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社會發展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經濟與社會發展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

區分增長和發展并不是單純的概念之爭，而是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增長是產出增加即GDP的增長，而發展除了包括增長之外，主要反映了社會經濟諸方面的變化，如投入產出結構的變化，收入分配狀況的改變，人民生活和衛生保健水平的變化，還應特別強調教育程度的提高、環境保護、生態平衡以及經濟效益提高等新內容。

2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深刻改變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同時，也帶來了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并對實現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目標構成嚴峻的挑戰，具體表現在：第一，隨著經濟增長和人口增加，重要礦產、能源、水、土地等基本經濟資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現。第二，產業結構重工輕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日益突出，投資饑渴癥愈演愈烈。第三，在長期發展進程中積累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日趨嚴重，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繼續加劇，城鄉失業和貧困問題趨于突出。第四，資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費，影響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明顯高于國際先進水平。第五，資源的不經濟使用對生態和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我國每年環境生態損失大致相當于GDP的1--7%。高增長的背后是極低的效益水平，甚至帶來眾多的負效應。

具體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經歷了26年的高速度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超過13%，人均GDP2440美元，尤其是2004年全省經濟總量躍上萬億元的新臺階，農民人均純收入一直保持全國省區第一位。但從浙江省統計部門出具報告《浙江省GDP增長過程中的代價分析》中，我們得知，35年耕地面積銳減726萬畝，相當于2003年末實有耕地面積的30.4%，能源消耗是世界水平的1.7倍，工業廢氣排放達1萬億標立方米。這份報告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浙江GDP高增長所帶來的負效應。最突出的問題是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生態環境的退化。

二、負面效應的原因分析

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負效應的根本原因是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影響。現在通行的GDP指標中，對資源的損耗和環境污染的損失是忽略的，這一指標體系為無視資源環境條件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率開了綠燈，正適合粗放型的增長方式。

我們對現行的GDP分析一下；大肆砍伐森林導致的木材產出和進一步的產品加工都被計算進了GDP之中，但對植被的破壞，加工工業對空氣的污染卻沒有在GDP中扣除；相反，人們從污染地區出發坐火車或飛機到空氣清新地區享受大自然，會再一次被計入GDP之中。工人開采出來的煤算進了GDP中，但引發的疾病治療費用和對工人生產力的損傷不但沒有從GDP中扣除，相反，這兒的醫療費用還會再一次計入GDP中。破壞自然生產力的過程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值提供了兩次機會，巨大、快速的經濟增長常常建立在對自然資本的過度開采和耗竭基礎之上，即建立在技術生產力與自然生產力之間的不協調基礎上，建立在能源、森林、良田、地下水、漁業以及某些領域勞動者的健康等因素的不可持續性發展之基礎上。

粗放型增長方式是產生環境的主要原因。人口多、資源少、環境容量小，生態脆弱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建立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的快速增長，使資源難以為繼，環境不堪重負。近年來，土地資源的浪費嚴重，全國6000多開發區有一半多是違反規定越權審批的。國家環保總局等部門最近對約500家已建立的污水處理廠進行檢查，結果大約一半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和功能。這一輪經濟過熱中，政府直接投資的比例超過60%，政府通過廉價征用土地促進了城市化的高速發展和開發區的過度膨脹。在很多情況下，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則很難見效。

三、社會發展的戰略取向

社會發展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大眾，這是一個十分淺顯而又特別重要的道理。科學、合理的發展必須引入“以人為本”的理念。這就進一步明確了“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絕不只是經濟的范疇，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眾的發展，必須包含經濟發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國、機會平等和生態環境的改善等，真正滿足人民大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這種社會發展正適合于和諧社會。我認為，和諧社會發展戰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1、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建立綠色GDP制度

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經濟增長與保護環境必須有所權衡，一方面必須適當控制經濟增長速度，一方面必須從經濟增長中拿出一定的份額用于環境保護。這樣，我國每年GDP的增長應該有1%與環境保護相關。我們可以得出“十一五”期間我國GDP平均增長速度的規范預測分析結果為7.2――8.7%。也就是說，為了保證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實現趕照目標并不出現大問題，我國經濟必須保持7.2――8.7%的平均增長速度。同時，盡早建立和完善綠色GDP制度。綠色GDP，即在通常的GDP中減去自然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挽回資源損失和修復生態平衡所需支付的經濟投資。因此，綠色GDP是一個反映經濟增長、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綜合指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經濟模式。建立不同層次的綠色經濟核算體系。將綠色核算結果向社會公布，引導企業、社會、政府自覺加強環境保護，避免環境破壞。綠色GDP應成為各級領導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

2、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實質上是以提高經濟效益和質量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第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向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用高新技術產業改造傳統產業，使傳統產業朝著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方向發展。第二，實現產業生態化。產業生態化要靠市場理性和生態理性的高度融合才能實現。而實現這一融合的經濟形式就是循環經濟。循環經濟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為特征。循環經濟所倡導的原則是：資源利用減量化，資源回收再用和資源循環再生。其目的就是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它是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生態產業鏈為發展載體，以清潔生產為重要手段，達到實現物質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的實踐表明，在資源循環減量利用的過程中所導致的生產率提高，不僅針對市場需要，而且也可以很好節約成本，使資源、能源、水、森林等發揮出更高的效率。這樣，社會、經濟和生態就進入了一個和諧統一的良性發展軌道。第三，以產業結構升級為重點，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優化產業布局，大力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用高新技術改造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在加快城市化發展的同時，同步建設城市環保基礎設施，提高污水、垃圾處理率。優化城市生態系統，擴大城市環境容量。政府要發揮積極引導作用，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在資源配置上要從產業傾斜轉向公共品投入，加強國民教育體系和就業服務體系建設，為新增勞動力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為城鄉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體制條件。第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促進地區協調發展。進入21世紀最初的5年到10年，是西部開發極為重要的關鍵時期，要把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開發的基礎，把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作為開發的根本，把抓好產業結構調整作為開發的關鍵，把發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養作為開發的重要條件，把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為開發的強大動力。要加快中部地區的發展，中部地區要發揮承東啟西，縱貫南北的區位優勢和綜合資源優勢，加快發展步伐，努力提高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要提高東部地區的發展水平，繼續發揮東部沿海地區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帶頭作用，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3、用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取代以物為本的發展理念

傳統發展觀把追求物質需要看做是人的惟一目標，這種以物為本的發展理念一方面破壞了人的發展的完整性，同時導致了社會、生態危機的產生。可持續發展則用以人為本的理念取代以物為本的發展理念，強調發展是包括物質需求、精神需求、生態需求等人的多種價值要求的實現過程和人自身價值的提高過程。以人為本的整合發展觀念要求人在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基礎上追求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人自身發展的完整性。人，既是經濟社會活動的主體，也是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享有者。發展說到底是人的發展，是人的素質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質量的提高和生存價值的提高。在發展中，一是注重人與自然之間的公正，自覺防止竭澤而漁的生存方式和發展方式；二是注重與他人之間的公正，倡導整體觀念和全局觀念，自覺抑制種種無節制濫用資源環境影響社會整體利益的行為；三是主張消除貧富差距，實現代內平等，以及當代人的發展為后代人發展提供進一步發展潛力，實現代際公平。

第2篇

近幾十年來，可持續發展、人類發展等概念獲得更廣泛的認同，對社會發展問題的關注明顯增強。（注：在反映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狀況《世界發展報告》的十幾年之后，開始出現評價世界各國社會發展狀況的報告，例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自1990年開始《人類發展報告》。）問題不在于經濟增長是否重要。經濟增長無疑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是改善人類生存條件的物質前提。但是，強調社會綜合發展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的模式或質量至少同樣重要，因為正是它們決定著經濟發展最終目標的實現，即全體人類生存和福利狀況的不斷改善。

從縱向上說，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軌跡基本吻合，而橫向比較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人文發展水平也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并不是同義語，兩者之間不具有完全的對等或比例關系。處于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社會發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別，兩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見。有趣的是，社會發展指標在發達國家往往比較接近，而在發展中國家則存在更大差別，包括那些處于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

這個觀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決定一國人口生存狀況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會發展指標就越有可能落在經濟發展指標的后面，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較平等，同時伴隨可行的社會福利措施，它們的社會發展指標往往顯著優于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有的甚至超過比自己遠為富裕的國家。在亞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國和斯里蘭卡，它們盡管都屬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國家，但在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使它們躋身于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個得到廣泛關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討論前計劃經濟國家在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社會發展變動趨勢，探討這些變動與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轉軌之間的關系。應該承認，判斷社會發展不如判斷經濟增長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標準比較復雜。本文第一部分討論人口發展，第二部分討論社會發展，第三部分討論體制轉軌、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最后是簡要的結論。

人口發展指標的變動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先后走上市場化道路。這個轉軌過程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動下，對社會經濟體制進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深刻變化。由于各國初始條件、改革戰略、具體政策以及國際環境等方面的不同特點，體制轉軌的后果差異很大。

首先，各國的經濟表現大相徑庭，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從經濟增長速度看，中國和越南無疑屬于最成功的，改革以來維持了較高的年平均增長率，相反，中亞和中東歐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經歷了生產驟然下滑的劇烈痛苦。十幾年過去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國家獲得了連續幾年的增長勢頭，另一些國家仍處于低迷狀態，但大部分國家都未恢復到轉軌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尤其在前蘇聯地區。

其次，各國人口發展平均指標發生了不同方向的變動。這些指標通常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擁有的物質財富，通常表現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費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擁有量以及人均個人儲蓄等。(2)能力指標，表明人口的社會平均行為能力，其中首先是預期壽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這些指標對人類生命至關重要，因為人必須首先活著才能有所行動，而在活著的人當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現代社會，人類潛能的充分發揮越來越依靠通過教育獲得知識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強弱的重要標準。(3)人口變動指標，例如生育率、結婚、離異等，這些雖然是個人行為，但總體變動趨勢往往與社會大環境有關，折射人口對未來的預期，這在社會處于相對動蕩時期尤其明顯。

從這幾方面來看，各國的變動大體與本國經濟發展趨勢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標隨經濟業績起伏。以亞洲轉軌國家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啟主筆，朱玲、羅德明副主筆：《經濟轉軌與社會發展》，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例如中國和越南，隨著人均收入增加，與經濟資源總量有關的所有指標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熱量攝入以及人均消費品、居住面積、公共消費品等。物質條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預期壽命，降低嬰兒死亡率，提高入學率。應該承認，這些方面的變化不完全取決于經濟總量的變動，無論在中國還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標的改善跟不上經濟增長步伐，甚至出現種種問題，但就總體而言，還是向前發展的。

中國和越南的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大量人口脫貧具有世界意義。過去一二十年間，包括不少轉軌經濟在內，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貧困人口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東亞一些國家尤其是中國貧困人口的大幅度減少，整個世界的反貧困成績無疑更加遜色。（注：UNDP,200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經濟下降的亞洲轉軌國家，福利狀況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現倒退，這種情況在東中歐國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數據和和跟蹤研究結果顯示，（注：UNICEF,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1,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3;UNICEF,Crisis  in  Mortality,Health  and  Nutrition.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2,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4;UNICEF,Poverty,Children  and  Policy:Respa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3,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5;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ed  to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8;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ndon:Palgrave,2002.）轉軌開始的最初幾年，中亞和東中歐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人口福利狀況急劇惡化。經濟下滑越劇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負面影響就越嚴重，一個明顯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貧困，使各國在一定時期內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所謂“過渡性貧困”問題。物質條件的惡化還導致教育、醫療等領域資源萎縮，影響人口社會能力的提高。由于經濟下降持續時間較短，或者由于政府采取了某些補救措施減輕沖擊，一些國家避免了更壞的后果，但另一些國家就不那么幸運了。在俄羅斯，人口預期壽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人口數量減少不亞于一場戰爭。（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and  Renato  Paniccia  eds.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盡管各國情況不同，但總的說來，這些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遭受的嚴重挫折，或者說市場轉軌的代價之高，超過了大多數人的預料。

轉軌國家人口福利的變化改變了它們在世界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1990年以來，中國在人類發展中的排名繼續上升。在中亞和東中歐，經濟轉軌帶來的損失使大部分國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羅斯和烏克蘭1990年以來下降了20個名次，摩爾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了30多個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蘭的排名有所上升。（注：2002年7月24日在馬尼拉關于《人類發展報告2002》的新聞，見"Norway,still  First,US  Sixth  in  Human  Development",Press  Kit,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2/en/。）

總的說來，上述人口福利指標的變動與經濟發展狀況直接相關。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假定人口數量一定，經濟增長擴大了財富總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資源，從而為人類發展創造了更充分的物質條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整體指標并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發展的全部真實面貌，有時甚至掩蓋了社會現實，因為現實中生活著的是具有性別、年齡等特點和各種社會屬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經濟增長能否最大限度地為全社會分享，能否轉化為相應的人類社會發展，最終都會在社會成員的相互關系上表現出來，這些關系本身同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

社會發展狀況

社會發展包括以下內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說人類生態狀況，由社會保護、公共安全、個人安全、自然生態環境等內容構成。人類渴望生活在安寧、健康、有尊嚴的環境中，希望不受動亂、暴力、犯罪、污染、腐敗等侵犯和威脅，因此，保證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權利無疑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2)社會分化狀況，它反映經濟增長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人口越廣泛，社會成員分享的份額越平等，社會進步的成就越顯著。毋庸置疑，轉軌國家一直存在各種社會差異，不但在階級、階層的意義上存在，同時具有性別、地域、民族、年齡等方面的特征。在轉軌過程中，社會差異的變動反映了社會成員分享經濟增長成果模式的轉變。

在這些方面，轉軌國家發生的變化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這些變化似乎與經濟增長或下降沒有直接關系。這首先是各國收入不平等顯著擴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敗問題突出。目前，轉軌國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完全改變了這些國家原先的社會面貌。計劃經濟時代，與同等發展程度的市場經濟相比，轉軌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收入分配相對平等，各國基尼系數最高不超過0.28。但在轉軌開始后的一二十年內，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國，雖然城鄉之間存在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鄉內部收入差別很小，基尼系數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僅為0.26，以至中國的分配模式被稱做“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一度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而不平等未見擴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勢頭趨于強化，到21世紀初，基尼系數達到0.417的高度，超過了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也超過了0.4的所謂國際警戒線，使中國由一個以平均主義分配為特征的國家躍居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國家之列。現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鄉差距更為嚴重、地區差別擴大，也由于城鄉內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顯著擴大。（注：參見趙人偉、李實、卡爾·李思勤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頁；李實、張平、魏眾、仲濟垠等著：《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實證分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頁；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轉軌國家，盡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無一例外地擴大了。前蘇聯地區各國在短短10年時間里，基尼系數急劇上升了10～20個百分點。（注：見本期科尼亞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這些國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窮人群體，后者雖然遠不及前者那樣引人注目，但他們無疑是更為龐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國家都不能根除的社會惡疾，轉軌國家即使在計劃體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轉軌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販賣人口、吸毒販毒、以及黑社會性質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從未達到如此泛濫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國不同，有的國家相對平穩，不少國家出現上升趨勢，還有的國家形勢相當嚴峻。例如，俄羅斯的犯罪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約為10‰，轉軌開始后，從1990年到1993～1994年間直線上升到19‰，此后盡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還是達到了超過21‰的高度。（注：見《蘇聯國民經濟》和《俄羅斯統計年鑒》有關各期。）如果說俄羅斯的犯罪增加與經濟衰退有一定關系的話，那么，在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犯罪也成為人們最為關切的問題之一，改革以來，城區住宅防盜門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們對遭受犯罪侵擾的普遍擔憂，是安全感下降的一個明顯信號。

腐敗的滋長是轉軌國家面臨的另一個共同問題。1995年以來，在有關腐敗的一個國際比較研究中，絕大多數轉軌國家被歸入高度腐敗類型，而在最腐敗的10國中，轉軌國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別有3個和4個，俄羅斯、中國、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見透明國際1995年以來各年度腐敗指數表，transparency.org/index.html。）當然，這種排名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納入國家的數量、衡量標準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現狀，但在轉軌過程中，權錢交易、少數人合伙瓜分資源的猖獗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不能不導致大面積腐敗。在中國，嚴重腐敗甚至變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在公眾中引起強烈不滿。（注：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各年度版。）腐敗是對公平的經濟活動、公正的政治運作以及社會安全的嘲諷。難以遏止的腐敗為擴大貧富差距推波助瀾，削弱公眾對政府權威的信賴，沖擊社會的基本價值和道德基礎。

轉軌過程還無一例外地帶來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的建立結束了轉軌國家完全就業的歷史，失業成為經濟過程中的常規現象。正像在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一樣，經濟增長能夠減輕失業的壓力，但無法消除失業，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相當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勞動力，但城市失業率卻不降反升，越來越成為導致城市貧困的重要原因。

第3篇

1.1數據收集與指標選取

基于結構方程分析法，借鑒研究成果，結合我國統計年鑒相關統計指標，在指標選取時，遵循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則，本研究采用2000—2011年《青島市統計年鑒》數據，運用SPSS17．0軟件包對數據進行分析，采用Cranach’salpha系數對全部數據做信度檢測。結果顯示，總體Cranach’salpha為0．831，表明所采用數據具有很好的信度，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1.2結構方程模型構建及求解

為探究經濟發展內在結構和社會發展內在結構之間的關系，在綜合相關決策影響理論及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根據所選指標體系，進行如下假設。

假設H1：經濟結構對社會結構存在負向影響；假設H2：經濟發展對生活質量存在正向影響；假設H3：經濟收益對生活質量存在正向影響；假設H4：收入分配對生活質量存在正向影響；假設H5：收入分配對社會秩序存在正向影響；假設H6：社會結構對人口素質存在正向影響；假設H7：社會結構對社會秩序存在正向影響：假設H8：人口素質對社會秩序存在正向影響；假設H9：生活質量對人口素質存在正向影響；假設H10：生活質量對社會秩序存在正向影響。運用AMOS7．0軟件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方法對以上模型進行運算，模型參數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潛變量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以及模型不顯著性概率值P，說明本模型各潛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及觀測變量與對應的潛變量的路徑系數在95％的置信區間顯著，指標選取合理，各指標對模型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模型假設成立。絕對適配度指數中，統計值為4．18，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參考值5．0；近似誤差均方差（RMSEA）為0．076，符合參考標準；GFI的指標為0．814，略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參考值0．9。增值適配度指數中，NFI的統計值0．901，高于理想模型的參考值0．9；IFI的統計值為0．815，高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參考值0．8；CFI的統計值為0．71，略小于參考值0．8；簡約擬合指數PNFI和PCFI符合大于0．5的參考標準，整體來看，模型擬合程度較好，因此認為經濟發展因素對社會發展因素影響顯著。

2結論

產業結構是經濟增長的主要變量，目前第二產業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第三產業的作用亦是越來越強。因此，在日后發展中，青島市應有效推進工業化，支持海爾等龍頭企業產品創新。經濟收入直接影響人民生活質量，衡量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可用其“生活質量”的狀況來表示。收入水平過低，會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