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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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成渝經濟區；經濟發展水平；對比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6.38.026

1 研究背景介紹

成渝經濟區位于我國西部，是西部最發達和城市最集中的區域。成渝經濟區占地面積約20萬平方公里，占四川省和重慶市總面積的35.75%，全國總面積的2.7%，常住人口9960多萬人，由35座城市組成，包括成都、重慶兩個特大城市，16個中等城市和17個小城市。其GDP總量超過了川渝兩地的90%。成渝經濟區有西部唯一的直轄市和世界最大的水庫，區位優勢非常明顯，是國家“十二五”規劃重點建設的四個區域之一，面臨著經濟騰飛的大好機遇。2011年5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復《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明確了成渝經濟區發展的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到2015年，建成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到2020年，成為中國綜合實力最強的區域之一。[1]

經濟發展水平是衡量區域發展狀況與綜合實力的首要指標與基本單元。對成渝經濟區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比較分析，有助于城市正確認識自身的位置，認識競爭對手、合作伙伴的優劣勢，并制定正確的競爭與區域合作戰略，有助于成渝城市群內部各城市間實現合理有序的競爭、充分積極的合作，形成優化的成渝經濟區總體布局與發展戰略，對于提升城市綜合實力和挖掘城市發展潛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文章在對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指標選取的基礎上，構建評價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運用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的統計方法對成渝經濟區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實證分析，以提升城市群整體競爭力和實現內部的協調發展。

2 研究方法選取與指標體系構建

2.1 研究對象與范圍確定

根據《重慶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推進川渝合作共建渝蓉經濟區的協議》，成渝經濟區是以成都和重慶為雙經濟中心，包括四川省內綿陽、德陽等在內的14個沿高速公路、鐵路的城市和重慶1小時經濟圈的23個區縣[3]。基于此，本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對象包括成都和重慶兩個省會城市以及綿陽、廣安、達州、瀘州、南充、遂寧、資陽、內江、自貢、宜賓、德陽、眉山、樂山、雅安14個沿高速公路、快速鐵路、黃金水道的地級市。

2.2 研究方法選取

為了更好地測量與分析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文章在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取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的基本方法，對成渝經濟區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予以測度、評價，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推進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的對策建議。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對觀測變量進行分類，將相關性較高、聯系比較緊密的變量分在同一類中。不同類別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較低，那么每一類變量實際上就代表了一個基本結構，即公共因子。對于所研究的問題就是試圖用最少個數的公共因子的線性函數與特殊因子之和來描述原來觀測的每一變量。[4]聚類分析實質是一種建立分類的方法，它將一批樣本數量或變量按照它們在性質上的親疏程度在沒有先驗知識的情動下進行自動分類。[5]

2.3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為了更為有效地對成渝經濟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文章對各類指標進行了分析篩選，最終選取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全部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農人口比重、非農產值比、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第三產業產值比10個指標來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2.4 數據來源與處理

為保證評價的準確性與科學性，本文的研究數據均來源于《四川統計年鑒2013》與《重慶統計年鑒2013》，研究成渝經濟區2012年的城市經濟發展狀況。運用統計軟件SPSS17.0對原始數據進行相關處理。

3 評價結果比較分析

3.1 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因素的因子分析

對數據進行KMO（Kaiser-Meyer-Olkin）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度檢驗（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結果顯示，KMO檢驗值為0.729，大于0.6；巴特利特球度檢驗值為212.185，其顯著性水平為0.000，小于0.05，因而拒絕原假設，認為所選數據適宜作因子分析。

利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因子分析，根據公因子提取原則，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故對原始指標提取兩個公因子（F1與F2），其特征值分別為6.965與1.419，從碎石圖（見下圖）也可以看出，前兩個因子的特征值差異明顯，從第三個因子開始，特征值差異很小。綜合以上，提取前兩個公因子。

因子分析碎石圖

公因子提取后因子方差的均值均很高，且提取公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也達到83.839%，已涵蓋大部分信息，能對成渝經濟區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解釋。

在確定公因子的個數后，由于現有數據經分析無法對因子進行較好解釋，因而采取最大方差法進行旋轉，得出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下（見下表）。

由上表可知，公因子F1在人均GDP、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非農人口比重、非農產值比、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及第三產業產值比上的系數較大，可以看出，這類指標受市場經濟自身發展情況的影響較大，為市場經濟自生型指標，故命名為市場經濟自生因子F1；公因子F2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地方公共財政收入與全部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上的系數較大，這類指標主要受政府宏觀調控策略的影響，因而命名為政府宏觀調控因子F2。

此外，對成渝經濟區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析和綜合評價，采用回歸方法求出因子得分矩陣，得到2個公共因子的得分F1及F2，以貢獻率為權數，構建綜合評價函數：F=0.756F1+0.654F2。

從中可以看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受到市場經濟運行規律與國家宏觀調控策略兩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因而促進經濟發展要雙管齊下，注重“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雙重作用，既要尊重經濟運行規律，又要重視政府的宏觀調控。

3.2 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聚類分析

在因子分析對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各指標進行分類與公因子提取的基礎上，采用聚類分析對各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類別劃分。

本文采取系統聚類法，以成渝經濟區各城市在10個經濟發展水平衡量指標上的測度數值作為聚類變量，選擇歐氏距離對樣本進行Q型聚類，運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所得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得到聚類分析譜系圖。根據各因子綜合得分與聚類譜系圖，將成渝經濟區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由強到弱劃分為四種類型。

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最強的有成都和重慶兩大城市，其次是綿陽、廣安、達州和資陽，較弱的是德陽、樂山、眉山、遂寧和瀘州，最弱的是內江、自貢、南充、雅安和宜賓。從中可以得知，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由內而外呈圈層式擴散分布，這與成渝經濟區的人口集聚程度以及資源投入力度有關。

4 提升成渝經濟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對策建議[6]

4.1 強化政府統籌協調作用，實現合作共贏

成渝經濟區作為一個雙核心的城市群，統籌協調兩個一級中心城市之間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現在兩地攜手走共同發展繁榮之路，就必須要求區域政府之間建立長期有效的對話協調機制，實現良好的互動。成渝經濟區應在總結現有區域協調組織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打破體制束縛和思想上的對立隔離，強化政府的行政約束力作用，強調兩核心的合作而非競爭，積極促進以跨區域城市分工協作為基礎的成渝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

4.2 突出城市間優勢互補，實現錯位聯動發展

成渝經濟區要引領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充分認識區域內各城市的競爭優勢，構建產業互補、分工協作的區域經濟體系，實現錯位聯動發展，增強城市群合力。目前成渝兩地產業布局趨同現象較為嚴重，既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又會導致城市之間的不良競爭[7]。因此，要提升各城市的競爭力，就必須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培育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群。

4.3 培育次級核心城市，實現城鎮體系結構優化

一個經濟區要搞活，需要完整、成熟的城鎮結構體系，成渝經濟區內缺乏實力較強的次級核心城市。因此，成渝經濟區在發展好成都、重慶兩個核心城市之外，還應該挑選出有潛力的城市作為次級核心城市，給予重點培育，如自貢、綿陽、德陽。這些次級核心城市可以在“配角經濟”定位中，滿足兩大中心發展的需要，同時輻射帶動周邊中小城市以及鄉鎮的發展，最終建立起成渝都市連綿帶[8]。成渝經濟區應注重培育次級核心城市，積極發展各類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輻射帶動能力強的城市規模結構體系。

參考文獻：

[1]趙濤濤，張明舉.成渝城市群城市綜合競爭力比較分析[J].小城鎮建設，2007（11）：38-41.

[2]向淑陽，王卓，羅文惠.成渝經濟區城市綜合競爭力評價與聚類分析[J].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33-36.

[3]四川省人民政府網站.[DB/OL].（2016-05-08）.http：///.

[4]白斌飛.成渝經濟區區域經濟差異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1（24）：114-116.

[5]呂姍，林愛文.武漢城市圈城市競爭力測度與評價[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10（1）：6-8.

[6]向淑陽，王卓，劉天曉.成渝經濟區城市綜合競爭力評價與聚類分析[J].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11（5）：95-98.

第2篇

【關鍵詞】城市酒店業 經濟發展 關系分析 協調發展

在房地產盲目助推大量高星級酒店誕生的情況下，“十二五”末已出現酒店布局不均、需求過剩、經營業績下滑、部分酒店面臨拍賣或轉型，為此，及時科學指導城市酒店業的發展與城市經濟的發展相協調，推進第三產業的健康發展，防止過度發展或發展不足而損害城市區域的經濟發展。為此，科學指導城市酒店的發展規模及其分布在“十三五”建設期間顯得尤其重要。

一、國內外文獻及研究現狀

國外針對區域酒店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研究的不多，因世界前10酒店管理集團中有7個在美國，為此重點關注了美國在該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學者Smith分析美國從1990年到1998年這段時期，灑店業構成比例、規模增長和收益變化，他的分析是很有意義的，能對投資者降低酒店投資的風險。學者JanA Deroos的研究主要基于NOR指標，即理論住房率，他研究分析這個指標的重要意義，是實現對美國酒店業的供求情況進行平衡。學者Jeong-Gil Choi根據美國近30年的酒店增長率情況以及對美國酒店業的未來發展周期和轉折點進行預測。強調通過城市經濟的發展從多因素的角度對區域酒店業布局等進行系統的研究。

國內酒店管理方面的學者專家也在不斷完善相關的理論體系，瞿富強對酒店項目與區域經濟建設可行性研究進行了比較與分析。馬智亮、鄧子瑜等提出了酒店業與城市經濟發展研究集成化輔助系統的模型。葛良文結合以往宏觀行業調控研究成果，論述了酒店業在區域經濟建設中的框架及作用。王勇評述了酒店發展與地區建設的問題與對策，系統性地歸納了酒店業與地區經濟相互促進相互依賴的重點關注區域。楊永堂研究了酒店規模發展與地區GDP與CPI數據的關系，從基準收益率、現金流、影響因素等方面細致地作了財務評價研究。

本文嘗試通過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體系給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將地區經濟發展與酒店業發展進行關聯分析，構建兩者之間協調關系的模型，并運用重慶市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二、城市酒店業與經濟發展的彼此影響動因

（一）城市酒店業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需要

酒店業的發展本身也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城市資源和發展定位的區別，對地區經濟的貢獻占比也就不同，如以旅游度假定位的三亞等，酒店的收入與利潤對城市GDP的影響占比較大，而以中心城市定位的重慶等酒店對城市GDP的影響占比目前在10%-15%之間，且呈上升態勢。主要影響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酒店業的發展會為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發展資金；二是高星級酒店能提升城市形象，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三是增加城市國民生產總值和稅收；四是會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如建筑業、商業、交通業等；五是酒店I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強，酒店業的發展能在很大程度上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城市的就業率。

（二）城市經濟的發展促進酒店業的發展

酒店業的發展依賴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且總是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主要影響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資本逐利的本性會吸引財團在城市經濟發展較好城市投資建造酒店；二是城市經濟的發展帶來商務和旅游人數增多、流動加快，促使解決餐飲、住宿問題的酒店業出現巨大的市場發展空間；三是政府部門會創造良好的投資政策，特別是銀行資金的支持、稅收的支持及土地費用的支持等；四是城市基礎設施配套、交通、通訊和市政設施等的提升改造，為酒店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環境；五是在城鎮化及房地產引領城市經濟發展中，近5年新建的高星級酒店約90%是以房地產集團為背景的酒店。

三、關聯性及協調性分析

（一）酒店業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

鑒于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選取了國民生產總值、第三產業的投資額、第三產業的收入、房地產開發投資額、進出口總額、國內游客人次和收入、國外游客人次和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外資利用額等9個與酒店業緊密相關的經濟發展指標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選取酒店數量、客房數量、床位數量、酒店員工數量等4個指標，及在地區的具有代表性的國有和私有酒店各一個，平均其總收入、總利潤、可售房價格、可售房利潤、客房收入、客房出租率等6個反映經營質量的發展指標來衡量酒店業的發展水平。數據來自《重慶旅游統計公報》、《重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及重慶勁力、萬友康年大酒店。

表1 重慶市2000年---2015年主要經濟發展指標及酒店發展指標數據

（二）城市酒店業與經濟發展水平指數測算

本文采用主分量分析方法來評價經濟發展水平。步驟如下：首先，將原始數據轉換成標準化的數據；然后，運用SPSS軟件進行主分量分析，得到特征值和方差貢獻率。將各主分量貢獻率占選取主分量的累積貢獻率的比重作為權重，計算經濟發展水平指數計算公式為：

F=■wk*fk （1）

其中，F表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指數，wk為權重，wk=λk/■λk*λk，λk為第k個主分量的貢獻率，fk為地區第k個主分量得分。運用因子分析方法對11個指標的數據做KMO和Bartlett檢驗，運算結果為KMO=0.62，大于0.5；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量值為209.23，其相位的伴隨概率P值為0，小于顯著性水平值0.01，表明變量指標之間存在復雜的統計相關關系，樣本數據可做因子分析。對地區的相關指標數據做主成分分析，根據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入選2個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別為5.065、1.255，累積方差貢獻率為80.45%，由此可以判斷這兩個主分量能夠很好地代表所有指標的信息，能夠較好地反映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將地區在兩個主分量上相應的得分和主分量的權重代入到公式（1）中，即得到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指數-0.42，酒店業發展指數0.25。

（三）城市酒店業與經濟發展關聯分析

酒店業發展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皮爾松相關系數為0.875（顯著性水平在0.01的雙尾檢驗），表明酒店業發展和經濟發展高度正相關，兩者之間相互促進。為了進一步驗證酒店業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關系，構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對酒店業發展水平的回歸模型。建立回歸模型：Y=a1+b1X+e1 （2）

經計算，回歸系數b1=0.855，可決系數為0.756，回歸結果進一步驗證了酒店業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正相關關系。

（四）城市酒店業與經濟發展協調度y算

協調發展強調整體性、綜合性和內在性，是多系統或要素在協調基礎上的綜合發展。由于系統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系統內部要素或系統之間的關系也在不斷調整，通過協調度來度量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協調狀況。設酒店業發展指數和地區經濟發展指數分別為X 與Y，參考有關協調度研究的文獻，定義酒店業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協調系數公式為：

SXY=（X+Y）/■ （3）

式中，SXY代表酒店業與地區經濟發展協調系數。協調系數SXY的大小與系統發展的協調性呈正相關，SXY越大，系統的協調性越高，反之，則協調性越低；SXY的取值介于-1.322和1.322之間。為了清楚地反映兩者協調發展的程度，根據SXY值的變化采用均勻分布函數法將協調度分為六個等級：1≤SXY

四、結論及意見補充

（一）結論

本文對城市酒店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的協調度進行了探討，結果表明：①酒店業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間有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②酒店業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受到地域資源差異及城市發展定位的影響；③酒店業與地區經濟發展還受宏觀政策的影響；④城市經濟發展必然會帶動酒店業的發展，酒店業的發展成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志。

（二）建議

酒店業是地區經濟發展這個大系統中的子系統，協調好酒店業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酒店業與地區經濟良性發展的基礎。實證分析表明重慶地區酒店業與地區經濟的協調度是輕度失調，為了使兩者更好地協調發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議：（1）城市酒店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是不對稱的，對當前酒店產能過剩，建議政府部門控制指導酒店建設的合理布局和總體建設規模；②對目前酒店的發展狀況進行全面調研，適當采取減稅等政策支持酒店的良性經營，調整兩者發展的失調。③城鎮化建設中，房地產企業為規避資產經營風險而利用政策投資建造酒店，政府部門應逐步退出對房地產企業的政策引導，同時也有利于當前對房地產的調控；④在酒店服務與管理人才方面，政府、酒店、學校要三方聯動搭建平臺，解決城市酒店業與經濟發展中的人力資源問題；⑤建議行業協會加強對酒店之間無序競爭的干預，規范市場價格，確保員工薪酬，確保服務品質，與地區經濟發展形成良性的互動。

（三）不足

以上分析主要是建立在高星級酒店層面，今后還需對城市酒店業中的特色酒店、主題酒店、民宿酒店和經濟型酒店等進行主成因素的分析。

參考文獻：

[1]魏鋒，曹中.我國服務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研究[J].統計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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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建楠等.基礎設施與區域經濟系統協調發展分析[J].經濟地理，2009.

[4]臧華.國際酒店集團經營策略比較研究[J].商業現代化，2010，（11）.

[5]曹晶.我國飯店業發展區域差異及對策探析[D].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地理學，2010.

[6] 薛秀芬；尹曉華中外經濟型酒店比較與啟示[J].商業經濟，2006.

第3篇

【關鍵詞】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省域；評價指標；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0351（2013）06―0125―07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和能源短缺廣受關注，發展權和排放權討論不斷升級，低碳經濟理念迅速發展。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紛紛制定低碳經濟發展戰略，俄羅斯、巴西、南非、阿根廷等新興經濟體也陸續開展了低碳經濟政策研究。我國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仍依賴以煤炭為主的傳統能源結構，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與能源供應緊張等問題日益突出，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的必然選擇。由于我國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環境特征差異巨大，有必要建立一套能夠全面反映低碳經濟內涵與特點的指標體系，對各省域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和潛力進行測評和分析，指出差異化原因，以此促進節能減排，推動我國向低碳轉型。

低碳經濟的理念提出已久，20世紀末的文獻中就出現了“低碳經濟”這一術語以及對發展低碳經濟途徑的分析[1]183-208， 2003年，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在《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白皮書中提出，到2050年英國的CO2排放量要減少60%，英國要通過提高資源的生產率、改善能源結構轉變為低碳經濟國家[2]，這是低碳經濟概念首次出現在官方文件中。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主持完成并《斯特恩報告》，分析了氣候變化對財政、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指出不斷加劇的溫室效應將會嚴重影響全球經濟發展[3]。我國對低碳經濟的研究起步較晚，但成果顯著，相關專家和學者們對低碳經濟的概念、評價體系及發展策略等都有了深入研究。潘家華、莊貴陽等學者對低碳經濟的概念、核心要素及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分析和探索[4]，[5]，[6]，[7]，[8]；付加鋒、唐笑飛等學者構建了我國省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進行了測試運用[9]，[10]，[11]，[12]。這些研究在低碳經濟的概念和評價體系的構建上都作出了貢獻，但仍存在不足，在對不同地區之間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比較時，對地區間經濟發展、經濟結構、生產水平和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異性關注不夠；并且現有的低碳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簡單將整個低碳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劃分為經濟、社會、環境等多個子系統，計算模型采用簡單的線性模型，不能反映出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聯系，導致結論差異較大。

本文嘗試建立一套較為合理的省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進行測評、得出結論和建議。本文在指標體系和計算模型上都進行了新的嘗試，評價體系中既包括反映各省區低碳經濟發展現狀的指標，也包括體現各省區發展低碳經濟的能力指標；函數模型上，則設計了一種更能有效反映各子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的非線性函數模型。

二、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一）指標選擇和數據來源

低碳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對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應該以系統全面性、主體相關性和省域指標可比性等為基本原則。本文從不同維度綜合考慮，建立由低碳環境水平、低碳產業水平、低碳效率水平和低碳創新水平等4個準則層的22個指標層構成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測度和比較。由于缺乏數據，本文沒有對其進行評估。指標體系見表1。為確保數據的權威性，本文環境、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政府方面的指標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方面的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數據核算均用2001-2011年平均值或平均增長速度，這樣可避免因個別年份數據缺失導致目標研究的偏頗。

（二）指標解釋

低碳環境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基礎，它主要包括一地區森林資源稟賦、人口密度和勞動力稟賦。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碳庫，在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減緩全球氣候變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擴大森林覆蓋面積是未來30-50年經濟可行、成本較低的重要減緩措施。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在積極利用森林碳匯應對氣候變化。森林碳匯抵消CO2 已成為國際公約的重要內容。本文將森林面積增長率和森林覆蓋率作為碳匯建設的主要指標。人口密度也是影響低碳環境的重要因素，人口越多，生活和經濟活動中的耗能就越多，排放的CO2 也越多，對自然和大氣環境的影響越大，超過自然的承受能力就會削弱自然的適應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一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中參加經濟活動人口的比重能反映它發展經濟、進行改革優化、開發新能源新技術的基礎和動力，所以本文采用勞動力參與率來衡量各省區的人力資源環境水平。

低碳產業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支柱，它主要指一地區的產業結構、貿易模式和產業內技術水平，這些因素主要決定了地區的能耗強度進而碳排放強度。不同產業的能源消耗強度不同，一般第二產業的能源消耗強度最高，而第二產業中，重化工的能源消耗強度又遠高于一般制造業[13]。經濟學上有一條著名的倒“U”形曲線，反映了傳統工業化不同發展階段與環境污染趨勢的關系，顯示當一個經濟體達到工業化中期后，由于第三產業比重的上升和高耗能產業比重的下降，碳排放強度會逐漸降低。因此，第三產業是低碳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三產業的比重也成為一地區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評價指標。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國家之間競爭的重要領域，它是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和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具有低碳排放、高經濟效益的特點，因此也是低碳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越高，則說明發展低碳經濟的基礎和能力越強。一國的貿易模式對其低碳經濟水平也有重要影響，國際貿易不僅使產品在世界各國之間自由流動，同時也使得碳排放可以自由轉移，出口商品在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被計入出口地區。1997-2007年，中國碳排放量的1003%-2654%是由出口產品的生產所引致的，進口產品的碳排放量僅占到440% （1997年）和905%[13]。因此，國際貿易順差可以作為反映各省區低碳水平的一個指標。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和關鍵是技術，技術也是促進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節能減排、提高低碳經濟水平最有效的著力點。所以本文選用技術市場交易額比重作為衡量各省區技術創新水平及發展低碳經濟能力的一個指標。

低碳效率是一地區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表現，它包括能源消耗指標和碳排放指標。發展低碳經濟就是要實現低能耗、低排放，改善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因此，通過對一地區能源結構、能源消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等指標的測量，就可以直觀反映其低碳發展水平。能源消耗強度是指單位GDP消耗的能源，反映一地區能源利用效率的現狀。能源消耗彈性是指能源消耗增速與GDP增速之比，反映地區能源利用效率的變化趨勢，若GDP增速高于能源消耗增速，則說明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低碳發展水平也有所提高。在能源種類中，煤的碳排放最為嚴重，石油次之，而天然氣、水能、風能、太陽能等都是清潔能源。我國各省區的能源稟賦不同，能源利用結構也存在不同，本文選擇煤炭消耗比重來反映各地區的能源結構。碳排放強度是指單位GDP的CO2排放量，它的值越小則低碳水平越高。碳排放增長率反映一地區碳排放的發展趨勢，在保證GDP增長的同時，碳排放增長率小于1則說明污染排放有所減緩、低碳水平有所提高。人類均有公平的碳排放權，盡管國際碳減排機制尚未明確各國碳減排任務的分配標準，但人均碳排放是一個較為公平且能夠為多數國家所認可的國際標準，人均碳排放較低，面臨的碳排放約束相對會小一些，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有利[14]。除CO2外，SO2和COD也是工業廢氣中的主要有害氣體，它們對大氣的污染和對人體的傷害都十分嚴重，也直接影響著一地區的低碳發展能力和水平。

低碳創新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引擎，它指一地區開發低碳技術、發展循環經濟的潛力。從現階段來看，能源部門的低碳技術涉及節能、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利用技術、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CCS）等領域的減排新技術[4]。對這些技術的研發支出和環境保護支出直接體現一地區對低碳技術的投入和開發力度。所以，本文采用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和環境保護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兩個指標來反映一地區發展低碳經濟的潛力。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則可反映其資源循環利用、污染治理的水平。人力資源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根本，也是發展低碳經濟、研發低碳技術的基礎和動力，人力資源的素質和知識技能水平直接影響該地區低碳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勞動力素質、培養高科技人才關鍵在教育，所以選擇公共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衡量一地區對人力資源開發的投入力度和發展低碳經濟的潛力。對教育、技術研發的支出都有利于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進而減少資源消耗、提高經濟效益，對教育和研發的投入越大、全員勞動生產率越高，對低碳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就越高。

三、評價模型與結果分析

（一）確定各指標權重

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來建立指標體系并確定指標權重。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方法，能夠將復雜問題分解成若干層次，由專家和決策者對所列指標通過兩兩比較重要程度而逐層進行判斷評分，并利用計算判斷矩陣的特征向量確定下一層指標對上層指標的貢獻度，從而得到各指標層指標重要性排列結果，以此來確定指標權重。本文就各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咨詢了低碳經濟相關領域專家，進而構造判斷矩陣，經過計算和一致性檢驗后得到了各指標的權重，見表1。

（二）指標計算模型

首先，要對指標層數據進行無綱量化處理。因為各個指標的單位不同，必須經過無綱量化處理后才進行比較分析。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指標為正向指標，采用公式（1）處理；阻礙低碳經濟發展的指標則為逆向指標，采用公式（2）處理：

其中，xi 表示i省區原始數據，-min（xi ）表示原始數據中所有樣本的最小值，-max（xi）表示原始數據中所有樣本的最大值，這樣經過變換后的xi ′有統一的量綱，所有數據位于[0，1]。

其次，對準則層指數進行計算。根據每個準則層下屬指標的數據和權重值計算出各準則層的得分，具體方法為：記低碳環境水平指數為δE、低碳產業水平指數為δI、低碳效率水平指數為δB、低碳創新水平指數為δC。以δB為例，計算公式為：

其中，n代表低碳環境水平下二級指標個數，Wi為權重。同理，可計算出δI、δB和δC。

最后，對目標層指數進行計算。準則層決定了目標層的水平表現，但它們之間并非簡單的多元線性關系，不能用線性組合加總得到目標層，因此，本文構建一個計算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的非線性函數，公式為：

（4）

其中，μ代表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得分。為便于比較，計算出來的各省區綜合得分乘以100，使其介于[0，100]。

（三）結果分析

1綜合比較

評價結果顯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域差距較大（見圖1）。整體上來看，東南沿海地區優于中西部地區，西北部及北部地區最為落后。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產業結構也在不斷優化，北京市的產業結構已接近發達國家和地區；沿海地區的化石能源分布少而風能等清潔能源資源相對豐富，福建、浙江、海南非常注重清潔能源的開發利用，能源結構也較為合理；南方地區的森林資源豐富，對碳的吸收轉化能力強，福建省的森林覆蓋率更是全國第一。因此，東南沿海地區的整體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全國領先地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晚、水平低，從東部地區轉移來的“三高”產業給中西部的能源和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由于資金和技術的缺乏，中西部地區對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不足，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減排技術水平也較低，因此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尤其是內蒙古、貴州、寧夏和山西等省，煤炭資源豐富，能源結構中煤炭比重過高，再加上自身生態環境脆弱，發展低碳經濟的起點很低、任務很艱巨。

2指標層比較

（1）低碳環境水平指數。從整體上看，東部及南部沿海省區的低碳環境水平高于內陸省區，西北部地區遠遠落后（見表2）。這是由于影響低碳環境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森林資源稟賦，而我國東部和南部地區由于氣候和地形地貌原因森林資源豐富，內陸尤其是西北部地區氣候干旱，且多草原、沙漠分布，植被稀少。低碳環境水平排在前面的浙江、福建、江西、廣西和云南都是我國森林資源的主要分布地區，福建省的森林覆蓋率達到6272%，全國最高，浙江和江西也都達到50%以上。另外，浙江省的勞動力參與率指數全國領先，為923%，這為其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人力基礎。青海省在2001-2011年間的森林面積增長很快，碳匯水平非常高，且人口少，人口密度全國最低，這使得它的整體低碳環境水平比較高。低碳環境水平排名落后的除了新疆、甘肅、內蒙古、山西等西北部地區外，還有江蘇、天津和上海，這三個省市雖然地處東部沿海地帶，但森林資源匱乏，森林覆蓋率很低，且人口密度高，尤其是上海市的人口密度達到3140人/平方公里，全國最高，這嚴重影響了它們的低碳環境水平。

（2）低碳產業水平指數。從表2可以看出，低碳產業水平基本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相一致。得分排在前面的省份主要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如北上廣一線城市、天津、江蘇等，這些地區經濟基礎好，產業結構比較合理，第三產業發展較為完善。北京作為我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第三產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80%，產業結構已接近發達國家和地區，工業也以現代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對能源的依賴和消耗較低，能耗和碳排放都較少。廣東省地理位置優越，依托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對外開放程度高，利于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再加上國家政策優惠，擁有全國最多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占GDP的比重達到47%，領先全國。上海和天津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也都處于全國領先水平，產業結構也較為合理，低碳產業水平得分較高。排名落后的省份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新疆、青海等省，均為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省區，由于東部沿海地區的“三高”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些地區的產業結構以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業為主，工業技術水平低，嚴重影響了低碳經濟的發展。

（3）低碳效率水平指數。總體上來說，南方地區的低碳效率水平高于北方地區。這是因為影響低碳效率水平的因素是能源消耗、能源結構和碳排放情況，我國北方地區的能源以煤炭為主，而南方地區能源結構則比較多元化，水力、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資源相對豐富。排名靠前的廣東、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區都處于東南沿海地區，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非常豐富，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也走在國內前列。此外，這些省份經濟發展水平都比較高，為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能耗提供了物質和技術基礎，所以能源消耗強度都比較低、碳排放較少。低碳效率水平低的山西、內蒙古、貴州省等都是我國煤炭資源的主要分布地區，工業結構又以重工業為主，煤炭占能源消耗的比重分別達到13638%、11237%、9427%，這些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都較低，煤炭的利用率低、碳排放處理技術落后，因此，單位GDP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都過高。北京市雖然靠近山西、內蒙古，但其經濟發展水平高，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比重低，能源高效利用和減排技術較高，因此它的能源消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都很低。

（4）低碳創新水平指數。從表2可以看出，低碳創新水平基本與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對低碳發展的投入力度相一致。排在前面的北京、上海、天津和陜西等省市對科技研發的投入都較其他省區更高，2001-2011年，它們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別為535%、239%、204%和237%，排在后面的新疆、云南、青海和海南等省的研發支出比重分別僅為033%、052%、059%和024%。另外，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和廣東等省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為其廢棄物綜合利用提供了較好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也比較高，上海市全國最高，平均每年每人生產總值達到119萬元，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99萬元/人。值得注意的是，青海、內蒙古、甘肅、寧夏這些自身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和惡劣的省份環境保護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較其他省份要高，這有助于它們增加綠地面積、改善生態環境、提高低碳經濟水平。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低碳經濟是人類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而實施的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更是我國實現科學發展與綠色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本文構建了省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30個省區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評，發現我國整體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區域差異明顯。由于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都不夠完善、低碳技術發展欠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許多發達國家。同時，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的差異、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以及政府重視程度差異等，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十分明顯。概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自然環境較好的東部地區高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自然環境相對惡劣的中西部地區，煤炭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落后的寧晉蒙地區低碳經濟發展水平最為落后。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建議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1）提高森林覆蓋面積和質量。與工業減排相比，森林碳匯投資少、成本低、綜合效益大，更具經濟可行性和現實選擇性。因此，我國應該將發展森林碳匯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選擇，既要增加森林面積，也要提高森林質量。（2） 改善能源結構和利用效率。應該適當調整能源結構，逐漸降低煤炭等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積極發展生物質能、風能、核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同時應加快研發傳統化石燃料的清潔高效技術和循環利用技術，在能源梯級利用技術、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技術、廢棄物綜合利用技術、循環經濟產業鏈接技術等重大關鍵技術領域取得新進展。（3）優化產業結構。在保證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同時，適當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制造業比重，鼓勵第三產業擴大規模。除了調整和優化三大產業的比重結構外，更要著重提升三大產業的質量，讓節能減排在各個領域都得到落實和擴展。（4）大力發展低碳技術。應擴大政府和企業的研發投入，進一步優化低碳技術創新與推廣的政策環境，重視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新、研發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同時，也要加強節能減排、低碳、環保、清潔能源等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鼓勵引進國外先進節能環保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我國低碳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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