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維和法律思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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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法律至上——在現代文明中，法律不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一種具有公約性質的、表達社會共同信念的共同規則。法律從政府的工具轉而成為政府的主宰和存在的依據，并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動；國家的治理者與受治者均須受到法律的平等約束；共同規則需要有人去守護和執行，而這正是政府和公共權力賴以存在的基本理由。
權利平等——在法治原則看來，法律作為一個統一標準，應當對一切人的相同合法行為與非法行為做出相同的反應，這乃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公理。
公民自治——無論是在經驗上，還是在邏輯上，都可以說沒有自治便沒有法治。自治不僅是法治理念的重要，也構成了法治的基礎，沒有法律保護下的自治，便不能排除已往文明形態中專制性的“他治”和人治。
實行依治治國的方針和貫徹法治原則，意味著包括治國者在內的一切人都必須按照法律的指引來行動和思考，離開了合法與非法這個前提去單純考慮利與弊、成本與收益、善與惡，是法治原則所不允許的。可以說，法律思維優先和合法性優先，是法治原則所必然要求的一種思維方式。只有當這種思維方式真正被法律職業者所普遍認同，被治國者和社會公眾所普遍認同時，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偉大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法律思維方式具有諸多特殊之處，其中至少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以權利與義務為線索
由于合法性的認定與排除只能通過權利與義務的分析來完成，因而，說法律思維方式的重心在于合法與非法之分析，與說法律思維方式的實質在于權利與義務分析，其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法律思維就表現為以權利和義務為線索的不斷追問：某主體是否有權利做出此種行為、享有此種利益和做出此種預期？與之相對的主體是否有義務如此行事或以此種方式滿足對方的請求和預期？在這里，只有權利和義務才是無條件的和絕對必需考慮的核心因素，而其他因素是否應當予以考慮，則是有條件的和相對的，在許多場合，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二）普遍性優于特殊性
法律規則中所規定的關系模式具有普遍性，而運用法律所要解決的具體法律則具有特殊性。由于法治的理想在于用普遍的規則來治理社會，因此，法律思維必然要突出普遍性的優先地位。在這里，對普遍性的考慮是第一位的，對特殊性的考慮是第二位的，原則上，不允許以待決問題的特殊性來排斥既定規則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為例”的方式來思考和解決具體的法律問題。只有在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才可以使特殊性優于普遍性：第一，不優先考慮特殊性，就會使具體法律問題的處理產生不同尋常的“惡果”，以至于同法律的基本理想發生令人難以容忍的沖突；第二，特殊性同時被提升為普遍性，使今后的類似問題得到類似的處理。
（三）合法性優于客觀性
任何結論都必須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這是實證思維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的、的和道德的思維方式的重要原則。然而，這個要求和原則對于思維而言并不完全適用，因為對于通過法律思維推導出一個法律上的決定而言，它必然具有以下三個特殊之處：
第一，面對不確定的客觀事實，也必須做出一個確定的法律結論。對被訴的犯罪嫌疑人以有罪證據不足而做出無罪判決，即為其適例。
第二，已查明的客觀事實可以被法律的證據規則所排斥。在某些爭訟中，盡管某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足以讓人們確信某一事實的存在，然而，其證據若帶有合法性瑕疵，則完全可能被爭訟的裁判者所否定，并做出與客觀事實相反的法律結論。
第三，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法律允許以虛擬的事實做為裁判的根據，而且，不允許用客觀事實來對抗這個虛擬的事實。例如，在擬制送達（公示送達）的場合，當事人實際上并未“收到”，并不構成一個足以推翻法律視為“已經收到”的理由。
因此，在適用法律解決涉法性爭端的場合，尊重法律是第一位的和無條件的，客觀事實是否必須得到尊重，則需以它能夠被合法證據所證明為前提條件。
（四）形式合理性優于實質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也就是規則合理性或制度合理性，它是一種普遍的合理性。而實質合理性則只能表現為個案處理結果的合理性。借助于形式合理性來追求實質合理性，依據于這樣的認識：對于正義而言，普遍性規則的正義或制度正義是首要的和根本性的，離開了規則正義或制度正義，就不可能最大化地實現社會正義。人治輕視形式合理性的價值，實質上是輕視普遍規則和制度在實現社會正義過程中的作用，相反，它把實現社會正義的希望寄在個人品質之上，試圖借助于不受“游戲規則”約束的圣人智者來保證每一個案都能得到實質合理的處理。經驗證明，這種理想往往淪為幻想，即使獲得短暫的成功，也嚴重依賴于偶然性因素。
兩相比較而言，人治理論主要借助官員的個人理性，一種不受普遍規則約束的“現場理性”來全權處理一切社會事務，法律只是“辦事的”；法治理論主要是借助于規則化、形式化、客觀化的公共理性——法律——來處理涉法性社會事務，官員的個人理性只是在法律允許的和有限的自由裁量范圍內發揮作用。因此在法治國家中，當針對一個個案，通過法律思維來尋求一個法律結論時，對形式合理性的滿足就不能不被放在首要的位置，盡管少數個案處理會產生不盡人意的實質不合理。
（五）程序優于實體問題
法律對利益和行為的調整是在程序中實現的。法治原則要求人們必須通過合法的程序來獲得個案處理的實體合法結果，因此，從法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就應當強調程序合法的前提性地位，這意味著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和主張，即使符合實體法的規定，也將被否決，從而不能引起預期的法律效果。
我們知道，程序正義是制度正義最關鍵的組成部分，也是保障實現個案實體正義最有力的制度性條件，在此意義上說，對程序問題的重視程度，恰恰是識別一個人、一個社會是否真正接納了法治原則這一個文化公理的最佳方式。
（六）理由優于結論
第2篇
一、侵犯品種權行為的概念。
侵犯品種權，是指品種權人享有的受我國法律保護的有效的品種權遭到某種違法行為的侵害。侵犯品種權的行為，是指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生產或者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以及假冒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
生產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是指使用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繁殖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使用授權品種的親本通過雜交的方法配制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如使用普通小麥授權品種金鐸1號自交生產其種子，使用甘薯授權品種濟薯18的根、莖、苗、芽無性繁殖濟薯18的繁殖材料，使用玉米授權品種農大80的母本HT8與父本P131B雜交生產農大80的種子。
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是指轉移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所有權于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行為。
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是指使用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作親本與其他親本雜交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如使用玉米授權品種黃C與玉米自交系A雜交生產玉米雜交種B的種子。又如將玉米授權品種黃C與含目標性狀的玉米品種D雜交產生玉米植物群體N，再重復使用黃C作母本與從N中選擇含有目標性狀的植株作父本多次回交，獲得含有黃C的性狀和D的目標性狀的“轉性狀”玉米品種H）。
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與利用授權品種進行育種及其他科研活動不同。前者生產出的繁殖材料是具備使用性的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即大田用種，能為使用人直接帶來經濟效益；后者生產出的是育種材料和科研材料，不是能夠直接用于大田生產的品種，不能為利用人直接帶來經濟效益。
假冒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是指《農業部分》第七十四條規定的六種行為和《林業部分》第六十四條規定的五種行為。
侵犯品種權的構成要件是：（1）具有侵害行為。是指實施了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生產或者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以及假冒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2）具有違法性。侵害行為除了客觀存在外，還必須是違法的，即法律明文禁止的行為。利用授權品種進行育種及其他科研活動或者農民自繁自用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以及經審批機關強制許可實施授權品種的行為，雖然也損害了品種權人的利益，因其是法律允許的，所以不屬于侵權行為。（3）具有過錯。侵害人是故意或過失地生產、銷售、使用、假冒了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4）具有損害后果。是指品種權人因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受到了損失（包括已經遭受的經濟損失和將要遭受的預期的可得利益損失）。
二、侵犯品種權行為的種類
根據侵犯品種權的目的、方法不同，大體上可以將侵犯品種權的行為分為如下兩類四種：
（一）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生產或者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
1、以商業目的，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生產或者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條例》第三十九條、《處理規定》和《審理規定》第二條規定：未經品種權人許可，以商業目的生產或者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屬于侵犯品種權的行為。
2、以商業目的，未經品種權人許可，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條例》第六條和《審理解釋》第四條、《處理規定》和《審理規定》第二條規定：未經品種權人許可，以商業目的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屬于侵犯品種權的行為。
3、不以商業目的，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生產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除法規和司法解釋規定的上述兩種侵犯品種權的行為外，不以商業目的，擅自生產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也應屬于侵犯品種權的行為。
例如，玉米自交系品種黃C是一授權品種，其品種權人是中國農業大學。甲農場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繁殖黃C的種子（屬于生產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再以繁殖的黃C作為親本與自交系B雜制玉米雜交種K（屬于將黃C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K的繁殖材料的行為），又將生產的雜交種K的種子（屬于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用于甲農場大田生產，并將生產的雜交種K的種子贈與乙農場和丙農場使用。
作者認為，甲農場雖未以商業目的生產黃C或者將黃C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K的繁殖材料，但其擅自生產黃C的繁殖材料并將黃C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K的繁殖材料，還將另一品種K的繁殖材料增與他人使用的行為，不僅造成了黃C的繁殖材料銷售數量的減少，侵害了品種權人的財產權益，而且甲農場也因此獲得了減少支出購種價款的利益和獲得受贈人友誼的好處（減少支出購種價款和獲得友誼，是甲農場擅自生產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并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目的；其不同于以獲得利潤為直接目標的商業目的）。甲農場的行為顯然侵犯了品種權人對授權品種享有的獨占權。所以，不以商業目的生產、使用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也屬于侵犯品種權的行為。
（二）假冒授權品種的行為。
以是否侵犯品種權，可以將假冒授權品種的行為分為假冒授權品種的違法行為和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
1、假冒授權品種的違法行為。是指行為人印制或者使用虛假的品種權標記、生產或者銷售標記虛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農業部分》第七十四條規定的（一）印制或者使用偽造的授權品種證書、品種權申請號、品種權號或者其他品種權申請標記、品種權標記；（二）印制或者使用已經被駁回、視為撤回或者撤回的品種權申請的申請號或者其他品種權申請標記；（三）印制或者使用已經被終止或者被宣告無效的品種權的品種權證書、品種權號或者其他品種權標記；（四）生產或者銷售本條第（一）項、第（二）項和第（三）項所標記的品種的，即屬于假冒授權品種的違法行為。
假冒授權品種的違法行為的法律特征是，被假冒的品種不是授權品種，沒有具體的品種權可以侵犯，不可能侵害具體的品種權人的品種權。標記的品種權是虛假的，生產或者銷售的繁殖材料是真實的。假冒授權品種的違法行為違反的是我國種子標簽真實制度和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侵害的是廣大種子使用者（不特定人）的公眾利益；不侵害品種權人的利益。這種違法行為，不屬于侵犯品種權的行為。
2、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是指行為人以非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假冒某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農業部分》第七十四條規定的冒充申請或者授權品種名稱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將非品種權品種誤認為品種權品種的行為，即屬于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農業部分》第七十四條第（五）項規定的“銷售授權品種未使用其注冊登記的名稱的”行為，雖然沒有假冒授權品種，但將授權品種以其他品種的名義銷售，是一種隱蔽的侵犯品種權的行為。該種行為較擅自以授權品種的名義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行為，對品種權的侵害更加嚴重。因為，前者不僅侵犯了品種權人的品種權（品種權人自己“銷售授權品種未使用其注冊登記的名稱的”行為除外），而且侵犯了授權品種的商品信譽；后者只是侵犯了品種權人的品種權，并不侵犯授權品種的商品信譽。
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的法律特征是，被假冒的品種是授權品種，有具體的品種權人和品種權被侵害；標記的品種權是真實的，生產、銷售的繁殖材料是假的。行為人生產、銷售“冒充申請或者授權品種名稱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將非品種權品種誤認為品種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屬于《種子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的“以非種子冒充種子或者以此種品種種子冒充他種品種種子的”假種子。行為人違反了我國種子質量管理制度、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種子標簽真實制度，在侵害廣大種子使用者公眾利益的同時，也侵害了被假冒的授權品種的品種信譽及其品種權人的商業信譽，應屬侵犯品種權的行為。
作者認為，《條例》第六條規定了侵犯品種權的兩種情形：一是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品種權人許可，不得以商業目的生產或者銷售該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二是不得以商業目的將該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條例》第四十條規定了假冒授權品種的法律責任。除上述三種情形屬于侵權行為外，不以商業目的擅自使用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也應屬于侵犯品種權的行為。
三、侵犯品種權的法律責任。
《種子法》第十二條規定，國家實行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保護品種權人的合法權益。《種子法》、《處理規定》和《審理規定》的有關條款雖都對侵犯品種權的法律責任作了規定，但規定得不全面。作者認為，侵犯品種權的，根據侵權行為的種類、性質、情節不同，行為人應當分別承擔如下法律責任。
（一）民事責任。
1、無論是否以商業目的，只要侵犯品種權的，都應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審理規定》第六條，對未經品種權人許可，以商業目的生產或者銷售該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以商業目的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民事責任，作了規定，即人民法院審理侵犯品種權糾紛案件，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判決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賠償損失，按照被侵權人因侵權所受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得利益確定賠償數額，或者按照植物新品種實施許可費確定賠償數額，依照前述規定難以確定賠償數額的，可以綜合考慮侵權的性質、期間、后果，植物新品種實施許可費的數額，植物新品種實施許可的種類、時間、范圍及被侵權人調查、制止侵權所支付的合理費用等因素，在50萬元以下確定賠償數額。
作者認為，無論是否以商業目的，只要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生產或者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都屬侵權行為。所以，不以商業目的，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生產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也應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2、建議增加假冒授權品種的，應當承擔消除影響等民事責任的法律條款。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不僅侵占了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市場份額，造成品種權人銷售收入減少的損失，而且還將造成被假冒授權品種及其品種權人的社會評價的降低，損害被假冒的授權品種的商品信譽及其品種權人的商業信譽。因為假冒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屬于假種子，在損害廣大種子使用者的利益（知情權和財產權）的同時，還將造成種子使用者對授權品種失去信任，導致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銷售數額的減少甚至喪失市場；假冒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給種子使用者造成損失的，種子使用者還有可能向品種權人索賠；所以，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對品種權人和被假冒的授權品種造成的損害后果是十分嚴重的。作者認為，對于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侵權人不僅應當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用以彌補品種權人已受經濟損失的民事責任，而且還應承擔消除影響等用以避免品種權人可得利益損失的民事責任。
《審理規定》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被侵權人的請求，按照被侵權人因侵權所受損失或者侵權人因侵權所得利益確定賠償數額”，只能彌補被侵權人因侵權已經受到的損失，不能避免被侵權人和被假冒授權品種因侵權而造成的商業信譽和商品信譽降低所受到的長期損失，不能彌補被侵權人因授權品種被假冒而失去的商業市場及預期的可得利益損失。唯有侵權人承擔消除影響的民事責任，才能避免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商業信譽和商品信譽降低而遭受可得利益損失；所以，建議增加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人應當承擔消除影響的民事責任的法律條款，由侵權人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被侵權人消除影響。
（二）行政責任。
1、侵犯品種權的行政責任。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為商業目的生產或者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行政部門依據《處理規定》第十一條之規定，采取下列措施，制止侵權行為和追究行政責任：（一）侵權人生產授權品種繁殖材料或者直接使用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生產另一品種繁殖材料的，責令其立即停止生產，并銷毀生產中的植物材料；已獲得繁殖材料的，責令其不得銷售；（二）侵權人銷售授權品種繁殖材料或者銷售直接使用授權品種繁殖材料生產另一品種繁殖材料的，責令其立即停止銷售行為，并且不得銷售尚未售出的侵權品種繁殖材料；（三）沒收違法所得；（四）處以違法所得5倍以下的罰款；（五）停止侵權行為的其他必要措施。
2、假冒授權品種的侵權行為的行政責任。行為人生產、經營“冒充申請或者授權品種名稱和其他足以使他人將非品種權品種誤認為品種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屬于“以非種子冒充種子或者以此種品種種子冒充他種品種種子的”假種子。依據《種子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應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責令停止生產、經營，沒收種子和違法所得，吊銷種子生產許可證、種子經營許可證或者營業執照，并處以罰款；有違法所得的，處以違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二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3、假冒授權品種的違法行為的行政責任。行為人實施《農業部分》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的假冒授權品種的違法行為的，應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林業行政部門依據《條例》第四十條之規定，依各自的職權責令停止假冒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和植物品種繁殖材料，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
（三）刑事責任。
1、建議增設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罪。《條例》第六條規定了侵犯品種權的行政責任、民事責任，但是沒有規定刑事責任。鑒于新品種的培育是一項周期長、投入大、風險高的科研工作，一旦培育成功又極易為他人擅自以商業目的生產或者銷售或者重復使用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有必要對嚴重侵犯品種權的行為予以刑事制裁，所以，建議增設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罪。
所謂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罪，是指未經品種權人許可，以商業目的生產或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情節嚴重的行為。該罪侵犯的是品種權人的品種權。該罪中的“情節嚴重”，主要從生產或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的規模、給品種權人造成的損失等方面來掌握。該罪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商業目的。
品種權如同著作權一樣容易被侵犯。新品種的選育、審定、DUS測試、生產等均在完全開放的田間條件下進行，難以采取保密措施。新品種的繁殖材料是生物體，極易生產、繁殖、復制。品種權的保護類似于著作權的保護。品種權的刑法保護問題也應與著作權基本相當。該罪的法定刑種類和幅度可以參照修訂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侵犯著作權罪和第二百一十八條銷售侵權復制品罪之規定。即未經品種權人許可，以商業目的生產或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品種的繁殖材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銷售明知是侵權繁殖材料，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第3篇
所謂“良知入法”，就是要把良知寫入法律總則，成為指引、評價、規范人的行為的法則。只是這種看上去很美的設想到底有多少可行性呢?
法律是最低層次的道德。這句話有兩層意思：其一，法律和道德并不彼此絕緣而是有機聯系的；其二，法律和道德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說，法律并不排斥良知，但良知不能取代法律，兩者分屬不同的領域，承擔著不同的社會職能，彼此之間有著清晰的邊界，“良知入法”最大的問題是將法律和道德混為一談，這勢必會引發某種價值沖突：一個人的行為可能違背良知但不觸犯法律，這個時候該由法律還是良知來審判?
眾所周知，法律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規范，而在法律沒有出現之前，諸多社會規范就早已存在，譬如良知、和風俗習慣等等。隨著社會的發展，當人們發現良知等形而上的東西無法約束個體行為，也就是“靠不住”的時候，法律才終于出現。從社會進化的角度而言，法律既是更高形式的社會規范，也是迄今為止最為有效的社會規范。所以話應該這樣說：如果法律都靠不住了，良知還有用嗎?“良知入法”還面臨著如何操作和執行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無法將良知這個東西量化，譬如直接規定良心缺失該受什么樣的處罰；另一方面，嚴厲的法律規定尚不足以震懾那些因為道德敗壞而違法犯罪的人，那么空洞的道德口號又有何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良知入法”其實也是一種法律依賴癥，或者說是“法律萬能”的思維。
(摘自7月17日《濟南日報》)
中國經濟的“公”“私”矛盾何解? 劉巖川
從1982年新憲法的施行，到1988年至2004年間的31次修憲，再到2007年《物權法》的出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私營成分經歷了受法律認可、受法律鼓勵和受法律保護的過程。
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是否具有革命性呢?倫敦亞非學院的朱三株教授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強調，私有財產保護并未觸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依照我國法律，國家不僅擁有境內的山川、礦藏、草場和森林等資源，還擁有城市的土地。同時，農村的土地資源依然為集體所有。私有財產保護既是我國法律現代化帶來的新生物，又是現行社會主義制度向私營經濟活動做出的實用性妥協。
在公私并行的中國經濟體制中，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時刻存在。在朱教授眼中，以強拆為代表的社會沖突就是公私矛盾的體現。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有必要保留征地的權力，前提是為財產擁有者提供合理的補償。然而，中國的法律名義上為私有財產提供了保障，國家征地的權力卻絲毫沒有減弱。
2003年至2004年間，國務院發出了兩道緊急通告，斥責地方政府盲目擴大拆遷范圍、蓄意縮減賠款額度、對既定城鎮規劃置若罔聞。在將近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居民對補償條件的怨憤不僅是官、民、商沖突的爆發點，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中公私利益兩立的縮影。
2011年新出臺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有望減少由拆遷引發的沖突。新規定不但要求政府和開發商給居民提供不低于市場價格的賠償。同時要求地方政府在征地之前做充足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朱教授指出，新規定的有效性取決于中國法治發展的大環境，而建設法治環境本身已經是艱巨而持久的任務。2011年出臺的《行政強制法》徹底將強拆定義為違法行為，這算是中國向法治社會邁出的一小步。
然而在法治社會尚未建立的時代，公私利益之間的爭鋒結果不言自明。朱教授認為，法治建設的大環境將影響拆遷條例的有效性，但對拆遷條例的無視和濫用是否已經阻礙了法治建設的進程?
(摘自7月5日《青年參考》)談文化不能沒有科學精神 錢學敏
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各有其特點。但是依照錢學森的大科學觀，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的認識對象都是整個世界，它們都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學問，只是認識的角度不同，或立足點、著重點不一樣。他還建議：“要把科學‘注入’到我們的文化中”。那么，如何才算“把科學‘注入’剖我們的文化中”了呢?我認為有三方面。
“注入”科學的求實精神：科學的求實精神是說，要注重實踐，一切從實際出發，誠實守信，反對空談和弄虛作假、反對封建迷信。這也是文化建設的道德底線，否則一切都是“假、大、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就成了空中樓閣。
“注入”科學的民主精神：科學的民主精神意味著要允許自由探索，各個學派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對不，同意見要采取包容的態度，不迷信學術權威，但也要有虛心學習、知錯就改的胸懷和誠意。注意發揮并汲取集體的、民主討論的智慧成果。呼喚科學的民主空氣，還要防止偏見。
“注入”科學的創新精神：科學的創新精神有三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文學藝術創新要有科學的世界觀。文藝創作者要以積極向上的思想和理性健康的旨趣為基礎；一個層面是，文化藝術的創新需要高新科學技術的“注入”與支持。今天，信息技術發展相當普及，數字版的《清明上河圖》和《老北京風俗圖》就是把科學精神和科學技術“注入”文學藝術的創新之作；一個層面是，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綜合創新。錢學森曾分析：“從思維科學角度看，科學工作總是從一個猜想開始的，然后才是科學論證；換言之，科學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維，終于邏輯思維。形象思維是源于藝術，所以科學工作是先藝術，后才是科學。相反，藝術工作必須對事物有個科學的認識，然后才是藝術創作。在過去。人們總是只看到后一半，所以把藝術和科學分了家，而其實是分不了家的；科學需要藝術，藝術也需要科學”。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緊密結合，交相輝映，才能有所創新，光照后人。
(摘自7月16日《北京日報》)
珍視“環境自測”中的公共情懷 張瑞東
隨著越來越多的環保事件出現在人們身邊，自購檢測設備進行環保自測如今變得普遍，不過記者了解到，根據2009年4月環保部公布的《環境監測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這種自測被嚴格限制，一旦該《條例》正式出臺，民間的自測行為可能被禁止。
環保民間自測被禁止，顯得很突兀，很愕然。于民眾而言，像是兜頭澆了一盆涼水；對于環保部門而言，這種掩耳盜鈴似的“嚴格限制”，不但不會降低公眾的關注度，還可能激起更大的自測熱忱。
堵不如疏。對民間環保意識覺醒的看待，決不能停留于“給政府找茬”這么淺表的層面。公眾對環保的關心以及自測行動的普及，正可為政府所用，稍加引導成為重要的環保力量。
民眾對環保部門監測數據的質疑，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政府部門的執法行為缺乏民眾參與，公權部門“主導”意識過重，“獨角戲”式的監測難以得到公眾認同。同時，環保監測數據的監測、分析、處理各個環節，程序都不透明，使得公眾被模糊于局外人的定位，知情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公眾的“被剝奪感”，同樣在環保領域存在。比如福建紫金礦業造成污染，被當地政府瞞報，就很辜負民眾期望。
要想消除公眾的質疑，首先要提高環保監測的透明度。質疑源于不了解，止于公權部門的信息透明。其實，公眾的“環境自測”并無惡意，公權部門一定要引導民眾充分參與，敞開胸懷接受監督，用“陽光改革”在民意中找到前進的著力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