成為了發揮社會協同治理功能的一大難題。然而，今天越來越頻繁的網絡曝光，似乎為這一難題提供了解決思路。不可否認，網絡監督已經成為了一種新型、高效、應用廣泛的監督手段。盡管網絡信息魚龍混雜，但互聯網時代，各治理主體通過網絡形成的虛擬連接很大程度上將直接決定其治理態度與治理行為。因此，網絡平臺既是合作協商平臺，也是相互監督的平臺。利用網絡監督，有利于完善社會協同治理的監督機制。
四、實現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協同治理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2015年，“互聯網+”無疑是最熱的詞匯，互聯網技術深入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已然成為了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因此，在社會治理領域，實現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協同治理的結合，將進一步提高社會協同治理的效率、創新社會協同治理的手段、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另外，當今世界的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中國要提高國際競爭力，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必然要堅持創新驅動。而這里的“創新”顯然也包括在社會治理領域的制度、模式和手段的創新。因此，將互聯網技術應用到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有利于堅持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主人翁意識，也有利于推動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革新和發展。
綜上所述，推行以互聯網技術為手段的社會協同治理，既是互聯網技術發展的延伸，也是社會治理模式轉型的需要。當然，從實踐的角度看，對“互聯網+”社會協同治理機制的推進過程應保持應有的理性。畢竟當前我國的改革正處于深水區和攻堅期，而網絡又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如何使“互聯網+”社會協同治理發揮正效應，也是當前我國社會治理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總之，“互聯網+”戰略下，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機制還需要結合互聯網時代我國社會的特征和現實情況，進一步的細化和具體化。
參考文獻：
[1]駱毅，王國華.利用“互聯網+”實現協同治理機制創新的關鍵舉措研究――以美國“公眾專利評審”項目分析為例[J].情報雜志，2015，34（10）.
第2篇
【關鍵詞】大數據 互聯網 社會研究方法 社會治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互聯網革命引發的社會研究方法革命和社會治理思維變革
社會解釋與社會治理實踐是社會治理的兩個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正確的社會解釋是有效社會治理的必要條件和理論基礎，而社會治理則是社會解釋所產生的現實成果。社會解釋的任務需要通過社會研究來完成，它的使命是發現和認識社會運行的本質與規律，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以往社會治理的經驗與教訓，為當下的社會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與最佳的方法及路徑選擇。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與對自然界和物質世界的研究相比，我們人類對自身行為與社會運行規律的研究，總體上說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這是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巨型系統，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系統都更加復雜和迷離，其規律也難以完全為社會所知曉和掌握。
同時，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它受到一定社會主導性思維方式和科學技術水平的影響。從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再到當代的所謂信息社會或大數據社會，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不斷更新和發展，研究范式不斷更新，研究技術手段不斷進步。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大數據時代與以往最大區別在于，人類社會被計算機和互聯網納入到了一個具有無限空間和行為可能性的體系之中，任何人離開這個體系都將無法生存。處于這個體系中的人與組織，最重要的生存和發展技能是信息處理能力。對此，人類社會已經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識，這就是“社會的信息處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of society）。在已經形成“信息處理社會范式”的大數據時代，社會科學研究最有效、最符合時代要求的范式只能是“社會科學的計算范式”（computation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于是，計算社會科學（computional socail science）與計算社會學（computional sociology）應運而生。
2014年8月，美國社會學界舉辦了“新計算社會學研討會（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nference）”，與會者來自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這次學術會議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跨學科的學術研討，既有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專家，也有來自計算機科學、生命科學、信息科學等學科的學者，谷歌（Google）和臉書（Facebook）的技術專家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新計算社會學”在社會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進行了全面創新，除了大數據的獲取與分析之外，還在質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聯網社會實驗、計算機社會模擬、新型社會計算工具的研發等方面展開探索。
“新計算社會學”試圖創造性地運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所提供的新方法、新技術、新工具，克服既有社會學研究的局限，以達到對人類行為與社會運行規律的真實認知與科學解釋。
大數據帶來的不僅僅是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對社會治理思維的沖擊，就如我們不能把數學僅僅看成一個計算工具，而應認識到它是一種思維方式―通過把握事物的量的關系來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聯系；同樣，我們不能僅僅把互聯網和大數據看作是一個新工具，僅僅是對傳統研究方法和測量方法的突破，而更應該意識到它將帶給我們的是一種新的思維方法。
讓數據成為知識
盡管互聯網與大數據的作用如此之大，但使其真正發揮效力卻絕非易事。大數據真正“落地”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數據準備；二是“硬實力”，即計算能力強大的服務器集群；三是“軟實力”，即先進、高效的大數據處理技術。
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已經生成了海量數據，并且還在加速增長之中，數據準備已經不是問題。我國政府正積極推動云計算平臺的建設，許多企業正在就此展開戰略布局，云計算技術可以充分調動互聯網上的計算機資源，使普通用戶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獲得強大的計算能力，對于用戶來說，分析、處理大數據的計算機資源已經初步具備，并且將越來越強大和完善，就目前情況而言，硬件資源的能力也已經不是問題。
大數據運用的短板是“軟實力”，我們首先遇到的難題是數據的挖掘（Data mining）。互聯網上生成的大數據是“自然數據”，它不會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而有序、有條理、有邏輯地排列。它是海量的、模糊的、隨機的、有噪聲的。要運用大數據，必須先使數據成為知識，否則這些數據就與一堆垃圾無異；對海量數據的處理自然不是人能夠完成的，必須借助計算機高速、強大的運算能力，也就是借助于計算機數據挖掘。
數據挖掘是通過分析，從海量數據中尋找其規律，設計適合的計算機算法，從而自動搜索隱藏于其中的有價值的、潛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識的過程，是數據庫知識發現（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中的一個步驟。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挖掘是最關鍵的工作。
由于問題不同，所需數據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數據有不同的種類和結構，必須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設計計算機算法。例如：互聯網輿情挖掘，以微博、博客、論壇等為挖掘對象，主要是通過文本分析、自然語言理解等技術來搜集、分析數據；而在電子商務中，則以電商交易平臺中的瀏覽、交易等行為蹤跡為主要挖掘對象。前者是對某一政策的社會反應進行調查，后者是對人們的購物行為進行分析。
當前數據挖掘應用主要集中在電信、零售、銀行、電力、醫藥等方面，雖然看似廣泛，但實際上還遠遠沒有普及。在社會研究和治理方面，需要挖掘的大多數都是非結構性數據，其難度很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一直在大力開發這類挖掘工具，我國的這項工作起步不久，亟待深入和提高。
政府機構、一般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用戶大多不具備從大數據中發現知識的專業技能，要使大數據真正服務于社會，這是必須解決的難題。我們對此必須高度重視，否則很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各種數據已經可以有償或無償地獲取，大大小小的云計算平臺已經星羅棋布，但是用戶卻不知道如何利用這些條件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目前的情況是：數據量在高速增長之中，云計算平臺正在緊鑼密鼓地建設，而另外一個條件的準備卻行動緩慢，即將成為發展的瓶頸。三者的發展已經不平衡，很可能造成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互聯網對社會生態的改變和對社會治理模式的沖擊
互聯網使信息的傳遞徹底突破了空間限制，不僅傳播信息的速度快，并且可傳播信息量越來越大，傳遞的成本還越來越低廉，此外，互聯網的信息傳播模式越來越表現出實時互動性的優勢：傳統的公眾信息傳播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很多是單向的，只能是一方向另一方傳遞信息，另一方被動接受，而互聯網具有信息交互性。
由于互聯網的這些特點和優勢，它正在改變社會生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類社會從信息匱乏轉變為信息爆炸；二是信息壟斷正在被打破，互聯網的存在使人為的信息封閉越來越困難，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成為不可能，三是人類社會的整體性正在加強，互聯網把世界連成了一體，對任何一個局部來說，它與整體和其他局部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已經無法排除其他局部對自身的影響；四是“蟻聚效應”，互聯網使普通人獲得了更多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個人力量因“網民聚合”而增強。以往，單個普通人的言論和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一般是微不足道的，現在卻可能通過“網民聚合”發揮出過去不敢想象的力量；五是“蝶翅效應”，在互聯網上，一件局部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為公眾事件，一則利用公眾心理精心編造的謠言可能引發一輪洶涌的輿情；六是“眾籌效應”，通過互聯網，政府、社會組織甚至一個普通人都可能調動社會力量，獲得社會的某種支持和幫助。
互聯網對社會生態的改變，在很多方面給我們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在政治領域，互聯網和大數據正在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網絡政治”已經顯出雛形；互聯網帶來了公眾監督力的提升，這對社會治理有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公眾監督能力如果得到充分發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擔政府自身監督的任務，克服自身監督的不足之處。同時，大數據可以使政府變得更有智慧，通過數據的分析，能夠使政府有一雙“慧眼”，準確地認識社會問題；利用互聯網這一高速信息傳播平臺，可以使公共管理信息的、傳播更為及時、高效；互聯網的交互性也使政府能夠快速獲悉民眾對政策的反應，民意、民情調查的準確性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利用互聯網的“眾籌效應”，可以集思廣益，擇善而從。
在經濟領域，互聯網和大數據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經濟資源，并且催生出新的經濟形態。從經濟學的觀點看：降低交易成本的行為將提升競爭力，亦即高交易成本的營銷模式將被低交易成本的營銷模式所取代，在過去的10年中，電子商務的出現和發展印證了這一原理。互聯網和大數據幫助企業更為科學、更為高效的分析市場、匯集資源、制定計劃，改變原有的營銷模式，其中尤為受到企業的重視的是預測市場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
在教育領域，人們對“云課堂”已經不再陌生，“云上課題”更為充分地發揮了有限的教育資源的作用，并使適配式教育成為可能。
在醫療領域，從疾病預防、疫情監測到藥品管理、醫務監督，從醫療專家系統到線上預診服務，互聯網和大數據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并且其應用面還在持續擴大。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不僅幫助我們降低醫療成本，提高醫療效率；并且還有望在治理醫療腐敗、緩解醫患糾紛這些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大有作為。
當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到來，在帶給人類美好的饋贈的同時，也會不同程度地帶來麻煩。互聯網和大數據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條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問題。傳統的社會治理思維已經難以適應互聯網帶來的迅速而劇烈的變化，因此必須在很多方面及時作出調整。當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數據安全問題和網絡污染問題。
一是數據安全。與互聯網和大數據如影隨形而至的是數據安全問題，一些數據（個人隱私數據、關系國家安全的數據等）如果被惡意利用，將會對社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嚴重的甚至會危及國家安全，這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問題。涂子沛在《大數據》一書中曾提及美國警察濫用個人隱私數據的真實事例：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利用警務數據庫“獵艷”：他們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后，就跟蹤她們，記下她們的車牌號碼，然后通過查詢數據庫，獲得該女性的住址等個人信息，再人為制造進一步接觸的機會。此外，還有警察利用數據庫查詢政治對手和上司的信息，對相關人員實施威脅。在2001年前后的5年間，涉嫌濫用警務數據庫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華州還有政府官員將公民的個人信息泄露、出賣給賭博公司，幫助他們追債、開發新的顧客。
1995年，歐盟頒布《關于涉及個人數據處理的個人保護以及此類數據自由流動的指令》，2014年，歐洲法院裁定普通用戶的個人隱私擁有“被遺忘權”，要求谷歌公司按照當事人的要求刪除涉及個人隱私的數據。
據剛剛出現的數據交易業稱，我國數據的獲取在一定程度上還處于“法無禁止皆可為”的狀態。雖然這有助于推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的發展，但其中潛藏著巨大的隱患。我們應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對數據獲取和使用的權限應進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制定、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盡早將數據獲取和使用納入正常、良性的運行軌道。
數據安全不僅關系到個人隱私、企業商業機密，還可能直接影響國家安全。一些看似尋常的數據，如果由專業人員進行匯集分析，可以獲得一些極為重要的情報。因此，一些公司的“過度追蹤行為”引起了各界高度關注。
2014年，我國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這表明我國政府深刻意識到互聯網發展對國家、安全、發展利益提出的挑戰，深刻意識到數據安全對于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經把數據安全提升至了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
二是網絡污染。由于互聯網強大的傳播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信息污染，大量虛假信息泛濫成災，治理、控制網絡污染成為信息管理的新難題。
互聯網上的言論是復雜多樣的，既有民意的期盼，也有不負責任的流言；既有真知灼見，也有無稽之談；既有對現實問題理性冷靜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情緒發泄。這些言論會不同程度地對公眾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此外，某些境外勢力把互聯網作為謀求其文化霸權的工具，有組織、有策劃地“引導輿論”，欺騙公眾，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試圖破壞我國的社會穩定。因此，互聯網也是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交鋒的戰場，我們對此必須有高度的警覺，要充分認識、研究互聯網輿論戰場的規律，沉著應戰。
面對互聯網帶來的這一挑戰，政府方面應先準確辨別言論的性質和動機，然后根據具體的情況積極應對。各級官員應不斷從互聯網上傾聽公眾的聲音，推動社會治理的進步，凡事先行一步，臨變快速反應，避免在“倒逼”下被動應付。近些年來的一些網絡事件表明，大多數嚴重后果是因反應不及時和應對失誤所造成。
第3篇
1 創建服務型政府，做好頂層設計
近年來，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計算機網絡在便捷人們日常生產生活、提高企業生產效益的同時，能夠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基層政府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引導者，自身服務理念和服務水平的高低對農村社會治理的整體效益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當前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以創建服務型政府為宗旨，圍繞創新農村社會治理、做好頂層設計是目前政府的核心發展方向。一方面，當地基層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需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充分結合“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建立符合現階段農村群體心理特點和心理需求的激勵評價機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設的制度保障機制，為實現農村社會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在運行過程中，還需加快對硬件設施建設和軟件信息平臺整合，從而利用各項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一套科學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進而在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從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
2 整合農村信息資源，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綜合化管理目標
經大量科研數據分析可知，目前在電子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計算機網絡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農村社會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整合農村信息資源，而后建立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是實現現階段農村社會治理綜合化管理目標的重要基礎和根本前提。從目前來看，在當前農村產業發展過程中，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建立農村社會治理與服務綜合信息網絡，充分發揮農村網格化管理及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提高基層綜合管理與服務水平的主要舉措。從目前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進程不斷加快，為滿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勞動力紛紛前往城市地區，農村人口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從根本上實現農村社會的高效治理，基層政府機構需以常住、流動、“三留守”人員為主要對象，建立農村人口基礎信息庫和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加強對轄區內特殊人口的重點管理和重點幫助，達到積極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目的，發揮應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計算機網絡應用普遍，人們對電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斷提高，故在當前信息化時代，為有效提高農村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基層政府機構不僅可通過采取推行電子村務的方式對農村進行全方位、動態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時還可以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力度，以期在引導農民逐步適應電子信息技術某些功能的基礎上，為后期政府人員開展網絡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標上打下堅實基礎。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過“一站式”服務實現農村治理
根據相關數據調查可知，基層政府受傳統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響，內部工作人員在日常農村治理過程中，仍遵循傳統的治理理念，采用傳統的治理手段，極大地降低了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資金的極大浪費，對農村整體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基層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條深受農村人民群眾歡迎的農村社會治理新途徑，需多采取幾種管理方式，然后對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進行綜合評價，進而選擇出一條最適合的治理策略，為提高農村治理的整體水平奠定堅實基礎。在當前現代化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信息化產業技術作為一種新型農村發展技術手段，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從根本實現農村合理化治理，基層政府機構必須依托“互聯網+”的信息技術，構建加快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機制。一方面，基層政府管理人員需對管理網絡進行細致化分析，在整合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各項基礎數據的基礎上，為信息錄入渠道、溝通渠道以及暢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通過采取構建綜合性、集成式社會治理服務信息平臺的方式，對行政機構不同部門的信息數據庫進行有機整合，從而在確保實現各部門信息共享、業務協同的情況下，通過使用有限的公共社會資源，確保政府充分發揮各項效能。同時，在當前現代化產業發展模式下，基層政府機構通過對傳統農村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賦值結構進行重組和再構，從而通過“一站式”服務模式，為農村治理的科學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堅實基礎，進而為農村產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4 依托“互聯網+”技術，推進網絡問政制度化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網絡作為一種信息載體和網絡傳播渠道，在提高基層政府“軟實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目前來看，由于近幾年農村產業建設發展進程不斷加快，網絡使用范圍不斷擴大、使用頻率不斷提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層政府機構的管理難度，進而給農村整體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網絡現代化發展具有一定的雙面性，因此，基層政府機構要從根本上實現推進農村經濟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必須在管理過程中，切實保障信息化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覆蓋農村各個環節，建立健全網格化管理體系。首先，基層政府機構需推進網絡問政常態化、制度化發展，在構建網絡輿論建設的基礎上，借助社會輿論力量對農村實施個性化、主動式公共服務的虛擬社會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層政府機構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社交平臺，公開某些黨政建設信息，拉近與農民群眾之間的距離，從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針對性。最后，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基層政府機構要建立政府引導、多方參與、全局服務的信息化社會治理體系，提高農村社會治理創新建設的針對性和傾向性，覆蓋農村各個環節，為實現動態跟蹤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5 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構建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從根本上實現社會治理信息高速流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對農村社會治理策略進行不斷創新和完善是當前基層政府機構的核心發展方向。同時，在城市一體化發展中，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質量，對城鄉建設進行精細化管理是目前高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社會賦予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變革的歷史使命。簡單來講，城鄉一體化是當前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主要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村民作為一個整體，然后對其進行統籌謀劃、綜合研究，以期確保農村地區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進而為其整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發展規劃。換句話講，在當前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基層政府機構要想從根本上實現對農村高效治理的目標，需將城鄉作為一個整體，采取合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為農村城鄉一體綜合化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一方面，在治理過程中，基層政府機構需分別利用城市以及農村各自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促進兩者之間進行優勢互補的同時，為城鄉社會經濟、生態、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針對不同層次、形態、類型的城鄉空間信息管理需求，基層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可通過對城鄉事物的靈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調度，為實現統一管理和彈性擴容目標奠定良好基礎，同時，充分有效解決當前信息管理過程中計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饋等技術難點，通過采取建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相關制度，為實施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打下堅實基礎，進而為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創造良好條件。
6 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