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考古學導論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空間考古學導論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晚近以來，視覺文化課程在歐美大學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層次上開設，有的學校開設了視覺文化專業。以下我們選擇幾所西方大學的視覺文化專業或課程設計，以期了解這一領域專業和課程設置情況。
1.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視覺文化課程(本科)
授課教師：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課程說明：
課程集中在以下理論的閱讀和討論上：視覺和符號傳達與知覺、認知和社會關系的關系。課程將從社會學和心理學開始，進入到知覺研究、美學、符號學、空間研究和信息環境設計等領域(該課程在網上教學)。
授課內容：
第一周：知覺理論
閱讀材料：柏拉圖，《洞穴寓言》；埃柯，《一張照片》；曼諾維奇，《知覺的工作》
第二周：視覺知識和權力理論
閱讀材料：米歇爾，《意圖和人工性》；馬特拉和馬特拉，《文化工業，意識形態和權力》；萊維，《藝術和賽博空間的建筑》
第三周：符號
閱讀材料：圖夫特，《逃避平面國》；迪爾凱姆，《三種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義》；弗洛伊德，《拜物教》；榮格，Aion；索緒爾，《任意的社會價值與語言學符號》
第四周：社會符號學和創造意義
閱讀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萊斯，《社會符號學》；費斯克，《電視：多義性與流行性》
第五周：視覺的機制
閱讀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導論》；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羅維，《電影形式與敘事》
第六周：模擬
閱讀材料：鮑德里亞，《仿像與模擬》；埃柯，《在超現實中旅行》；萊姆，《第七次突圍》
第七周：作為視覺域的城市
閱讀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間》；西美爾，《大都市與精神生活》；芒福德，《隱形城市》；米歇爾，《進入生活的計算機》
第八周：信息環境
閱讀材料：哈拉威，《虛擬狗宣言》；麥克盧漢，《機器新娘》；克盧茲，《本世紀的十大界面》；克茲維爾，《精神與機器即臨的融合》
第九周：狂歡、交游、混亂和文化壅塞
閱讀材料：貝伊，《時間自動區域》；埃柯，《走向一個符號游擊戰》；萊里，《屏幕》
2.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MonashUniversity)視覺文化研究計劃(研究生)
研究計劃說明：
視覺文化學科包括藝術史和藝術理論(包括建筑)、電影和電視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課程包括以下一些領域：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和建筑，1920世紀歐洲藝術和建筑，澳大利亞藝術和建筑，美學藝術和建筑，電影和電視研究，攝影、藝術畫廊和博物館研究，亞太藝術等。
研究性學位：
哲學博士學位
藝術研究碩士學位
澳大利亞藝術研究碩士學位
畫廊和博物館研究碩士學位
課程性學位：
澳大利亞藝術課程碩士學位
畫廊和博物館課程碩士學位
課程資格碩士學位
藝術研究生證書
視覺文化教師證書
3.美國加州大學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專業名稱：電影與視覺文化
主修：電影與視覺文化主修課程提供關于電影、電視、錄像、多媒體和視覺文化的多學科考察，首先強調歷史與理論，其次強調生產，主修課程由三組課程構成：
1)電影與視覺媒介；
2)電影、文學與文化；
3)人種志、紀錄片與視覺文化。
輔修：電影與視覺文化輔修課程提供對于電影、電視、數字多媒體和視覺文化的多學科考察，突出理論和歷史而非生產，以便培養學生的媒體知識。
課程選錄：
電視藝術導論；當代藝術批評導論；數碼成像導論；現代西方視覺文化；電影研究導論；世界電影批評方法；視覺人類學導論；電影與媒介理論；電影與媒介史專題；媒介之間：藝術、媒介與文化；大眾媒介與通俗文化；居間攝影；社會性別、性征與視覺文化；種族、族性與視覺文化；電影與視覺文化專題；高級攝影實踐；腳本寫作；舞蹈與視覺研究；電影與媒介體裁專題；國際電影、獨立制片電影和另類電影；比較電影研究；高級數碼成像；攝影史：20世紀；日本電影與視覺文化；電影、錄像與藝術：理論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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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覺文化研究英文文獻選目
Barnard,M.Art,DesignandVisualCulture(《藝術、設計與視覺文化》)，London:Macmillan,1998.
Baudrillard,J.SimulacraandSimulation(《仿像與模擬》),NewYork:Semiotex(e),1983.
Berger,J.WaysofSeeing(《看的方式》)，London:BBCPublications,1972.
Best,S.&D.Kellner.ThePostmodernTurn(《后現代的轉向》),NewYork:Guilford,1997.
Bourdieu,P.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文化生產場：論文學與藝術》)，Cambridge:polity,1993.
Bourdieu,P.Photography:AMiddlebrowArt(《攝影：中產階級的藝術》)，Oxford:Blackwell,1996.
Bourdieu,P.TheLoveofArt:EuropeanArtMuseumsandTheirPublic(《熱愛藝術：歐洲美術館與其公眾》)，Oxford:Blackwell,1997.
Brothers,C.WarandPhotography:ACulturalHistory(《戰爭與攝影：文化史》)，London:Routledge,1996.
Bryson,N.VisionandPainting:TheLogicoftheGaze(《視覺與繪畫：注釋的邏輯》),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1.
Bryson,N.etal.eds.VisualTheory(《視覺理論》),Cambridge:Polity,1992.
Bryson,N.etal.eds.VisualCulture:ImagesandInterpretations(《視覺文化：形象和解釋》),London:WesleyanUniversityPress,1994.
BuckMorss,S.TheDialecticsofSeeing:WalterBenjaminandtheArcadesProject(《看的辯證法：本雅明與拱廊計劃》)，Cambridge:MIT,1989.
Burgin,V.In/DifferentSpace:PlaceandMemoryinVisualCulture(《在/不同空間：視覺文化中的地點與記憶》),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
Cary,J.TechnologyoftheObserver:OnVisionandModernityinthe19thCentury(《發現者的技術：論19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Cambridge:MIT1993.
Chambers,I.PopularCulture:TheMetropolitanExperience(《流行文化：大都市的體驗》)，London:Routledge,1986.
Cohen,S.VisionofSocialControl(《社會控制的視覺》),Cambridge:Polity,1993.
Dandeker,C.Surveillance,PowerandModernity(《監視、權力與現代性》),Cambridge:Polity,1990.
Debord,G.TheSocietyoftheSpectacle(《景象的社會》)，NewYork:Zone,1994.
DeCerteau,M.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日常生活實踐》),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DerBerian,J.ed.TheVirilioReader(《魏瑞里奧讀本》),Oxford:Blackwell,1998.
Entwistle,J.TheFashionedBody:Fashion,DressandModernSocialTheory(《時髦的身體：時尚、服裝和現代社會理論》)，Cambridge:Polity,2000.
Featherstone,M.UndoingCulture(《解析文化》),London:Sage,1995.
Fiske,J,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理解流行文化》)，London:Routledge,1989.
第2篇
為了說明問題，這里有必要先簡單敘述一下傅斯年的這一史學思想。《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簡稱《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寫的，它揭示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有學者把它和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并稱為近五十年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兩大重要文獻，奠定了中國現代歷史學的基礎。《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為中山大學學生講課而寫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中的《史料論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講授《史學方法導論》（計七講，現僅存《史料論略》）、《考古學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1943年）等文一并都闡發了“史學便是史料學”這一史學思想，從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貫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開頭就明確指出歷史學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學”。他說：“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他還在《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中表達了相同的意見：“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史學不是做文章，不是說教，不是搞政治宣傳；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其工作是整理史料，以建立史實。
傅斯年認為判斷一種學問是否進步，取決于三個標準：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第二，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范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利用了檔案，然后可以訂史，利用了別國的記載，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 第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若干歷史學的問題非有自然科學之資助無從下手，無從解決。”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準了沒有，如果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的自然發現，不特得寶，并且得知當年入土之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
總之，傅斯年強調研究歷史學要能運用新工具（如地質學、地理學、考古學、生物學、氣象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擴充新材料，“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并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相互促進，史學方可走上科學的大道。正因傅斯年視史學為一門科學，所以他“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成為“純粹客觀史學及語學”，也正因要建設客觀史學，所以“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于材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 ，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他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這正體現客觀史學（實證史學）重視材料，無征不信，實事求是的精神。
“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為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史料搜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整理史料。那么，如何才能把史料整理好呢？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通過比較不同的史料，可使史實得以“近真”。這種方法也就是“排比、比較、考訂、編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學亦可說是史料編輯之學”，也可稱為“史料整理學”。傅斯年說：“歷代官修史書，不甚足憑，而私人所記，每取傳聞，又多失實，后來史學，只應是史料整理學而已。”因此，傅斯年所說的“史學便是史料學”，實際上是指“我們要建立的近代歷史學便是史料整理/編輯學”。它既是針對過去史學的弊病而發，又是針對近代史學的缺點而論：“過去史學與其謂史學，勿寧謂文學；偏于技術多，偏于事實少；非事實的記載，而為見解的為何。史學界真正有價值之作品，方為近代之事。近代史學，亦有其缺點，討論史料則有余，編纂技術則不足。”
前面談到，學界對此思想評價不一。一種在肯定其重視史料、強調考證的同時，也指出其證而不疏 、輕視理論、割裂主觀與客觀、實證與義理的統一等弊端。一種則充分肯定其思想的正確性，批評對其主張的誤解，或望文生義，或斷章取義。
出現分歧的原因，一是對傅斯年的這一思想理解不同。雙方都認為傅斯年重視對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促進了史學的現代化、科學化。但前者認為，史料學派在“史學即史料學”的理論支配下，他們的“證”的范圍則退縮到材料的真偽這一點上。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史學研究是無從開始的。所以我們雖然同情史料學派對“證”的強調，但是卻絕對不以此為史學的止境。傅斯年把史料學的地位提高到不合適的高度上，認為歷史學科里唯一可以稱得上科學的是史料學，歷史學的全部功夫要看處理史料的能力如何，于是在史學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重史料輕理論、重考據輕思辨的傾向，其結果往往陷入繁冗瑣細的考證中，難以發現事物、現象的內在的、本質的特征及其聯系。后者則認為傅斯年所說的“史料”實有廣狹二義：《旨趣》所闡發的是廣義說，在專義的史料之外，還包含理論、學說、知識等可供史家利用的“工具”在內；《史料與史學發刊詞》所重申的，大體是狹義說。世人不察，每以狹義代廣義；或望文生義，誤認他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仁但求史料不講史學；或斷章取義，刻意在“史學便是史料學”這句話上做文章，指責傅等非止本身不講，甚至不許他人講求史學義理。因此，只要不斷章取義，或望文生義，就不會以為他真在“史學”與“史料學”之間劃了等號。綜合《旨趣》的要旨及其他有關論述看，所謂“史學便是史料學”，或“史學本是史料學”二語，無非是要強調，史學研究當以史料學為根本。鄧廣銘曾說，史料之于歷史學若如生命之源，傅斯年所言歷史學即史料學是不錯的。史學是史料學不等于史學即史料，一個“學”字的學問大也；離開了史料談史學，講探求歷史規律，這樣的學問就不能說是史學。前者以為傅斯年只講史料，不講理論；只講考證，不講規律。后者則指出傅不僅重史料，也講理論，史料學不等于史學，史學也不等于史料學。
二是評價的角度和標準不同。批評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以所謂正確的理論和真正的史學來分析評價史料學派。認為“真正的史學應當是實證與闡釋或義理、考據與辭章的完美結合”，“史觀與史料、義理與考據、實證與闡釋猶如鳥之兩翼，缺一構不成完整的史學，無論哪一翼膨脹，都將導致史學的失衡。”余英時說：“從理論上說，這兩派（指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其實各自掌握了現代史學的一個層面：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則是上層建構，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學與史觀根本是相輔相成，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因此，史料學派的史學思想是偏頗的，真正的史學研究也就無從開始。而肯定者則站在當時時代的角度，“能同情地理解”傅斯年的這一史學思想。許冠三說：“從否定的界說看，或許更易明了傅氏倡此義例的苦心和時代意義。他當時似乎亟于要澄清史學界的惶惑與迷亂，特別要和舊式‘著史’、歷史哲學以及國學或漢學劃清界限，故《旨趣》一開頭就表白：‘歷史學不是著史’。”另有學者也指出，傅斯年重視史料是代表一種史學理論，而他的主張絕非無的放矢。他有他面臨的問題，當時國內最大的勢力當然是顧頡剛。史學即是史料學，以求實的態度破疑古派的陷虛。他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來重建歷史。而傅斯年反對疏通的史學方法，基本上也是針對日正當中的疑古派說的。可見，傅斯年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并非只是一句標新的口號，而是針對當時時代（及以前時代）學術所存在的問題而發的。
綜觀上述兩種觀點，我們以為，第一種觀點有“以后世之理論決事實”之嫌。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對各派就會“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客觀公正，其實，“后世之理論”本身是否真理也難說，不然，這些理論也就不會“此消彼長”了。第二種觀點則以同情的、了解的態度，結合時代背景去分析評價，在此基礎上的是非得失才不至于離事實太遠。此點陳寅恪作了極好的闡述：“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極難推知。”因此，“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此論也同樣適用于近人的學說。
第3篇
關鍵詞：福柯；話語理論；文學研究；文學接受
法國偉大的思想家米歇爾?福柯憑借其深邃獨到的思想、宏大的著作、難懂的語言和不羈的個性聞名于世，對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福柯的一生，研究的領域極為廣泛，跨越了文學、歷史、醫學和社會學等；著作也極為豐富，包括《瘋癲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詞與物》、《知識考古學》、《規訓與懲罰》、和《性史》等；其思想的深邃獨到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但是，縱觀福柯的思想軌跡，其核心部分也是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話語理論，探尋知識與權力的關系，福柯指出，話語不僅存在于文本上，它更包含了支配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法則和規范，“福柯的話語論揭示了社會、文化中權力和知識隱而不現的共生關系”。
在所謂的后現代社會，福柯的話語理論受到了諸多領域的尊崇，文學研究領域自然也不例外。話語理論既能對正確剖析文學作品提供指導，又能為深入研究文學作品提供有效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擺脫文本的局限，而把視野拓展到更為寬廣的歷史和社會方面，更為全面深入地解釋作品的產生過程與內在意義；與此同時，話語理論也賦予了讀者以一定的話語-權力，使其在文學接受中擺脫了完全被動的地位，也能夠憑借自身的話語-權力，質疑和反抗創作者的原意，而這種對文學作品與讀者互動關系的研究也是文學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一、文學創作與話語-權力
話語-權力關系是福柯理論體系的核心，米歇爾?福柯關注的首要問題是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及其對話語（discourse）與話語構型（discourse formation）的操縱。他認為現實產生于權力，而權力是通過話語機制生產出我們賴以信仰的知識和真理，因此，話語和知識是被權力構建的，話語的爭奪實際上就是權力的爭奪。福柯通過對醫學、人口統計學、精神病學、教育學、社會學、犯罪學和政府管理等進行考察和研究，揭示出并不存在純粹客觀的知識和真理，因為看似客觀的瘋狂、犯罪和性等都是由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權力構建的。他的話語理論最初是針對醫學、政府管理等領域的，他所關注的話語也都是具有鮮明實踐性特征的領域，而非單純“形而上”的理論，他發現了曾經被奉為“真理”的“客觀知識”背后的權力運作關系，但由于話語理論的出發點在于文本和話語，它在被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迅速吸納的同時，也得到了文學領域的重視。
福柯的話語理論迅速掀起了軒然大波，他指出正是“權力”賦予我們說話和寫作的“權利”，為我們可以訴說的內容作出了限制，他認為一切社會文化問題的癥結，都在于“語言話語”以及各種話語的實踐和運用。而隨著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主義》的出版，后殖民主義也方興未艾，福柯的話語理論在文學研究領域進一步為人接受。薩伊德在其書中對虛構類文藝作品進行了解讀，揭示了西方對于東方進行虛假想像，從而為其侵略占領東方提供道義支持。薩伊德指出，西方社會的理性、優秀和發達與東方的古怪、落后和貧瘠，都產生自“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正是西方行使其“話語-權力”的結果，薩伊德等人的后殖民主義明顯受惠于福柯的話語理論。繼之而起的女性主義、種族主義研究等，更使福柯的話語理論蔚為大觀。至此，話語理論終于在文學研究領域成為“顯學”，研究者紛紛發掘曾經被湮沒的聲音，第三世界文學、女性文學、黑人文學等都紛紛登場。而隨著改革開放后歐風美雨再次洗禮中國，話語理論也在中國的文學研究領域悄然落地生根，現實主義不再是文學研究領域唯一的尺度，甚至有人重新審視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品。
福柯在話語理論中提出，“話語通過三種途徑發揮作用，分別是賦權、限制和建構” 。研究者們在文學研究中逐漸注意到了話語-權力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他們基本有兩個著眼點：一是對文學作品本身暗含的話語-權力進行揭示，二是對不同版本的翻譯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前者對文學作品內在的人物角色和創作者對他們的情感評價進行分析，進而探討作者在創作時所持的權力角度及對話語權力的運用。雖然不同研究者針對的是民族、性別甚至時代特征等不同的角度，但是他們秉持的都是作者對一方話語-權力的賦予和對另一方的話語-權力的剝奪。例如：學者寧俊紅在《女性形象漫說―兼談的“話語”》一文里，對《水滸傳》中典型的女英雄形象和、形象進行分析，進而揭示出作者在創作時所持的男性權力的觀點，因為其中的女性之所以成為英雄，是因為她們也具有了武藝高強、講求義氣等男性特征，而則都是阻礙男性追求“義”的絆腳石。宋來根在《福柯話語理論視域下的》中揭示了福克納對南方種族關系的憂慮與無奈，小說正是通過《去吧，摩西》的主人公麥卡斯林最終無法挑戰根深蒂固的黑人異質性話語來表現作者的憂慮。相比于直接探討文學作品內在的權力-話語關系，對文學作品的不同譯本進行對比研究或許更能說明文學創作中的權力。翻譯的母本固然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翻譯者對原著的不同理解、翻譯者的不同立場和所處時代都可能導致譯作的差異。譯者的翻譯活動，在權力話語的視角下，不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轉換游戲，而被賦予了一種政治權利功能，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也在有意無意地行使其話語-權力。例如閆玉在《從的翻譯看譯者話語權》中，比較了不同譯者、不同出版社的不同譯本所蘊含的譯者權力，而劉娜則在《從的三譯本看時代權力話語》中指出，不同譯者不僅受到自身話語權力的影響，還往往受到譯者所處時代的權力話語的制約，正是處于不同背景下的翻譯者的不同，才導致了不同譯本的產生。
福柯的話語理論使研究者們擺脫了傳統意義上對文學作品的頂禮膜拜，特別是對具有現實主義特征的文學作品的無上尊崇，使他門能夠深入作品，通過對文學作品所凸顯和隱藏的內容，揭示出文學作品背后的權力關系，從而使得文學研究不僅有了新的視角，也進一步闡明了文學作品所能發揮的實踐性意義。
二、讀者接受與話語-權力
福柯的話語理論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視域，也有助于讀者的文學接受。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并不能完全放松，而應該提高警惕，才能發覺并反抗創作者的話語-權力。在這層意義上，文學作品的創作與接收，就是創作者與閱讀者的話語-權力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的博弈。“話語生產、傳遞并強化了權力，卻也在同時破壞并揭穿了權力，使人們看到了權力的脆弱和反抗的希望” 。福柯的話語理論闡明了讀者并不一定必須遵從創作者的原意，而是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場，對創作者隱含的話語-權力進行批駁和反抗，這也是后現代社會多元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體現。
讀者在運用自身的權力時，實際上就是參與了文學作品的話語建構，這不僅豐富了作品的含義，也是打破作者中心主義、破除創作者主觀偏見、揭示作品真正含義的必由之路。
三、話語理論視域下的文學研究方法
福柯的話語理論不僅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范圍，也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福柯是通過知識考古學，對醫學、生物學等領域的日常行為進行歷時性考察，追蹤各種“真理”和“知識”等話語的痕跡，從而揭示出其中的話語-權力關系。雖然福柯更多著眼于“真理”等看似客觀的話語，但是其深入不同文本的內部、比較分析它們異同的方法，為眾多的文學研究者采用。例如上述論文中對文學作品不同譯本的話語體系進行對比，就化用了“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對于擁有數千年文化傳承的中國，尤其是存在眾多版本文學作品的傳統社會，知識考古學更有其發揮作用的空間。
在歷時性考察中，福柯重點分析了“話語的形成”過程，即為什么最終會呈現出這樣或那樣的文本和話語形式，這也為深入分析文學作品與作者提供的方法。作為藝術的文學領域，人們往往把文學中的人物角色、地理環境的描寫和評價看成是創作者無意地流露或者看成是為了增強作品藝術性，因而不會過多地牽涉到政治或權力。但福柯的話語理論打破了這一“神話”，話語無處不在，正如權力無處不在一樣，甚至正因為文學的藝術性、閱讀者在欣賞時也更為放松，它在運用話語-權力時也更為隱蔽而不為人知，其權力的行使也從而更為有效。例如，在《三國演義》“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中，諸葛亮的仁義與智慧為人津津樂道，但深入分析文本，作者的漢族立場就昭然若揭：漢軍多從高地上俯看孟獲的軍隊；南蠻的丑陋“不類人型”；南蠻地區蛇蝎遍地；而南蠻的結局就是被漢人“規訓”，這一切都是作者行使話語-權力的體現，而只有基于話語理論，我們才能有意識地去發現這類文本中暗含的權力。
由此可見，話語理論指導研究者對文學作品的內容進行挖掘，不僅僅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是對作品中的人物關系、主動與被動等進行揭示，從而發現創作者的立場，這正是福柯的話語理論給文學研究提供的方法論意義。
綜上所述，福柯的話語理論，闡明了權力與話語的內在關系，為研究文本、話語與權力的內在關系開辟了新的境界。福柯話語理論在文學領域的運用，揭示了作者在文學創作中話語-權力的行使，從而為拓展研究領域、挖掘內在意義提供了借鑒；福柯對文本進行歷時性考察從而提出話語理論的方法，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徑；與此同時，福柯高度重視話語所蘊含的權力關系，為讀者在文學接受中賦予了更多的主動性和權力，這也是進一步完善文學研究的重要環節。把福柯的話語理論放置在后現代社會文學研究之中，其認識意義和方法論意義都是具有開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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