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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目標 橫向的制度安排 縱向的制度安排 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4―0066―06
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研究在邏輯上應該包括轉型路徑研究和轉型目標研究兩部分。但是,長期以來研究的主體集中于前者而忽視了后者。這一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明顯而巨大的:一方面,學術界在某種意義上放棄了探索可以與世界主要市場經濟類型并列的中國型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其結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沒有得到全面的論證,中國實踐的理論意義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視對轉型目標的具體內容的研究,屏蔽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難題的潛在方案。
一、轉型目標:被忽視的研究方向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熱烈關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機讓這一熱潮繼續升溫。在這些研究之中,外國觀察家關于“北京共識”的研究由于將中國的經驗賦予與“華盛頓共識”對立的地位而備受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關于中國改革的新一輪研究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我國經濟改革的主流論述在實際內容上并沒有本質差別。首先,兩者都將漸進主義和試驗主義視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兩者都將轉型路徑而不是轉型目標作為研究的重點。所謂轉型路徑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途徑和方法,而轉型目標則指過渡完成之后出現的經濟模式的形態和性質。很明顯,轉型路徑和轉型目標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兩者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一方面,路徑依賴導致轉型路徑影響轉型經濟的形態和性質;另一方面,對轉型目標的設計也必然影響對轉型路徑的選擇。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盡管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明顯存在不同的模式,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之中卻基本不存在對轉型目標問題的深入討論。
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學術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把握有關。第一,傳統的表述主要從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國有經濟的地位和宏觀調控的作用等方面來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這樣的界定是從市場機制的地位和企業制度的形態;以及國有經濟的強弱和宏觀調控的有無等兩組因素來突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內涵。從市場機制和企業制度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的主流,有意或無意地將美國型市場經濟和美國型企業制度等同于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們對市場經濟本質的認識基本是在以美國型市場經濟為唯一參照物的基礎上展開的。在這樣的認識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基本沒有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只能體現在國有經濟和宏觀調控之中。但是,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廣泛地存在于先進工業國,其地位和強弱也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進一步地,在我國經濟的現實運行中,國有經濟更多地作為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基礎而存在,并沒有明顯地對國民經濟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設發揮示范作用,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從“量”和“質”兩個方面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也仍有疑問。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有下降的危險。第二,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是從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角度進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經濟體制論的痕跡。但是,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表明,與生產過程相關的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和創新活動才是區分主要市場經濟類型的基礎。第三,這樣的界定在破除計劃和市場不能共存的認識的同時,也間接地否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經濟計劃和國有經濟之外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以及這種因素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體現“市場經濟”因素的性質和形態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導致我國的學術界無意亦無力分析轉型目標問題而將注意力集中于轉型路徑研究。客觀地說,在經濟轉型的初期,與走向何種市場經濟即本文所說的轉型目標問題相比,選擇何種轉型路徑以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更為緊迫的課題。但是在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經確立、調整經濟結構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經濟學的進展和世界經濟的演變表明,美國型市場經濟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無缺的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對轉型目標,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長期忽視對轉型目標的研究,這不但有使中國的實踐成為對美國型市場經濟的無聲復制的危險,而且限制了我們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的思路。
本文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存在顯在的和潛在的兩個側面。在現階段,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無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主要載體。但是,這樣的含義更多的是顯在的,并沒有涵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全部內容。
二、交易形態與創新活動:市場經濟的類型學分析基礎
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取得的進展,集中地體現在比較制度分析學派關于美日經濟體系和美日企業行為的比較研究之中。相對而言,典型的美國企業(A企業)在勞動市場、制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流動的;而典型的日本企業(J企業)在上述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長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相對固定的。青木昌彥指出企業在上述三種市場中形成的交易慣例之間具有互補性,并從信息流動的角度對這些“風格化事實”進行整理。他認為A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彥證明兩種信息結構都可能達到最優。圖1所示的這一分析視角為市場經濟的類型化提供了理論基礎。
20世紀90年代之后,管理學家持續地對典型的美國和日本的企業行為進行比較。以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依據,通過將產品建構的概念一產品結構(或工序)與產品功能之間的對應關系一引入組織理論,這些學者認為,在產品建構具 有模塊型特征的產業(IT、軟件、生物制藥、金融等)之中,模塊型的組織原則更易于促進競爭力的形成,而在產品建構具有集成型特征的產業(汽車、摩托、高級家電等)之中,集成型的組織原則有助于競爭力的形成。換言之,如表1所示,產品建構和組織建構之間的匹配關系是企業競爭力和創新活動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集成型和模塊型的組織原則高度接近比較制度分析學派所說的理念型意義上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的組織形態。至此,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分析獲得了具有實證基礎的支持。必須提及的是,盡管理念型意義上的美日企業的實踐更接近模塊型和集成型的組織原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日企業所形成的組織形態已經達到極致而無法趕超。
歐美學者從制度互補性角度所進行的分析也值得關注。豪爾和索斯吉斯認為,市場經濟可以分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型市場經濟兩種,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習前者的特點是由市場機制對經濟進行協調,而后者的特點是由制度對經濟進行協調。類似地,阿瑪布從產品市場的競爭形態、勞資關系、金融體系、社會保障和教育等五個制度領域出發,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將市場經濟區分為市場基礎型、亞洲型、歐陸型、社會民主主義型和地中海型五類,其中的市場基礎型和亞洲型的代表分別是美國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爾和索斯吉斯的研究盡管屬于政治學領域,但是其研究團隊將企業作為分析的焦點。他們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區別在于德國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產業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企業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為通用的術語來表述,那么可以認為德國是法團主義,而日本則是企業層面的法團主義。類似地,阿瑪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認青木昌彥的研究對其有重要影響而且將科技與產業特征這一與企業行為密切相關的變量作為分析的主要因變量。因此,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領域的這兩項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補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業)方面與比較制度分析學派具有明顯的共同點,而且其對市場經濟所進行的類型化也基本上是對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美日比較的擴充和細化,沒有明顯超出前者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現階段,以比較制度分析和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類型學仍然是我們思考我國市場經濟的特征及其發展方向時最有理論價值的參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的類型學最終指向是企業層面的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也就是說,創新的形態和性質正在成為區分市場經濟類型的核心變量。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可以表述如下:從制度經濟學的傳統出發,以創新活動為中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體系化的整理。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和現實選擇
在第二節的語境之下,分析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時,我們將遇到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邏輯上不同于美國型和日本型市場經濟;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的部分,是否可能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需要發展出一種和第二節所討論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為基礎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
第二節提及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論方面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沒有將所有的交易形式統一到一個分析框架之內。近年來獲得迅速發展的包括比較制度分析在內的廣義的制度經濟學均將交易視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這一思路明顯來自舊制度經濟學。但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不是舊制度經濟學家所列舉的交易形態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認為交易可以分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給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產品市場中的買賣行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而配給型交易的典型則是判決和政策。另外,新舊制度派學都沒有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市場納入分析框架。第二,與上一個問題相關,這些研究者將交易形態的形成視為自發的,忽視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從康芒斯對交易的定義出發,如圖2所示,我們可以發現配給型交易必然對企業內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業之間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態和性質產生影響。
將康芒斯提示的交易類型和資源、土地市場中的交易統合進第二討論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們可以獲得如圖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從圖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在以下方面獲得清晰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第一,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交易形態主要是市場進化的結果。而在我國,交易形態的形成可能是市場進化和政府介入雙重影響的結果。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可能存在于資源和土地市場的交易之中。在我國,由于資源和土地為國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導這一市場之中的交易形態并影響交易所產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過對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施加影響來獲得對宏觀經濟的控制或實現對所得分配的調整。第四,依據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具有不同技術特征的產業群之中,更有助于競爭優勢的形成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各有不同。不同的先進工業國中往往存在處于主導地位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其結果是這些國家往往只在同一類產業中發展出明顯的競爭優勢。由于我國地域之間存在文化上的差異,所以有可能分別在集成型產業和模塊型產業中都發展出與之匹配的組織慣例和交易形態并在這兩類產業中都形成競爭力。第五,不同的產業群要求不同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與該產業的技術特征相匹配,而我國有可能形成國有經濟致力于發展更需要長期穩定的交易環境的集成型產業,而民營經濟在模塊型產業占據優勢的格局。隨著民營經濟向集成型產業擴展,有可能出現民營企業在研發人員的雇傭形態和某些關鍵性企業間關系方面引進國有企業的比較長期而穩定的組織形態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換言之,在長期內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在特定領域向民營經濟輸出組織原則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為基礎,我們可以從生產和分配、橫向制度安排和縱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分類。本文對橫向的和縱向的制度安排的定義借鑒了康芒斯對交易形態的區分。所謂縱向制度安排指與配給型交易有關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過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導的制度安排,而橫向制度安排指與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關的制度安排。
微觀經濟學中需求的含義是在一定的時期,在一定的價格水平下,消費者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
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又稱個體經濟學,小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主要以單個經濟單位(單個生產者、單個消費者、單個市場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的一門學科。 微觀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中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的經濟學說。亦稱市場經濟學或價格理論。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經濟學 術語 翻譯策略 教科書
一、引言
1.經濟學術語的概念界定。隨著世界不斷向前發展,關于經濟學的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斷地改變著。就當前來看,大多數國家普遍對經濟學的理解主要是基于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48年在《經濟學》一書中所給的定義,即經濟學是一種用來研究人和社會選擇的科學,并在將來把商品分配給各類成員的一種科學。根據該定義,我們發現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對稀缺資源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進行利用,同時研究分配和消費的科學。
2. 經濟學術語的主要特點。 經濟學術語除有專業性、單義性這些術語通性之外,還具有以下特點:
(1)專名命名。經濟學首先是源自于西方,然后從西方引入我國的,所以大多數經濟學的教科書采用的仍然是西方經濟學教材漢譯本。而中國的大多數譯本仍然是以西方作品中國化為根本的發展途徑,所以作品大多數是改編而成的。考慮到很多經濟學概念都是通過西方學者提出的,所以相關術語在進行翻譯時,很可能就是直接使用提出者的名字進行命名。
(2)對義性。詞語的對義性主要是指詞語的意義的互相矛盾、互相對立,也就是在詞語的表達概念在邏輯上具有一種矛盾或對立的關系。”在經濟學中,經常會使用一組矛盾、對立的事物或對立的行為來表達相應的經濟關系,所以術語往往是成對出現的。比如:law of demand(需求定理)與law of supply(供給定理)、explicit cost(顯性成本)與implicit cost(隱性成本)、loses of exporting countries(出口國損失)與loses of importing countries(進口國損失),這些術語意思都相反或相對。
(3)系列性。一個新詞進入經濟學術語之后,發生連鎖反應,產生了一些列與該中心詞相關的詞。如marginal(邊際)一產生,帶出了一系列經濟學術語,Marginal benefit(邊際利益)、marginal changes(邊際變動)、marginal cost curve(邊際成本曲線)、marginal product(邊際產量)。
二、不規范現象歸類分析
1.字面翻譯。經濟學術語不同于普通的詞語的翻譯,它們總是經濟學領域中的許多概念的稱謂。譯者在翻譯時,如果不考慮到詞語的真正含義,而是根據詞典的表面意思來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就會出現錯譯。如lump-sum tax,曼昆中譯本譯為“定額稅”,薩繆爾斯中譯本譯為“一次性總付稅收”。 income distribution,曼昆中譯本譯為“收入分配”、而薩繆爾斯中譯本譯為“收入分布”。而具體地,可以根據文本來定,例如下面的實例:
Suppose the government imposes a tax of $4,000 on everyone. That is, everyone owes the same amount, regardless of earnings or any actions that a person might take. Such a tax is called a lump-sum tax.
可以翻譯成:假如政府向每個人征收4 000美元稅。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收入多少,也無論每個人將要采取怎樣的行為,每個人都要交納等量的稅。所以把這種稅稱為定額稅(lump-sum tax)。
2.選詞不嚴謹。術語和概念唇齒相依,在科學研究中很多術語都是由概念而來,反過來術語又用在傳播科學。有時,譯者理解原文意思,但在選擇譯詞時,沒有斟酌詞語的細微差別,從而導致譯名不準確。如:rent control, 分別翻譯成“租金控制”與“租金管制”;medicaid分別翻譯成“醫療援助”與“醫療補助”。
3.語言欠簡練。翻譯科學術語,不僅要從科學概念體系出發,又要采用精煉的語言來描述,達到簡單明了的目的。術語翻譯時,要對語言進行錘煉,從而保證術語譯名簡潔。然而在經典教科書漢譯本中還是會出現不簡潔現象。
三、經濟學術語漢譯名不規范的原因
1.譯者缺乏術語意識。術語意識是以對術語的性質與功能的認識而形成的嚴謹、科學地對待本專業術語,小心慎重地對待其他專業術語的自覺性。如果術語對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作用而不夠了解,就很難可能會對術語產生一種嚴謹甚至敬畏的科學態度,而取而代之的是草率、隨意。具備術語意識,才有可能去遵守術語翻譯的相關規范,再依據術語定名規則翻譯。
2.譯者缺乏經濟學知識。每一次出現了一個新的概念,就要定義一個新術語來表達這一概念,經濟學是一門有較強的專業性的學科,如果只是知道語言知識,而缺乏經濟學知識,往往很難準確地進行翻譯。例如:business cycle有些經濟學教科書譯成“商業循環”,這是根據普通詞語字面意思來翻譯的,在微觀經濟學著作中顯然是不準確的。在經濟學中,business cycle應該譯為“經濟周期”,是指經濟活動的波動,而不是指商業活動的循環進行,要準確翻譯該詞,就要全面了解經濟學的概念。
3.譯者缺乏嚴謹態度。經濟學家考慮到教科書的特殊性,通常會通過例子、定義、圖標等各種方式來說明術語的含義。譯者翻譯時,結合上下文通常可以理解術語含義,但在選擇詞義時,沒有區分詞語的細微差別,而造成選詞不當的問題。
四、經濟學術語的漢譯有效性策略
1.專名命名法。經濟學中很多術語的譯名直接以概念創造者的名字命名。在翻譯時,筆者也直接使用經濟學家姓名作為術語譯名的一部分。舉例如下:
Pigouvian subsidy 庇古補貼
1a. A Pigouvian subsidy is a payment designed to encourage activities that yield external benefits. (Krugman 2010)
1b. 庇古補貼是用來鼓勵產出外部效益行為的支付補償。
分析:庇古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詞典中收錄的以庇古命名的術語分別有“庇古稅”、“庇古均衡”、“庇古效應”。在翻譯此新術語時,也以該經濟學家名字命名,翻譯成“庇古行為”。
2.習慣表達法。術語翻譯過程中,詞語表達盡量選擇符合交際語言習慣的詞。舉例如下:
depository bank 儲蓄銀行
2a. The 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 separated banks into two categories, commercial banks, depository banks that accepted deposits and were covered by deposit insurance. (Krugman 2010)
2b.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銀行分成兩類:商業銀行和儲蓄銀行。儲蓄銀行接收存款,并購買儲蓄保險。
分析:翻譯成“存款銀行”,意思也清楚,但不符合日常語言表達習慣,所以譯成儲蓄銀行。
3.逆序翻譯法。中文與英文盡管在語序上有所不同,中文通常將修飾語置于中心詞前面。而英文,當修飾語較長時,就會把一部分修飾語變成介詞短語、不定式置于中心詞后面。就算英語修飾語全部前置,有時還要對其進行重新排列,符合中文的習慣。
4.類比借用法。經濟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大量新概念通常使用日常詞語表達,且部分詞語在其它的領域還有類似的意義。這時,可以采用類比借用的方法來命名,由此得出的術語易于傳播,且不失專業性的特點。
5.信息補償法。“翻譯是指在接受語再現原語信息并實現最近似的自然等值”, 所以翻譯主要作用就是傳遞信息,實現源語功能。術語翻譯的信息補償是指術語翻譯過程中,譯者有意識的運用某些譯語手段或符合譯語規范或規約的其他語言手段補償損失信息,將信息的損失最小化。在簡短的術語中,盡量地把術語的含義表達出來。舉例如下:
the arc method 弧段正切法
3a. The Arc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Slope An arc of a curve is some piece or segment of that curve. For example, panel (a) of Figure 2A-4 shows an arc consisting of the segment of the curve between points A and B. To calculate the slope along a nonlinear curve using the arc method, you draw a straight line between the two end-points of the arc. The slope of that straight line is a measure of the average slope of the curve between those two end-points.
3b. 弧段正切法測斜率 弧段就是曲線上一部分或一段。比如:圖2A-4中(a)板塊顯示的弧段是由曲線A點與B點之間的部分組成。沿著曲線使用弧段正切法測量斜率,可以在弧段的端點畫一條直線。直線的斜率是就是兩端點之間曲線的平均斜率。
五、結束語
關于經濟類術語的翻譯,我們僅僅要掌握好翻譯的通用原則,更為重要的是對儲備大量的經濟學術語和盡可能地學習一些基本的經濟學知識。只有了解了經濟學知識以后,我們才能夠根據自身已有的英文知識,翻譯出更加精準的譯文,從而達到不僅準確,而且流暢的翻譯效果。
參考文獻:
[1]王少爽.翻譯專業學生術語能力培養:經驗、現狀與建議[J]. 外語界.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