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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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150-03
引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① 全國各地區的經濟面貌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各自經濟發展起點和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對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而言，如何真實反映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已經成為經濟研究的重點。
中國目前主要應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對中國及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評價，其核心指標是GDP。但是經濟總量并不能完全概括經濟發展的內涵，因而在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上GDP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真實反映區域經濟發展差異。
本文將應用層次分析法從經濟發展內涵出發建立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該評價體系能更為全面、真實的反映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并且通過對2008年統計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到中國各地區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同時，以評價得分為依據，對中國31個地區經濟發展類型和階段進行分類，并從中得到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特點。
一、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的建立
（一）評價體系的理論基礎
為評價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將利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構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該方法主要依據決策者的主觀判斷，對決策進行量化描述，較多應用于結構復雜且指標不易量化的評價問題。由于經濟發展內容廣泛且不易從單一指標度量，因此本文將應用此方法，從經濟總量、經濟結構、制度水平、創新水平等四個方面進行構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
1.經濟總量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體現，也是國際上較為公認的經濟發展度量指標，因此在我們的評價體系中，包含這一指標。這里度量經濟總量沿用現在國際主流標準，即地區生產總值（GDP）。
2.根據經濟增長結構理論，經濟結構變化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比如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和分配結構等方面的變化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其中產業結構主要體現地區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就業結構用來說明地區勞動力需求大小，消費結構用來體現地區居民消費能力和市場潛力，分配結構則用來衡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3.制度對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可以有效保護產權的制度不但可以促進有效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而且可以進一步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自1978年，中國的經濟制度在所有制、市場和開放水平等方面均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因此我們必須將經濟發展與制度聯系起來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標準。
4.經濟增長與發展離不開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并且根據Krugerman（1993） 和Young （1995）的研究，技術進步恰恰是很多新型產業國家經濟發展和能否持續獲得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為了衡量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我們將創新能力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指標，而創新能力的獲得恰恰源于對人才的培養和對科研的投入。
（二）評價體系的建立
根據以上對于評價體系的理論描述，主要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指標及計算公式（如表1所示）。
目標層A：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核心，逐層構架系統的，有層次、有邏輯的評價體系。
子目標層B（4個）：是在整體上把握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的四大方面，即經濟總量水平、經濟結構水平、制度水平和創新水平，從定性角度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整體的把握。
過渡層C（11個）：在四大準則的基礎上，對各個準則進行擴展，更詳細的概括出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使得整個評價體系更全面和系統，連接定性指標與定量指標。
指標層D（15個）：以11個要素為基準，指標層采用具體化可測的指標數據，使指標體系從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進行轉變，使評價體系更具有說服力。
（三）評價結果的形成
形成該評價體系評價結果的主要步驟依次是構建判別矩陣并通過一致性檢驗、得出15個指標層指標權重、無量綱化31個省份2008年原始數據以及利用公式得出評價結果。
1.根據層次分析法構建判別矩陣。層次分析法的判別矩陣是根據九級標度①將本層次要素Ai和Aj相對于上一層次的要素Ck（k=1…m）按重要程度進行兩兩比較構造而成。同時，判別矩陣必須通過一致性檢驗，② 即CI0.1，則說明判別矩陣未通過一致性檢驗，必須調整判別矩陣的標度。
2.確定指標權重。根據通過一致性檢驗的判別矩陣，利用YAAHP層次分析法計算軟件，得出指標層15個指標的權重。
3.對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出評價結果。由于需要用不同性質的指標來反映評價對象的不同側面和特征，因此指標體系中有定量指標、定性指標、絕對指標（數額）和相對指標（比率）。為了能夠在指標間建立起統一的計算、比較準則，需要將所有的指標進行轉化和無量綱化處理，使指標轉變為與權重表達相同的以百分數表示的無量綱的相對指標，進而進行加總處理。
具體的無量綱化的方法是標準化方法，即處理后的各指標的標準差為1，均值為0，使得處理后的數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與指標權重產生重疊。應用公式③得出最終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結果。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對中國2008年31個地區15個指標層數據運用SAS軟件進行標準化處理后結合注釋①中的公式得到中國31個地區（除港、澳、臺）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結果[6]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2009》、《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09》、《中國經濟貿易年鑒2009》、《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9》）。
（一）評價結果有效性檢驗
作為重要的發展指標，人均GDP一般被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本部分為了評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是否有效，將人均GDP和此評分結果做相關性檢驗，若相關系數達到0.5以上，且P值小于0.01，則說明，該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是有效的。
運用SAS對此評價體系的評價分數和人均GDP數據的標準化后并進行相關性檢驗，得到相關系數R=0.5842，P值=
0.000559
（二）評價結果分析
根據得分結果，可簡單的將中國31個地區分為五部分：①第一部分（得分1~1.5）為廣東、江蘇；第二部分（得分0.5~1）為山東、浙江、上海；第三部分（得分0~0.5）為福建、北京、河南、河北、遼寧、湖南；第四部分（得分-0.5~0）為湖北、天津、四川、廣西、安徽、云南、重慶、山西、江西、貴州、內蒙古、黑龍江、新疆、吉林、山西、甘肅、寧夏、海南；第五部分（-1~-0.5）為青海、。
從分類結果上看，中國各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距，經濟發展最強的廣州和最差的之間相差了2.5分。同時，經濟較發達（得分大于0.5）地區僅占全國的16.13%，經濟不發達地區得分小于-0.5）僅有兩個，占總數的6.5%。中國60%地區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潛力（評分結果介于-0.5~0之間），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發揮重大作用。
結論與討論
利用層次分析法建立經濟發展評價體系，使定性的問題定量化，過渡自然。建立該評價體系的數學方法為運籌學的層次分析法，簡稱AHP。該分析方法是將難于選擇的定性問題，通過建立較主觀的判別矩陣得出各指標的權重，即重要程度，再與進行無量綱化（標準化）后的指標數據進行加權得出評價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判別矩陣的一致性檢驗和不同單位級的無量綱化（標準化）保證了評價結果的準確性。
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該評價體系從四大方面，15個指標對經濟發展整體進行描述，使得評價結果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再者，可以通過對15個指標數據的深度分析，得出自身在經濟發展中的優勢和劣勢，制定符合自身經濟發展特點的政策，進而揚長避短，經濟取得更好的發展。
但是，由于層次分析法的基礎是較為主觀的判別矩陣，所以該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也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不能達到完全的客觀。若想該評價體系具有更廣泛的說服力，就必須使得判別矩陣的主觀性削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構造判別矩陣時，廣泛聽取專家的意見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可。若能克服掉主觀性對于指標權重的影響，那么該評價體系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可以進一步的應用到各省對于未來經濟發展政策的設計，投資方向的選擇和對各省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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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關鍵詞：制度效率 行政效率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差距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優惠政策的傾斜，東南沿海地區集聚了大部分優質生產要素，珠三角、長三角以及環渤海區域一躍成為無可非議的“增加極”。但是，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漸取消以及向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我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態勢并沒有得到緩解。近幾年，雖然很多欠發達省份的人均經濟總量增長速度較快，但是就絕對數量來說仍然與發達省份存在巨大落差，各種優質生產要素仍然趨向或活躍在經濟發達區域。很明顯，目前吸引要素集中的因子已經從優惠政策等外生變量轉化為制度效率等內生變量。這種制度效率因子在發達區域三十幾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內化為一種全社會的行為“習慣”，它能夠有效減少各種行為之間的摩擦和內耗，成為吸引優質要素和決定經濟發展態勢的關鍵。
本文將利用2011年我國31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來比較各地區在制度效率方面的差異，并據此與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作多元回歸分析，探討制度效率各因子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影響方向和相關系數，總結分析欠發達地區制度效率低下的表現和根源，并提出相應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文獻綜述
（一）制度與制度效率
Williamson（1975）等人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該理論的核心是探討“為什么正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得在構建經濟模型時必須將制度視為內生變量”。繼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論之后，諾思提出制度安排并不僅僅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而且還有助于降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轉型費用（North and Wallis，1994）。至于制度經濟學如何應用于中國實踐，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很多學者就給予了極大關注。如探討我國改革開放制度變遷的方式和弊端以及向市場化過渡的三個階段（楊瑞龍，1993）；制度變遷與中國經濟改革的關系（楊友才，2010）等。
關于制度效率的分析，諾思最早建立了實證模型，依據交易成本不同來判斷制度效率高低。并且，他認為，交易成本是不斷增加的，但是交易費用和制度效率并不一定就存在著非常嚴格的負相關關系，在某些情況下存在特殊性。其后，韋森（2001）把制度看作是“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的結合，并據此將制度效率定義為“制度安排本身產生的激勵所引致的經濟增長”。
國內一些學者往往借用經濟學中常見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將制度的運作看作是一種產品，通過衡量其成本和收益的高低來判斷制度效率。如林毅夫（1994）認為，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況下，能提供較多服務的制度更有效率。袁慶明（2002）也提到，制度成本包括制度變革過程中的界定、設計、組織等成本和制度運行過程中的組織、維持、實施等費用；制度收益則指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外部性和不確定性的程度。
（二）制度效率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
目前，隨著我國經濟一體化程度持續加深、交通成本急速下降、要素流動性不斷加大、技術低成本快速擴散、政策普惠化明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日益深化，區域之間經濟發展差異的根源已經從資源稟賦、區位要素、優惠政策、技術差異等外生變量中陸續抽離并趨于收斂，而應歸結于某種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漸凝結于內部化的因子，其核心就是制度效率的高低。完善的、低運行成本的制度可以提高整個社會運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績效。如果制度缺失、不完善或者自身運行效率太低，會導致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過于繁瑣，貨幣成本和時間成本太高，人們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陷入無休止的爭斗之中，整個區域陷入低效率運行狀態，勢必會阻礙經濟發展。
筆者認為，區域制度效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提供制度的效率。首先，政府的行政效率。規范的、有效率的政府是推動社會降低運行成本，進入良性循環的必要條件。對于這一點，新加坡等國的政府調控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經給出了很好的示范和驗證。其次，政府所供給的制度效率。如果政府所制定的規則能夠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不確定性和風險，為人們之間的合作提供保障，有效保護產權，為經濟主體提供激勵與約束機制，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社會進步，那么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兩者的關系在于，只要前者是有效率的，并且有著不斷改善的內在驅動力，那么就會通過政府不斷地試錯、糾錯，以及積極調整，最終會保證供給制度的高效性。如果前者就是低效的，那么也意味著自身并不具備改善供給效率的能力。同時政府所供給的制度效率反過來會影響到其行政效率。
欠發達區域低制度效率的表現
制度效率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和未來發展潛力的決定性因素。制度的低效率導致對生產要素使用的低效率，使得優質要素流出，區域競爭力降低。制度效率作用于區域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發展成本低，社會風險低。很多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從一開始就面臨多種約束，如知識存量約束、技術約束、意識形態約束、權利約束等，這些約束共同影響了其制度競爭力和制度效率的提高。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社會運行模式會保持一定的延續性，低效率的制度會得到保留而有效率的制度得不到實施，即傳統的社會制度運行模式還存在著較大慣性，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界限模糊甚至錯位，既得利益群體所主導的格局導致制度運行的路徑依賴嚴重，具體表現為：
（一）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及暗箱操作
目前仍然存在眾多的政府主管部門通過項目審批、能源、運輸和重要物資的分配與人事任命對企業進行直接或間接干預。這些都會造成企業過多的尋租活動，帶來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和企業運行效率的低下。除此之外，暗箱操作現象大量存在，各種行為不能公開透明，績效無法量化。無論是在微觀的企事業單位內部還是在宏觀的城市管理層面，各項事務都較難規范化、制度化、量化處理，信息閉塞，缺乏民主和監督，不能對經濟行為形成良好的激勵。
（二）各部門行政效率極低
和珠江三角洲等發達區域相比，欠發達省份非常明顯的差別在于行政辦事效率極其低下。國際上將政府從業人員人數占地區總人數的比重在1%～3%作為判斷政府機構是否精干和高效的重要標準。但是這一指標在我國很多地區達到5%，甚至10%。很多落后地區多次表面上試圖努力，但始終擺脫不了政府機構“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除此之外，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過高，大量的財政收入用于公車、接待、考察等個人消費，以及向下的設租和向上的尋租上。同時，行政手續復雜、程序繁瑣也嚴重影響到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效率和日常生活。
（三）民眾的改革意識缺乏
很多欠發達地區的民眾長期陷于這種低效制度，并已經習以為常、思維僵化，甚至沒意識到自身的某些行為會繼續助長這種情況惡化。比如說，大部分東北地區的民眾一旦涉及到辦理與政府公共服務相關的業務時，第一個想法就是尋求相關政府部門熟人的幫助，這種“人情思維”在欠發達地區普遍存在。在這種氛圍下，社會各部門各行業的工作人員都嚴重缺乏服務意識和市場化意識，普遍的人為設置關卡和障礙，造成全社會成員彼此成本和精力的內耗。
假說和驗證
制度效率體現在制度安排對于區域人均財富的影響上，本文僅試圖以幾個簡單的指標對該問題進行驗證。
本文假設：第一，各省區的制度效率與各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第二，政府消費水平與制度效率水平正相關。因為政府消費指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支出和政府免費或以較低價格向居民提供的消費貨物和服務所承擔的凈支出。第三，政府工作人員占職工人數的比例與制度效率負相關。第四，地方財政支出和地方財政收入之比與制度效率負相關。第五，行政管理費用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與制度效率負相關。
本文以全國31個省市區的面板數據為基礎，其數據全部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2012》。其次，以各省份的人均GDP（RG）表示該地區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其次，從數據的可考核性、可操作性、易得性角度出發，本文選用了四個指標表示該地區制度效率的高低，分別是：各省政府消費支出占最終消費支出的比例（ZX）、政府行政人員占職工人數的比例（ZR）、地方財政支出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ZC）、行政管理費用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ZG）。
由于以上五個指標測度單位不同，根據需要，對原始值采用閥值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如下：
Ii=（Xi-Xmin）/（Xmax-Xmin）
其中，Ii 為每列第i個指標無量綱化處理后的值，Xi為每列指標的原始值，Xmax、Xmin分別為參加比較的同列指標中的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處理后得到的數據見表1。
根據已經選定的指標體系，利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線性回歸分析，以RG為因變量，ZG、ZX、 ZC、ZR為自變量，根據系數表中的回歸系數，可以得到如下回歸方程：
RG=0.797+0.602ZX-0.365ZR
-0.717ZC-0.540ZG
首先，ZX的系數為正，說明ZX和RG正相關；ZR、ZC、ZG的符號為負，這說明這三者和RG負相關。其次，回歸方程檢驗：F=39.432，在F值分布表中，F0.05（4，26）=2.74，小于F值39.432，這說明了a=0.05的水平下，回歸方程是有顯著意義的。復相關系數R=0.932，表明方程的總體相關性很高。根據F=t2計算出的各指標的F值見表2。
F0.05（1，26）=4.22，上表中只有ZR的F值小于4.22，說明變量ZR對RG沒有顯著影響，其他變量都有顯著影響。
該總體方程以及ZX、ZC、ZG等變量都可以通過檢驗，說明ZX、ZC、ZG都對RG存在顯著影響。ZX的系數為正，說明ZX和RG正相關，且影響系數為0.602，即ZX增加1%，RG會相應增加0.602%；ZC的系數為負，說明ZC和RG負相關，且影響系數為0.717，即ZC下降1%，RG會相應增加0.717%；ZG的系數為負， ZG和RG負相關，且影響系數為0.540，ZG下降1%，RG會相應增加0.540%。
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各省政府消費支出占最終消費支出的比例、政府行政人員占職工人數的比例、地方財政支出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行政管理費用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都是決定制度效率的因子，進而都會影響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其中，除了政府行政人員占總職工人數的比例之外，各指標與制度效率都有嚴格的正或負相關關系，政府行政人員占總職工人數的比例與制度效率并不是嚴格的負相關關系。因為政府行政人員的比例并不是越低越好，因為比例過低即人員嚴重缺乏的話反而不能為民眾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公共服務，應該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比例范圍。
高效率的制度是有效減少發展中的不確定性以及降低社會運行成本，實現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但是，在區域發展過程中，低效率的制度并不必然被高效率的制度所取代。欠發達地區的低效率運行仍然頑固根植于其體制內部，說明對低效率制度的改革異常艱難。提高制度效率的途徑主要有：
（一）地方政府權力限定
政府的根本職能是為企業的生產經營與市場的有序運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實現政府宏觀發展目標與企業微觀決策行為的有機藕合。政府行為的選擇應謹慎，明確權力界限，權力過大或過小都不能確保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首先，必須對地方政府的權力予以適當約束，樹立正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才能保證制度安排不偏離效率的軌道。其次，妥善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逐漸清晰兩者的邊界，同時也要適當為民間的制度創新提供空間。政府應通過各種制度改革致力于提高民眾的利益，而不是利用權力在現有的資源分配內與民爭利，從而導致出現制度悖論。
（二）克服制度慣性和路徑依賴
制度改革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性，一種制度是否高效都會長期存在并影響其后的制度安排。發達地區往往是沿著良性循環的軌道，資本流動性增強，交易成本降低，社會風險分散，制度效率較高。而欠發達區域則往往沿著效率低下的路徑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狀態下難以自拔。當落后區域固執于一個制度框架時，則無法擺脫其所限定的政府職能、意識形態、市場化程度、產權結構等制度因子的影響，改革與創新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和范式下進行。只有打破這種制度慣性，勇于承擔轉變所需要的成本和陣痛，實質性的制度效率提高才有可能。
（三）社會提供可置信的承諾
諾斯（1994）寫道：“一個社會可得的技術潛力之所以不能實現，在于其游戲規則所暗含的激勵結構未能有效地促進生產性努力”。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就是界定良好的產權制度、強有力的法治制度、高度的契約精神和誠信意識。這些都能保證社會可以提供可置信的承諾，幫助經濟主體建立合理明確的交易預期，減少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交易費用，把阻礙市場各經濟主體之間安全交易的摩擦系數降至最低，建立起與高效率制度相適應的社會信用結構和體系。
（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政府的制度效率改革包括兩部分，作為制度的重要供給者所提供的制度產品的效率提高，以及政府自身的行政效率提高。欠發達區域政府行政效率極低是導致較高社會摩擦和內耗的重要原因。首先，應推進行政方式改革，提高政府效能，加強服務意識，全面推行政務公開。二是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審批環節和繁瑣的行政干預，降低民眾的社會活動成本。三是改善行政執法，推進行政執法規范化，減少人為因素的大量干預。最后需要改變對外排斥的區域內部保護方式，加強區域之間的合作與資源共享。
（五）制度系統優化
單獨在某一領域或行業內的制度改革并不足以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實質性影響，需要的是各領域范圍的制度改革相互協調配套及結構合理，提升制度系統的有序性和整體功能，力爭發揮制度的最佳績效。避免出現彼此之間的“不適應”，甚至是沖突，否則制度系統的改革還會成為阻礙。除此之外，還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和匹配。非正式制度，如行為習慣、文化信仰、社會結構和組織都影響著價值觀念和實施機制的發展，從而壓制了制度改革的靈活性。因此，欲破解經濟發展的制度效率瓶頸，制度整體領域內的種種完善和合理架構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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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第3篇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以2000、2007、2009年為研究樣本，對廣東省21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動態分析與評估，并得出以下結論：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且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征；按照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可分為優秀、良好、中等、差四種類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類型有所變化，但大部分類型變化不大；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和增長強度大小可將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演化類型分為穩步增長型、快速增長型、潛在增長型、緩慢增長型四種。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動態分析 演化類型
問題的提出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歷來就是政府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的問題，研究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對明確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發展規劃與戰略、縮小地區之間的差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較廣泛。
馬力等（2006）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我國15個副省級城市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與比較研究。惠俊剛等（2007）運用系統聚類分析法對陜西省十個地級市及楊凌示范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聚類分析。徐新等（2008）運用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方法對2007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并對影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曄等（2009）運用主成分分析與聚類分析方法對甘肅省14個市（州）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區域劃分和評價研究。
已有文獻對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主要是靜態的評價，側重于某個年份橫截面的發展水平的對比，不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動態變化特征，缺乏對某段時間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變動情況的研究。另外，有的評價指標體系的選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全面真實狀況。
本文試圖以廣東省21個城市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比較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選擇不同時段的同類數據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時序動態評價方法對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動態綜合評價，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類型劃分并分析其類型變動情況，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啟示。基本思路是先選擇2000、2007、2009年作斷面分析，然后通過3個時間段之間的變化作動態分析。主要數據源自《廣東省統計年鑒2001，2008，2010》。
指標體系與評價模型
指標體系。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范疇，不僅是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綜合發展狀況，而且還表現為該地區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因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應能綜合反映該區現有的經濟力量和經濟發展前景。為此，根據科學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則，本文構建出由經濟規模、經濟效益、經濟結構和經濟外向度四個層次的12項指標構成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以全面、客觀地反映各地區的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
評價模型與程序。本研究選取主成分分析法來評價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個指標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其評價具體過程為：一是構造樣本矩陣Xij。其中i代表城市，總數為21個；j為評價指標，總數為12個。二是樣本矩陣無量綱化處理，得到標準化后矩陣X’ij。三是求協方差陣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應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貢獻率。根據累計方差貢獻率確定主成分數，然后計算第k個成分的載荷Pkj。五是計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值Vi即。運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計算出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分值，然后計算出各時間段綜合評分值的變化，最后結合評價結果及相關背景進行分析。
評價結果與分析
按照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5%以上的要求選取主成分，然后計算每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分值，并將綜合評分值進行歸一（見表2）。其具體計算過程由統計軟件SPSS13.0完成。
（一）綜合評估
根據表2結果并結合相關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評價結果都表現出這一特點。超過80分的城市2000年沒有，2007年有1個，2009年有2個；超過60分的城市2000年沒有，2007年有2個，2009年有3個；超過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個 ，2007年有6個，2009年有7個；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個，2007年有15個，2009年有14個。可見，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任務還相當艱巨但前景樂觀。第二，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粵東、粵西和粵北。3年的排名盡管有變化，但這一格局沒有變。這種差異性還表現在絕對發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過于懸殊。
（二）等級劃分及變化
為了進一步分析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類型及其變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別對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類型劃分并分析了類型變動情況。具體方法過程如下：首先是對各年數據做主成分分析，獲得各年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據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對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層聚類，聚類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離測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別計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歐氏聚類系數矩陣表（因表格較大，省略）及聚類譜系圖（因圖幅較大，省略）。第三是根據上述結果歸納總結出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類型及異動情況（見表3）。前兩步運用SPSS軟件由計算機自動得出結果。
根據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將其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優秀類。這類地區經濟實力雄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優勢突出。第二類為良好類。這類地區具有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優勢明顯，潛力和后勁大。第三類為中等地區。這類地區經濟實力居中，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勢明顯、問題突出。第四類為差等地區。這類地區經濟實力較差，區域經濟發展任務比較艱巨。比較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等級類型的變化，可以發現以下特點：廣州、深圳是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良且比較穩定的地區，而韶關、梅州、汕尾、陽江、湛江、茂名、肇慶、云浮等在廣東省各城市中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差且多年變化不大，其它城市則處在較大變化之中。
（三）演化類型
為了從動態的角度揭示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本文設計了兩個指標來分析。一個指標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用某城市某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平均值來計算，一般以考察現狀年為本底。另一個指標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增長強度（Y），用某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某時段綜合評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時段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平均增加值來計算。把這兩個指標結合起來考慮的目的在于以現狀為基礎考察其動態變化軌跡。根據上述計算結果，分別選擇本底年和參照年，計算出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和增長強度（Y）。以相對強度（X）為橫軸、增長強度（Y）為縱軸、（1，1）為原點建立坐標系。根據坐標圖分析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動態類型。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大小將廣東省21個城市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類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據此，可將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演化類型分為四種類型（見表4）：第一種為快速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也高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區域經濟基礎良好，且目前建設力度很大的城市。處于第一象限。第二種為穩步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實力雄厚的地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良。處于第四象限。第三種為潛在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高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區域經濟發展潛力較大的城市，目前雖然存在明顯問題，但發展潛力較大。處于第二象限。第四種為緩慢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也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這類地區目前區域經濟發展任務比較艱巨。處于第三象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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