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的范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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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反傾銷;WTO

中圖分類號:F7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由于中國產品有巨大勞動力和原材料的比較優勢,在競爭中往往處于明顯的有利地位,因而遭受眾多國家反傾銷調查。從1990年到2000年,全球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案約450多起,涉及金額高達數百億美元。反傾銷調查國從美國、歐盟、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到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韓國、印度、土耳其、印尼、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烏克蘭、特立尼達、多巴哥等發展中國家。美國、歐盟、印度和澳大利亞是對華提起案件較多的國家或地區。這些調查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

在裁定傾銷成立案中,中國占總案件的近20%,位于全球之首,成為反傾銷最大的受害國。遭受國外反傾銷的出口商品,涉及到鋼鐵金屬制品、機電產品、紡織品、電子產品以及煤礦化工、原料性產品、半成品等等,這些產品相對而言附加價值低,技術含量低。

由于反傾銷符合世貿組織規則,且反傾銷措施可以延續5年之久,又可以在5年到期后經過復審繼續維持,因此有相當數量的進口產品被征稅后,可以維持10～20年之久,等于被永久地排除在進口國之外,這也是其他貿易保護措施無法相比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其他成員國對中國原有的單邊設限,例如歐盟對華紡織品配額將逐步取消。而且他們也不可能再使用關稅及非關稅壁壘來繼續限制中國產品輸入其本國市場,為保護自身利益,這些國家必然會不斷通過反傾銷案件打擊中國產品。

2001年12月,浙江溫州市某企業就接到通知,歐盟將就其出口的打火機進行反傾銷調查。目前,該企業出口到歐洲市場的打火機價格在2歐元以下,而其他同類出口產品如日本產品的價格在10歐元以上。中國企業如何面對反傾銷已成為非常嚴峻的問題。

一、什么是WTO機制下的反傾銷

現行的WTO反傾銷規則作為一套詳細的法律規則,是在GATT第6條的基礎上發展完善起來的。GATT第6條是在各國反傾銷立法的基礎上產生的,了解它能夠幫助我們理解WTO反傾銷規則。按照世貿組織各成員國關于實施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6條所達成的協議:“如一產品自一國出口至另一國的出口價格低于在正常貿易過程中出口國供消費的同類產品的可比價格,即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價格進入另一國的商業,則該產品被視為傾銷。”如果被指控產品存在傾銷,并給進口國國內造成損害,且該損害確由傾銷所造成,則進口國可對該出口國指控產品實施反傾銷措施。一般來說,確定反傾銷程序大體包括及立案、調查問卷、證據核查、初步裁決、最終裁決、聽證或上訴等6個環節。

二、中國企業遭受反傾銷的內因和外因

1、外因:“非市場經濟”問題。世貿組織反傾銷協議的第2款第7條是專門適用于“那些對貿易實行全面的或大范圍壟斷且國內價格由政府制定的國家”,即非市場經濟國家。該條款承認,在確定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進口產品的價格比較,是存在特殊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世貿成員國可以將相同產品的價格,或以產自另一個國家(第三國際)的相似產品為基礎確定的產品價值,作為從這個國家進口的正常價值。只要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案例中確定正常價值所使用的方法是適當的而不是不合理的,這種確定就是有效的。這些條款事實上造成了在實行反傾銷措施時,允許使用不同的標準。理論上應找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第三國作為替代國,但美國、歐盟國家、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印尼、丹麥、智利、土耳其、新加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都曾被選作中國的替代國。盡管是相同產品,但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原料選用問題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資本構成、資源開發方式和經濟水平差異問題使我國很難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美國在對中國產品調查時,將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對待。中美關于中國“入世”的雙邊協議規定,雙方同意美國在中國“入世”后15年內可以沿用現行的反傾銷規則,即仍可以將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對待,而中美協議的規定將自動適用于所有世貿成員國。因此,中國企業并不能立即獲得完全平等的市場經濟地位。在1998年4月,歐盟外長理事會通過決議,將中國和俄羅斯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撤銷,但是并不立即加入“市場經濟國家”名單,而是新設立了一個“特殊市場經濟國家”名單并將兩國加入其中。對于在判定中國產品是否傾銷時采取個案處理、分別對待的辦法,即在個案中出口商可以證明是依據市場價格來確定出口價格的,就承認該價格的合理性。國有、國家控股或是生產材料由國企提供都會成為拒絕給予中國企業“市場經濟地位”的理由。

2、內因:不應訴或應訴不力及價格競爭

A、應訴不力或不應訴。反傾銷是世貿組織賦予的一項合法權利,反傾銷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法律問題。面對國際反傾銷調查,中國企業應從法律的角度去尋找原因與對策,而不是逃跑或過分關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動機與因素。中國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如無力支付高額的律師費用、不懂反傾銷的運行機制和法規、不重視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市場或希望坐享其成,借助其他企業的應訴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場等原因拒絕應訴或應訴不力的后果,不僅引發高比例傾銷案成立的裁定,還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進口國企業不斷運用反傾銷手段對中國施壓。

B、價格競爭誘發反傾銷。中國企業長期以來,出口受國家宏觀調控,一度出現虧本出口以求換匯的目的。雖然現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情況已發生改變,但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似乎還沒有從市場經濟中學會調整目標,重新定位自己的企業和產品,一味用從前的經營策略出口產品,主要表現在出口產品時,采取價格策略,即以低價作為進入市場的方法,將開拓國際市場的希望寄托在低勞動力成本所形成的價格優勢上。在具體產品出口時,部分企業又會惡性競爭,不斷壓低價格報價,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國內企業或其他國家企業競爭,這種做法不僅造成國外對中國產品質量的質疑,而且使中國產品遭受反傾銷的指控。由于生產力的問題,從整體上看,中國目前國內的產品質量和國際上同類產品質量相比,還差一個臺階。但中國經過20多年的努力,有不少產品質量已有相當程度的提高,完全可以避免采用價格競爭的方法進入國際市場。

三、中國企業必須建立應對機制,采取應對措施

由于企業是反傾銷的主體,在應對反傾銷的問題上,關鍵要看企業的表現。企業應對反傾銷,應注意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提高產品質量,增強品牌意識,改變產品形象。如何反傾銷,企業是關鍵環節。如果的確存在傾銷,那么任何努力都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上。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歷來形象不佳,長期以“低質低價”取悅國際市場。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生產力得到很大提高,國內消費結構和消費層次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產品質量、包裝、售后服務等越來越為消費者所重視。價格已不再是唯一的、重要的競爭手段。中國企業應考慮抓住機會,結合企業資源大幅度提高產品質量,增強后期服務,建立企業自己的品牌,這樣既可以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又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從而改變原有的產品形象。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出口產品在生產時,應使用國際質量標準,而不是國內質量標準。這樣才能有效地提高產品質量。

產品質量的提高,不僅可以通過成本的提高來提高產品的出口價格,還可以通過建立的品牌形象加大產品的附加值。其他國家同質同類出口產品的價格為什么能大幅度的超越中國產品,原因不僅在于成本的差異,還在于產品的附加值不同。由于反傾銷主要是針對產品的低價而言,中國企業應努力走出低質低價,通過壓低價格增強競爭力的低谷。企業還應自覺抵制低價出口行為,減少國外反傾銷的誘因,防止授人以柄。

2、加強合作,做到“以銷定產”。不管在國內市場,還是在國外市場,眾多中國企業都忽略了一個規律:即先有需求,后有供給。預防反傾銷的發生,必先要研究國際市場的情況,這可以通過與國內企業駐國外辦事處、國外有關商、市場調研機構、甚至個人合作收集當地消費變化的有關資料,加強對產品的設計,做到先有市場后有產品,以迎合國外市場的需求。企業有目的、有步驟地開發市場既避免了盲目生產,靠價格贏得競爭,又有效地開拓國際市場,減少國外反傾銷的投訴。有資源的企業可以利用到當地市場投資建廠按需生產,繞過這個障礙。

3、運用國際標準,健全管理制度,健全商務檔案。一旦遭受國外反傾銷訴訟,是否存在傾銷行為的證明主要掌握在應訴方手里。應訴反傾銷案件的關鍵是證明產品出口價格未低于“正常價值”。這需要企業多方收集數據和證據,而中國企業在這方面往往遇到困難。一些企業連自己的交易檔案都難收齊,如會計賬簿不全、財務狀況不明,其中發票不全或不精確問題最為突出。發票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發票,就只能按照對方提供的價格資料來確定你的產品價格。而傾銷調查部門注重的就是材料,材料越豐富,在眾多材料總結后得出的結果就有可能是正確的,資料的缺乏就可能直接導致敗訴。因此,出口企業應該按照國際標準健全管理制度,健全商務檔案,包括公司的各種協議合同、商務信函、收支票據等。這樣一旦發生訴訟,就可在較短時間內備齊資料。

4、了解國外反傾銷。由于世貿組織反傾銷協議是成員國之間反傾銷的主要依據,因此企業必須盡快了解世貿組織的反傾銷機制。一旦遭受國外反傾銷調查,至少應當了解如下內容:(1)被反傾銷國家的有關立法規定和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定;(2)世界上一般通用的反傾銷程序和被反傾銷國家的反傾銷程序;(3)本國出口產品在國外反傾銷的基本特點和面臨的主要問題。

如歐盟反傾銷有關法規規定,自開始反傾銷調查的通知之日15天內,應訴方必須向歐盟委員會報名并提交相關材料;美國也有類似的規定,并且正式后21天左右就要召開第一次聽證會,應訴方必須提前報名。中國企業應積極應訴,否則在中方缺席的情況下,依據原告之詞給予裁決,難以想像中方會勝訴。

值得慶賀的是,由國家經貿委產業損害調查局和國家經貿委經濟信息中心合辦的中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網上圖書館已經開通(cacs.省略),該網站提供WTO及各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相關法律規范,為企業義務提供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相關法律咨詢。通過該網站企業可以查詢到最新的國外對中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的應訴信息和動態,還可以查詢中國發起的反傾銷案的最新進展情況,從中吸取經驗。

5、配合反傾銷調查,積極應訴及時抗辯。據統計,全球反傾銷案的成立率大約是53%,而在美國,一般只有27%的反傾銷案被裁定傾銷成立,35%的案件被裁定傾銷不成立,其余38%的案件由控告方中途放棄。這表明,反傾銷的提出,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手段,一種戰略。企業在受到反傾銷指控時,要積極應訴,敢于打“洋官司”。中國企業大量的反傾銷應訴案件實踐證明,打洋官司并不可怕,只要企業準備充分、據理抗辯,取得勝訴的幾率是很高的。

6、加強專業人才培養。應當說,我們對WTO規則的陌生與無知,缺少精通WTO規則的專業人才,是中國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損害最大國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從中國的《反傾銷條例》生效至今也只有4年多的時間,因而不論是企業、政府還是進出口商會、各律師事務所等,都奇缺反傾銷專業人才。中國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了解國際市場的反傾銷人才和律師隊伍,應該加強培訓反傾銷律師,同時注意充分利用國外市場中這方面的人才,跨國公司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作者單位:常德職業技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第2篇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擇業觀念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3）13-0041-03

1 引 言

近年來我國勞動力供求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將掩蓋在中國經濟建設下部分“農民工返鄉”現象凸顯出來。據農業部對農民工輸出較多的15個省、150個村的抽樣調查，2009年春節返鄉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385%，其中有396%的返鄉農民工是由于失業返鄉，且沒有繼續外出務工的意向。特別是2013年我國多地政府積極采取措施留住返鄉農民工。例如墊江縣搭建求職平臺使1300名返農鄉民工拿到用工合同，商水縣有3000名農民工回鄉創業致富。我國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大國，大量返鄉農民工的存在，使得農民收入構成和收入水平發生顯著改變，農村的生活和生產也隨之發生改變，農民工重新回歸家園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新生力量。

職業選擇是個體實現其職業理想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受到個人和社會雙重因素的制約。個體因素一般有個體的興趣與愛好、氣質類型以及個體的專業能力和技能；社會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經濟因素、教育因素、社會時尚等[1]。在對影響農民工職業選擇行為因素的研究中，當前學者大多闡釋了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對個人的職業選擇行為造成的影響。人力資本對農民工職業選擇有顯著影響[2][3]。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農民工越有可能獲得高層級的職業；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職業培訓，對進城農民工成為專業技術人員和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等高層次勞動力更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4][5]。同時社會資本對農民工的職業選擇也產生了正效能。廣闊的社會網絡可以增加職業的獲得率（Lentetal，1994）。具體而言農民工社會網絡的規模、異質性、節點社會地位、關系強度和關系類型對其擇業行為有顯著影響[6]。此外擇業選擇觀念也是不可忽視的影響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因素之一。（李萍，2010）[7]然而前期文獻較多關注外出農民工對流入地的影響，對返鄉農民工研究稍嫌不足。返鄉農民工的職業選擇行為不僅關乎其自身，更關系到我國新農村建設和城鄉融合的進程，所以對返鄉農民工的職業選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不僅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同時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

2 數據來源

湖南省湘潭縣人口眾多，到2011年年底，全縣已形成了20多個連片面積5000畝以上的特色種植基地，出現了近30個各類農業經濟組織和31個國家、省、市級龍頭企業組成的農產品加工產業集群，因此吸引了10萬名農民工的返鄉潮。貴州省平壩縣也在2009年建立了3個返鄉農民工創業園，實現了萬余名返鄉農民工就地就業，2012年更是通過依托“二區三園”，搭建“三個平臺”促進返鄉農民工再就業。而河北省邢臺縣為解決千名返鄉農民工就業，提供政策幫扶，鼓勵返鄉農民工發展種植業、養殖業，邢臺縣宋家莊鄉建成了千畝核桃、蘋果和板栗種植基地。

本文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抽取了湘潭縣、平壩縣和邢臺縣為3個樣本縣，根據各樣本縣經濟狀況差異按照對稱等距方法抽取，每個樣本縣抽取3個樣本村，這9個樣本村分別是湖南省湘潭縣的湘南村、留田村、高塘村，貴州省平壩縣的竹林村、雷家洞村、本固村和河北省邢臺縣的崇水峪村、槐樹莊村、廟溝村。在每個樣本村中，根據返鄉農民工戶籍名單，隨機抽取11個樣本。總共發放調查問卷99份，收回98份，經過整理有效問卷92份，問卷有效率為93.2%。

3 描述性統計

3.1 樣本特征

本文對樣本的部分特征變量進行了以下統計性描述：返鄉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3375歲，偏年輕化，其中以16～25歲的年輕人居多，占到3375%。同時男性是返鄉農民工的主力軍，占到66.3%；從受教育程度看，小學教育和未受到教育的為少數，僅有11人，返鄉農民工主要以初中文化水平為主，達到4565%，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達到36%左右，總體來看返鄉農民工絕大部分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此外，有40名被調查者參加過培訓，且以工業制造類的培訓為主，達到42.5%，可能是由于他們在進城務工過程中接受企業的上崗培訓較多，返鄉后他們所在的行業也主要集中在工業制造類。由此可見返鄉農民工在外出務工期間學到的工業制造技術，有力地促進了他們的返鄉職業選擇。

3.2 職業選擇行為

從圖1可看出，農民工返鄉后，有36人即將近40%的人會選擇重新外出務工，而60%的返鄉農民工會選擇留在家鄉。其中留在家從事非農就業的有29人，留鄉務農的有14人，而留鄉創業的人最少，為13人，占14%左右。

如圖2所示，農民工返鄉后，大都可以進行非農就業，可能是因為受教育程度有限，從事的工作以雇工為主，占到446%，不過令人欣喜的是，仍有217%的返鄉農民工選擇自主創業，成為個體工商勞動者。而成為農村管理者、農村智力勞動者、鄉鎮企業管理者和私營業主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比例極低。

如圖3所示，農民工返鄉后在不同的行業里從事著生產經營活動，如工業制造類、農林類、服務業類等，其中在工業制造類就業人數相對較多，占調查對象總人數的1/3以上，其他行業的分布則較為均勻。值得注意的是有接近1/4的農民工在返鄉后選擇了管理和創業，本文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與農民工在外出務工期間工作經驗的積累和視野的開闊有著一定程度的聯系。

4 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對返鄉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擇業觀念、社會資本和職業選擇行為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其中，職業選擇行為以返鄉后更換職業頻率為代表，分析結果見下表：

如上表所示，首先，返鄉農民工的關系強度與異質性程度高度線性相關，而且關系強度也與節點社會地位高度線性相關。其次，職業聲望觀和擇業代價觀都與職業發展觀顯著線性相關；擇業代價觀還和職業聲望觀顯著線性相關；節點社會地位與職業報酬觀、職業聲望觀、擇業代價觀以及異質性程度都顯著線性相關。再次，受教育程度和關系類型都與年齡呈低度線性相關；職業發展觀和擇業代價觀都與受教育程度低度線性相關；擇業代價觀與職業更換頻率都與接受培訓情況低度線性相關；職業報酬觀與節點社會地位都與職業發展觀低度線性相關；職業聲望觀、擇業代價觀和關系強度都與職業報酬觀低度線性相關。最后，健康狀況與其他變量不存在線性相關關系，異質性程度也與其他變量不存在線性相關關系。

5 結論及建議

5.1 基本結論

本文通過統計性描述和線性回歸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農民工在返鄉后多數選擇留鄉就業，大部分依舊是雇工或者農民，部分成為個體工商勞動者，只有少部分成為農村的管理者。第二，返鄉農民工從事的工作所在行業多樣化，有工業制造類、農林類、服務業類、管理類、創業就業類，其中以工業制造類為主，占到3804%，而選擇自主創業的最小，僅有87%。第三，返鄉農民工的關系強度與異質性程度高度線性相關，而且關系強度也與節點社會地位高度線性相關。第四，職業聲望觀和擇業代價觀都與職業發展觀顯著線性相關；擇業代價觀還和職業聲望觀顯著線性相關；節點社會地位與職業報酬觀、職業聲望觀、擇業代價觀以及異質性程度都顯著線性相關。

5.2 政策建議

本研究通過對返鄉農民工職業選擇行為和影響因素的全面分析，提出以下建議：

（1）從國家角度而言，一方面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扶持力度，給予更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如政府應當采取擴大助學貸款、教育補助、加強農村地區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措施發展農村的高中、中專教育和職業培訓，另外豐富培訓內容和形式，除了農林類技術培訓下鄉外，定期開展諸如服務業類、工業制造類、創業就業類的培訓，全面提升返鄉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另一方面應從制度層面出發，建立對返鄉農民工的正式社會支持網絡。

（2）從當地政府角度而言，應積極建立和維護返鄉農民工的正式社會支持網絡。現階段返鄉農民工以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為主，缺少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因此當地政府采取諸如收集返鄉農民工的信息，密切關注其工作和生活，建立求職和培訓平臺等措施，來彌補和建立返鄉農民工的正式社會支持網絡，促進其順利就業。

（3）從返鄉農民工個人角度而言，一方面應重視自身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提升，認真接受教育，多參加培訓，積極維護家人、親戚、朋友等形成的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另一方面應當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念，在重視報酬的同時，兼顧個人的興趣、能力和特長。

參考文獻：

[1] 牟少巖.農民職業分化的影響因素研究[D].濟南：山東農業大學， 2008.

[2] Meng Xin， Zhang Junsen.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485-504.

[3] 張艷華，李秉龍.人力資本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影響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業經濟評論，2006（4）.

[4] 姚先國，俞玲.農民工職業分層與人力資本約束[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5）.

[5] 高文書.人力資本與進城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實證研究[J].人口與發展，2009（3）.

第3篇

論文摘要：在金融危機的；中擊下，不少中小型企業經營困難，甚至陷入破產境地，給優質民營企業帶來了并購擴張的機遇。但民營企業在并購過程中，也面臨著現金流風險、信息不對稱風險、政策誘導性風險、管理效率風險、并購失敗風險。應通過以下措施和方法將風險消除，從而實現成功并購：結合民營企業實際，選用適合自身發展的并購方式；努力消除信息不對稱；優化決策程序；妥善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

一、民營企業并購的效應

(一)民營企業并購的界定．

民營企業并購(MergersandAcquisitions，M&A)包括民營企業的兼并和收購兩層含義，即民營爪l業之問的兼并與收購行為。它是民營企業法人在平等自愿、等價有償基礎上，以一定的經濟方式取得其他法人產權的行為，是民營企業進行資本運作和經營的一種主要形式。

(二)民營企業并購的效應。

成功的民營企業并購以給并購方帶來一系列效應，主要有：

(1)韋斯頓協同效應。民營企業并購會帶來民營企業生產經營效率的提高，最明顯的作用表現為規模經濟效益的取得，常稱為1+1)2的效應。

(2)市場份額效應。通過并購可以提高民營企業對市場的控制能力。

(3)經驗成本曲線效應。經驗包括民營企業在技術、市場、專利、產品、管理和民營企業文化等方面的特長。通過并購可以分享目標民營企業的經驗，減少民營企業為積累經驗所付出的學習成本，節約民營企業發展費用。

(4)財務協同效應。并購會給民營企業在財務方面帶來效益，這種效益的取得是由于稅法、會計處理慣例及證券交易內在規定的作用而產生的貨幣效益，主要有稅收規避效應和股價預期效應等。

(5)獲取戰略機會效應。第一，通過并購可以直接獲得正在經營的目標民營企業的發展研究部門；第二，通過并購可以減少一個競爭者，并直接獲得其在行業中的位置；第三，并購后兩個民營企業采用統～價格政策，可以使他們得到比并購前相互競爭時所得到的收益。

二、金融危機沖擊為民營企業并購創造了良好機遇

(一)外部需求萎縮致使中國工業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利潤明顯減少。

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固工業增速顯著下滑，尤其是l1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幅僅為5．4％，跌至近l0年來的新低。2009年2月，工業增加值增速爬升至1l％，但2009年前2個月工業增加值累計增幅僅為3．8％(見圖1)。同時，工業民營企業盈利狀況急轉直下，規模以上工業民營企業的利潤增速創近10年來新低。

(二)民營企業總體經營狀況不佳，民營企業信心嚴重受挫。

受金融危機影響，民營企業景氣指數在2008年下半年以來迅速下滑，民營企業景氣指數下滑至2003年3季度以來的新低。民營企業家信心指數也隨之減退，創下近年來的新低(見圖2)。民營企業景氣指數和民營企業家信心指數的減退反映出工業經濟發展活力缺乏。來自中國民營企業家調查系統的結果也顯示，認為民營企業經營狀況”良好”的民營企業經營者占32．4％，認為“一般”的占48．3％，認為“不佳”的占19．3％，認為“良好”的比認為“不佳”的多13．1個百分點，這一結果比2007年低近30個百分點，為近5年來的最低水平。

2008年，中國民營企業利潤增速與2007年相比有較大下降，相比之下，民營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全年減速不多。這種情況表明，民營企業利潤率下降較大，全年利潤的大幅縮水主要是受4季度拖累(見圖3)。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8年9—11月民營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速大幅放緩至12．3％(1—8月29．2％)，民營企業稅前凈利潤率也從2007年同期的6．5％收縮至5．5％。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許多民營企業陷入了虧損破產境地。以中國制造業中心東莞市為例，2008年，在注冊經營的40000多家民營企業中，虧損或者瀕臨破產的中小型民營企業達到12000家左右。這為優秀民營企業低成本并購擴張創造了良好機遇

三、民營企業并購的風險類型

(一)現金流風險。

在并購過程中，收益往往發生在遠期，而支出則發生在近期。許多民營企業往往對這一點缺乏清醒認識，對自身實力認識不清，高估自己的整合能力，在資金實力、技術能力、管理能力還不足的情況下，僅憑一時熱情而采取并購行為。這種超過自身財務能力進行“蛇吞象”式的并購，往往使民營企業在并購支出發生后產生資金難以為繼的現象、流動性出現困難。 (二)信息不對稱風險

1．財務報表信息風險。目標民營企業對財務報告從有利于自身的角度進行“粉飾包裝”，所提供的不準確的財務報告數據直接造成民營企業對并購產生的收益和風險估計不足，主要表現為收益高估與風險低估，增加了并購的風險。

2．資產價格評估風險。目標民營企業通常在評估價值時高估自己的價值，以提高自己的出售價格。并購企業如果不經過詳細地分析調查，就得出盲目樂觀、輕率的結論，將不能很好地保護已方的利益，甚至出現虧損民營企業賣高價的不合理現象。

3．或有債務風險。所謂或有債務是指并購的目標民營企業因對外擔保而形成的隱性債務。一旦民營企業并購協議簽訂，目標民營企業所有的經濟責任就全部轉移到并購者身上，債主紛紛找上門來要求不知情的并購民營企業承擔擔保責任，大量隱性債務浮出水面，一些看不見的黑洞逐漸暴露出來，巨額的債務官司使民營企業深陷債務糾紛泥潭，官司纏身，處于代人受過的不利局面。

(三)政策誘導性風險

民營企業并購活動是民營企業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局面，為了生存和發展而主動選擇的一種擴張途徑。然而，民營企業并購中一部分不完全是市場經濟行為。政府出于挽救虧損民營企業、妥善安置職工、維護社會安定等方面的考慮，鼓勵優勢民營企業并購困難民營企業。然而有些收購案例中優惠政策最終未能實現，究其原因有以下幾種：(1)一些政府官員當時為盡快促使并購完成，做出超越自身權限的承諾(如土地出讓，稅收優惠等)。(2)某些部門上一屆領導許下的承諾由于其調仟，下一屆領導不予兌現。而有些民營企業為了取得政府的支持，不從自身實力出發，明知不可為而硬著頭皮并購，并購決策從一開始就潛伏著風險。由于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健全、有效的政策誡信機制，對此缺乏相應的約束治理辦法，對政策誠信缺乏導致的風險往往只能由并購者承擔。

(四)管理效率降低風險。

民營企業并購雖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自身的抗風險能力，但如果規模過大，分支機構增多，管理難度增大，管理效率降低，潛在的威脅并沒有消除，大民營企業也會破產。

(五)并購失敗風險。

民營企業并購并非總是一帆風順，往往要經受多重考驗：首先，收購民營企業股東未必贊成。因為并購會稀釋股權或增加現金支出，股東可能不愿意承擔風險，從而在股東大會上將收購方案予以否決；其次，目標民營企業經理階層的抵制。由于被收購至少對目標民營企業經理階層的既得利益構成損害，目標民營企業的經理階層可能會作出反收購努力，諸如進行股份回購、尋求股東支持、以竭力避免被收購的命運；再次，反壟斷法和兼并準則的限制。監管當局都對民營企業兼并給予格外關注。倘若并購失敗，收購民營企業的股價勢必大跌，而為并購所支付的一切費用也自然隨之東流。

四、民營企業并購風險的防范對策

(一)并購要選用適合自身發展的方式。

民營企業要對自身實力有充分認識，量力而行，不要超越自身財務能力而僅憑一時熱情盲目并購。并購后可以利用被并購民營企業的設備、市場網絡、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結合并購民營企業在管理、經營方面的優勢，深挖潛力，實現揚長避短，優勢互補

(二)要努力化“信息不對稱”為“信息對稱”。

首先，民營企業要努力消除信息不透明、不公開現象，通過多渠道收集日標民營企業的信息，改善并購方所面臨的信息匱乏劣勢，消除信息不對稱。民營企業可以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協助了解，利用其專業和經驗優勢，核查目標民營企業所提供的財務報表數據是否準確反映了該民營企業的財務狀況，特別是對資產負債、現金流量、獲利能力應予以深入核查。

其次，要認真地對目標民營企業進行清產核資。一些被并購民營企業的賬面資產價值并不能代表它的真實資產價值，尚有許多賬外因素和隱性成分，因此必須格外謹慎，以確定合理的并購交易價格。并購民營企業可以與目標民營企業簽訂責任書，明確相互責任，保證信息披露達到準確、完整和真實的標準。

(三)優化決策程序。

民營企業在進行并購決策時，應當借助資產評估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充分利用他們的優勢，使并購決策科學化。一般而言，中介機構作為獨立的第三者，能夠提供公正、專業、中立的判斷，確保并購雙方的權益，降低并購的風險，促使并購雙方達到互利雙贏的結果。民營企業在進行并購決策時應該好好利用它們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