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知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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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圖分類號:F06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851(2009)11-0184-02
知識產權在國際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知識產權領域中的反壟斷問題也日益凸現。由于涉外知識產權糾紛對國家、對企業的影響日益深刻,學術界有必要通過透視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濫用及反壟斷法的約束,對我國知識產權領域反壟斷立法的重點、原則、措施作出探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經濟法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法律基石”,經濟法是競爭政策的核心,是確立競爭秩序的前提。
知識產權的濫用應受到經濟法等公法的規范和限制。我國經濟法應采取的對策主要是,盡快制定反壟斷法、反傾銷法,制定和完善有關服務業的法律制度,完善外商投資管理法、外貿管理法等。需要注意的是,要發揮經濟法對知識產權濫用的規制,還要使民商法和經濟法之間相互協調,體現在立法目標、法律原則、調整手段、作用與體系等的協調。在知識產權法方面的協調,首先保持知識產權法立法的協調,即各種知識產權法律之間的縱向關系的協調。其次,要保持知識產權法立法與實施之間的協調。再次,要保持知識產權法與經濟法之間的協調。
知識經濟的迅速發展,知識產權在整個財產權中的地位由附屬向主導轉化。為維護自由競爭,保護本國經濟利益,一方面限制知識產權濫用需要經濟法的調整,一方面要重視知識產權戰略,創造保護知識創新的體制和環境,重視知識產權制度的利益動力機制,并通過經濟立法進行法律制度支持。
一、經濟法調整知識產權社會關系是維護競爭
和保護國家利益、企業利益的需要
首先,知識產權濫用適用經濟法是維護自由競爭的需要。知識產權適用反壟斷法是因為知識產權的濫用會妨礙和限制競爭。由于“個體知識產權的行使,不僅與有效競爭的理念存在沖突,而且也極易與民法的公平、誠信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發生背離,與知識產權自身維持社會整體效益的目標之間也有抵觸”,知識產權一旦被濫用,就會妨礙公平競爭,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限制知識產權濫用有利于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有利于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有利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協調知識產權所有人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有利于國際技術貿易的發展和減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沖突。限制知識產權濫用不僅有法理依據,還有立法依據。對于許多類型的知識產權,民法、知識產權法的保護都存在著局限性,而通過經濟法卻具有合理性。為了遏制外國企業對知識產權的濫用,在知識產權領域保護我國國家、企業的利益,我國的反壟斷法的制定已經迫在眉睫。要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從世界范圍來看,對知識產權濫用行為一般是納入反壟斷法中。我國在將要制定的反壟斷法中應該把知識產權濫用納入反壟斷法的范圍,吸收美國、歐盟在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之間協調的經驗,從而達到知識產權權利主體的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相對平衡。
其次,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立法是保護我國國家利益、企業利益的需要。外國在我國濫用知識產權主要表現在:一是外國企業在我國高薪技術領域“布陣設雷”,申請大量相關專利,以期對我國形成技術壁壘。二是通過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方式,強化新的貿易壁壘,以期降低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三是外國企業憑借其技術壟斷地位,對消費者實施價格歧視,收取高額的專利許可費,并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實施不正當競爭。對此,一部分人主張知識產權的“利益平衡”論,認為知識產權的實質就是“利益”,知識產權問題的解決之道是“均衡”;“利益均衡”是解決所有知識產權的根本途徑。但也有學者認為所謂的“利益平衡”論屬于惡意侵權人的強詞奪理,相反,我國應把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繼續完善知識產權制度當成矛盾的主要方面。2004年“兩高”關于加大打擊知識產權侵權力度的司法解釋的出臺,說明不完全到位的保護與尚有缺失的權利限制問題都有待解決。
二、我國知識產權法、經濟法要重視知識產權戰略
對知識產權反壟斷來說,它終究是由國家的“主觀”意志決定的,在多大范圍和多大程度上進行知識產權的反壟斷都涉及國家對變革世界的認識和對國家利益的把握。由于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思性認識,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利弊得失已經昭然若揭。由于反壟斷法是一種國內法性質的重要的經濟法,它是貫徹國家經濟政策的工具,同時它肩負了一些非經濟的政治使命,因此各國的反壟斷法在具體目標上都會有所不同,這決定了各國反壟斷法的特殊之處。在保護我國產業和企業的利益方面,借鑒外國經驗,采取內外有別的知識產權立法,使我國在高新技術領域取得主動權。面對外國知識產權戰略、知識產權訴訟陷阱,要采取法律、行政、政策等多種手段積極應對。我國當然可以利用反壟斷法立法來維護我國國家、企業的利益。對知識產權大國、外國企業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我國要利用立法,利用民法基本原則、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條例或暫行規定,盡快制定我國反壟斷法,在不違背知識產權公約的情況下進行有力回擊,從而改變我國企業在知識產權問題上被動的局面,從制度層面上為發展我國自己的知識產權戰略提供保證。反壟斷法具有經濟政策性,是競爭政策法,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執法將隨著意識形態、科技和經濟、政治環境而變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在知識產權上,國際技術引進協定中關于外國企業利用專利權的限制競爭行為、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會涉及知識產權領域的反壟斷法問題。如在版權保護上,有學者認為我國在滿足有關國際公約的最低要求的前提下,不能使著作權人的權利擴張,無須跟隨這種版權擴張的潮流。
三、我國要創造保護知識創新的體制和環境
重視知識產權制度的利益動力機制
我們要認識到,最終解決擺脫知識產權被動局面的出路,不僅僅在于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司法體系,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我國信息、技術創新能力。正如有學者所言,“在發展中國家經常聽到為了發展而應當采用專利制度,這種看法表面上有利于技術轉移,實際確是本末倒置的。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還未達到一定水平,專利制度并不能發揮作用。”對于我國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國在鼓勵知識創新、技術和信息創新上還存在著問題,這才是真正危害我國科技創新的根本。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確立知識資產的所有權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優化資源配置。因此,我們要創造一種保護知識創新的體制和環境,重視知識產權制度的利益激勵機制。在我國社會發展進程中,長期缺乏私有產權保護的理念和制度對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激勵作用,“建立了產權制度的西方世界的興起恰好映襯和伴隨著東方世界的衰落,即近代中國等東方國家的衰落緣于私有產權法律觀念和機制的缺失。……在這種權利嚴重缺失的社會結構下的人們無法實現發明創造的利益回報,發明創造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無疑受到極大的遏制。”正如美國著名法學家理查德?A?波斯納所指出:“如果他不能收獲,他就不會播種。而且,在一個沒有專利的世界里,發明活動也嚴重地偏向于可能被保密的發明,正像完全無財產權會使生產偏向預先投資最小化的產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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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喬生,陶緒翔.我國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法律思考[J].現代法學,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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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懋.知識產權法哲學初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第2篇
關鍵詞:知識經濟;政府創新;政府治理;經濟法實現機制
時下,政府創新無疑是一個全球性的關涉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問題,該問題在早發的現代化國家主要是圍繞克服現代政府官僚體制中的現代性問題而展開的,在后發的民族國家(如我國)則主要是圍繞增進政府治理中的現代性因素而提出的。在政府創新過程中,知識經濟極大地改變了現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并現實地影響到現代社會中政府治理的秩序。中國經濟法作為我國政府治理的有效方式,也必然會對知識經濟影響下我國的政府創新做出回應,進而使政府創新的目標得以實現。在本文中,筆者即擬對知識經濟影響下我國政府創新的經濟法實現機制作一初步探討。
一、知識經濟時代政府創新的緣起
1、知識經濟時代的政府治理問題
自1950年代開始,信息技術革命引起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飛躍,隨之而來的是知識、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的增強。1990年代,世界經濟向著知識經濟轉移,發達國家引領世界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此處所謂的知識經濟,根據世界銀行的介紹,其含義是指“企業、組織、個人及共同體等,為了更多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而更有效地創造、獲取、使用知識(符號化了的和默認的)的經濟。而且,在各種經濟活動上有效地應用技術知識、政策知識及社會知識的經濟”。從這一定義中不難看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的價值在于“為了更多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因此,能否支持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并推進人類未盡的現代性事業應當是評判知識價值的重要標準,同時,這也是評判政府能否利用知識真正實現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標準。從這一定義還可看出,在知識化社會中,“技術的人道化”將“把道德問題逐漸引入人類與人化環境之間的,現在還主要是‘工具性的’關系之中”,從而實現人類與人化環境之間的協調。并且,知識還將增進“溫和、柔韌、具有人情味”等知識化社會中的“重要的品質”。“在這種社會中,溫和的人、溫和的企業、溫和的政府、溫和的社會、溫和的經濟政策等,顯得格外重要”。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知識經濟的含義中所反映出的知識價值的內涵和政府角色與職能的定位實際上體現了當下人們對政府治理的現代性問題的反思。這一政府治理的現代性問題,就是在專家系統的管理下,因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運作而引起的治理問題。具體而言,在現代社會中,為防范陌生人社會的交往風險和確保分工協作中的利益需求,人們必須給予對專家和專業知識的信任,進而獲得專家系統的保護、支持或服務。由此,即突顯了非專業人士對專家體系的依賴性以及專家系統依靠官僚體制來治理社會的現代性制度特征。事實上,由專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政府組織模式所具有的專業化、職業化、等級化、集權化、法制化等特征是與工業化生產相適應的,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官僚制更是體現效率與進步的標志。然而,也就是這一專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模式的運作引發了政府治理的現代性問題。進言之,隨著社會的變遷,官僚制模式也暴露出如下問題:官僚組織在以工具理性為社會提供服務和進行管制時,使人成為了程式化組織的附屬物,限制了人的人格、情感和心智,最終造成了人的異化;官僚制強調組織效率、強調科層控制和集權化,這就容易犧牲公民對政府工作的參與,并使得正義、自由、平等這樣的價值難以實現;官僚制具有單項式權威的特征,這種權威等級既限制了低層和中層職員的智慧和自我實現的機會,又阻礙了上級及時了解政策的執行情況;在官僚組織中,被賦予特定管理職權的專家品行并非絕對可靠,由此即可能導致權力尋租的問題。綜上可見,政府在壟斷強有力的知識之后,其權力不斷擴張,政府官僚組織已儼然成為一個規訓機構,它以自身所掌握的信息來控制人們的生活。故此,面對官僚制政府壟斷知識、管制社會所造成的現代性問題,民眾要求改革官僚體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對官僚制的改革主要是通過政府創新的辦法來實現的。
2、政府創新:求解政府治理問題之道
作為求解政府治理問題的現實路徑,政府創新是指公共權力機關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進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創造性改革,這種創造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公共部門自身的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務質量、增進公共利益。通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政府創新,政府的角色與職能可以得到重新塑造,從而使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弊端得以克服。換言之,通過政府創新,既能夠使法治政府、服務政府、透明政府、責任政府、專業政府和效能政府等理想的政府治理模式或政府角色得以實現,也能夠使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政府職能得以落實。
在考察政府創新問題時,我們除了可以看到存在著克服官僚制政府治理的問題這一動因之外,還應當看到存在著因應知識經濟發展需要這一重要動因。這即是說,在知識經濟時代,政府創新也是為滿足知識經濟的發展和電子政務的實施而采取的一項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措施。在實踐中,發達國家一般通過確立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采用新的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行為來塑造高效、開放、透明的政府形象,加速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以適應電子政務建設的需要。
與此同時,知識經濟也為政府創新提供了重要的條件。這具體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著政府權力行使的范圍和方式,促使政府進行角色和職能的創新。在知識化社會中,電視、網絡等信息媒介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性增強,信息來源多樣化和信息傳遞即時化對政府封鎖信息和暗箱決策構成了沖擊,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增強了公民參與政治活動和就國家行為做出反應的能力,這些因素均促成了政府向透明政府、責任政府和參與式政府等角色轉變。(2)科學技術的發展影響著公民權利的行使范圍和方式,這也推動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創新。在知識化時代,通訊技術的發展改變了“自由主張及自由發表意見權利”的實現方式,同時增強了公民行使知情權的意識,這些深受數字化影響的公民權的發展促使政府作出角色和職能上的轉變。(3)在網絡經濟時代,政府并不一定比企業、社會中間層組織擁有更多的信息,這就使得政府在行使經濟社會管理職權時需要與其進行協商,而企業和社會中間層組織為維護自身利益、約束政府權力,也有必要與政府合作,共同對經濟社會進行治理。由此,也會促使政府作出角色和職能上的轉變。(4)在當代社會,政府創新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實現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知識經濟正好為這一轉變提供了技術條件。這即是說,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時,信息技術特別是電子政務能幫助民眾了解和選擇服務項目、增強顧客對政府服務的參與性、確保政府提供陽光服務、保證民眾對政府服務質量進行測評,由此,可降低政府與客戶的交易成本、提升政府服務的品質。由是觀之,在當今時代,政府創新應當借助知識經濟的條件來克服政府運作中官僚制模式存在的現代性問題,促進政府效能的提高。就此而言,這一重要的發達國家政府創新的經驗對我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政府創新仍然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二、轉型期我國政府治理及其經濟法實現機制的現狀
1、轉型期我國的政府治理及其知識化際遇
當代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進入一個新的社會轉型時期。其間,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著全面的結構性轉換,如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封閉的單一性社會向開放的多樣性社會轉型,從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型等等,本文所探討的政府治理模式的變革無疑也是這一社會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說來,轉型期我國的政府治理模式變革始自1980年代初期,及至今日,我國已多次對政府治理模式進行變革和調整,從而適應了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需要。
在此,若從總體上加以考察,即可看到轉型期我國的政府治理變革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發展趨勢,這就是政府治理的理念實現了“從重效率到重公平”的變革,政府治理的戰略實現了“從重經濟發展到重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變革,政府治理的結構實現了“從豎直化到扁平化”的變革,政府治理的體制實現了“從單中心到多中心”的變革,政府治理的風格實現了“從行政管制型到公共服務型”的變革,政府治理的人員管理實現了“從傳統人事管理到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變革,政府治理的技術實現了“從人工型到電子型”的變革,等等。然而,從我國現行的政府治理模式來看,其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要求之間還有一定的差距,這主要表現為現實中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機構和治理手段的不盡合理,如在治理理念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還存在著重經濟發展、輕社會發展的誤區;在治理機構方面,某些地方政府的治理機構仍然臃腫、運轉低效;在治理手段方面。還存在著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應不足、某些地方政府不必要或者過多干預微觀經濟運行、權力尋租、政務不公開等情況。由此,即造成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包括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滯后,投資盲目擴張、重復建設嚴重、亂占耕地、破壞礦產資源現象屢禁不止,土地征用、房屋拆遷、企業改制、環境污染、安全生產等方面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第3篇
關鍵詞：知識經濟；政府創新；政府治理；經濟法實現機制
時下，政府創新無疑是一個全球性的關涉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問題，該問題在早發的現代化國家主要是圍繞克服現代政府官僚體制中的現代性問題而展開的，在后發的民族國家(如我國)則主要是圍繞增進政府治理中的現代性因素而提出的。在政府創新過程中，知識經濟極大地改變了現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并現實地影響到現代社會中政府治理的秩序。中國經濟法作為我國政府治理的有效方式，也必然會對知識經濟影響下我國的政府創新做出回應，進而使政府創新的目標得以實現。在本文中，筆者即擬對知識經濟影響下我國政府創新的經濟法實現機制作一初步探討。
一、知識經濟時代政府創新的緣起
1、知識經濟時代的政府治理問題
自1950年代開始，信息技術革命引起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飛躍，隨之而來的是知識、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的增強。1990年代，世界經濟向著知識經濟轉移，發達國家引領世界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此處所謂的知識經濟，根據世界銀行的介紹，其含義是指“企業、組織、個人及共同體等，為了更多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而更有效地創造、獲取、使用知識(符號化了的和默認的)的經濟。而且，在各種經濟活動上有效地應用技術知識、政策知識及社會知識的經濟”。從這一定義中不難看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的價值在于“為了更多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因此，能否支持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并推進人類未盡的現代性事業應當是評判知識價值的重要標準，同時，這也是評判政府能否利用知識真正實現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標準。從這一定義還可看出，在知識化社會中，“技術的人道化”將“把道德問題逐漸引入人類與人化環境之間的，現在還主要是‘工具性的’關系之中”，從而實現人類與人化環境之間的協調。并且，知識還將增進“溫和、柔韌、具有人情味”等知識化社會中的“重要的品質”。“在這種社會中，溫和的人、溫和的企業、溫和的政府、溫和的社會、溫和的經濟政策等，顯得格外重要”。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知識經濟的含義中所反映出的知識價值的內涵和政府角色與職能的定位實際上體現了當下人們對政府治理的現代性問題的反思。這一政府治理的現代性問題，就是在專家系統的管理下，因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運作而引起的治理問題。具體而言，在現代社會中，為防范陌生人社會的交往風險和確保分工協作中的利益需求，人們必須給予對專家和專業知識的信任，進而獲得專家系統的保護、支持或服務。由此，即突顯了非專業人士對專家體系的依賴性以及專家系統依靠官僚體制來治理社會的現代性制度特征。事實上，由專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政府組織模式所具有的專業化、職業化、等級化、集權化、法制化等特征是與工業化生產相適應的，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官僚制更是體現效率與進步的標志。然而，也就是這一專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模式的運作引發了政府治理的現代性問題。進言之，隨著社會的變遷，官僚制模式也暴露出如下問題：官僚組織在以工具理性為社會提供服務和進行管制時，使人成為了程式化組織的附屬物，限制了人的人格、情感和心智，最終造成了人的異化；官僚制強調組織效率、強調科層控制和集權化，這就容易犧牲公民對政府工作的參與，并使得正義、自由、平等這樣的價值難以實現；官僚制具有單項式權威的特征，這種權威等級既限制了低層和中層職員的智慧和自我實現的機會，又阻礙了上級及時了解政策的執行情況；在官僚組織中，被賦予特定管理職權的專家品行并非絕對可靠，由此即可能導致權力尋租的問題。綜上可見，政府在壟斷強有力的知識之后，其權力不斷擴張，政府官僚組織已儼然成為一個規訓機構，它以自身所掌握的信息來控制人們的生活。故此，面對官僚制政府壟斷知識、管制社會所造成的現代性問題，民眾要求改革官僚體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對官僚制的改革主要是通過政府創新的辦法來實現的。
2、政府創新：求解政府治理問題之道
作為求解政府治理問題的現實路徑，政府創新是指公共權力機關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進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創造性改革，這種創造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公共部門自身的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務質量、增進公共利益。通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政府創新，政府的角色與職能可以得到重新塑造，從而使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弊端得以克服。換言之，通過政府創新，既能夠使法治政府、服務政府、透明政府、責任政府、專業政府和效能政府等理想的政府治理模式或政府角色得以實現，也能夠使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政府職能得以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