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思想發展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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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演變》作者簡介

阿納尼亞斯?查爾斯?利特爾頓（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1886-1974年）是美國著名的會計學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當代會計學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頗豐，其思想對現代會計思想的發展、會計歷史研究的深化、會計實務的完善等方面有著巨大影響。從20世紀20-70年代，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學術生涯中，利特爾頓先后在專業期刊上發表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單獨或同他人合著專著多部。他的代表作主要有：《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1933），與威廉?A?佩頓合著的《公司會計準則緒論》（1940），《會計理論結構》（1953），與B?S?耶梅合作主編的《會計史論文集》（1956）和《會計學論文集》（1961），與V?K?齊默爾曼合著《會計理論：連續性和變革》（1962），與M?穆里茨合編的《會計學優秀論文集》（1965）等。在其豐厚的學術成果中，有四部代表作在世界各國會計學界廣為流傳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第一部著作是《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這本書使利特爾頓成為當之無愧的會計史研究領域的權威，他也因此著作而得到會計界的承認。第二部著作是《公司會計準則緒論》，這本書為當時“公認會計原則”的制訂和執行提供了最具權威性的理論依據。該書作為美國會計師協會（AAA）的第3號“專題研究報告”于1940年首次出版后，對現代會計理論以及會計準則的制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先后歷經15次修改出版，該書奠定了現代會計準則的理論基礎與架構，被認為是美國傳統會計實務所依據的基本理論的最清晰說明。第三部著作是《會計理論結構》，該書是會計學術界第一次完整論述會計理論體系和結構的專著，它的出版標志著會計從一門方法發展成為一門科學，利特爾頓對會計理論的貢獻，也因此書而達到巔峰。直到現在，《會計理論結構》仍然被譽為是那個時代對會計理論發展最有貢獻意義的文獻。第四部著作是《會計理論：繼承與創新》，這部書主要揉合了《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和《會計理論結構》的思想，并將會計科學放在一個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討論。以簿記理論為基礎構建由會計思想、會計理論與會計方法等有機結合的具有良好邏輯的會計學體系是他所有著作的一個重要特征。

利特爾頓的學術成果豐碩，他對當代會計理論、公認會計原則等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學界公認利特爾頓是世界級的會計大師，更是會計理論的重要構建者。

二、《演變》基本結構

《演變》文章結構簡潔清晰，富有邏輯性，以不同時期的典型日記賬分錄為例，按照時間順序圍繞日記賬的演變這一主題展開了細致的論述。利特爾頓認為，從日記賬的發展過程來看，日記賬先后經歷了4個階段：（1）日記賬未出現前，需要將交易事項在兩個相關的賬戶中完整地記錄下來；（2）1430年到1550年期間，使用具有高度專業技術形式的分錄將交易事項記錄在分類賬中；（3）在之后的一個漫長的時間里（即1550年到1600年左右），日記賬分錄需要或多或少地記錄交易事項；（4）現代時期，日記賬的主要焦點集中在如何用技術性形式準確分類會計主體。《演變》一文主要對15-17世紀期間的日記賬演變過程進行了研究，針對日記賬的斷代史進行了研究。

從整個行文邏輯上來看，《演變》一文可以劃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部分，第二部分為15-16世紀典型的日記賬分錄（包括第一種類型的日記賬和第二類的日記賬分錄），第三部分為十七世紀之后的日記賬分錄，第四部分為總結。

在引言部分，作者論述了日記賬是記賬過程中的一項重要技術，是將經濟交易事項的非技術報表形式轉換為一種技術性報表的中間記錄環節。但就當時的情況來看，當時美國日記賬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且在未來日記賬可能會逐漸消失，因為日記賬不是記賬過程中的必要環節。在對日記賬的現狀和未來趨勢進行簡單的預期之后，利特爾頓在文章中提出了探索日記賬起源的想法。

《演變》一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紹了15-16世紀典型的日記賬分錄。這個時期的日記賬分錄有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日記賬分錄的特點是：不論采用何種語言，所有這些典型日記賬分錄都采用“By A . to B .”的形式來編制。這些分錄所表達的含義不是很清晰，因此在理解這種類型的分錄時就需要對其進行推理判斷。在原文例子中所使用的介詞“per”和“a”分別表示債務人和債權人，而且債權人總是寫在債務人之后。這種類型的日記賬分錄只是展示了“per”和“a”的用法，沒有說明這兩個介詞的特殊含義，也沒有說明“per”和“a”是怎樣分別與“債務人”和“債權人”聯系起來的。同一時期德國的日記賬分錄時間雖然遲于意大利的日記賬分錄，但是它所采用的編制形式也是類似的，都具有技術性。雖然這樣的日記賬分錄比較難以理解，但還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將這種日記賬分錄重新整合構建成易于理解的分錄。利特爾頓還認為可以從德國的分類賬發展來理解德國的日記賬，因為日記賬是在分類賬之后產生的，而且現在的日記賬在記錄發生的交易事項時也會很自然地使用分類賬中的專業短語。日記賬分錄的左方記載借方賬戶和屬于其他相關賬戶的相反的或是解釋性的分錄，其右方記載貸方賬戶和屬于其他相關賬戶的相反的或是解釋性的分錄。日記賬分錄的這種技術形式明確地表現了整個業務的兩個不同方向并且已經體現了在當前的分類賬實踐中的使用情況。

第二類日記賬分錄與第一類日記賬分錄幾乎是同時存在。第二類日記賬分錄的形式與第一類日記賬不是一模一樣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更接近于現代的形式。根據措辭的不同，第二類日記賬分錄可以產生三種意思相近但有細微變化的方式，分別是：（1）A是債務人，B是債權人；（2）A是B的債務人；（3）A欠了B的錢。第一類日記賬分錄的形式可能是來源于分類賬分錄的措辭，才導致使用英文分類賬分錄中借方的“to”和貸方的“by”，而第二類日記賬分錄可能是在記錄個人賬戶交易事項的日記簿基礎上自然地發展起來的。很顯然，它比第一類日記賬分錄更能說是現代日記賬分錄的前身。

第三部分介紹了17世紀之后的日記賬分錄演變。17世紀的日記賬分錄在措辭上有了一些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并沒有什么意義。但隨后，在19世紀中期稍早的時候，出現了更明顯的變化，日記賬分錄又重新使用了技術性形式來編制，但與之前在1550年被棄用的技術性形式“By A ，to B ”又有所不同，專業術語幾乎完全被使用了。一筆交易的借方和貸方被分成兩個單獨的列表，貸方科目的名稱則是低于借方科目名稱。有時“Dr”被留存，有時則是被省略了；但是“to”作為借方的標志被保留了下來。后來連“to”也被棄用了，借貸方的差別可以單純地根據詞語和數據的位置來判別。文中列舉了一個18世紀日記賬編制的例子“John Doe is debtor $1000 to Stock”，這表明日記賬記錄的主體必須要有兩個，但是并不強制要求明確這兩個主體。隨后日記賬的編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編制時不僅要求反映兩個明顯不同的事實，而且每個事實都要根據它的名字和借、貸方的特點來填寫。日記賬分錄的發展也改變了簿記的結構，要求每個事實都要根據它的名字和借、貸方的特點來填寫。現代日記賬的編制過程讓人認為需要編制的是貸方分錄，而不是債務人或債務人，也就是說“會計主體”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總結部分。利特爾頓認為日記賬的演化過程沒有停止也將不會停止，也正因為不斷進化的過程使得會計記錄向更深的技術細節發展。日記賬分錄本身也省略了原始分錄中許多輔助的交易記錄。現代會計遇到了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要學好記賬比以前更難。記賬已經成為真正的技術，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登記程序。

《演變》一文中利特爾頓采用歸納法對會計史進行研究，并從中總結出一套系統的會計思想體系。文中列舉了大量的不同時期的日記賬分錄，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不同時期日記賬分錄的特點和編制方式。日記賬分錄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變化也體現了事物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日記賬分錄的演變過程是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的，而且還會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而不斷變化。利特爾頓是享譽全世界會計大師，他的會計信條是：相對準確的會計信息會逐漸逼近要求。日記賬分錄的演變過程正符合這一規則。會計產生的原因在于客觀經濟發展的需求，而作為會計技術的日記賬的演變同樣也遵循這樣的規律。

三、《演變》主要理論貢獻

會計活動始于遠古時代。但是直到1494年意大利數學家盧卡?帕喬利在其出版的《數學大全》一書中才系統介紹了復式簿記，正是這一部分篇章，成為了最早出版的論述15世紀復式簿記發展的總結性文獻，集中反映了至15世紀末期為止威尼斯的先進簿記方法，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西式簿記的傳播和發展，同時也開啟了將會計作為學術進行研究的歷史進程。但是，從16世紀到20世紀漫長的幾百年間，會計史研究并沒有得到快速的發展。直到1933年，利特爾頓教授的名著《20世紀以前的會計發展》的發表，會計史研究才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從此會計史研究步入蓬勃發展時期。

《演變》早于《20世紀以前的會計發展》發表，是對日記賬發展歷史過程中的幾種典型分錄進行研究的一個代表性作品。《演變》一文通過對日記賬演變過程的研究，指出時展是會計發展的驅動因素，會計是一門反映時代變化和需要的科學。同時，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是相互聯系且密不可分的，早期的會計實務促使了會計理論的形成，而會計理論又反過來指導會計實務，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

利特爾頓對會計歷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作為其會計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演變》體現了一個會計學者對待客觀歷史的態度。利特爾頓特別強調要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對待會計研究。同時，利特爾頓也以嚴謹的治學方式對待會計問題，他的作品也展現了非常強的邏輯性思維和分析性思維的特征。

四、《演變》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啟示

我國的會計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時代，那時人們已用“刻石記數”和“結繩記事”等方法來反映數量及其他收支。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會計技術也在不斷的進步。我國會計的記賬方法也從原始的計量、記錄方法發展到中式的單式收付簿記方法，再從單式收付簿記法發展到不完全的復式收付賬法直至發展到相對成熟的復式記賬法，我國的薄記方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遷過程。郭道揚教授曾經寫道：“人類社會的會計發展既不可能超越某一歷史階段會計所處的歷史環境，產生超前的會計思想與會計行為，但也決不可以聽任落后的會計思想在新的歷史階段繼續起支配作用。”所以要對會計史進行研究，把握其發展規律，以便更好地發揮會計的職能，這正是研究會計史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歷史展示了會計發展的脈絡，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經濟環境，就更加有利于理解會計、研究會計和發展會計。

我國對于會計史的研究尤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表現為對會計史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的內容缺乏系統。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會計史研究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出現，當時只有一些學者發表了少量的相關研究論文，例如馮抑堂的“吾國古代會計之研究”，林道俊的“中國古代政府會計制度之演進研究”，潘序倫的“會計學發達史”、“我國會計學術與會計職業之回顧與前瞻”、“中華民國三十年度結賬程序述要”等。之后至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會計史的研究幾乎停滯，研究成果極為少見。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會計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蓬勃發展，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郭道揚教授著的《中國會計史稿》（上、下），高治宇著的《中國會計發展簡史》、李寶震和王建忠合著的《中國會計簡史》、趙友良著的《中國古代會計審計史》等。

會計史研究對于會計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會計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會計理論與實務的根基及演變路徑，有助于總結經驗，正確認識會計發展規律，科學的把握和預測會計學科的發展方向。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會計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就整體而言，我國對會計史的研究仍需全面提高。我國今后會計史的研究重點需要加強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會計史研究的系統性。雖然理論界對會計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整體，研究方向多是局限在某個專業領域，并沒有構成完整意義上的會計史學。二是加強會計史研究高素質人才的培養。會計史的研究不僅需要對歷史較為熟悉，而且需要精通會計理論和實務，同時還需要具備閱讀國外文獻的能力，對研究人員的綜合素質要求比較高。因此，要使會計史研究系統化、全面化，培養更多的高素質研究人才是當務之急。

[本文系郭道揚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編號：11&ZD145）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上下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1988年版。

[2]王光遠：《阿納尼亞斯?查爾斯?利特爾頓》，《財會通訊》1992年第10期。

[3]付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會計史研究述評》，《財會通訊》（綜合）2008年第12期。

[4][美]邁克爾?查特菲爾德著，曾浩、許家林譯：《會計思想史》，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5]R.A.Bryer.Double-Entry Bookkeeping and the Birth of Capitalism：Accounting for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Northern Ital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Vol.4，NO.2，1993

[6]Eve Chiapello.Account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notion of capitalism.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18（2007）

[7]B.S.YAMEY.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Some Non-Sombartian Claims Accounting.Business &Financial History，Vol.15，No.1，March 2005

第2篇

【關鍵詞】皮錫瑞；《經學歷史》；研究

皮錫瑞（1850-1908），湖南善化（今長沙市）人。字鹿門，一字麓云。清末著名今文經學家。《經學歷史》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此書對經學及其歷史作了簡要、清楚的介紹與評價，內容涉及經學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種流派和代表人物。現代經學史家周予同先生又為此書作了詳細、精當的注釋，舉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詞僻義，均一一引征文獻、詳加闡發，為原書增色不少。

此書成為普及性極高的一部著作，對其的研究雖然并談不上如火如荼，但稍加留意，還是有不少學者關注于此。主要吳仰湘、馬少甫、張國華、潘斌等人，并且，這些人當中也不乏對皮錫瑞或《經學歷史》進行過綜述性的研究，但可能尚存有可補缺指出。檢索并研讀近十年來的論文研究，筆者認為，對《經學歷史》的研究，大致可從以下幾方面概括論述。

一、對該書作者的研究

該書既出自皮錫瑞之手，則必然要考察作者的諸多方面，不僅包括了個人的獨特經歷，也必然要關涉到個人所處的社會大環境。所以，對作者的研究也就包括了不止單一方面的內容。

1.生平

周予同在其《經學歷史》注釋本的序言中對皮錫瑞的傳述只寥寥數筆帶過，并說：“我很慚愧，我所得皮氏的生平，僅僅簡略如。他的生卒、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授，我竟無法查考。我曾輾轉地詢問過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沒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 對此，吳仰湘的解答是，1938年，皮錫瑞之孫皮名振繼發表《皮鹿門先生傳略》（附有詳盡的《皮鹿門先生著述總目》）之后，接著又出版了《皮鹿門年譜》。此書大致描繪出皮錫瑞生平和學術的粗糙輪廓，為后人了解和研究皮錫瑞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吳仰湘認為此說可信性已極高。關于皮氏的生平，諸位學者之間也便不存在有多大的出入。潘斌《皮錫瑞經學研究綜述》即言“吳仰湘先生所著《通經致用一代師——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一書對皮錫瑞的生平多有研究”。

2.思想

對作者思想的研究，多是由《經學歷史》一書中探析而來的，既有學術思想，又有政治思想（變法思想），此工作做的較為出色的可謂是馬少甫和吳仰湘二人。“皮氏學術思想中‘通經致用’與實學考據的并存，反映在《經學歷史》中便是書中雖能客觀如實地敘述經學在傳統社會中發展演變的表現，但對經學發展過程中許多重大環節的卻有偏頗。” 馬少甫把《經學歷史》與皮氏本人相統一而論，是對皮氏思想進行解讀的做好方法，并且，他的這種觀點在他的其他著作或論文中也總是多有涉及。吳仰湘對此的研究也更多地是綜述了前人的成果，張舜徽特別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學”，說：“我們認真考慮到皮氏學術成就的全貌，實是通學門庭，在許多問題上，能見其大，能觀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專治今文家言的經師，那就太縮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實是一位極其博通的學者，論其造詣，遠遠超過了王闿運和王先謙。” 另外，楊向奎也認為皮氏的治學態度極其嚴謹“皮氏說較謹嚴”。

關于皮錫瑞的政治變法思想，學者們都在各自的學術研究中多有論述，在此鑒于重點在于《經學歷史》一書的研究，故略去對皮氏政治變法思想的闡述。

二、對文本本身的研究

1.編纂體例

對《經學歷史》編纂體例做出比較的多研究的當屬馬少甫和張國華，二人在此問題上并無太大的出入。并且，查看對此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們都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即肯定皮錫瑞著《經學歷史》在其編纂體例上的開創性，“該書不僅從時間的跨度和內容的廣度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經學史的編纂特點，且吸收了西方史學的章節體體例，將經學在傳統社會的發展史用一主題思想貫穿起來，從而成為第一部完整意義的經學史，并對近代的經學史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馬少甫認為，《經學歷史》的體例區別于以往的任何一種，非傳記體，非書志體

，非學案體，這是《經學歷史》在編纂上最大德不同，具有極大的開創意義。眾多者也承認此說。

例如，1936年，馬宗霍作《中國經學史》，馬氏在自序明謂：“晚世有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始自具裁斷”，肯定了皮氏在經學史研究的首創之功，體例上，馬氏在書中史論結合，在章節體已走向普及的時期（馬氏書成于1936年），仍然與皮氏之書的形式無大改動，足見馬氏是在糾正皮氏，同時也看出其受皮氏影響之深。

2.校對糾誤

在近十年內，對《經學歷史》的校對糾誤工作雖為不多，但還是有的，這與皮著、周注的嚴謹治學態度有關，但若仔細推敲的話，可能錯誤還是難免的。在此方面做出一定貢獻的有宋立林、王亞婷等人。宋立林指責皮氏門戶之見，“如對三國王肅，皮氏即大加鞭撻，將之與劉欲并稱為“經學之大蠢”，指責其偽造群書諸注，所論似甚痛暢。近因研究《孔子家語》，重讀此書，居然發現皮氏在此卻出現低級謬誤，而周注更錯上加錯。讀之愕然。”由此可見，具有對經典的質疑精神非常重要。

再者，王亞婷在吳仰湘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對《經學歷史》的較為全面的一次點校糾誤工作，包含了斷句之誤、校勘之疏、分段之失及可據初稿本補正的部分。其針對周注本的點校，提出了具體可行的修改意見。

三、對文本內容及相關延伸的研究

1.具體內容及對其評價

在《經學歷史》的具體內容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對此書中關于中國經學史分期的問題及對此書內容的評價問題。馬少甫特備推崇皮氏在《經學歷史》一書中的觀點和看法，并據此規定《經學歷史》乃“第一部完整意義上的中國經學史著作”。

吳仰湘從《經學歷史》的實際內容出發，通過具體的分析得出“《經學歷史》并非經學史著作的結論”，“《經學歷史》的‘十個時代’一直被學術界視為皮錫瑞所分中國經學史的‘十期’，并因此將《經學歷史》視作中國第一部經學史著作。然而細讀《經學歷史》，可見書中分十個時代所作的論述，并非是對經學史的分期與評述，而是著力宣揚‘尊孔’、‘崇經’的思想，體現出皮錫瑞‘信古’、‘崇漢’、‘主鄭’的經學取向。”

吳仰湘的論述也借助了其他學者的評論：周予同“就史學說，他這本書就不免有宣傳的嫌疑了”；楊向奎則反對此說，認為皮氏的思想具有時代的特點，無可厚非；云則比較客觀冷靜地對皮氏《經學歷史》做出了評述。他認為，皮錫瑞還是用比較簡單明了的文字論述了中國經學史的大致脈絡，勾勒了經血發展、演變的主線，特別是對經學史“十期”的劃分，“這種思維方式和劃分階段的方法，顯然得力于公羊樸素進化觀和西方進化論。盡管皮氏的劃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當，但畢竟第一次做到了按照經學發生、發展、演變的過程，分析其階段性特點，把它視為其中包含有進化嬗變之理的客觀研究對象，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統、自有見地的看法，因而明顯地具有學術近代化的特征。”此對《經學歷史》之內容和評價可謂是較為可取的。

2.特點

《經學歷史》一書，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結構上，其最大的特點莫過于其會通性、宏觀性。這里的“通”，包括時間跨度、內容的廣度，同時也指皮氏寫作思想的一致性。皮錫瑞以前的歷代學者，他們對經學的論述都還稱不上一部“經學史”，他們也沒有用“經學歷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確意識。在《經學歷史》一書中，皮氏從孔子刪定六經述起，以儒家經典在春秋時期的流傳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為終結，對前經學時期以及經學獨尊以后的各個階段都有涉及，與經學發展始終的軌跡基本吻合，反映了經學從始到終的全部歷程，既是對傳統經學史的發展，又是經學發展的一個全過程的總結。因此，從時間跨度來講，《經學歷史》一書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國經學史。

另外，《經學歷史》一書的另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還表現在該書的編纂體例上。此點在以上部分已略有提及。《經學歷史》在述論經學發展的過程時，將經學史劃分為十個時期。每個時期的標目實際上也就是該時段的特點。在講述每一時段的經學發展時，皮氏從制度、經籍、人物等幾個方面展開論述，皮氏中間還插有皮氏之評論，夾敘夾議，“史”“論”結合，這種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經學發展過程中“面”上的表現，又注重“整體”與“局部”的統一。

最后，寫作特點上，《經學

歷史》一書表現出了作者個人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皮氏雖然學出今文，門戶之陋習固不可免”③；吳仰湘在其論文著作中也多次指出皮錫瑞著《經學歷史》時所表現出的濃郁的個人評判特點。并且，學人們在研習《經學歷史》時基本上都能夠注意到這點，而是自己站在較為客觀的立場之上。

四、對未來研究的期望及建議

此項研究多數學者沒有明確主要地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只有較少的學人對此提出了具體的期望和建議。吳仰湘認為目前對皮氏《經學歷史》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欠缺較多，提出在以后的研究上期望能夠向系統化、全面化、深刻化的方向努力。

馬少甫認為應將其置于時代的背景下，“《經學歷史》作為時代的產物，它在反映皮錫瑞的治學觀的同時也折射出了某些時代的特征。將<《經學歷史》置于時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自能從中透視出‘皮錫瑞式’的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面臨千古未遇的大變局時價值取向、治學路徑，這樣，《經學歷史》便有了其超越自身的‘坐標’的意義”。

就目前來看，對《經學歷史》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總的來說還是存在著許多不足指出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要努力從更多的層面、更廣的角度、更深的維度去對其形成系統的不斷改進、并聯系當下的深入研究。

注釋：

①周予同，《經學史與經學之派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序》，載上海《民鐸》第九卷第一號，1928年.

②潘斌.皮錫瑞經學研究綜述[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2）

③馬少甫.《經學歷史》與皮錫瑞學術思想初探[j].北方叢刊，2006（4）.

④張舜微.皮錫端[a].清儒學記（卷七）[m].齊魯書社，1991：358-364.

⑤楊向奎.鹿門學案[a].清儒學案新編（卷四）[m].齊魯書社，1994：341.

⑥馬少甫.皮錫瑞《經學歷史》編纂特點[j].史學史研究，2003（2）.

⑦宋立林.皮著、周注《經學歷史》糾誤[j].文獻季刊，2008（1）.

⑧吳仰湘.皮錫瑞《經學歷史》并非經學史著作[j].史學月刊，2007（3）

⑨吳仰湘.大陸皮錫瑞研究述評[j].船山學刊，2005（2）.

⑩云.中國近代經學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348-365.

⑾張國華.讀皮錫瑞《經學歷史》[j].華夏文化，2004（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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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維靜，周予同.經學歷史論著選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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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馬少甫.皮錫瑞《經學歷史》編纂特點[j].史學史研究，2003（2）.

第3篇

關鍵詞：文學教育 理性缺失 科學思維方法 應用價值

文學教育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是指以文學為手段在家庭、學校與社會中所進行的教育，狹義的文學教育是指以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為核心、以課堂教學為主要載體、對受教育者所進行的審美、思想、學識與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屬于狹義文學教育范疇，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是培養新世紀優秀教師的重要方式，是提高未來的中小學教師素質的有效途徑，因而，師范院校文學教育所使用的方法是否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是影響文學教育實踐過程及其效果的關鍵因素。

一、新世紀文學教育研究現狀與文學教育問題反思

21世紀初期，隨著中小學與高校教學改革的深入開展，“文學教育”成為諸多學者和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關注的對象，近十年來，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論文與專著有近2000篇（部），這些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關于文學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平原《文學史、文學教育與文學讀本》（《河北學刊》，2013） 、魯定元《文學教育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與溫儒敏《語文課改與文學教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等。這些研究對文學教育的內涵、性質做了深入的探討，明確了文學教育的基本范疇，即以文學作品（文學“讀本”）為核心，以哲學、歷史與社會學知識為拓展，將審美教育、思想學識教育以及道德品質教育與文學教育相結合，以培養人格健全、思想獨立、學識系統的現代人才作為文學教育的主要目標。

二是對文學教育內容的研究。研究著重探討了文學教育中的西方文學教育（主要是英美文學教育）、中國現當代文學教育以及古代文學教育的內容與方式，總結了中美文學教育、傳統與現當代文學教育的差異。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江玉嬌，邵秀芳《西方文學教育的經驗分析及其啟示》（《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林燕平，董俊峰《英美文學教育研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與趙煥亭《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學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等。

三是對不同教育階段文學教育實踐的研究。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盧建紅，林志敏，朱青茹《今日中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王立昌《中學文學教育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與朱自強《小學語文文學教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2001）等。這類科研成果針對不同教育階段（大中小學與高校）的文學教育的內容、特征及其功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強調了高校的文學教育對于語文教師文學素養的形成以及對理工專業學生創新思維的培育的重要作用。

四是對文學教育功能的研究。認為文學教育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功能，即德育與美育功能，前者包括了品德教育與人格養成教育，其次，文學教育還具有培養學生綜合素質與心理健康的功能。較有代表性的有：于天紅，劉連梅《文學教育與大學生德育之我見》（《語文建設》，2013）、阿茹漢《文學教育對學生綜合素質及道德情操的影響》（《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與葉杰琳《如何通過文學教育幫助大學生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首都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等。

五是對文學教育現狀的反思。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葛紅兵《中國文學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魯樞元，趙玉平《文學教育與教育生態》（《語文教學與研究（教研天地）》，2011）、龍軍《對當前“文學教育”的一點反思》（《名作欣賞》，2013）、楊邦俊《回歸真正的文學教育》（《語文建設》，2009）、傅書華《時代病癥：文學教育之缺失》（《山花》，2010）與于曉泉《文學教育的反思及對策》（《語文建設》，2013）等。此外，還有少量成果是關于兒童文學教育的研究，如胡瑞香《改革開放以來河南高校兒童文學教育的經驗與現狀》（《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張心科《清末民國兒童文學教育發展史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等。

國內外關于文學教育的研究，闡釋了文學教育的內涵、功能與范疇進，揭示了中小學與高等學校尤其是師范院校開展文學教育的重要意義，并對文學教育的現狀進行了總結與反思，為進一步研究文學教育的相關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有益的借鑒。但是縱觀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涉及師范院校文學教育及其方法研究的較為缺乏，尤其是對文學教育效果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討論。少數研究者關注了文學教育方法的問題，如趙煒，馮宇，尹樹萍《立體多維教學模式在外國文學教育中的應用》（《芒種》，2012）、張心科《接受美學與中學文學教育》（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任樹民《教師教育專業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文學教育芻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等。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的文學教育實踐本身缺乏對方法的注重，文學教育往往止于藝術欣賞和思想道德教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學教育方法本身的理論欠缺，這一現狀要求我們在強調文學教育的感性特征的同時，也要注重對文學教育的實施者（主要是教師）的理性思維能力和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

二、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價值

科學思維方法既包括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總結的觀察實驗方法、數學方法、假說方法、邏輯方法（包括分類法、歸納法、演繹法、分析法、綜合法、抽象和具體、歷史和邏輯）等近代思維方法，也包括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以來形成的類比、轉換與外推思維方法、溯因與預見思維方法、創造性思維方法（包括聯想與想象、直覺與靈感、逆向思維、悖論思維）等現代思維方法，它是人類進行一切科學研究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所運用的科學思維方法。運用科學思維方法、在實踐中培養科學人的思維，是人類感性能力與理性能力平衡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對于偏重感性體驗的文學教育來說，運用科學思維方法、養成科學思維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1.為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培養奠定基礎。

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對于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的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優秀的中小學教師又是發展基礎教育、提高全民素質的關鍵因素。強調文學教育方法的科學性與系統性是文學教育實踐的重要內容，通過科學思維方法的理性與文學教育的感性互補，可以塑造出感性體驗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具有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重視師范院校的文學教育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研究與應用對推動教育改革、培養21世紀復合型人才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領域的應用，也有利于將課堂教學與學生的哲學思考、歷史體悟與實踐相結合，為師范生的課外自學與學術研究以及論文寫作提供有效的方法。

2.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

研究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應用情況、存在的問題以及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積極作用，就要以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為出發點，根據文學教育實踐以及文學教育方法的應用及其效果的調查統計，探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及其功能與意義。研究文學教育的內涵與功能，反思文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可以揭示師范院校文學教育的迫切性與重要性。探討科學思維方法的內涵與特征，研究其對文學教育系統化與學理化的建構功能，對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科學思維方法的應用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總結科學思維方法在師范院校文學教育中的實踐經驗，以具體的課堂教學實踐、課外閱讀延展、畢業論文與學術論文寫作為例證，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對文學教育縱深化發展的作用，闡明科學思維方法在文學教育中的應用對于培養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實踐價值，才能進一步揭示科學思維方法在文理貫通的學識培育、理性與感性融合的人格教養上的關鍵地位。

3.彌補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的不足。

文學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文學教育使用的方法直接影響了文學教育的效果，決定了文學教育的價值。科學思維方法的介入，既可以增強文學教育的學理性、邏輯性，也可以培養受教育者的科學思維方法，彌補以往文學教育重感性輕理性所帶來的不足。對于師范院校的學生而言，科學思維方法的培養，也有助于其在今后的基礎教學與文學教育中將這一方法傳遞給中小學生，為培養文理并重、既有人文情懷也有理性思辨能力的21世紀新型高素質人才奠定堅實的基礎。

掌握科學思維方法是培養21世紀新型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重要手段。對于師范院校而言，培養具有健全人格與高超教學教育能力的優秀教育者是其本職追求，而如何使師范院校的學生成長為感性與理性全面發展的未來教師，是師范院校教育實踐成功與否的關鍵。文學教育作為素質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師范院校學生學識的培育、人格的培養與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將學生的思維方式通過感性鑒賞的途徑進入到理性分析的領域，這一過程必須要以科學的思維方法作為指導。感悟性的文學教育必須理性的分析與歸納上升為感性體驗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藝術教育，才能真正達到文學教育的目的，才能建構高素質人才的健全人格、心理與學識素養，為中國教育培養更多具有優秀教師，為中國社會培養和輸送更多全面發展的綜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