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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在主體功能區劃背景下劃分出了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與禁止開發區,針對不同區域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剝奪了受限制地區的原有的或可能的經濟利益,需要相應地給予合理的補償,以保證各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的總體均衡。基于公共物品理論,在補償問題上必須科學測評生態效益影響的方式及范圍,合理衡量雙方利益得失,綜合協調各方利益關系,均衡配置資源,共同分享發展成果。

關鍵詞:主體功能區劃;生態補償;公共物品理論

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考慮未來我國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其中禁止開發區與限制開發區要依據法律法規和相關規劃實行強制性保護,嚴禁不符合主體功能定位的開發活動。加強人口轉移的力度,將這些區域內的人口逐步轉移到更適宜生活和生產的地區,減少禁止開發區域的人為破壞。這樣就涉及到對原有利益的侵犯,這也成為限制開發區及禁止開發區政策制定有效性的最大難題,對劃定區域人口的補償量化研究問題突出,補多少才能使當地居民愿意配合政策實施,對已有權利利益有何影響,對潛在利益如何影響,對受益者怎樣合理收費等問題十分嚴峻。本文構想了一個以公共物品理論為基礎,以生態價值為紐帶的聯系補償者與被補償者的費用分擔補償模式。

一、相關理論

(一)外部性理論

外部性最早是由布坎南與斯塔布爾賓于1962年提出的。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一致的現象。[1]一般而言,外部性具有附帶性的特點。其中正外部性是某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行為對其他經濟主體附帶的好處,具有“不得不贈予”的特征;負外部性是指某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對其他經濟主體外加的負擔,具有“不得不轉嫁”的特征。經濟主體從事經濟行為時所產生的利益,有“可計量利益”與“非計量利益”之分。“可計量利益”是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目標,是收入與成本費用之間的差額;“非計量利益”是某經濟行為主體在實現自己目標的同時,所產生的無法界定和計量的對其他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經濟主體根據“可計量利益”來決定自己的生產經營行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非計量利益”則為外部性。對于理性的經營者來說,在沒有建立有效使得“非計量利益”轉變為“可計量利益”的生態服務交易市場或提供有效補償的前提下,將根據“可計量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組織生產,不會自動地將提供最優的像生態服務這種“非計量利益”作為經營目標。[2]生態補償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如何將“非計量利益”轉化為“可計量利益”來補充外部性現象產生的市場失靈問題。

(二)公共物品理論

公共物品是指那種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對其消費加以排他的產品,或者說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產品。公共產品是相對于私人產品而言的。根據公共產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費的競爭性是區別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兩個定義性標準。公共物品可分為純粹公共物品和非純公共物品,純粹公共物品完全滿足這兩個特性,生態服務的有些功能是屬于純粹公共物品,純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價格信號,因而無法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需要中央政府進行配置;然而非純公共物品并不嚴格滿足這兩個特性,如有些非純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達到某一消費數量后就具有競爭性。生態服務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費具有地域性或集團性,所以這類公共物品準確的說應該屬于準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圍內按受益者負擔的原則制定價格。市場機制、自愿協商機制、合約機制、以及民間自愿機制等在公共物品供給中普遍存在失靈問題,只能由相應的政府機制來替代彌補,而且也只有政府參與才能增進公共福利潛力。

(三)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就是做出某一決策而不做出另一種決策所放棄的利益。社會經濟生活中充滿了選擇,當某種資源具有多種用途時,使用該資源于另一種用途,就意味著放棄了其他用途。這樣,使用該種資源的機會成本,就是放棄其他用途可能得到最大收益與已選擇用途收益之間的差值。因此,要想使行為主體放棄現在用途必須使在另一用途上得到的收益要不小于現在用途的收益。市場經濟運行規則要求一切商品的生產和經營要在市場實現等價交換,生產和經營才能維持和發展,因此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均以贏利為目的。拿生態公益林為例,生態公益林的生態產品是以活立木群落的整體形式發揮作用的,活立木本身是其生態產品的載體。一旦其經營者受經濟利益驅動,將林木采伐,其生態效益也就不存在了,森林生態產品也就隨之消失。因此要想保證生態產品的供應必須補償其機會成本即林木采伐的收益。

(四)公平理論及福利經濟學

福利的“希克斯-卡爾多”補償原則:如果資源配置的結果使福利受益者補償福利受損者后,受益者的福利水平仍可以提高,那么這一配置就是最優配置。在希克斯(Hibbs)和卡爾多(Kaldor)設想的基礎上,后來發展為補償原則論,又稱新帕累托標準。新帕累托學派探討了由于經濟變化而處境改善的人(即受益者)能否補償那些處境惡化的人(即受損者)。如果一個特定的改變使受益者的福利增進很大,以至于在完全地補償了受損者的福利損失后還有剩余,那么基于新帕累托標準,這一改變就是一個潛在的社會福利改進。[3]利特爾又提出福利的變化應提高收入的分配效率,這樣需要建立一個社會福利函數,根據不同個人的地位,給不同個人福利變化以相應的權重。[4]

公平理論起源于美國行為科學家亞當斯(J.S.Adams)等提出來的一種激勵理論。亞當斯公平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當一個人做出成績并取得報酬以后,他不僅關心自己所得報酬的絕對量,而且關心自己所得報酬的相對量。因此,他要進行種種比較來確定自己所獲報酬是否公平,比較結果將直接影響今后工作的積極性。所用的比較包括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橫向比較是指一個人投入和收益的比值與組織內其他人的投入和收益的比值相等時,才是公平的;縱向比較是指把自己目前投入與目前所獲得報償的比值,同自己過去投入與過去所獲得報償的比值進行比較,只有相等時才是公平的。[3]在進行生態補償時,不僅需要促進社會福利的改進,而且需要適當考慮社會的公平性問題,促進地區間的均衡與協調。

二、生態補償客體分析

外部性具有外延的可擴散性,內涵的可計量性。外延的可擴散性是指經生態產品所產生的外部效應具有分解和放大作用。分解是指自然的吸收與化解作用;放大是指負外部性劑量超出自然凈化能力后所產生的加速現象或正外部性在對其他經濟主體在其生產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傳遞與累積作用。內涵的可計量性是指經濟行為主體可以準確計量其限制負外部性所付出的成本和費用或提供正外部性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的增加。生態服務供給的機會成本及其產生的外部利益作用方式來看,生態服務外部性同樣具有外延的可擴散性與內涵的可計量性。生態服務外部利益本身具有多樣性,且相互交叉重疊,并通過傳遞和累積作用,使其所產生的外部利益難以進行準確計量。相反,提供生態服務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的增加則可進行較為準確可靠的計算。以此為基礎結合勞動價值理論對生態補償客體的應有利益進行分析,得出補償量的構成。

生態補償的客體就是以提供生態效益為服務內容的提供者。補償則是相對于損失而言的,受限制地區的生態建設對生態服務的提供者有多方面的影響。

中國-第一,提供生態服務有投入成本,由于部分生態服務的使用是非排他性的或非競爭性的,這部分成本不能在市場上交換,在市場上體現不出其自身價值,因為收不回投入成本,而造成生態服務的無償使用和經營者經濟利益的損失。

從生態服務經營者資金流轉圖1可以看出,生態服務經營者的投入成本,一部分是通過生態產品在市場上交換而收回,另一部分則是以生態服務的區域性消費者和作為全民代表的中央政府支付補償費的形式回收的。由政治經濟學理論可知,企業要維持簡單再生產需要在一個生產周期結束后,返回到經營者手中的資金數額要包括生態服務經營者的個別勞動中的c、v和m三大部分,也就是說既要包括用于生態建設的生產資料價值c和勞動者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創造的價值v,又要包括勞動者在剩余勞動時間內所創造的價值m。[5]這些部分的補償必須給予完全補償,否則就只能使這些有益于全社會的生態建設事業趨向萎縮,進而導致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效益的日益惡化。

第二,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造成的機會成本損失,如退耕還林還草等改變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態重建措施的實施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如糧食減產,收入減少等,受益地區應當提供相應的經濟補償。因此,生態建設地區的生態服務經營者至少應得到這兩部分補償,即生態建設費用補償和土地利用方式改變導致的機會成本損失補償。

三、補償主體分析

生態效益補償的主體就是生態服務的受益者,對于得到生態服務的受益方來講由于生態產品的公共物品屬性的影響,并不熱衷于從市場中購買生態服務,而是多采取搭便車的方式無償使用生態服務。這樣就要求建立相應補償機制來向享受這部分生態服務的受益者征收生態補償費用,然而怎樣合理的征收補償費用呢?由于生態補償涉及面廣,需要發揮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作用,政府在生態補償中要發揮主導作用,如制定生態補償政策、提供補償資金、加強對生態補償政策的監督管理等。同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實施生態補償還需要發揮市場的力量,通過市場的力量來推進生態補償制度。[6]以物品是否為公共物品作為劃分標準,判別和劃分不同的受益對象,再結合受益程度對受益者征收相應的補償費用。

公共產品是指那種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對其消費加以排他的產品,或者說,具有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產品。公共產品是相對于私人產品而言的。根據公共產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費的共同性是區別私益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兩個定義性標準。[7]公共物品可分為純粹公共物品和非純公共物品,純粹公共物品完全滿足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兩個特性,生態服務的有些功能是屬于純粹公共物品,如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等。純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價格信號,因而無法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因而需要國家進行配置;然而非純公共物品并不嚴格滿足這兩個特性,如有些非純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達到某一消費數量后就具有競爭性,如水資源的利用等。生態服務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費具有地域性或集團性,所以這類公共物品準確的說應該屬于準公共物品或俱樂部物品。準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圍內按受益者負擔的原則制定價格。

四、生態服務功能劃分

人類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對生態系統服務及其價值的研究。1977年Westman提出了“自然的服務”(nature’sservices)概念及其價值評估問題[8],只是由于地球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絕大部分價值難以準確計量以及缺乏相應的價值評估理論與方法體系而進展緩慢。1997年Daily及Constanzaetal.的工作,將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評估研究推向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并取得了顯著進展。

Constanzaetal.綜合了國際上已經出版的用各種不同方法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評估研究結果,將全球生物圈分為16個生態系統類型,并將生態系統服務分為17種類型,在世界上最先開展了對全球生物圈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估算,這是目前最有影響的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結果。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外有關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生態效益的價值理論及評估方法等開始引入國內。然而這種價值衡量結果顯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近似于國民生產總值,甚至大于國民生產總值,因此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作為補償標準很不合理。本文用生態價值測算結果作為生態服務受益大小的衡量,這樣可以減少對生態價值衡量方法不同產生的爭論和疑義,使生態價值作為生態建設費用補償的工具。

由生態服務功能分類表(表1)中可以看出各種生態服務功能價值是不同的,按公共物品屬性劃分的各類別的生態服務價值比例也有很大差距,由小到大依次為涵養水源(占總價值1.66%)營養固定(占總價值1.98%)固定CO2(占總價值4.73%)有機物利用(占總價值9.60%)釋放氧(占總價值17.36%)凈化大氣(占總價值30.44%)土壤侵蝕(占總價值34.78%)。其中私人物品總價值1.894×1012元/a,占總價值11.58%;準公共物品10.851×1012元/a,占總價值66.32%;純公共物品總價值3.613×1012元/a,占總價值22.09%。因此,由準公共物品屬性而受益的局部地區負擔的生態服務功能占主要部分,其次是純公共物品屬性的生態功能,這部分由中央政府作為受益群體的代表來支付補償。

私人物品價值的實現是要依靠市場的,如果產品不能夠進入市場則產品價值是不能夠實現,因此如果生態建設者負擔相應比例的建設成本,卻不能夠使產品在市場中得以實現,那么必然造成建設成本彌補不足問題。所以這里將建設成本全部由準公共物品與純公共物品受益者分擔,私人物品作為發展權利讓渡給生態建設者(尤其是市場開發水平底的地區)。因此由表1可知,有公共物品屬性的服務價值為14.464×1012元/a,其中準公共物品價值占75.02%,即由受益地方分擔的比例。純公共物品價值占24.98%,即由國家分擔的比例。

五、補償模式設想

目前,世界各國生態效益補償所采用模式主要有公共支付體系,企業或區域之間的自主協議,市場交易體系三種。國內學者張濤(2003)認為,生態價值的研究多數以衡量出生態服務價值的具體數值為目標,試圖以此作為生態補償的標準,補償生態服務供給者。然而生態服務價值的衡量結果往往與GDP相當,以此來補償顯然不夠合理。本文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生態服務功能的公共物品屬性為劃分標準,以各個類型的服務價值為基礎,按照單項生態服務價值占總價值的比例,分擔生態建設所產生的各種費用。

1.對于補償量的核算需要深入細致研究。應建立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不僅需要考慮生產成本、機會成本,還應當考慮經濟發展差異、社會發展差異,合理分配所增加的社會福利,共享發展成果。但至少不應低于所能取得的機會成本,如果核算結果偏小,則影響政策實施效果,受補償者滿意度低,甚至抵觸政策實施。[9]

2.需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對補償主體的征收方式及對補償客體的補償方式進行設計,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是關鍵。

3.對于生態功能的公共物品屬性需要合理劃分。需要根據不同生態功能的具體影響范圍進行具體量化研究,從而合理確定受益對象及受益數量,真正實現受益者支付的原則。

4.對公平性標準需要進行符合社會發展的標準。這里的補償模式中生態建設目標選擇的是保障基本生產生活的需要,對于追求更高生態享受的目標可以適當加大生態面積,降低生態產量系數。

5.模式中系數的確定需要更為專業,更為詳實的研究,總的來講這里僅討論一種大致的思想,深入系統的研究還需要更多時間。

參考文獻:

[1]魯傳一.資源與環境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29.

[2]吳偉光,徐秀英,王傳昌.生態公益林“外部性”特征及解決途徑[J].林業經濟,2003(12):40-42.

[3]托馬斯•思德納.環境與自然資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張蔚文,黃祖輝,譯.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8.

[4]A•邁里克•弗里曼.環境與資源價值評估——理論與方法[M].曾賢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88.

[5]宗臻鈴,歐名豪,董元華.長江上游地區生態重建的經濟補償機制探析[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1(1):22-27.

第2篇

聲樂教學是融合音樂、心理學、文學、表演等多學科的綜合性藝術，在聲樂教學實踐中，需要結合學生的音域實際，從呼吸運用、吐字發聲、以及良好的音樂修養中來發揮其積極作用，而近代藝術歌曲，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而備受關注。其教學特征主要表現在：一是強調藝術歌曲的歌唱性，藝術歌曲的填詞多采用詩詞或文學作品，其所蘊藏的思想情感與音符轉化為具體的藝術形象，從而能夠賦予較強的詩意；同時，在歌唱時，沿襲詩詞的固有聲調，利用旋律與歌唱進行相互吻合，既增強了藝術歌曲的詩韻內涵，又通過細膩、自然、委婉的歌唱來表達深刻的情感，從而營造動人的文化意境。如《春思曲》，上闋在刻畫“念夫”中采用白描手法，流露出“為伊消得人憔悴”的藝術感染力；下闋通過“雙燕”、“楊柳”等自然景物，即景入情；在歌唱中，以朗誦為基礎，采用字頭的快咬、慢咬、字尾的急收、緩收、半收、全收等方式，來賦予歌唱的想象力。二是注重歌唱與鋼琴的協奏，鋼琴伴奏是長期藝術實踐的方式之一，在藝術歌曲的運用中更是不可或缺。鋼琴伴奏與和聲是連接音樂旋律與人聲的有力載體，并從歌曲氛圍的營造中來塑造豐富的藝術形象，展現藝術歌曲的魅力。如在《我住長江頭》一曲中，鋼琴伴奏以十六分音符為主，并與歌唱進行呼應，時而融合、時而游離，將長江的滾滾流水盡展眼前。三是在歌唱中融入民族化風格，對于近代藝術歌曲的創作背景來看，以趙元任、蕭友梅等為代表的留學生，將西方音樂理論與中國傳統音樂創作進行融合和探索，以此開創了中國式的民族和聲，如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一曲中，采用京劇西皮原板過門，并在五聲音階的基礎上，體現出濃厚的民族特色。

二、中國近代藝術歌曲在聲樂教學中的積極作用

（一）有助于增強學生的音樂藝術修養

近代藝術歌曲是詩歌、文學相結合的藝術產物，其歌詞多以名作詩詞為主，如唐詩、宋詞等，因此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同時，在歌曲的二次創作中，既要從文學內容上進行理解和表達，又融入了西方音樂理論知識和作曲方法，從而營造出極富民族特色，擁有時代藝術特征的歌曲作品。在聲樂教學中，將近代藝術歌曲融入到歌唱中，讓學生能夠從歌曲的音高、節奏、調性、調式等知識上來把握歌曲的曲式結構，同時從歌詞的認知中把握文化的脈絡，從而增強學生的音樂藝術修養。如在歌曲《大江東去》中，從填詞中來理解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從文化、歷史等方面來體味蘇軾被貶黃州后的內心情感，從而借助于“一樽還酹江月”來寄托情思。

（二）有助于增強學生對民族歷史的深厚情感

一首歌曲與其所處的時代具有一致性，中國近代藝術歌曲同樣是歷史文化的產物，無論是歌詞創作上，還是題材的選擇上，都融入了近代藝術的歷史烙印。在聲樂教學中，借助于近代藝術歌曲的學習，從思想上來了解作品所記錄的歷史時代，用歌唱來寄托作曲家對社會、對生活的感慨。同時，作曲家所處的歷史背景與其創作風格是相關的，對于特定環境下創作的音樂作品，不僅抒發了財政的情感，更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歌唱要從作品所處的歷史背景中，去領悟歌曲的內涵，并用情感來詮釋歌唱，從而增強愛國情懷。

（三）有助于增強學生的演唱自信，鞏固歌唱力

聲樂教學離不開心理的激勵與成長，學生在歌唱中，不僅要掌握歌唱技巧，還要從自身的心理調適上來增強歌唱能力。一方面要結合相應的曲目來發揮自身的嗓音條件；另一方面要從歌曲的調式及旋律變化中來克服自身的發聲障礙，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運用，讓學生能夠從呼吸、發音、共鳴等問題中，既可以糾正咬字、吐字等缺點，又能夠在駕馭藝術歌曲過程中，激發對聲樂的學習熱情，增強歌唱的自信，從而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發聲習慣。

（四）為聲樂教學提供豐富的歌唱教材

聲樂教育家沈湘曾指出：“呼吸是歌唱的基礎，氣息是歌唱的動力”，對于聲樂教學中的氣息控制能力的訓練是歌唱的基礎，中國近代藝術歌曲，從結構和音域上相對短小、適中，在幫助學生訓練氣息時具有較好的平穩性，特別是隨著歌唱者聲音的長短，對節奏、音調等具有較好的把控力。如蕭友梅的《問》，趙元任的《聽雨》等，都是學生進行氣息訓練的有效素材。

三、結語

第3篇

關鍵詞：文科學生；科學教育，綜合素質；意義

在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社會全面進步最基本的因素，高科技產品不斷涌入人們的生活，科學素養正在變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個能力。當今世界各國大學的講臺上，科學技術教育已經處于首屈一指的地位，未來教育也必然以科學教育為基礎。社會發展客觀上要求人才的培養改變單一型的智能結構，全面提高學生素質。然而，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推行狹窄的專業教育，“文科學生永遠搞不清理科學生在干什么，理科學生永遠搞不清醫學院在干什么。”為彌補這些缺陷，對理工科大學生適當加強一些人文課程的教育已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人文高校大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漠不關心和科學素養的缺乏，卻還遠未受到足夠的重視。這對于我們樹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放手創造、發現、傳播科技新成果是極為不利的。

一、對文科大學生進行科學教育的意義

1，有利于文理滲透，培養復合型人才

復合型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各種社會活動中，具有一二門專業知識，且知識面較為廣泛，基礎較為扎實，在廣泛領域內具有較強適應性和較高水平，并以自己創造性勞動在改造自然和社會方面作出某種貢獻的人。復合型人才的知識結構必須包括下列幾方面的內容：第一，比較寬厚的基礎知識；第二，相當深厚的專門知識；第三，一般的“前沿”知識，即一般地了解所學學科和相鄰學科的動態、趨勢和重要的科學新成就、新問題；第四，必要的橫向學科知識和學科方法論知識；第五，一般文化知識，雖與所學專業無直接聯系，但有利于擴大眼界，開拓思想，活躍頭腦，提高文化素質的某些知識。

文理滲透，正是高等院校順應現代科學高度綜合發展趨勢的一項培養人才的措施。高等院校有必要適當打破有關學科之間的界限，提倡文理科學生有選擇、有目的地學習對方學科知識，重視各學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滲透，才能培養出既精通技術、又了解社會、適應性強，有創造力的復合型人才。

當然，搞文理滲透并不需要文科學生親自去做物理、化學的實驗或繁瑣的數學計算，但是，他至少要懂得這些實驗和計算的前提、結論和意義。他應該能夠做到如何把一個社會科學的問題化為一個自然科學的問題來討論。英國物理學家斯諾在其著作《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1959年)中評論說：“一位對熱力學第二定律一無所知的人文學者，和一位對莎士比亞著作一無所知的科學家一樣糟糕。”這一論斷對今天的高等教育來說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2，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科學素質和創造力

科學素質的內涵有兩個方面：一是掌握人文、社會科學和現代自然科學的知識、技能和能力；二是養成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獨立思考、勇于創造的科學精神。這兩方面是辯證統一的。科學和科學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與民主和民主精神一起共同支撐著人文精神的全部基礎。忽略了這一點，弘揚人文精神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當今時代需要的科學素養強調的是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應當既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精深的科學素養。實施科學教育，培養和弘揚科學的實事求是、無私無畏的精神，培養科學的批判和辯證精神，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刻不容緩的任務。社會科學的發展，與自然科學密切相關。如果我們的文科大學生不熟悉自然科學理論，不能掌握一些必須的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那么全面素質教育將成為一句空話。

人文知識注重于形象思維的培養，而自然科學注重于抽象思維的培養。文理交融，打破了各種學科的壁壘，不僅有利于各學科內容的交叉融合，而且對學生的智力訓練有相得益彰之妙。從學生的整個人生的發展來看，既有利于養成他們以科學精神看待人文社會科學的習慣，也有利于他們形成以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來反思科學技術發展的批判意識。適當的科學教育為學生的文理貫通、開拓視野提供了先決條件，同時也為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3，有利于人文學科的綜合發展

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特別是各種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的興起，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界變得十分模糊，兩者的融合也日益明顯。兩種科學的相互促進、相互利用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變得十分必要。

一方面，自然科學為社會科學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自然科學的研究工具應用于人文、社會科學，早已廣為人知的有：考古學中利用放射性物質的半衰期的研究成果，來分析和測定文物年代；無線電技術用于文化傳播等。許多自然科學的概念也被社會科學所消化吸收、改造借用，一些文科化的概念也被理科化。以經濟學為例：物理學中的“宏觀”和“微觀”被吸收后，產生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而經濟學中的貧窮程度用恩格爾系數來描述，收入是否平等用基尼系數描述，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NP度量等等。一些從自然科學中發展起來的綜合性學科，如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等，所揭示的系統演化規律，不僅在自然系統中適用，在社會科學中也同樣適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應用于人文科學上研究并且成果迭出的時代里，還死抱傳統研究方法不放的人，和根本不會利用這些新方法的人，是不可能走在社會科學最前沿的。

另一方面，自然科學為社會科學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科學技術對自然界的改造，已經影響到了人們看待自身的方式，也給社會科學帶來了許多新問題。相對論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不能孤立地認識一個事物，即離開了A，就不能認識B，從而產生了哲學上的相對性原理；高能物理則使人進一步認識到要認識事物的本質，唯有激發其內部矛盾。又如過去我們認為生命活動是超脫于一切物質規律的，不能用物理、化學規律來進行研究。但現代分子生物學表明：生命活動是因為遺傳基因的化學作用的結果，這就改變了原來的結論。所有這些，正是自然辯證法中還原論、整體論的研究課題。

科學技術帶來的研究課題并不止于哲學。今天的生物技術、器官移植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等已經帶來了大量的有關倫理、道德、法律、社會等問題，這些問題迫切需要社會科學工作者去解決。不難想象，隨著器官移植技術的推廣應用，對人腦研究的深入……將會給社會科學帶來多少研究課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顯然要求研究者具備相應的知識。

4，有利于國民科學素養的提高

美國芝加哥科學院副院長米勒博士于1989年提出公眾科學素養的三個標準：(1)對科學技術術語和

概念達到基本的了解；(2)對科學的研究過程和方法達到基本了解；(3)對科學的社會影響達到基本了解。他的這個基本思想一經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國的贊同。

任何人要想具備一定的科學素養，接受一定的科學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這種教育包括正規教育中系統的科學教育和通過大眾傳播媒體進行的科普教育。而我國正規教育中普通的科學教育僅限于中小學；在大學的理工科學生也只學習本專業相關的一些科技知識，科普教育更被認為是黃口小兒才需要的。可實際上我國國民的科學素養還比較低。前些年的水變油鬧劇，天價“納米水”、德潤生天價大米等無一不是利用了某些人對科學的無知和崇拜。高校加強科學和科學課程教育，特別是加強人文社科知識分子的科學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學素養。而科學素養提高了的人文知識分子，尤其是記者、編輯、作家等，可以通過自身的影響，提高國民的科學素養，限制、阻止偽科學對民眾造成危害。

二、對文科大學生科學教育的實現途徑

1，課程教學是實現科學教育的基礎

課堂教學是學校培育人才最重要的陣地，也是我們實施科學素養教育、培養學生科學素養的主陣地。劍橋大學在培養本科生方面，就將經典的和近代的乃至現代的科學知識的研習作為基本要求之一。他們的文學士也照樣學習在我國理工科專業大學生所學的數、理、化、生物課程。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有一批高校陸續開展了文科高等數學課程建設的研究和實踐，少數師范院校還進行了開設化學選修課的嘗試。近年來，按大類招生，學習一兩年后再分專業，這種模式也在越來越多的高校出現。北京大學率先于2001年實施的“元培計劃”邁出了第一步，學生進校時只按文理分類，不分專業。2002年北大有13個院系實行按院系招生，3個專業按學科大類招生。2003年不分專業招生，全校組織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資深教授任教，300多門課程涵蓋五大領域：數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與心理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與藝術。學生選課時必須涉獵這五大領域。隨后暨南大學也在文學院、醫學院、華文學院等五個學院推行“大平臺”招生。復旦大學從2005年起新生不分專業，共同學習，到三四年級才細分專業。以上的探索與實踐不失為對我國文科大學生實施科學教育的良好開端。

2，邀請專家講學，開設專題講座

科學素養教育的實施、科學素養的培養，是一個比較專業化的問題，需要有專門的以科學為職業的人員參與其中。在這方面，我們可以邀請有關專家到學校為教師與學生舉行專題報告，可以在學校周邊的科研院所、工礦企業中聘請在科學技術專業或科普方面有專長的專家參與學校的科學素養教育，和校內的各專業的教師一起組合成專兼職的科學素養教育師資隊伍，定期為學生們開設專題講座。國外各大學都經常性地開設各種講座，邀請校內外有成就的科技專家講學，這方面國內的名牌大學也做得比較到位。雖然有的院校因地理位置等原因，難以聘請到高水平的專家家學者前來講學，但無疑值得朝這方面努力。

3，形成優良傳統，搞好環境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