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小常識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法律的小常識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消費者權益保護；消費者求償權；法律障礙
消費者求償權，是指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時，因人身、財產等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依法取得的請求賠償的權利。《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1條確立了消費者求償權為消費者的一項基本權利。消費者求償權的民事法律依據源于《民法通則》，是民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在消費者保護領域的延伸，它與民法中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本質上是共通的。
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消費者權利理解為是一種民法上的民事權利，因為民事權利是平等當事人之間基于法律的規定或約定產生的①。而消費者保護領域，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實質上并不是處于平等地位，因而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并不能簡單地同"平等的"普通民事法律關系一樣處理。消費者求償權基于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公益性"和"社會性"具有鮮明的"社會公益"屬性：
首先是消費者求償權性質特殊性。消費者求償權是法律針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特殊需要針對消費者設定的權利。消費法律關系中，由于經營者具有的強勢地位，基于"契約自由"、"平等主體"、"意思自治"的民法損害賠償的規定，顯然不足以保障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消費者求償權正是基于補充民法損害賠償規定在此領域的不足特別設立的。
然后是消費者求償權法律保障具有特殊性。相對于民法中損害賠償權的"填平性"，消費者求償權的法律保障，在制度設計上特別考慮了消費者的利益②。如經營者欺詐情形下的懲罰性賠償規定、產品責任中實行無過錯責任、某些消費侵權實行過錯推定責任、舉證責任倒置等，都是基于消費者權利保障的考慮所做的特殊規定。
正是由于消費者求償權的以民法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基礎但是又不同于、高于其的"社會公益"屬性，要求消費者求償權的法律實踐對該權利的法律保障要有相應的不同法律制度設計。而事實上，在我國目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盡管對于消費者求償權的"社會公益性"有一定的認識并在法律規定中有所體現，但總體上說，我國的消費求償權的實現，更多地是作為私法上的權利來加以保障，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消費者求償權的法律依據和求償途徑：除《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者求償權進行了原則性規定，其他規定散見于《民法通則》、《產品質量法》等部門法，且許多屬民法范疇。同時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途徑也與民法權利無異，包括協商、調解、仲裁、訴訟等；消費者求償權對應的法律責任也是民事責任，例如賠償損失、修理、更換、退貨等。因此，實踐中對消費者求償權的處理幾乎完全"私法化"，使得其本身具有的"社會公益性"幾乎被忽視，從而形成了消費者求償權實施的法律障礙：
一、消費者保護立法體系上
當今世界各國對于消費者保護立法大致采取兩種體系："基本政策模式"和"一般法律模式"，我國采用的是后者③。但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際上并沒有承擔起消費者保護立法的"基本法"的作用。同時，我國立法中消費者的權利是分散、割裂的。如消費者求償權除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11條有原則性規定之外，散見于其他各個性質各異的法律法規中。這導致了司法實踐對消費者求償權性質定位不清，產生法律適用困難。實踐中，常見消費者投訴無門，各部門相互推諉的現象，嚴重影響了消費者求償權的實現。同時，消費者求償權的實踐中，司法部門目前基本都是在依照民法的思維和民事訴訟程序處理，難以實現消費者求償權。
現行消費者權利的"社會性"完全被忽視，而實際與民法權利無異的權利，消費者權利保護立法對消費者權益的"社會公共性"考慮非常欠缺，導致了如三鹿奶粉事件中消費者求償難的問題。這讓我們在經濟法的視野下思考，如何超越私法思維，從"社會性"角度保障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
二、消費者求償權的司法保護層面
實踐中消費者求償權的司法保護存在許多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消費者求償權實施的法律障礙。
首先，消費者求償權訴訟，大部分都具有涉案金額小、案件事實簡單、案件數量多、程序相對比較簡單等特點，而我國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需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費時費力、程序繁雜、訴訟成本高，這使得很多權益受損害的消費者不愿通過訴訟途徑尋求救濟，實現消費者求償權。消費爭議的處理，必須考慮其自身的特點，建立與該特點相符合的消費爭議處理制度，而不是簡單套用民事訴訟處理程序的一般規定④。但一直以來司法實踐都比較僵化。
第二，對于消費者權利訴訟中原告資格的過窄限制。我國目前把消費糾紛看成純粹的"私人訴訟"原告限于直接利益受損當事人，這嚴重限制了消費者通過訴訟途徑保護自身。而實際真正能夠通過這種直接利益損害而具有原告資格，能獲得賠償的消費者，只是很小的部分，消費者群體求償權無法通過訴訟途徑實現。
第三，消費者求償舉證困難。現行消費者求償權的基礎在侵權和違約兩種。違約責任主張"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在消費者，侵權責任則需要消費者舉證侵權事實、損害后果及兩者的因果關系，例外的是在產品質量責任中，舉證責任倒置。而在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上，由于造成消費者損害的事實證明往往涉及到復雜的產品技術鑒定、醫學鑒定，且損害事實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等問題消費者也難以舉證。舉證困難的問題也限制了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
第四．社會力量的作用發揮不足。保障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不僅要發揮國家和消費者個人的力量，更要發揮社會作用，在消費者權益保障方面發揮作用的社會力量主要是消費者組織和傳媒兩方面。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應當對社會力量，尤其是消費者組織的作用引起重視。我國目前對消費者協會之外的消費者組織規定過于簡單，消費者組織的權利規定不夠，而消費者權益保護社會力量發揮也很少，也限制了消費者求償權的實現。
我國現階段消費者求償權實施，面臨著諸多法律障礙，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各方面。近年來發生的多起消費者求償權事件也體現了現行法律體系對消費者求償權保障的不完善，需要通過改革排除消費者求償權的法律障礙。
一、構建消費者損害國家賠償機制或專項公益基金
消費者求償權的實現，目前仍是以民事訴訟途徑解決，這是由經濟法本身沒有獨立的責任體系和訴訟程序決定的。消費者求償權以"私人之訴"解決直接限制了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基于消費者權益的"社會公共性"，我們更有必要考慮站在更高的層面，從國家、社會的角度給予消費者權益更強大的保障。因此，可以考慮構建消費者損害國家賠償機制或者建立專項公益基金，將國家和社會的力量納入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保障體系，以補充民事賠償機制的不足。在這個問題上，國外已有經驗可供我國參考，典型的國外實踐就是著名的德國"MP-Travel"案，政府在造成侵害的企業無力賠償消費者的情況下，從社會公益的考慮出發，由政府出面先行賠付，以維持社會的穩定，保障公共利益，這一制度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
二、建立消費者求償權公益訴訟或代表人訴訟制度
我國現行的消費者權益訴訟制度，只限于受到損害的消費者個人對經營者提訟，屬于私人之訴⑤。無法保障消費者群體的公共利益通過這種訴訟制度實現。因此，建議構建消費者求償權公益訴訟制度，賦予一些代表或消費者組織以訴訟資格。目前，許多國家為保護消費者公共利益，已開始建立消費公益訴訟制度。歐盟1998年制定的《保護消費者利益禁令救濟指令》（98/27）既是為協調成員國有關消費者集體利益（collective interests）的禁令訴訟而制定的法律。我國臺灣地區《消費者保護法》也規定了類似制度⑥。而我國現行的消費者保護法沒有類似的公益訴訟制度。為了更好地保護消費者公共利益，更好地實施消費者求償權，建議借鑒國外經驗，盡早建立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公益訴訟制度。
代表人訴訟是指具有共同或同種類法律利益的一方當事人人數眾多，且不能進行共同訴訟時，由其代表人進行訴訟的一種制度⑦。消費者損害賠償爭議若通過單一訴訟方式進行，因消費者個人力量薄弱，收集證據和舉證都存在困難且費時費力，影響司法效率、浪費司法成本。提倡并推廣針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代表人訴訟制度，是針對性的解決方式。
三、針對性簡化現有消費者訴訟程序，并設立專門的小額訴訟法庭
針對大多數消費糾紛涉案金額小、案件簡單、數量多等特點，為方便消費者訴訟，及時實現求償權，建議簡化現有消費訴訟民事程序，并借鑒瑞典、臺灣地區等的經驗，設立專門的小額爭訟法庭，處理消費者權益訴訟⑧。
現行法院雖然也有標的金額小、獨任審判員的訴訟制度，但仍不適合消費者權益的保護。結合有關實踐來看，小額爭議法庭和簡化訴訟程序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比較好的方法。
四、在立法中強化消費者組織的作用，促進社會力量幫助實現消費者求償權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當特別重視社會力量在保障消費者權利方面的作用，如對消費者組織的建立、地位、職責等各方面，都應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確規定，以充分發揮消費者組織在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的作用。在前述提到的消費者權益的公益訴訟、群體訴訟中，消費者組織應該起到更主動、更積極地作用，而目前的現狀還很不理想，這些都有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規定進行相應調整，引導、促進消費者組織等社會力量幫助消費者求償權的實施。
注釋：
①李昌麒著，《經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頁
②金福海著，《消費者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頁
③張嚴方著，《消費者保護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3頁
④金福海著，《消費者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頁
⑤金福海著，《消費者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頁
⑥金福海著，《消費者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頁
⑦章武生主編，《民事訴訟法新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頁
⑧江平，我國消費者權利法律保護尚需完善的六個方面，工商行政管理，2004年第22期
參考文獻：
[1]李昌麒著：《經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李曙光著：《經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章武生主編：《民事訴訟法新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李昌麒、許明月著：《消費者保護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5]周宇著：《消費者保護之研究》，臺灣學生書局印行1976年版
[6]金福海著：《消費者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7]王先林主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概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張嚴方著：《消費者保護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梁書文、黃赤東主編：《消費者保護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0]鐘瑞華：論消費者權利的性質，《法大評論》第四卷，2005年6月
第2篇
關鍵詞:企業市場營銷;法律節點;識別防范
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快速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市場營銷在我國市場經濟領域中的滲透。在西方營銷理念引入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浪潮中之后，關于市場經濟發展中企業市場營銷背后的風險應對及防范問題，國內外研究學者又給出新的建議及要求，如捕捉市場營銷過程中的法律節點，以法律節點作為市場營銷風險防范著眼點和識別點等。
一、法律風險在市場營銷中的體現
企業市場營銷風險指的是企業，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因各類可估量和不可估量的因素，使企業蒙受損失，或對企業造成不利的影響，進而導致企業經濟效益下滑或虧損的一種因素。常態下，企業市場營銷中的風險主要包含產品風險、價格風險、商業秘密保護風險、合同風險。其中產品風險和價格風險主要是受到市場經濟變化及消費者需求的影響而動態出現的，具有不可控性和突發性。商業秘密保護風險和合同風險，與企業市場營銷的法律節點和市場營銷過程中，企業對風險的識別防范意識、能力等密切相關。合同風險主要是指企業缺乏法律意識或合同管理機制不完善而出現的風險，在此類風險出現之后，相關的合同涉及人需要蒙受具體的經濟損失。導致合同風險出現的原因包括四點:(1)未能準確理解當事人對合同意見的表述;(2)未能準確認識交易雙方是否為適格主體;(3)未能正確認識合同形式有效性;(4)未能建立健全企業內部合同管理機制。商業秘密保護風險的出現主要是企業缺乏保護自身經營信息和技術的能力。導致商業秘密保護風險出現的主要原因中，除企業內部管理松懈外，還包括企業領導者或員工知法犯法，目光短淺。由上可得，相比較價格風險和產品風險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控性，企業的商業秘密保護風險和合同風險，都可以作為企業市場營銷中辨識企業風險和防范企業風險的法律節點。同樣可以使用法律形式和法律手段維護企業的既得利益。
二、基于企業市場營銷風險防范要求的法律防范策略
(一)加強企業法律風險防范意識，自上而下提升員工自律性
強化企業風險防范意識，提升企業對合同及商業信息保密相關法律法規的認知和熟練掌控能力，并借此來逐步強化企業法律風險防范意識。企業營銷人員和管理者的法律意識，是保證企業在市場營銷過程中法律風險防范措施和有效制定和落實的基礎。只有企業決策者和營銷人員從思想深處認識到企業法律風險防范對企業的影響和重要性之后，才能以自律和他律來保障企業在面對市場營銷風險時，能夠應對自如，淡定自若，可借助法律法規來避免因法律風險而導致企業需要蒙受的經濟損失。這也是保障企業健康有序發展的前提條件。
(二)完善內部法律風險防范體系，構建法律部門聯動機制
逐步完善企業的內部管理策略以及企業內部風險防范體系。企業內部法律風險防范體系的構建是企業市場營銷過程中著手法律風險防范的工作基礎。目前很多企業都存在責任空缺和內部責任重疊等問題，企業不合理的監管和決策草率，都有可能導致企業面對營銷法律風險。因此，建議企業加大內部組織架構的調整以及內部法律風險防范體系的建設，使之與企業的標準化管理、現代企業制度的構建融合起來，以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作為配合，將企業的營銷法律風險防范轉變成企業強化內部控制的重要工具和環節。因此，建議企業針對不同崗位員工的義務與責任，建立企業各個業務部門與法律事務部門聯動的機制，確保企業或各部門一旦出現風險問題能及時處理和應對。
三、強化企業市場營銷法律風險防范的輔助方式
首先，建議建立企業營銷法律風險防范專業隊伍。對于企業在合同和商業信息泄密過程中所出現的經濟受損問題，其背后的實質在于企業，缺乏此兩方面的專業性人才，尤其是懂得法律的綜合性人才。因此，建議企業招聘高素質法律專業人才，成立獨立的法律風險管理隊伍，控制和預測企業營銷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風險，并為其提供應對策略。第二，從長遠角度出發，著手于企業防范營銷風險，就必須建議企業有針對性的提高營銷能力。作為企業營銷法律防范最為關鍵的一環，提升執行者依法營銷的能力和依法獲得保護權利的能力，使其做到不知法犯法，不違法犯法，知法懂法，嚴格按照法律的明文規定做事。對于當前法律尚未明確限定的部分，建議企業決策者按照風險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原則，以合同約束作為條件來獲利。一旦公司的合法權益遭受損害，企業決策者需要及時采取法律手段及時處理并予以補救。
［參考文獻］
［1］王海兵．關于企業市場營銷的法律風險與防范研究［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旬刊)，2015(10):97．
［2］王曉東．國有電信企業營銷法律風險防控問題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2015．
第3篇
泉州中級人民法院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主動把握好《監督法》實施的有利時機，大膽探索在人大常委會對法院工作的現有監督形式之外的新的工作載體，積極開展邀請人大代表參與訴訟調解工作，使人大代表的監督有機地融入到法院的司法過程之中，實現了監督的經常化，提高了司法部門的工作效率和司法工作的公正性。筆者認為，泉州中級人民法院開展邀請人大代表參與訴訟調解工作，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積極意義。
一、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執法環境。人大代表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主體，是國家政治生活的直接參與者，在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人大代表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必然成為一支重要力量。邀請人大代表參與案件糾紛調處得到了各級人大的普遍認同，引起了代表的共鳴。人大代表直接參與社會矛盾調解和案件糾紛調處，能夠更加有效地拉近法院與民眾的距離，消除司法機關與廣大群眾的隔閡，大大地改善司法機關的執法環境，更加有利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開展司法工作。
二、有利于各級人大代表依法履職行權。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建立和完善引入社會力量進行訴訟調解的工作機制，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矛盾糾紛的解決機制，更加有效地化解了各種矛盾糾紛，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十分有利的。特別是邀請各級人大代表參與訴訟調解，可以說是我國司法調解制度的一項創新之舉。這種做法能夠進一步擴大司法的民主參與，為各級人大代表創造依法履行職權的工作平臺，充分發揮其關注民生、了解社情民意的橋梁作用，以便更加直接、更加有效地對“一府兩院”實施監督。
三、有利于轉變法官的審判作風。通過開展邀請人大代表參與訴訟調解工作，真正把人民法院的工作基點放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上來，密切法官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拉近法官與人大代表的距離，促進廣大法官規范司法、文明執法。同時，可以讓法官近距離地感受到人大代表豐富的社會閱歷和熟練的調解方法，從中汲取較好的調解經驗和成功做法，彌補自己的經驗不足，不斷提升自身素質，增進辦案技巧和改變審判作風，在辦案中更加注重情、理、法的互動，更好地實現辦案效果與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
四、有利于提高案件處理的成功率。不少人大代表長期身處基層，他們熟悉民情，了解民俗，善于從情理入手來處理群眾之間的矛盾糾紛。由于各級人大代表在社會生活中享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和在人民群眾中較高的威望，他們既有參與社會事務的強烈愿望，也愿意參與到訴訟調解工作中來；另一方面，各級人大代表有的是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有的同時身兼單位黨支部負責人或者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負責人，他們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邀請代表參與糾紛調處，可以充分發揮代表的優勢，促進糾紛更快地解決，從而不斷提高案件調解的成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