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農問題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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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可持續發展的村鎮規劃建設價值取向

在發達國家村鎮規劃中，判斷可持續發展有2個不同的角度：一個是以生態為中心；一個是以人為中心的。“生態中心論”以環境可承受和環境得以改善為前提來判斷可持續發展，如決定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限度：“人本論”以滿足當前人的需要但不損害后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為前提來判斷可持續發展。兩個不同的立足點的差異之一是尺度不同：“生態中心論”的尺度是區域的或全球的，而“人本論”的尺度是地方的，一個村、一個鎮和一個城市。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去規劃設計社區時大都采取“人本論”的立場。

英國的《21世紀地方發展綱要》從4個方面考慮可持續發展的村鎮規劃設計：

（1）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應采取生態學的方式去考察社區，重新研究社區與它的背景的關系，如自然景觀、生態系統、水和能源等。

（2）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應盡可能強化地方社區的獨立的和綜合的功能。一個地方對汽車的依賴會產生環境污染、交通設施使用不平等、過量使用土地和能源等問題，因此，避免地方社區的區域功能衰退，減少對汽車的依賴，是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去規劃設計社區的重要內容。

（3）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采用人的尺度、土地與空間的混合使用、人群的混合居住、維護地方的社會資本等基本準則。

（4）調動各方面積極參與社區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使每個人都能負起盡可能減少對生態系統干擾的責任。

按照這些準則設計的社區有如下理想特征：有適當的住宅、工作機會、當地生產的農產品、穩定的能源和水源；不同年齡和收入的人們形成一個和諧的社區；人們在那里生活、工作、參與各類社區活動；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不需要每天為了工作而長途奔波；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自己屬于那里。這些描述可以歸納為6大設計原則：

（1）獨立性：無論從技術上、社會上還是環境上講，村鎮居民的日常需要應盡可能在當地得到滿足。例如，居民在村鎮里能夠得到就業或得到基本的社會服務，減少出行，從而減少在交通上的能源消耗，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2）混合性：在設計上給村鎮里不同的社會階層、經濟收入、年齡特征的人們以選擇的機會，包括出行方式、住宅、工作、服務和開放空間等，盡量采取居住混合，功能混合，適宜步行等基本設計手法。

（3）地方性：村鎮規劃與設計應順其自然，如地理環境、自然景觀、水系、生態系統、小氣候的條件，不僅增加了每個社區的個性，也保護了環境。

（4）綜合性：充分考慮人們在地方社區內的各種各樣的空間聯系，如公共場所使用的多樣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5）開放性：村鎮規劃與設計應盡可能對未來開放，如公共建筑用途的變更，住宅的擴大，基礎設施的增容，多功能的開放空間。

（6）自我管理：村鎮規劃的決策應放到盡可

二、村鎮規劃建設要注意鄉村的特點

（1）非農業使用的土地疊加在多倍于它的自然開放空間上；

（2）人的尺度與鄉村自然尺度的巨大反差；

（3）鄉村空間基本保存著原有自然地理形態和多樣性的相互聯系；

（4）土地和空間的非農業化會對生態循環鏈發生影響；

（5）開放空間與其他使用在土地分配上的比例和在空間布局上存在特殊規律；

（6）村鎮居民的資源供應能力和廢物吸收能力是確定的；

（7）農用地的保護與對農用地調整的生態約

（8）居民點自然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混城市規劃并不涉及這8大特征，而村鎮規劃設計如果忽略它們，后果就是失去農業生產空間，失去自然的開放空間，失去良性的生態循環鏈，失去村鎮居民點的各種自然特征，失去地方文化特征。但是，反對套用城市規劃的方式、去指導村鎮規劃，并不意味著拒絕采用城市規劃的技術和手段。相反，它僅僅意味著在規劃村鎮居住區的形體時應用城市規劃和設計手段，同時，還必須再加上對鄉村自然開放空間、鄉村自然尺度、鄉村自然地理形態及其聯系、鄉村生態循環鏈、鄉村生活與生產的混合等因素的考慮。

三、按照鄉村發展趨勢合理規劃村鎮布局

1.都市區和非都市區不同地區鄉村的變化前景是不同的。比如，都市區的鄉村（郊區）與一般農業地區的人口變動會有不同趨勢，鄉村居民點的生命力也會有不同情況。美國有都市區和非都市區的統計定義。都市區（也譯為“大城市統計區”），由5萬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和在其影響下的城市和鄉村組成。在80~90年代，美國有268個都市區，人口1.98億人，占總人口78％，面積占15％。在都市區中，郊區人口占一多半。非都市區包含其他中小城市和大部分鄉村。鄉村指居住人口在2500人以下、不屬于城市區的居民點。非都市區的村鎮，1980年有2443個，1992年有2304個。鎮有多種形式，比如農業鎮、工業鎮、礦業鎮、退休人員鎮、官員鎮等。

在法國，位于城市附近或位于工業和城市人口聚集區（ZPIU，類似于中國所謂城鄉結合部地區）內的鄉村人口，以及部分邊遠鄉村的人口也有增加的趨勢；也有1／3的村鎮人口在減少，比如在科西嘉中部、南阿爾卑斯和布列塔尼中部，主要是一些人口密度很低（20-30人／km2）的地區，一直存在著荒蕪化、人口外流和老齡化。

2.村鎮布局調整

第2篇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

 

“三農問題”[1]是我國當前建設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和挑戰，它與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西部大開發問題緊密相連。這一問題不解決，我國的現代化就難以真正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不能真正的實現。故此，歷屆政府高度重視，并在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中作了特別強調。學界對這一中國當前最大的現實問題也極為關注，研究成果不勝枚舉，研究內容更為廣泛，成為當前經濟學理論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在眾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有幸逢閱了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家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受益匪淺，感觸頗深，誠然此作之說可為我國農民問題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一、《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簡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兩次在中國發行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以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學術魅力，在我國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2]。該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的實證主義研究特色，從現實出發來考察東南亞農民生存倫理和反叛邏輯。通讀此作，我們很容易發現作者深厚的人文關懷主義情操，他是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深入農民的心理行政管理畢業論文，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說話的學者。書中大膽采用了經濟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從理論上構建了“生存倫理”對農民經濟活動的重要意義，肯定了其規范性和道義，并實證了“安全第一”原則的決策性和普適性。正如譯者所言，本書是一部真正從農民的角度出發，更為現實的考察農民生存和反叛問題的力作。它對研究亞洲乃至世界其它國家的農民問題，都有著極為現實的借鑒意義。

二、啟示――“三農問題”

透過此書看當今中國社會的“三農問題”，啟示重重。筆者認為 “三農問題”要根本的解決，也要深入農民的心理，站在農民的立場解決問題，而不是紙上談兵。雖目前國家已投入人力、物力來改善農村環境、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業產值，然大量問題尚未解決，大部分農民的貧困問題依然存在，這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進程，必須高度重視。筆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與理論的基礎上，綜合國內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個人調查結果，依據現象學的部分理論，對當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切實發揮政府的援助機制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網絡和機構，在農民生活陷入經濟危機時常常起到減震器的作用。一個男性親屬、朋友、村莊、有力的保護人，甚至包括政府（雖然較為罕見），都會幫助度過疾病或莊稼歉收的難關。”這就是斯科特所說的援助機制。但顯而易見的是，作者對政府援助行為的可靠性難以置信，認為“傳統的國家和現代國家都能幫助農民生存下去。然而國家的援助，如果說總會有的話，也是很難靠得住的”。當然這只是作者的主觀理解，不管怎樣，政府的援助還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國當前的社會而言，政府對“三農問題”極為重視和關心，但重視關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切實發揮其最基本的援助職能。然當下中國農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問題，政府的資助已漸趨落實并明朗化，如農村教育、鄉村交通建設及農稅取消等等。話雖如此，但我們政府一直所倡導的建設新型農村并沒有實現（只有小部分），農民只是暫時滿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廣大農村，子女上學及醫療問題依然很嚴重，貧困依舊是農民的心病。總之，農民脫貧的目標遠遠沒有實現，治富就更不用談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難之中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切實發揮其援助機制，盡可能地縮減貧富差距，實現共同脫貧，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發揮其援助機制呢？《農民》[3]在對“剝削”進行了現象學分析時指出，“為了達到剝削農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階層可以有極為不同的方法。雖然農民對任何此類索要都會感到不滿，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剝削的最為嚴重的是那種最經常的威脅其生存要素的、最經常的使其面臨生存危機的索要。在農民詢問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問的是還剩下多少，他要問涉及農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為消費者的基本需要。”從這段闡釋我們可了解到，農民真正需要的是維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歸到政府的援助問題上來，我們發現農民需要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簡言之，政府保證了農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們經常宣揚，現代社會農民要治富，就要發展副業，創辦自己的企業。然而，斯科特給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農民行為――規避風險行為。并引用了生存農業經濟著作的話作為解釋，即“對于勉強生存的農民來說，可惡的風險會相當厲害，因為高于期望值的利潤也許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報所造成的嚴重損失”，如此就需要政府來解決農民的風險問題。筆者認為，政府應發動群眾挖掘地方特色資源，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創辦企業，作為示范點。這一方面可以給農民提供就業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納技術人才，尤其是大學生，也就相應解決了部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在政府的引導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農民看到創辦企業的益處，也就必然加入到創業的行列中來。長此以往，毋庸置疑，整個農村的經濟就會慢慢發展起來，農民的基本保障和治富問題也就相應的解決。

（二） 加強農民的專業知識教育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則并不意味著農民屈從于習慣：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風險也不敢承擔。當旱季作物、新種子、新種植技術以及市場生產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確的、實質上的收益并且對生存安全沒有風險或風險不大時，人們會看到農民們是沖到前面的。”如此說來，農民需要進行一定的革新[4]，只要不是高風險的革新，但是“大量農民的革新行為具有孤注一擲的特征，這使得農民不得不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經濟背景同其常見的懷疑主義謹慎態度”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因此，農民要通過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擔一定的經濟風險，而這種經濟風險只要不是很大，農民就可以堅持下去，不幸的是風險超過預期目標就必然中途放棄甚至破產。在安全第一原則的限制下，農民不會去冒險，只會選擇投資少而風險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鑒于上述一系列農民自身的主觀和客觀原因，要設法改變農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經濟風險，在保證安全第一原則的基礎上轉變農民的思維，達到投資少風險小的經濟目的，同樣需要政府這一強大支柱。從長遠利益考慮，解決本質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加強農民的專業知識教育，把新的技術、新的經營理念、新的作物品種、新的行業選擇等定期傳授給他們（當然初期是針對農民中的精英階層，因為他們有對新事物的優先和樂于接受能力），使農民掌握更多的專業技術（如防蟲、播種、育苗等技術）。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并減少風險，以增加利潤。當農民真正看到教育帶來的現實利益時，必然會全身心地投身于農業生產。如此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最主要的是農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發揮出來了，其形象也相應的提高了。并且，通過接受教育，農民的個人素質也相應提高，并更能深刻體會到知識的作用，這就對教育在農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環，相信我國的農村、農民、農業問題就會穩步、良好的解決。

當然筆者的觀點有一定的空想成分，這一政策要真正實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廣大農民同胞知識水平非常有限，認為教育只是年輕一代的任務，他們多年的經驗積累是不需要進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對農業知識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摘要農民中的精英階層的支持，然后再將其經驗傳授給其他的農民。等農民看到了新技術的成果時，自然就投身于學習及實踐中去。

（三）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引用了S?愛潑斯坦的一句話：“賤民階層之所以樂于接受這種給予這種固定報酬的制度，是因為即使遇到災年它也給予安全保障”。對農民而言，穩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場經濟利潤等重要，而土地就是農民最穩定的保障。因此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對土地的優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關鍵。當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然而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以家庭為主的小塊土地已不能適應現代科技社會發展的要求。在調查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小塊土地的效率低下問題。由于整塊的地被分成若干個小塊頭，尤其是在平原地區，本來大型的機器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作業，但是由于地形問題或是面積問題，導致大型先進的機器作業很難實施，只能進行小機器作業，效率相對底下，而且耗時耗力。再者其農產品（如小麥）在市場上進行銷售時，必然會因為量少且質不高而廉價出售，如此，農民的經濟收入就明顯降低，若遇上災年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很多農民覺得發展本業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農民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進入城市，搖身變為農民工，并成為現代城市一道新的風景線。他們的生活狀況、心理健康成為近年來社會關注的熱點。可見土地對現代的中國農民而言已經不是最穩定的收入了（當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農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農民的本業――土地出發，對其進行優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樣施行此項任務呢？筆者認為應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沒收農民的土地，并將土地轉讓給承包商，再由政府發給農民固定的生活補助（當然是要滿足農民的生存），這樣農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穩定的收入，可以像產業工人或公務人員一樣，每月有固定的工資。如此農民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務工，就可得雙份的工資，社會上存在的看不起農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農民的待遇提高了，整個社會也就和諧了。再回到土地上來，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進行大機器作業，不僅效率高，省時、省力，而且經過專業技術的指導（承包商有條件雇傭農業專家進行技術指導），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也就隨之提高。這種上下兼顧的政策才是解決三農問題之道。

綜上所述行政管理畢業論文，要真正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和政策轉變，在保證農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則之下，通過一定的援助機制及智力支持幫助農民脫貧治富，協助農村發展事業、推進農業進入現代化軌跡。

三、結語

詹姆斯????C?斯科特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這部力作對農民問題進行的深刻剖析對于我們解決“三農問題”有很大的啟示，無論是理論闡述還是個案分析，都本著客觀的原則，聚焦于農民的切實感受和切身利益，這種替弱者說話的個人主義情操實為可貴。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處理好農民問題是重中之重，而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就是要理解農民，滿足農民的心理需求，從農民的切實感受和切身利益出發，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上，而《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論與實踐教材，從中汲取營養，才是治“三農問題”之本。然該力作是以東南亞農民為例進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國農民的實際尚存爭論，但筆者認為其理論（如生存倫理，安全第一原則）是完全可以解釋中國乃至亞洲所有農民的實際狀況的。基于此，筆者在粗淺理解該作的基礎上，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一點看法，意在對此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美]詹姆斯????C?斯科：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 ，譯林出版社，2004. 5

[2]馬遂：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國時政經濟出版社，2003.3

第3篇

但是，在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文貫中看來，官方的城市化率有很大的水分，2億多農民工并未真正城市化，未來的城市化道路并不平坦。“如果維持現行的不合理的土地和戶口制度，后果必然是推高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阻礙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文貫中曾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的一員，目睹了農民生活的艱辛和農村經濟的凋敝。“”后他考入復旦大學，1983年負笈美國芝加哥大學，以中國土地制度為題的博士論文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的精心指導，而后在美國大學執教至今。

作為一名研究中國土地制度的經濟學家，文貫中對于中國現實深表憂慮，“舊‘三農問題’沒有解決，又衍生出新‘三農問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子還在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

文貫中認為，農民進城定居的問題解決不了，中國就必定滑進“中等收入陷阱”，因為這意味著大多數人無法分享城市繁榮。

文貫中呼吁，“給予農民第三次退出權”。在他看來，“回到歷史的原點，給予農民退出權利。不管是保存現在的集體所有制，還是重組或者完全單干，都由農民自己來決定。這是中國走出‘三農問題’困境的唯一選擇。”

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

《財經》：全世界有將近200個國家，但是真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國家，那些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國家，基本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里。現在中國也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作為一位經濟學家，你認為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貫中：既然已經有30來個國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就說明這種陷阱不是必然的。但是從現實來說，中國又確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并沒有解決農民進入城市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只要中國農民以及已經進城的農民工不能融入城市，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危險。

1978年以前的30年，中國沒有走出“三農”問題，可以怪罪于閉關自守，怪罪于計劃經濟體制。最近這30年，中國經濟獲得了高速增長，卻沒有把農民和農民工融入到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去，就只能怪政府錯失很好的歷史機遇。

《財經》：在你看來，中國本來可以順勢而為，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讓農民更好地融入現代城市生活。但是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人為壓低勞動力的成本可能恰恰是這30年中國經濟能夠高速增長的原因？

文貫中：中國不需要人為壓低工資，因為中國只有18億畝耕地，卻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每個農民所能耕種的土地極為有限，所以有大量過剩人口，這就決定了中國的低工資優勢是真實存在的。現在有些地方的民工荒反而是人為的，因為房價過高，民工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完成正常的人口再生產。中國的低工資優勢是敗在了地價和房價上了，所以是敗在自己手里，敗在土地制度手里。

《財經》：問題在于，如果農民既沒有戶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縛，又能夠順利地分享繁榮的話，是不是會抬高工資水平，從而使中國很快就喪失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不可能有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呢？

文貫中：這種解釋可能過于簡單了。首先，如果沒有戶籍制度的限制，并且允許土地自由流動的話，廉價土地和廉價勞動就會促進百業興旺、普遍就業，中國的低工資比較優勢可以維持很長時間，直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現在農村還有幾億剩余勞動力，說中國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這是需要一個嚴格的前提的，就是維持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不變。

不過，城市工資上升的同時，繼續存在農村的普遍失業。這種并存局面的出現，也就意味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阱的關鍵是土地由市場來配置，使土地價格不至于過速上升，不會到處是天價樓房，農民就容易在城里定居下來。

將農民在城市里的工作時間限制在十幾歲到三四十多歲之間，然后就將他們送回農村去，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做法。可是，中國政府限制土地供應，人為抬高地價和房價，獲取高額的“土地財政”。農民工的工資低，房租高，又不能享受城里人的社會福利，所以中年以后只能“逃離城市”。即使政府想提高城市化率，地價和房價已經炒成這么高，如此昂貴的城市又怎么能夠安置農民工呢？

《財經》：辦法是讓農民回到各地的農村就地消化，不過這樣一來又必然造成城市勞動力供應的緊張。

文貫中：對，本來中國可以保持更長時間的勞動力比較優勢，現在被自己的土地制度葬送了機會。中國的增長速度近幾年在滑落，歐美一時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以后的增長也不樂觀，中國的出口前景也因此不樂觀。世界通過大量進口中國產品、幫助中國吸收勞動力的能力飽和，內需又不足，中國今后的困難很大。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亞其他經濟實體，包括日本、韓國和臺灣等都只用30年左右的時間就解決了“三農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這些經濟實體實行市場經濟和出口導向的貿易政策，農民可以自由流動，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工業化需要源源不斷的農民，房價也沒有炒成天價，農民得以進城工作并定居下來。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被普遍消化后，出現工資相對資本的成本上漲，這些經濟體按照新的比較優勢才實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升級，并用服務業吸收從勞動密集型企業中精簡出來的非熟練工，因此農民階層沒有像一些拉美國家那樣被拋棄在現代化的進程之外。

將大多數人排斥在外的現代化應該反思

《財經》：中國的麻煩在于，人口比較優勢的潛力還沒有窮盡，就出現了“用工荒”；農業的剩余勞動力還沒有消化完，某些地區就開始了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