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對傳播學的認識理解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 傳播學 教學改革 案例教學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1 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

為了了解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對我校新聞學專業的三十位同學進行了訪談，學生普遍反映“傳播學很難、聽不懂、沒有用”，在對傳播學課程的建議上，學生們大多希望“增加互動、多舉新事例、多利用新媒體、渴望參與實踐”。根據訪談，總結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如下：

1.1 傳播學課程偏理論化，知識抽象，學生難以理解

傳播學是一門邊緣學科，與新聞學、社會學、信息論、人類學等學科都有聯系，正因為如此，傳播學的知識面較寬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時，“傳播學教學基本是介紹歐美傳播學研究的成果，但經典的傳播現象和實驗則無法還原給學生”，①這也造成了傳播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的脫節。另外，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相對薄弱，對抽象知識的理解有一定難度，如果僅是介紹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反而會造成“傳播學無用論”的現象。實際上，開設傳播學課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利用相關理論分析問題的能力，傳播學中的人際傳播、傳播技巧等理論對學生有著極強且直接的現實指導意義。因此，如果不解決傳播學課程偏理論化的問題，學生聽不懂，不僅無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喪失了開設傳播學課程的意義。

1.2 “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學生渴望互動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傳播學課程主要采取講授式教學，課堂上，以老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地吸收知識。由于傳播學課程主要講授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和成果，學生要在課堂上接觸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論、意義等，在較短的時間內，學生要接受并且區分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論，很難將理論知識跟現實操作聯系到一起，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模式造成學生對傳播學的反感，認為傳播學枯燥無用，甚至很多學生在一學期的課程結束后，不知道傳播學學了什么。實際上，在訪談中，受訪的學生普遍表現出自己對這門新興學科的興趣，但是由于課程枯燥無趣而望而生畏。傳統的“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學生渴望互動的矛盾已經阻礙了學科的發展和社會對傳播學人才的要求，多被學界所詬病。在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激發學生興趣，重視學生的參與性，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2 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

2.1 傳播學課程體系及其特點

以國家級重點教材、21世紀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從第一章講到第十五章，學生普遍反映知識繁多、無頭緒。結合新聞學專業的特點，并對教材進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進行整合，利用拉斯韋爾的“五W”模式簡單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諸多章節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效果研究。這樣，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內容整合為三大部分，經過整合后，全書的邏輯框架變得簡單，學生易于理解。見表1。

2.2 案例教學

案例教學，是一種開放式、互動式的教學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學院。案例教學的方法就是教師以教學案例為基礎，在課堂中幫助學習者達到特定學習目的的一整套教學方法及技巧。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復雜問題的解決方法既不能在教科書中找到，也不可能獲得人人都贊同的“正確答案”。案例方法為學習者設想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即通常在時間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條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維技巧和能力來提出有說服力的論點。傳播學課程理論性強、知識抽象，采用案例教學法，用具體、形象的案例來闡釋抽象的理論，能夠增加教學的趣味性，可以解決傳播學課程理論性強的問題，這種教學方式，能將抽象的理論知識轉化成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同時，案例教學法的開放性與互動性，強調學生的主導性，鼓勵學生充分思考，重視學生參與，滿足了學生渴望互動的需要，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潛在能力，從而有助于培養應用型人才。

2.3 以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不斷推動課程改革

傳播學雖然是一門基礎理論課程，但同時也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因此，教師的授課不能脫離社會現實空講理論，要保持傳播學的應用性的特點。傳播學的教學要保持與實踐的同步發展，關注當下的信息傳播現象。同時，教師應當注意運用教育理念來指導教學。

首先，探索建構式教學模式。建構性學習模式強調為了理解而學習，通過問題式學習和協作式學習來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識，讓學生自主構建知識體系與意義結構。這種理論認為，認識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刺激加接受的過程，而是認識者主動地建構自己的知識經驗的過程。知識的接受不是一個被動的過程，相反地，學習的主體要主動地建構信息的意義。于是，學習成了一個主動的過程。在這種理論下，新的教學模式從“教師中心”轉變到“學生中心”，傳統的課堂變成開放的課堂，教師的角色更像是一個組織者、引導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導者。學生們根據教師布置的任務或者議題，分成小組，每組4～6人，主動收集資料，課下小組內部思考討論，然后將小組討論的成果在課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當韓國舞曲《江南Style》風靡全球時，可以借此為議題，用建構式教學模式，引導學生用傳播學原理對《江南Style》的走紅進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視案例研究。為了保持傳播學應用性的特點，教師應當重視案例研究，建立傳播學教學的案例庫。選擇案例時，注意案例的典型性與時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彈論”的經典案例：1938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根據科幻小說改編的廣播劇《火星人入侵地球》，結果使成千上萬的聽眾誤以為真實的事件正在發生，造成極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發學生的興趣與參與性。教師有必要對每年的新聞傳播熱點話題進行梳理分析。

3 結語

雖然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具有偏理論性的特點，但傳播學卻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只有將理論抽象的知識轉化成學生的傳播實踐能力，傳播學課程的價值才真正得以體現。基于此，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顯得尤為迫切。為此，教師應熟悉教材，以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不斷推動課程改革，轉變傳統的教學模式，積極探索建構式教學模式，重視案例研究，鼓勵學生真正走進課堂，利用課程教學改革，解決目前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存在的問題，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第2篇

關鍵詞： 數學方法 傳播學 作用

人類的傳播活動與人類的歷史一樣古老，人類社會便是建立在人們利用符號進行互動的基礎上的。人類的傳播活動開展伊始，對傳播現象的關注和思考就從未停止過。傳播學的誕生與壯大是建立在社會發展和學術進步的基礎上的。宏觀上，現實社會及經濟形態中信息資源的地位越來越高，信息流動帶來的價值和效益越來越大；微觀上，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信息及信息的傳播媒介不可或缺，并愈發彰顯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人們日益關注和研究信息及信息的傳播的規律。另外，百余年來蓬勃發展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都為傳播學奠定了堅實的學科基礎，并為傳播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研究方法。數學為傳播學理論的發展、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香農的信息理論、易讀性測量等都是以數學方法為基礎，進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因此，數學的基礎作用可見一斑。

從科學的發展來看，數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它的發展和許多學科的發展都存在著相輔相成的作用，并且同許多實際問題和需要聯系在一起。一方面，數學在許多自然科學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如現代物理學、生命科學、工程力學，甚至天文學、地質學等學科，都離不開數學的支撐，特別是現代數學中的一些新的分支，如泛函分析、抽象代數、拓撲學、離散數學等，在這些學科中都得到廣泛應用。另一方面，數學在社會科學中作用也極為重要。如現代管理學、經濟學、教育學、政治學、語言學、軍事學、歷史學，甚至文學、藝術都在大量地使用數學作為研究工具，其模式演變也從過去的數量化、圖形化發展為現代的函數化、模型化，不斷地向精深方向演進［1］。隨著科技及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進一步發展，各個學科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研究越來越精確。而且，一般的，使用數學工具越精深，最后獲得的結果就會越好。

正如華羅庚所說：“宇宙之大，粒子之小，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變，生命之謎，日用之繁，無處不用數學。”［2］數學這門古老的學科，研究的是各種抽象的“數”和“形”的模式結構，運用的主要是邏輯、思辨和推演的思維方法。數學是一種來源于實踐，又指導于實踐的一種思維創造。這種理性思維的訓練，其作用是其它學科難以替代的。這種理性思維，對構建傳播學嚴謹、精確的理論，推動傳播學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從傳播學的信息論看數學對傳播學的影響

自人類有了歷史以來，傳播活動便如影隨形。但真正認識到傳播活動的本質，從學科的范疇研究傳播活動，從而認識傳播規律，進而產生傳播學這門相對獨立的學科還只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事情。傳播學建立之初，產生了許多的模式，如拉斯韋爾“五W”模式、奧斯古德的“語言共同體”理論、紐科姆的對稱模式等，當然，香農的信息理論也為傳播學的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克勞德?香農的信息工程傳播或技術傳播理論，以其純粹的數學方式理解和詮釋了信息發生、傳播中的一些基本方式和原理。其中以信息熵、噪音、冗余、反饋等概念為核心，通過數學公式描述了信息傳播中的一些基本規律，確定了許多主要概念和基本觀點，為傳播領域提供了基本的范式，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課題。今天，它仍然是傳播學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對于這個多學科根源的領域進行更縝密的理論整合［3］。

香農在密歇根大學獲得了兩個學士學位，其中一個是數學。在他的研究生生涯中，他的論文《轉播和轉換線路的符號分析》幾乎立刻對電話系統和其它電子線路的設計產生了影響。1940年，香農在麻省理工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1949年，香農和韋弗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傳播的數學理論》（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1949）。香農的個人研究生涯可以說是數學方法與傳播學相互交融促進的一個側面縮寫，傳播學與數學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香農的信息論最初在1948年發表于《貝爾系統技術雜志》，它幾乎立即對許多科學領域產生了影響。到目前為止，它仍然是傳播學的中心。它形成了人類傳播領域所采納的方向，確定了許多主要概念，有助于對這個具有各種多學科根源的領域進行更縝密的理論整合。香農的信息論得到過這樣的評價：“在香農之前，人們難以對世界按照它向生活于其中的人所展示的樣子進行描繪。”［4］“由于克勞德?香農的天才，我們認識到，許許多多問題都與編碼和傳送有關，而解譯信息能夠以一種系統的，可控制的方式來達到：他在1948年的經典性論文標志著一個數學新篇章的誕生。探索應該確定傳播領域中的未來工作的內在涵義。”［4］從這些評價，以及信息論后來對電子系統、信息傳播等方面的影響，可以看出數學與傳播的緊密聯系。數學方法為傳播學的理論建立構建了一個數學框架，在這個框架里，后繼者又繼續發展出更多的理論和技術來不斷完善傳播學的各個方面。（當然從香農的模式中可以看出，該框架并不包括信息的意義而僅僅指信息傳播的過程。［5］）克里彭多爾夫曾說：“從歷史的眼光來說，信息論是傳播研究發展的一個主要的刺激因素。它使得在此之前的模糊的信息概念變得在數學上可以操縱，將它從涉及認識和傳播術語的各種學科的有沖突的要求中解放出來，并賦予傳播和信息過程的研究以合法性。”［4］

除了信息論，香農和韋弗還提出了“熵”和“冗余”的概念。“熵”是一個系統的不確定性或無秩序的程度，公式是：H=∑-pi log pi［6］。

在這里之所以列出熵的公式，目的是想說明數學方法，無論是統計原理，還是演算公式，都在傳播學學科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數學方法使傳播學的一些理論更加縝密，使傳播的方法能夠成為通用的表達方式，而非僅僅停留在認識層面。對于傳播學的研究而言，熵和冗余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信息中的冗余和熵的概念被用來測量特定手中對特定內容的熟悉程度，以及讀物對特定受眾的難易水平，以便更好地評價讀物或創建讀物，這樣的調查研究在現階段的受眾分析中經常用到。其中一個發現是，靜態的復雜性對視覺注意力有反面的影響，而動態的復雜性與吸引注意力之間呈正比關系［5］。

由此可見，數學方法與傳播學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數學方法的使用更好地推動了傳播學的發展與前行。

2.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方法看數學對該學科的影響

羅吉爾?培根曾說：“數學不是規律的發現者，因為它不是歸納。數學也不是理論的締造者，因為它不是假說。但數學卻是規律和理論的裁判和主宰者，因為規律和假說都要向數學表明自己的主張，然后等待數學的裁判。如果沒有數學上的認可，則規律不能起作用，理論也不能解釋。”在傳播學中，一切假設理論的驗證和試驗都需要經過數學方法的檢驗。同時，傳播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論也需要數學方法的支持。

傳播學研究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科學性，是一種有理論指導，有控制手段的程序化的科學認識活動；二是操作性，非常注重實際問題的探討；三是綜合化和定量化。傳播的科學性需要有系統的理論框架做先導，例如“傳播的數學框架”，通過可靠的控制手段和嚴格的分析手段，最后能夠將該理論使用到更廣泛的層面上，即具有良好的復制功能。而在實際問題的探討中，傳播學的研究需要在描述、解釋、預測和控制中進行。在這之中，要盡可能采用多重設計和研究手段，對傳播活動和傳播現象采用數量化的研究設計和分析手段。

在傳播學的研究中，一般理論構建包括抽樣調查法、問卷調查法、內容分析法，等等。這些調查方法中所涵蓋的各項步驟，如抽樣方式、樣本總量的確定，以及對抽樣結果的統計計算分析等，都需要用到數學方法。而只有嚴謹有效科學的數學方法，才能夠對理論作出正確的結論和判斷，從而推動傳播學不斷向前，使傳播學本身的意義凸顯出來。

數學是傳播學發展的工具，它的計算方式、表達方式都為傳播學的建立和邁進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人類的傳播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融合了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地理學等多學科背景，用文字和圖示只能描述其表面現象，單憑直覺思維已經很難說清楚傳播要素之間的關系，以及傳播過程中的細節問題，也無法對某一客觀事物如書本、雜志、電視等的傳播能力作一個客觀的評價和推導。因此，需要數學方法的加入，建立一個有效的公式來進行傳播行為價值的判斷。就像如今眾所周之的收視率計算一樣，需要一個嚴密的，與之相匹配的數學工具，進行邏輯嚴密的推導計算，在此基礎上逐步地解決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3.以易讀性測量為例，看數學方法在傳播學中的運用

對大眾傳播的定義要求它盡可能地接觸最大數量的受眾，所以，它就必須盡可能地采用人們容易理解的書寫方式或表達形式。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字讓人容易理解或者難以理解？能否開發出一套方法，用來測量一段文字容易理解還是難以理解？試圖尋求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就需要運用數學方法，而最終形成的便是傳播學中的易讀性（readability）測量。只要有了一個公式，能夠提供關于寫作形式影響理解難易度的最重要的信息，我們就可以指出哪些因素真正是造成理解程度不同的特定因素，才能使作者在書寫時予以注意。通過數學方法得到的易讀性測量公式，對傳播學、對書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根據克萊爾所下的定義，易讀性公式這個概念的意思是：“估量一位讀者在閱讀和理解一段文字時能否成功的一種測量方法。”從這個概念可以看出，易讀性的測量是需要一個公式，而這個公式將具有普遍適用性，因此數學方法的公式將是最終的選擇。迄今為止仍屬較好的公式是弗雷奇奠定的。這里將兩個公式例舉如下：

易讀性公式：R.E.=206.835-.846wl-1.015sl［7］

此處，R.E.=易讀性的分數；wl=每100字的音節數；sl=每一個句子中的平均字數。最終得分越高說明讀物越容易閱讀。

人情味公式：H.I.=3.635pw+.314ps［7］。

此處H.I.=人情味分數；pw=每100字中的人稱詞數目；ps=每100句子的人稱詞數目。所得分數在0―100之間，得分越高的讀物或者文章說明越有人情味（即有趣味性）。［5］

從原本一大段的文字性理論描述，到簡易可操作的數學公式，可見數學方法在這些理論測量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將理論簡約化，完成理論從特殊性假設到普遍性適用的轉變。通過這些簡單易行的公式，我們能夠很容易得出我們研究想要得到的結論和成果，數學方法是研究的有力推手。

對易讀性研究的較新方法已經變得更加具有理論性，如補漏程序，弗賴伊于1988年提出的弗賴伊坐標圖，等等。但許多研究者認識到，像許多公式所做的那樣，將研究只集中于兩種容易測量的變量因素――字句難度和句子長度是不夠的，更新的努力是開發新的公式，新的數學公式將目前尚未考慮進去的讀者信息處理過程、認知變量、有助于理解的可見因素等鍵入到公式中，使公式更加嚴謹，數學方法的更新無疑將使易讀性測量的理論更上一個臺階，從而推動傳播學科的發展。可見，傳播學理論依托著數學方法展現著自身的價值和魅力，而數學方法或公式也在傳播理論不斷的更新之下變得更加嚴謹，更加科學。二者相互促進，相互作用，對傳播學與數學方法的共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總之，數學方法不僅僅是知識，更是一種科學，是源于實際，指導實際的一種思維創造。數學方法在社會學科中產生著無形的影響，猶如一只巨手將傳播學推向更高的發展境地。

參考文獻：

［1］陳兆莉.論數學教育的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J］.煤炭高等教育，2007，（03）.

［2］華羅庚.華羅庚科普著作選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337.

［3］梅瓊林.克勞德?香農的信息論方法及其對傳播學的貢獻［J］.九江學院學報，2007，（06）.

［4］［美］E?M.羅杰斯著.殷曉榮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363，389.

［5］［美］沃納?賽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鎮之譯.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第五版）［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54，55，132.

第3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傳播學；啟示；貢獻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0-0260-02

在我國，傳播學從思想政治教育那里汲取了新的經驗與動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關理論與實踐對我國傳播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人們以往更多地從傳播的角度去理解、認識和研究傳播活動。目前，從思想政治教育角度研究傳播學的文章寥寥無幾，筆者從一個新的角度探究傳播學的相關問題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對傳播學的啟示。

一、思想政治教育與傳播學

1.思想政治教育的含義與由來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會政治組織和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或一定階級所需要的思想政治品德的教育實踐活動[1]。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其目的在于幫助人們形成符合社會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主要幫助人們解決“做什么”、“怎樣做”的問題。

2.傳播學的含義

傳播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信息傳播現象和行為及其規律的人文社會科學[2]。傳播學是一門交叉性的邊緣學科，它的產生是借鑒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的結果，它于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產生。

西方有四位學者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傳播學的建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他們被稱為傳播學的四大奠基人，分別是拉斯維爾、霍夫蘭、盧因和拉扎斯菲爾德。1948年，哈羅德·拉斯維爾發表了著名論文《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正式拉起傳播學的研究大旗。他的“五W”模式勾勒出了傳播學研究的五個領域，即傳者研究、受眾研究、載體研究、內容研究及效果研究，對形成傳播學的理論體系的基本構架有重要意義，傳播學的集大成者是施拉姆。20世紀50年代后，傳播學開始傳入歐洲，在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前蘇聯等國生根發芽。此后傳播學又在日本、印度、我國臺灣、香港等亞洲等國家和地區等流傳[3]。中國內地于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引進傳播學，但是我國引進傳播學的時間較短,研究成果還不突出,對社會的影響尚不大。

二、思想政治教育與傳播學的辯證關系

思想政治教育與傳播學之間具有本質性的聯系，從概念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也屬于傳播的范疇。思想政治教育實際上就是一種特定的傳播，教育的過程就是一個傳播過程[4]，教育已經被看成是一種傳播活動。

從思想政治教育的視角看，傳播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受眾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體即受教育者，信息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媒介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對受教育者宣傳教育時所使用的溝通渠道方法和載體，效果是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后所作出態度、行為的變化的反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與傳播學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

三、思想政治教育對傳播學的貢獻

我們從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客體、內容、媒介以及主體對客體的反應這五個方面，對影響傳播學中傳者、受眾、內容、媒介、效果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與實踐進行分析，有利于發現傳播學研究中的不足與缺陷，從而為傳播學的研究帶來新的啟示。

1.從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看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廣義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組織機構。狹義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是指根據一定社會、階級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自覺地對教育對象的思想政治品德施加可控性影響的組織者和教育者。

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必須要以一定社會和階級的要求作用于教育對象，而不能以任何個人或小團體的愿望和要求影響教育對象；必須是有目的、有計劃和自覺的，而不是盲目的、隨意的；也必須是以培養教育對象的思想政治品德為其活動的指向的人。有關教育主體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灌輸理論，新時期的灌輸理論不僅要求灌輸者要堅持灌輸對象的層次性，而且要堅持灌輸內容的科學性與針對性。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要根據不同受教育者的實際情況合理設計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其二，教育主體要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著重把落腳點放在解決受教育者的思想認識問題和面臨的現實問題上。

對于傳播學中的傳播者，筆者認為以上提到的兩條有關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新時期灌輸理論對傳者具有深刻的啟示。

第一，作為傳者，在傳播過程中負責搜集、整理、選擇、處理、加工與傳播信息[5]。所以，要做好“把關人”的角色，傳播者個人因素如政治素養、知識架構、價值判斷等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傳播者要根據不同的受眾群搜集和選擇信息，對受眾實際需要的信息進行加工處理和傳播，在選擇的過程中要更加突出信息的政治性以及教育性意義。

第二，近些年來，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網絡傳播中把關人角色缺失，他們不能對信息進行充分的篩選、過濾，使得一些“垃圾信息”存在于網絡空間里，給受眾帶來了不良影響。因此，作為傳播者，要堅持以正確科學態度對待傳播，尤其是網絡傳播，在實踐的過程中，要更加注重自己的社會責任，把落腳點放在受眾關注的實際問題上，而不是自身或團體的利益上。

2.從思想政治教育客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