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委經濟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縣委經濟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法人越權原則的演變

企業法人作為一種組織體，必須在其目的范圍或經營范圍內從事活動，是19世紀以前民商立法的普遍限制。英國法中的“越權原則”就是典型的表現形式。根據“越權原則”，若法人超越其組織章程范圍，從事經營范圍以外的活動，法律即認定這種行為構成越權，該行為在法律上無效。這種無效，是絕對無效，是不可逆轉的無效，不能通過追認、強制執行、補正等救濟手段使它轉變為有效。

實行嚴格的越權原則，對該法人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法人可以取得因越權行為所可能產生的利潤，因為無效的后果多為恢復原狀；另一方面，當該行為的后果不利于該法人時，該法人可能基于法人越權行為而主張無效，從而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實行嚴格的越權原則，則對交易的對方即第三人是極其不利的。因為第三人在與法人從事交易時，必須查明法人是否越權，稍有不慎，就可能要承擔由此造成的損害。

實行越權原則，第三人在從事交易時，勢必要認真審查和核對對方的經營范圍，甚至要到有關部門去核查其原始注冊文件，必將花費巨大的精力和成本，延緩交易。更重要的是，實行越權原則，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所謂交易的安全是指對取得利益的行為盡量加以保護，不能輕易使其無效。實行越權原則，當事人不得不謹慎地審查對方是否擁有從事此行為的真實權利，如果稍有疏忽，就可能使該行為無效。這樣人人自危，憚于交易，恐遭受不測之危險，不僅嚴重影響了交易安全，而且徒增交易成本，造成社會資源巨大浪費。

正因為如此，近幾十年來，各國吸收了現代法律保護交易安全的思想，越權行為在各國從絕對無效走向相對無效甚至有效。

二、我國對法人經營范圍的規定

我國《民法通則》第42條規定，企業法人應在核準登記的范圍內從事經營活動。我國《公司法》第11條規定，設立公司必須依照公司法的規定制定章程，公司的經營范圍由章程規定，并依法登記，公司應在登記的經營范圍內從事經營活動。但都沒有對法人超越經營的行為效力問題做出明確規定。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越權原則的弊端日漸顯現，并為許多學者所詬病。于是1999年的《合同法》第50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合同法》規定對于法人的越權行為在第三人善意時有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司法解釋）第10條規定“當事人超越經營范圍訂立的合同，人民法院并不因此認定合同無效。但違反國家限制經營、特許經營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經營規定的除外。”該司法解釋不論善意與惡意該行為皆有效，司法解釋對從事越權經營的當事人利益的保護更為徹底。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國法律、司法解釋對法人越權原則的的變化過程，反映了我國對法人越權原則認識的深化，反映了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中作為市場主體的內在需求，同時緊跟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趨勢和潮流，與時俱進，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對我國保險經紀人越權行為的分析

人們認識到了法人越權原則的弊端和缺陷，紛紛對越權原則加以修正。現在的趨勢和思潮就是就是越權行為在各國從絕對無效走向相對無效甚至有效。甚至有人建議廢除越權原則。

在我國保險經紀人超越經營范圍是否有效的問題上，一種觀點認為，超越經營范圍的活動，因法人沒有行為能力，應當無效。另一種觀點認為，超越經營范圍的活動，相當于無完全行為能力人實施的行為，不應一律無效。

第一種觀點，曾為學界通說，在司法實踐中也一度堅持。這種學說符合計劃經濟體制的要求。

在我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許多學者主張第二種觀點。這種學說有利于保護交易安全。

筆者基本贊成第二種觀點。主要理由有：

第一，第一種觀點不符合法人越權原則的發展趨勢，不符合鼓勵交易，保護交易安全的法律思潮。

第二，第一種觀點，沒有區分善意和惡意，不利于保護善意第三人。如果善意第三人在一種具有合理、客觀的信賴外觀面前與保險經紀人從事活動，該行為應為有效。如果第三人明知該行為超越了保險經紀人的經營范圍，仍然與之交易的，表明其對自己利益的漠不關心，法律也就沒有再對其加以周全保護之必要。反之，如果法人超越經營范圍的行為均認定其有效，這無疑會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善意第三人利益，若對第三人不分善意與惡意，對保險經紀人未免過于苛刻，有矯枉過正之嫌。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條當事人超越經營范圍訂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認定合同無效。但違反國家限制經營、特許經營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經營規定的除外。也就是說，只要保險經紀人不違反國家限制經營、特許經營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經營規定，因此即使超越了保險經紀人的經營范圍，一般也是有效的。

第2篇

【論文摘要】本次金融危機不僅給中國商業銀行業帶來直接損失，住房信貸、出口企業貸款、外資企業貸款等方面加大了經營風險。商業銀行的應對策略是：建立內部評級體系；培養風險管理工作隊伍；培育風險管理文化；向大中型公司客戶與個人客戶并重、資產負責和中間業務平衡發展轉變；謹慎發展住房貸款證券化。

一、金融危機的原因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本次金融危機的原因

一般來說，此次美國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原因可以歸納為：一是貸款機構放棄信貸原則使次貸質量先天不足。高達1-3萬億美元的次級貸款主要由游離于存款體系以外的專業按揭貸款公司發起，其先天風險被節節攀升的房價所掩蓋。二是投資銀行高杠桿率操作放大收益的同時也放大了風險。投資銀行一方面從事高風險的證券業務，另一方面則運用高得驚人的平均3O倍資本杠桿。杠桿的順周期效應使風險在市場景氣時被忽視，而在市場向下時卻被放大。三是一些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存在薄弱環節，未能對減緩危機起到穩定器的作用，不能有效識別新業務帶來的新型風險、對結構化金融產品的風險識別和計量能力較弱、應對壓力狀態的測試與預案準備不足、忽視表外風險的管理等。四是金融市場特別是金融衍生品市場本身存在缺陷。對衍生產品估值過度依賴于模型本身的假設，依此進行定價的產品在系統性風險面前往往會產生估值不確定性。五是外部評級機構對證券化金融工具評級存在嚴重問題。外部評級機構對金融工具評級僅依賴歷史數據、壓力測試不足、對金融工具評級缺乏主動性、信息掌握不充分等導致其不能有效揭示基礎資產風險，助長了投資者的非審慎投資。六是政府監管缺位：其一，對不同業務監管標準不一致，部分監管領域出現空白，使監管體系與金融發展不相適應，無法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其二，美國沒有一個聯邦機構可以實現對全部金融市場整體風險狀況進行監控和預警，使美國政府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最好時機。

(二)本次金融危機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美國金融資產價格的下跌，使中國金融機構對這部分資產的投資遭受了損失，外匯儲備資產價值也因此受到了不利影響。不過，大多數損失應該是賬面損失，需計提壞賬準備，因而需要防范因為賬面損失帶來的擠提等信心不足情況的發生。二是次貸危機所導致的美國經濟下降、國內需求萎縮，對中國向外出口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2008年1—7月份中國的出口增速已經明顯下降，尤其是對美國的出口增長同比只增長了9．9％，美國市場出口占比也下降了0．2％。如果美國經濟及歐洲經濟進一步陷入衰退，這一不利的影響可能還會進一步加劇，會使中國出口變得更加困難，對實體經濟產生更大的沖擊。三是資金層面的影響，金融體系危機必然會使資金供應緊張，跨國投資銀行和投資基金可能收縮投資以應對美國國內的資金需求，這就可能使一部分資金從中國外流。而這種影響對中國來說不完全是不利的，到目前為止，海外資金仍有流人中國獲取人民幣升值和人民幣利差的動機，部分資金因為美國金融危機而流出，緩解了資金流人的壓力，進而緩解了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壓力。這是有利的一面。另外，資金如果因為某個特發事件而集中流出，將會對中國的金融市場和經濟造成沖擊，因而需要在政策上防患于未然，避免這種連鎖性的沖擊。四是心理沖擊連鎖反應。美國大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的破產和重組雖然是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延伸性危機，但是它所帶來的心理沖擊要遠遠大于美國房價下跌、資產價格縮水等不利的影響。美國各大投行的破產使人們產生了全球金融陷入危機的錯覺，不僅引發拋售資產的風潮，造成全球金融市場暴跌的聯動效應，還使國內包括海外投資于我國的很多投資抉擇往后推移，這不僅造成金融市場的蕭條，還使實體經濟受到不利的影響。

二、金融危機帶來的商業銀行風險

(一)中國商業銀行的直接損失

在這一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中，商業銀行的直接損失來自于持有的次級按揭貸款資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各家銀行資產減值準備增加；二是商業銀行QDH產品收益出現下跌，外幣資產期望收益率下降；三是部分銀行因持有雷曼兄弟相關債券有一定損失，并導致銀行股大跌。但是由于持有相關次債的銀行投資規模不大，經營國際業務的能力不斷增強，并在銀監會的嚴格監管下，提高了房貸首付，增提了減值撥備，迅速采取了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其帶來的損失對公司整體運營而言，影響比較輕微。

(二)金融危機導致的住房信貸風險

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已處于調整期，住房價格下行的壓力很大，并且，房地產業未能進入國家2009年2月出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對其發展趨勢來講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同時，參照美國次貸危機的發展歷程，可發現國內房貸市場面臨如下幾種風險。

1．住房貸款的違約風險。違約風險是指借款者拖延或拒絕按合同還款給銀行造成的損失。以下幾種原因使目前國內房貸違約風險有加劇的趨勢。一是中國在2008年上半年的加息趨勢在下半年急轉而下，正式進入降低利率刺激經濟發展的降息周期。然而，雖然利率有所下降，但是房價下行的壓力仍然不小，不排除在房價進一步下跌時，住房信貸出現更多斷供的情況。二是中國商業銀行的征信系統建設比較落后。三是中國房價評估方法仍比較混亂。對借款者(尤其是炒房者)而言，有時房產估值的結果比首付本身更為重要。因此，缺乏權威的房產評估結果給銀行的房貸決策造成很大困難。四是中國住房按揭貸款的證券化程度很低。目前，房貸業務表現出的“高收益、低風險”特征使商業銀行發行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內在動力并不強，而收益水平相對于股市缺乏競爭力也使資產證券化產品遭受投資者冷遇。房貸違約風險基本聚集在銀行體系內，如果房價出現向下逆轉的趨勢，這些積累在商業銀行的風險就會集中爆發出來。

2．宏觀調控下房地產市場發展的不確定性風險加大。基于房地產市場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它已成為宏觀政策重點調控的行業。2006年以來，住房市場的持續繁榮使借款者低估了潛在風險；同時，貸款機構風險控制意愿下降，使行業風險加大，最終導致從緊的貨幣政策出臺。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資金成本增加經濟下行，收入預期下降，還貸壓力增大，個人住房貸款者可能選擇提前還貸或斷貸，出現類似美國次貸市場上借款人無力還款的情形。這會增大銀行提前償付的風險，從而導致銀行信貸資產質量惡化，產生巨大損失。并且當前國家對于房地產業的發展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各說紛紜，房地產業的振興規劃尚未出臺便是一個明證。這就意味著商業銀行在目前對于房貸及相關房地產信貸需要保持一個謹慎的態勢。

(三)金融危機導致的出I=l企業貸款風險

受資金緊縮的影響，美國及歐洲的企業面臨著嚴重的融資難問題。鋼鐵、汽車、機器制造等傳統對銀行融資依賴程度比較高的行業都遇到了貸款難、貸款條件更苛刻的情況。美國企業貸款和企業債的發行增長速度由2007年的12％下降至3％，并且還在進一步降低。這種影響持續下去必然影響到全球實體經濟的發展，2009年上半年的歐美經濟在衰退的泥潭中掙扎。在此情況下，消費者受到財富縮水效應的影響，美國消費需求已明顯收縮。另外，周邊國家韓國和印度貨幣2009年以來匯率大幅下跌，我國對外出口受到不利影響更大。

在出口萎縮的情況下，外貿型企業會遇到經營上的困難。因此，商業銀行也需要關注放貸出口企業的經營情況，隨時掌握企業的運營狀態，同時也了解國家對于相關行業企業的振興政策，從而確保自身貸款的安全。

三、金融危機下對中國商業銀行的政策建議

(一)擴大低風險信貸，降低高風險信貸

金融危機爆發后，信用危機和信貸危機往往也隨之產生。對商業銀行來說，首先需要加緊回收高債務杠桿的房地產開發商開發貸款，其次需要恢復對健康的工商企業貸款。房地產市場調整是全球普遍現象，國內房價近年漲幅過大，存在調整要求，導致銀行風險累積。銀監會和各商業銀行宜采取措施，加大開發商貸款監管力度。只有合理房價基礎上形成的供需兩旺房地產市場，才能既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又無泡沫，不危害金融穩定。

（二)建立和完善銀行內部評級體系

所謂內部評級系統，是指由銀行專門的風險評估部門和人員，運用一定的評級方法，對借款人或交易對手按時、足額履行相關合同的能力和意愿進行綜合評價，并用簡單的評級符號表示相應信用風險的大小。從發達國家銀行的經驗來看，內部評級對于風險管理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為金融工具價格的決定提供重要依據；作為提取壞賬準備金及經濟資本的分配基礎；為客戶綜合授信提供依據；為管理者風險決策提供參考等。商業銀行應盡快加強內部評級體系的建設，擴大風險評價和分析的范圍、對個體風險和組合風險都要做到連續監控和準確度量，在銀行內部成立專業化機構，組織調配各類有效資源，持續和深入開展內部評級體系的研究、設計和開發工作，并對相關的業務流程和決策機制進行必要的改造和完善，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的構建打下良好基礎。

(三)培養從事信用風險管理工作的專業隊伍

建立風險管理體系需要具有深厚金融財務理論基礎、數理基礎和計算機基礎的專業人員，商業銀行需要長期培養、挖掘和儲備符合條件的人才，設法保持其穩定性，防止人才流失。對風險管理的核心技術，最好將其分散化，以防止個別人才流失對整個風險管理體系的沖擊。同時，還要注意對現有人員的定期培訓和優化調整，及時更新風險管理人員的知識體系，從而確保風險管理體系的先進性和實用性。

(四)培育良好的銀行風險管理文化

銀行風險管理文化是指一家銀行內部經多年實踐形成的風險管理的價值觀以及在風險管理政策、程序等方面的傳統習慣和行為模式的總和。中國商業銀行在構建風險管理體系前，要努力營造良好的銀行風險管理文化環境，建立起重視風險管理的企業文化和管理哲學，讓銀行全體員工以倫理道德、銀行的發展目標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在經營管理過程中，保證收益增長與風險控制相統一、銀行員工對風險與收益標準認識上的統一以及經營目標與業績考核的統一。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風險控制者在涉及主觀判斷時，才會以風險管理為最高準則，真正實現穩健經營和可持續發展。

當前，國內金融機構競爭越來越激烈，金融機構創造利潤的內部驅動也越來越強烈，但是追求利潤不能忽視風險。此外，在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持續上漲時期，金融市場流動將更加活躍，金融機構在努力創造利潤的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強內部控制機制建設，提高自身風險管理能力，形成良好的競爭氛圍。金融監管部門也應當進一步督促金融機構強化信息披露，促進其審慎管理，穩健經營。

(五)謹慎發展住房貸款證券化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是指商業銀行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動性較差但具有未來現金收入流的住房抵押貸款匯集重組為抵押貸款群組，由證券化機構以現金方式購入，經過擔保或信用增級后以證券的形式出售給投資者的融資過程。無法否認資產證券化對于風險分散的積極作用，要看到此類金融創新為風險管理提供了風險對沖、分散化的工具和手段。但并沒有最終消滅風險，只是改變了風險的配置結構，從經濟金融體系的整體角度看，風險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通過抵押貸款等方式又回到銀行。因此，盲目推進住房貸款證券化是不合適的。如果在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倉促建立類似美國住房貸款式的二級市場，一旦發生償付危機將會造成比次貸危機更加危險的局面，這是需要認真防范的。

(六)客戶由倚重大中型企業客戶向大中型公司客戶和個人客戶并重轉變

大中型公司客戶是國內商業銀行長期以來的營銷重點和利潤主要來源，也是國內商業銀行的優勢所在，繼續將其作為客戶營銷的首選目標，擴大其國內商業銀行業務占比，鞏固公司及機構業務在這一領域的盈利優勢地位，是國內商業銀行堅定不移的經營方針。但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和經濟格局的深入調整，個人客戶市場的重要性日益凸現，這就要求對客戶定位及時做出恰當的前瞻性調整。從長遠來看，個人客戶尤其是富裕和大眾富裕客戶將成為國內商業銀行最重要的利潤增長點之一。同時，優質小型公司客戶也將成為銀行的重要利潤來源之一。因此，國內商業銀行必須及時調整客戶戰略和市場定位，要在繼續在大中型企業和機構客戶市場的領先地位基礎上，加快培育在個人客戶市場的領導地位，在全面強化風險控制基礎上提高在中小企業市場的優勢競爭地位。

第3篇

[關鍵詞]經濟法現代化立法執法效率

經濟法現代化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目標。從20世紀中期傳統經濟法嬗變開始，各國基于有限理性的認識論假設，基于對自身能力邊界的認識和對市場的尊重，進行了一個持續的經濟法制度變遷和創新的過程，通過不斷的制度變遷和創新，經濟法要達到兩個目標，其一，在市場作為基礎性資源配置工具的前提下，經濟法能夠最大可能地反映市場的干預需求和社會公共利益；其二，經濟法執法機關能夠忠實地執行反映市場干預需求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干預法。

因為政府并非完美無缺，這種不完美來自于其主觀和客觀兩個層面的因素。主觀方面的因素指公權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會使干預行為偏離社會公共利益；客觀方面的因素是指政府自身有限能力有可能不足以解決市場失靈。正因政府在主觀上、客觀上都存在著不當干預的可能，從而導致干預的法偏離公共利益，偏離市場的干預需求，所以只有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的法律約束和優化，明確政府應該干預什么、干預多少和如何干預，才能達到預期的修復市場失衡的理想效果。現代化的經濟法正是以否定政府的完全理性為前提的，是以對政府干預權的有效法律約束和優化為基礎，其表征為在干預范圍上主張均衡干預，保障私權，確立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和諧；在干預目標上嚴格追求公共利益；在干預目的上，講求效率至上原則，克服市場失靈，使市場達到均衡；在干預方法上講求方法的科學性、合目的性。事實上，在現代市場體制中，“看得見的手”的力量并不是無限的、任意的，“它只有順應‘看不見的手’運行的規律才能駕馭市場；只有謹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發揮功用；只有知道哪里應當無為才能有所作為”。①這是干預行為的最基本規則，突破這個規則將導致破壞性干預，而這個規則的最終確立則完全有賴于對公權行為的有效規制和優化。

經濟法的現代化以對立法行為的規制和優化為必要條件和前提。評價立法行為是否被有效規制和優化的首要標準是“立法過程在多大程度上趨向于產生良好的公共政策”。②為了能使經濟法最大限度地趨向于符合公共利益，必須對立法行為進行規范和優化，使市場對制度變遷的需求轉變為有效的、科學的制度創新，同時，經濟法的現代化要求必須優化經濟法的執法行為。

一、立法決策程序的法定化與科學化

決策程序的優化和完善是指設計一種機制，在最大限度滿足個人理性的前提下達到集體理性，使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符合公共利益。從法律的視角研究，決策程序的優化和完善主要包含兩層意思，即決策程序的法定和決策程序的明確化和科學化。前者指決策程序的形式合理性，后者指決策程序的實質合理性。

（1）決策程序的法定。決策程序法定化有助于高質量經濟法的產生。就經濟法而言，這種規則不僅要法定，而且要最高層次的法定，以約束經濟法立法機構。從經濟法歷史考察，經濟法產生完全源于市場存在缺陷而不能自行克服從而對國家干預產生需求，國家在干預過程中其權力因此大幅度膨脹。為了防止權力濫用，市場作為一種力量對國家也進行了干預，以使國家的干預具有合目的性，同時也能使私權得到保障。市場對國家的干預之一就是使國家確定經濟法的質和量的程序必須由最高層次的法加以規定。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如果對人缺乏程序上的憲法約束，無論何種政治過程，都不會產生良好的經濟政策。所以，運用合理的規則約束經濟法的制定是經濟法現代化所必不可少的。

（2）決策程序的科學化與明確化。在制定科學的程序時，我們必須轉變一種觀念，即只要立法者具有純粹的公益精神，就必然會有良好法律的產生。這種觀念在目前還有一定的市場，它是導致有效立法程序制度充分供給的主要障礙。事實上，這種觀念存在著相當的不科學性，第一，想做好事和真正做成好事，兩者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第二，“立法者具有純粹的公益心”這個假定不一定具有完全的現實性。立法者也是一種社會動物，也具有經濟人的特性，也可能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立法者的經濟人傾向要求我們，其一，不能對立法者高度公益心的期望而減少制度供給；其二，在制定科學的立法程序時，要充分考慮到立法者的經濟人傾向，以防止非法追逐私利。經濟法立法程序的制度設計相當復雜，是一個系統工程，就我國目前而言，應該在以下兩方面進行制度創新：

第一，改變經濟法立法草案的起草機構。在我國，絕大部分的經濟法立法草案由各部門自行起草，帶有相當的部門利益和短期利益色彩，加上我國目前立法機構存在相當的能力局限，經由立法機構審查的草案可以不經修改或經過細微修改即可獲通過。這使正式通過的干預法不能準確反映社會總體偏好。對此，我們目前所能做的是改變草案起草機構，草案不應由各部門自行起草，而應由專門機構起草。該新機構可以是常設的，也可以是非常設的，但必須確保獨立性。其成員除了相關部門的代表外，應以中立的專家為主，還應該有不同利益的代表參與。

第二，有效確立立法機構“議”和“辯”的程序。這種程序能夠促進良好制度的出臺，但現行制度沒有激勵代表或委員去深入了解待表決的議案有可能給社會帶來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所以很難進行有效的“議”和“辯”。因此我國目前通過的絕大部分經濟法在表決時，反對票占的比重相當小，這并不一定是好的現象。所以，制度的變遷相當必要。

二、立法機構信息問題及其克服

信息問題主要指信息不足、信息偏在和信息錯誤。它們都可能使立法偏離市場對干預的需求。

1.信息不足。立法機構在決策時會面臨信息不足問題。其原因主要有三，立法機構在收集信息時存在能力限制；信息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信息收集需要成本，并且邊際成本遞增；因此導致市場總體信息量不足。實踐中許多決策失誤都可歸因于信息不足。如對法律的移植與本土化的選擇問題最終可歸結為信息問題。因為法律是一種文化現象，法律自身可以輕易地移植，而文化不可能被移植。所以，對移植與本土化進行選擇的科學性取決于立法者對制度和相關制度環境的了解程度。而這正是一個信息問題。對立法者來說，信息不足的問題必須加以有效解決，以優化決策。其途徑有三：立法機構應設立相關的信息收集、分析機構；改革國民經濟統計體系，取消計劃體制下的統計項目，以節約統計資源；增加與國家干預相關信息的統計。

2.信息偏在。信息偏在是指信息在各主體之間分布不均。一般而言，立法機構所擁有的信息要多于其它主體的信息擁有量，但在特定問題上，立法機構可能會處于信息劣勢，信息優勢主體因此會濫用優勢，作出機會主義行為，損害他人利益，甚至對抗立法。為了提高立法質量，應該使立法機構與其它主體在相關問題上處于信息平等地位。其路徑除了加強立法機構相關部門的信息收集、處理能力外，還包括有條件地賦予信息優勢者的解說義務并規定違反義務的責任。

3.信息錯誤。產生信息錯誤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處理過程中出現失誤，如計算錯誤、分析方法錯誤等。第二，由于某種目的，如為了獲得某種資格，而故意制造虛假信息。這是我國目前的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大量的報表人為失真，導致最終決策者決策失誤。對錯誤信息的克服途徑主要有：優化信息的收集、傳遞、處理程序；嚴格執行《會計法》、《統計法》和《刑法》，對制造虛假信息者依法嚴厲處罰。

三、尋租與創租問題及其克服

尋租是指利用資源通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或確立壟斷地位的行為。在國家經濟職能不斷擴大的情形下，公權的含金量也隨之提高，尋租行為因此會大量存在。尋租者的目的在于促使國家作出有利于他們而不利于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安排。由于尋租者力圖促使國家幫助其建立和維護壟斷地位和經濟優勢，以便獲取高額利潤，故成功的尋租行為不僅導致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和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導致公共政策偏離社會公共利益，而成為僅為部分人服務的政府。尋租與創租問題是不法尋租者和不法創租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對尋租和創租問題的克服需要雙管齊下。我們認為，克服尋租現象的關鍵在于政府本身，其路徑有三：其一，在干預經濟過程中，國家應該明確自己的職能邊界，在市場能比國家做得更好的領域，國家不應介入；已經介入的要及時退出。這樣通過消除大部分租金，使經濟人無租可尋。其二，加重尋租者和創租者的法律責任，提高其各自的違法成本，使尋租者和創租者不敢為。其三，由于刑事處罰的適用對象只是自然人和單位，對國家機構不能適用刑法，因此，我們應該設計一種機制，包括組織機制和程序機制，在這種機制之下，經濟法的制定者將會權衡利益的廣度和深度，從而產生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服務的干預法。

四、用效率觀念塑造立法行為，制定高效率的經濟法

1.以效率為標準確定干預范圍。市場失靈的存在是國家干預的依據，但并不是所有的市場失靈都可以被國家所克服。國家干預存在成本，當國家干預不經濟時，干預就成為不必要。確定國家干預是否不經濟需要通過成本—收益分析而得出結論。其中，成本包括干預成本和市場缺陷導致的效益損失，收益指通過干預而增加的效益，收益與成本之差若為負值，則不存在干預的可能。所以，以效率為標準確定干預范圍并把該方法法定化，不僅可以杜絕過度干預，而且還可使國家干預合乎市場的干預需求。當然這種經濟分析的方法在實踐中適用有一定的難度，因為有相當多的行為所涉及的利益很難量化，因此也就很難進行利益比較和權衡，這還需要經濟學和法學工作者再作進一步的探索。

2.以效率為導向確保干預目標的公共利益性。干預行為必須具有合目的性，必須具有純粹的公共利益性。因為作為經濟法最高價值的效率指的是社會總體效率，而不是區域、行業效率。這要求國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單獨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國家的一切干預行為應該具有實質上的公共利益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現實中的政府不一定會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斯蒂格勒的政府管制經濟學認為，政府管制是為了少數特殊利益集團和政府官員的私利，而不是為了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利益。所以，以效率為導向對立法者進行有效的行為控制，促使其行為具有公共利益性，尤為必要。

3.以效率為標準選擇干預工具。任何干預工具都有自身的能力邊界，所以，國家在干預時就存在最佳工具的選擇問題，如選擇使用財政工具還是貨幣工具，選擇直接規制還是間接調控等。選擇的標準主要是效率，即最能提高法律運行效率和社會經濟效率的工具就應優先采用。除了工具的選擇外，選擇最佳的干預方式以減少干預成本也有必要。美國政府在征收汽車牌照稅時，讓每個車主在出生之月去主動繳納以消除擁擠現象，這樣既可以減少車主排隊等候的時間，也可以減少政府雇傭的人數，社會的整體效率因此得以提高。

4.尊重市場運行規律。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作為基礎性的資源配置手段雖然自身存在缺陷，但我們不能抹殺市場在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方面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國家作為一種外力對市場進行干預，必須首先尊重市場，了解市場的內部運行規律，否則只會導致對市場的破壞，使資源配置更加低效率。在市場體制中，追求財富最大化的個體必須是自由，必須能主動對激勵作出反應，并能以他們個人的自我利益管理有價值的財產。這是市場能有效率地運行的最主要條件，所以如果國家在干預過程中破壞了這一條件，將導致市場不能有效運行。

五、經濟法的執法行為優化

經濟法的執行主要依賴行政機關。但行政機關存在一定程度的異化，行政執法可能偏離經濟法立法原意，使經濟法所追求的最高效率最終得不到實現。在實踐中，經濟法執法主要存在如下問題：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把執法手段當作執法目的，只關心收費、罰款，而對被收費的對象不進行管理、引導；功利地選擇法律進行執法，導致經濟法在適用上支離破碎；不對市場及其主體進行有效管理、服務，只著眼于自身利益而對市場主體進行搔擾式的“管理”；某些行政機關沒有“利潤”觀念，只關注干預投入，而不顧及干預產出等。這些不良執法行為是經濟法現代化的嚴重障礙，必須加以克服。理論界對這些不良執法行為的法律克服多有探討，認為只要加強對行政執法行為的行為約束和外在監督，就可以有效克服。我們認為，對行為的內在約束和外在監督必不可少，但這只是從行為層面出發的治標措施。要切實地優化經濟執法機關的執法行為，還必須改變政府治理理念，改變政府行為的基本激勵機制。而要實現這一轉變，必須用“企業家”精神去塑造政府行為。“企業家”精神的政府的表征是什么？戴維·奧斯本認為，“企業家”精神的政府，（1）必須促進在公共服務提供者之間展開競爭；（2）把焦點放在后果而非投入上；（3）行為動力來自目標而非規章制度；（4）滿足“顧客”的需要，而非官僚政治的需要；（5）防患于未然；（6）關注的中心并不簡單是提供公眾服務，而且也是向市場主體提供催化劑。④因此，我們除了需要對政府及其官員進行有效的行為約束和監督外，還應從以下三方面入手改革政府：

1.改變執法行為激勵機制。企業行為的激勵機制是利潤，而目前政府行為的激勵機制存在相當的問題，它并不太激勵政府官員進行創新與改革，而追求工作中的平庸。“在政府中，一切激勵因素是以不犯錯誤為定向，你取得了九十九個成功也沒有人注意，但只要犯一個錯誤你就完蛋了。”⑤這樣的激勵機制不僅使政府效率受到影響，還使政府行為與民眾利益相分離，所以，我們應該考慮一種新的激勵機制，使政府行為的動力來源于公眾利益。

2.在公共部門引入競爭機制。由于國家在性質上屬于自然性壟斷組織，所以，有學者對在公共部門引入競爭機制提出質疑，認為引入競爭會導致重復和浪費。但實踐證明，把競爭機制注入到政府提供的服務中，能夠取得良好效果。據美國研究公共事業競爭的專家薩瓦斯的研究，美國公營部門提供服務的成本費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務的成本費用要高出35%—95%.紐約市私營承包商收集每噸垃圾花費約17美元，而該市的公共部門卻要花費49美元。在市政工程業、供水業、公交服務業、郵政業等行業引入競爭機制后，無論是資源的節約、還是市場主體的受益都相當明顯。

3.引入效率動機。企業家精神的政府要求政府及其官員擁有效率動機，而這要求政府關注結果而非僅僅行為本身，關注效率而非僅僅資金投入的多少。目前，在政府的行為模式中，成本與產出往往相分離，這種分離會導致錯誤的資源配置，因為“如果維持一種活動的收入與生產它的成本無關，那么獲得一個給定的產出時，就會使用較多的資源，而不是必要的資源，或者為了補償最初的市場缺陷而采取更多的非市場行動。由于不把進行一項活動的成本與維持它的收系在一起，那么低效率往往受到鼓勵。”⑥引入效率動機有利于提高政府行為本身的效率和行為所涉及的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經濟法的現代化。但沒有制度支撐的效率動機將是一句空話。效率動機的有效引入有賴于合理的制度創新。如按效果制定預算的制度將使行政機關的預算額同業績掛鉤，使行政機關更關注行為的業績。

注釋：

①陸丁：《看得見的手：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職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頁。

②（美）凱爾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79頁。

③應飛虎：《論均衡干預》，《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3期，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