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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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結構調整[CD15]作者簡介：伍端翌(1986―)，男，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成都，610074 ）。研究方向：國際金融。
一、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的內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開始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不斷創下匯改 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來源除不斷受到美歐日等經濟體聯合施壓的政治因素外，更 主要在于內外 經濟因素的推動。第一，我國持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造成儲備資產過快增長，直接使外界產 生人 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第二，我國國內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間接引發了外部經濟的不均衡 。據 世界銀行統計，2006年世界平均消費率為62%，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8%，我國不到50%。 ［1］根 據宏觀經濟雙缺口模型：儲蓄缺口（S-I）＝外匯缺口（X-M），當國內儲蓄>投資，即S-I>0 時，過剩的產能和積壓的產品只能轉向海外市場加以消化，會加大貿易順差，形成升值壓力 。第三，我國長期奉行“出口至上”戰略，政府出于政績，企業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計地擴大 出口 與招商引資，形成外向型經濟粗放增長的巨大慣性。第四，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如 果一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由貿易品部門生產率增長所驅動，其結果要么是國內通貨膨脹，要 么是本幣名義匯率升值。［2］唐旭，錢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結果 均支持該效應在我國的顯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因次貸危 機等原因 持續動蕩，經濟增速放緩，巨額貿易赤字有增無減。為防止經濟陷入衰退，美國施行寬松 的 貨幣政策，利率下行加劇了美元貶值。美元資產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資本開始撤離美國，重 新尋找新的避風港。第六，我國于2001年加入WTO后，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加之國內勞 動力資源 豐富且成本低廉，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為國際制造業轉移和國際資本 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充分就業 、經濟增長，還要實現外部均衡，即國際收支平衡。為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在市場經濟條 件下，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還有匯率政策。20世紀50年代，英 國經濟學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沖突”，認為單獨使用一種政策工具要同時達到內外均 衡目 標，其結果必然是使決策者面臨兩難的處境。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打破這種看法，指出只 要恰當 地搭配使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就可以同時實現內外均衡。他提出并經弗萊明修正形成了 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為我們分析在不同的匯率制度和不同的資本流動條件下的政策 搭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經典M-F模型多用在對發達國家的分析上 ，至于對發展中國家是否適用，其創始者蒙代爾先生也認為要謹慎。但筆者認為，隨著我國 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和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的經濟環境將越來越符合模型的假 設條件，分析結果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簡稱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廣而來，它由三條曲線及其對 應的三個方程構成，分別是：
1.IS曲線:SP（Y）＋T＋M（Y）＝I（r)+X+G，表示經濟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 ， 反映商品市場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國國民收入，r代表本國利率；SP為私人部門儲蓄，M 表示進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數；I為投資， 是利率的減函數；稅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視為外生變量。
2.LM曲線：Ms=Md=L(r,Y)，Ms與Md分別代表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L是貨幣需求函 數，貨幣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數，投機需求是r的減函數。該曲線反映貨幣市場的均衡。
3.BP曲線：CA+K=X-M(Y)+K(r)=0,反映國際收支均衡。蒙代爾認為，外部均衡是經常項目、 資本與金融項目總差額的平衡。M-F模型作為一種理論研究視角，所探討的是在純粹固定匯率制度或完全浮動匯率制下的政 策組合，但現實中各國采用的匯率制度大多是介于這兩種極端模式之間。我國從匯改以來實 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事實上還是在努力維持匯率的穩定，匯率水平波動幅度有 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動區間擴大為0.5%）。為此，在分析問題時筆 者選用固定匯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國際 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性較低，彈性較小。可以認為BP線比LM線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據當前經濟運行情況，決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對這三條線進行移動，使之重新交于一點。該點對應充 分 就業下的國民收入，意味著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力市場、國際收支重新達到均衡狀態 。
三、基于M-F模型的現行政策搭配探討
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逐漸走出通貨緊縮陰影，開始了新一輪的高速增長。宏觀經濟也 呈現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現在：（1）GDP增長跨入9％區間且呈逐漸攀升之勢；（2）社會部 分行業投資過旺，消費增長緩慢使銀行存貸差逐年擴大。大量閑置資金滯留于金融機構內部 ，有效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國際收支順差通過影響本國儲備資產量，形成外匯占款 ，貨幣供給量快速增長。根據2008年6月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 8088億美元（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也就6萬多億美元），占央行總資產的70%。過剩的流動性 ， 集中在商品市場，引發通貨膨脹；集中在資產市場，會推高房地產、股市等資源類產品的價 格，最終催生泡沫損害實體經濟。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8%，比上年 提高5.3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動力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逐月攀升，分別上漲9 . 8%和6.9%；種子、仔豬、化肥、農藥和柴油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農產品生產價 格 同比上漲25.5%；此外，國際大宗商品繼續提價進一步加大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 1］高企的通貨膨脹和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積累已成為宏觀經濟面臨的兩大難題。
從M-F模型出發，筆者認為，為重新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適宜在維持匯率漸進、有序、 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緊縮的貨幣政策與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長期擔負 的經濟增長“發動機”功能向“穩定調節器”和“結構優化機”的功能適度轉變。
如果政策當局采用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如圖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稅收減少），IS 曲線右移到IS1，與LM曲線交于點A。屆時，國民收入（Y）增加使進口增加，經常項目惡化 ；而資本項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設我國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度低，資本項 目 的改善不足以補足經常項目的惡化，最終造成國際收支逆差（A點在BP線下方），本幣有貶 值壓力。而搭配緊縮貨幣政策的執行需要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拋出外匯買本幣，相當于收 縮貨幣供應量，LM曲線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適，IS、LM、BP三線會重新交于 一點E。在新的均衡點，國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長保證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速 度，整體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經濟過熱。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財政政策的擴張程度 必須溫和，否則（例如移到IS2）會同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 率上升在調控經濟過熱的同時也可能會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但是，在我國仍然維持資本項 目相當管制的情況下，利率僅是引起匯率變動的因素之一。除投機資本外，外資流入更多是 因為看好我國低廉的資源價格、穩定的政治經濟局勢、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優惠的稅收政策。 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國內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過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緩解和 彌補。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幣升值壓力下政策搭配的側重點與實施途徑
社會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利弊一直爭執不下。不可否認，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既是嚴峻的 挑戰更是難得的機遇。對于不善于從內部主動 進行轉變的中國來說，借助于升值的外力與硬約束環境，變壓力為動力，我們可以加快進行 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調整與升級，轉換外貿增長方式，化解因順差過大引發升值的惡性循 環，并著力推行以擴大內需為基點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是從源頭上緩解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突 出問題的治本之道，也是運用政策工具搭配進行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一） 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側重于總量調節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魯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論”思想，指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不能 同時實現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三個目標，只能三者取二。［2 ］我國現在的發展趨勢是逐步由固定匯率制走向浮動匯率制、由資本管制向資 本自由流 動的方向平穩過渡，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匯率起伏和國際游資的頻繁沖擊 。在現行結售匯體制下，基礎貨幣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銀行主動控制，貨幣政策獨立 性受到削弱；而發達國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卻因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傳導媒介缺乏市 場基礎而效率低下。因此，貨幣政策取向的當務之急是改進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調控實力， 從總量上抑制經濟過熱。具體建議有：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強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 業務、再貼現工具的有機結合；靈活使用外匯掉期、貨幣互換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貨幣市 場――特別是同業拆借和票據貼現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進程； 改變現行的強制結匯制度；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等。
（二） 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應側重發揮結構引導與資源配置的優勢
2003年到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累計約17萬億元，比上一個五年計劃增加10萬億元，年均 增長22.1%。2007年財政盈余占GDP的0.7%.在貨幣政策日益陷入被動的困境下，財政政策 大 有用武之地。我們應抓住財政增收的有利契機，靈活用好三大財政政策工具――稅收工具、 支出工具和國債工具，從根本上解決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體制和結構問題。
1． 稅收工具
財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減稅機制，降低經濟主體的稅收負擔以提高其利潤水平和生產積極 性。因此，應有效實施企業所得稅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稅轉型的推廣。第一，“兩稅合并 ”將使國內企業總體所得稅水平由33％下降到25％，這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盈利空間，減輕因 升值造成的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生產要素提價和緊縮環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資成本 。同時，“兩稅合并”對外資企業整體而言是增稅，這有利于從稅收、土地和融資方面減少 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變“招商引資”為“選商擇資”，多引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 的外資企業，對屬于粗淺加工貿易和能耗高、資源占用多的外資盡量少引進甚至不引進，有 助 于擴大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實現我國從加工到制造再到創造的產業結構優化。［5］ 第二， 與生產型增值稅不同，消費型增值稅征收時對所有房屋、基礎設施和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進 項稅全額抵扣，既能消除重復征稅，體現稅收公平、中性原則，又能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升級 ，參與到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和高層次的國際分工中去。
2． 支出工具
首先，穩中趨松的財政政策意味著政府支出的適度擴張，但增加的支出――通過政府消費、 轉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資等方式實現――不應進入競爭性投資領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針對農 村地區、經濟落后地區及城市弱勢群體等的公共服務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費疲軟、內需不 足是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深層次原因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在社會保障、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預期消費支出（包括住房、養老、 失業、醫療、保險、教育等項開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縮小城鄉、地區、行業和階層 間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費 潛力，需要財政支出充分發揮引導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應與稅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稅等）一道，共同推進貿易增長方式的轉 變。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甚至征收出口關稅的做法，減少能源、原材料和 高能耗的一般工業品出口，并適當運用降低關稅、調節增值稅等激勵措施，進口一些可用于 改善國內教育、醫療設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節能、安全生產、排污環保事業亟須的各種 設備與技術，以及國內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資源產品。這樣不僅能直接減少貿易順差，而且為 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增強了風險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財政專項資金用于支持 企業研制新產品、新技術和進行技術改造，支持重點企業和重要行業科技投入，打造國際品 牌，重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提高國際競爭力。
3． 國債工具
國債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屬財政政策，又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考慮充分發 揮它在兩大政策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在拓寬財政收入渠道的同時改善貨幣政策的執行效力 。第一，財政可發行專項國債，募集資金以購買中央銀行富余的外匯儲備。這樣不僅可以直 接減 少外匯占款引起的基礎貨幣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動性，而且可以豐富央行持有的國債資 產余額，改善其資產結構比例，提升沖銷操作空間。2007年8月財政部開始分批次發行15500 億元特別國債以購買外匯為中國投資公司注資，就是一次很好的嘗試。第二，設立專門的投 資公司，財政參與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與管理，并結合使用財政支出工具，改善國際收支， 分散投資風險。第三，大力發展短期國債市場。短期融資工具是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重 要載體，而現有債券的種類、期限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要。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可以加大 短期國債的發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據日益捉襟見肘的尷尬處境，又能為財政省下一大筆 利息支出，這對于貨幣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進一步發展債券市場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人民銀行2007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2］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
［3］唐 旭,錢士春．相對勞動生產率變動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影響分析［J］．金 融研究, 2007(5).
第2篇
一個月內兩次啟動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在北京這座城市的治霾進程中，2015年12月注定要留下濃重的一筆。
12月7日18時，北京市應急辦消息，于12月8日7時至12月10日12時啟動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措施。這是北京首次啟動紅色預警，即級別最高的空氣重污染預警。
根據2015年3月修訂的《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依據空氣質量預測結果，綜合考慮空氣污染程度和持續時間，空氣重污染預警由輕到重分為藍（預測空氣重污染將持續1天）、黃（預測空氣重污染將持續2天）、橙（預測空氣重污染將持續3天）、紅（預測空氣重污染將持續3天以上）4個級別，空氣質量指數在200以上為空氣重污染。
前述規定明確，啟動紅色預警后，北京全市機動車單雙號行駛、公車整體停駛80%、地鐵加開班次、建議中小學停課、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業……
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紅色預警考驗著信息傳遞的及時性、政策落實的執行力，以及多部門及周邊省市聯動的有效性等應急管理能力。北京又是如何應對這道綜合考題的？
由橙警到紅警
近年來，北京屢遭霧霾肆虐，僅2014年，共啟動18次空氣重污染應急預警，共30天，其中藍色預警11次11天、黃色預警5次10天、橙色預警兩次9天，但一直未啟動最高級別紅色預警。
當時間進入2015年，霧霾依舊困擾著在這座城市生活著的每一個人。
11月末，北方多地出現大范圍霧霾，北京遭遇霧霾圍城。11月27日晚間，環保部空氣質量預報，稱未來四天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將現重度霧霾，建議空氣重污染期間，兒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腦血管、呼吸道疾病等易感人群留在室內，停止戶外運動；一般人群減少戶外運動和室外作業時間。同時，建議公眾盡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減少小汽車上路行駛。
11月30日，《新京報》報道稱，當日18時，京西南區域點PM2.5小時濃度達到945微克/立方米，17時該站小時濃度更是達到976微克/立方米。另外，京南區域點18時也達到了897微克/立方米。而據北京市環保局公開數據，截至當日下午4點，北京城區內多地AQI（空氣質量指數）爆表，西直門、奧體中心、東四環、南三環等地AQI達500。
在此期間，北京了2015年首個霾橙色預警。
那幾天的北京，對很多生活其間的人而言，心情和天氣一樣壓抑――北京城籠罩在霧霾中，天空泛黑，能見度低。行走在外，空氣中有嗆鼻氣味，人們大多戴著口罩匆匆而行。
12月1日入夜后受冷空氣影響，空氣質量明顯好轉，當日24時橙色預警解除。由“黃色預警”升級為“橙色預警”，到污染結束持續106個小時。據多家媒報道，環保部門表示，此輪污染是今年以來“最嚴重空氣污染”。
但這才是剛剛開始，幾天之后，北京再次遭遇霧霾。
12月5日起，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出現新一輪空氣重污染。12月4日晚，北京市政府召開會議專題部署空氣重污染應對工作。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安順在會上表示，大氣環境是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各部門要檢查反思以往工作中的不足，切實采取有效有力措施，不折不扣抓好工作落實，自覺接受群眾和新聞媒體監督，打贏未來的空氣重污染應對遭遇戰。
為應對此次霧霾，北京市應急辦于12月5日17時提前空氣重污染橙色預警指令，規定12月7日（周一）0時至12月9日（周三）24時全市實施空氣重污染橙色預警措施。
兩天之后，即12月7日，霧霾預警從橙色升為紅色。
為何從橙警升為紅警？
據悉，12月5日17時，北京市提前橙色預警后，北京市環保監測部門會同北京市氣象部門、國家環境監測總站以及河北、天津環境監測部門等，密切跟蹤污染進程演變，每日加密會商研判，滾動分析預測。7日，根據對未來三天空氣質量形勢分析研判，預測本次重污染過程將持續到10日中午，10日午后空氣質量將逐步改善。這種情況下，原來預測9日晚間可轉好的污染天氣，又延至10日午后方可轉好。從7日0時起至10日中午，污染一共84個小時，已超過72小時（3天），符合紅色預警啟動條件。
有民眾表示，本次紅色預警從到啟動只有13個小時，為什么沒有提前24小時？
北京市環保局回應稱，按照2015年3月北京最新修訂的《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紅色預警由北京市應急辦提前24小時組織。而本次紅色預警不是直接從無預警狀態啟動，而是在橙色預警基礎上升級，此前的橙色預警已經由市空氣重污染應急指揮部辦公室提前24小時組織，12月5日17時橙色預警時，比啟動時間提前了31個小時，符合預案規定。
另外，亦有民眾心存疑問，11月末那次讓一些地方空氣污染“爆表”的“最為嚴重霧霾”，北京為何只啟動橙色預警，而12月7日，卻啟動了更為嚴格的紅色預警？
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此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北京市2015年3月修訂的《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對預警等級啟動的條件做了改動，在上一版的基礎上去除了污染程度，只考慮持續時間。按照預案，預測空氣重污染將持續3天（72小時）以上才“紅色預警”，而上次重污染過程還沒達到紅色預警條件。
北京環境保護監測中心官方網站上的說明亦表示，上次重污染由11月27日開始，27日和28日兩天是重污染狀態，但29日至30日因為弱冷空氣影響，有一段明顯的改善過程。后來事實也證明，29日下午至30日凌晨，全市PM2.5濃度有一個明顯的回落。雖然后期重污染持續至12月1日，但出現了中斷，所以達不到持續72小時以上重污染的情況，不滿足啟動紅色預警的條件。
但張大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也表示，目前的《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確有仍需完善之處。比如預測明天可能空氣質量相對好轉，但是今天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是否能夠啟動更高級別的預警？他認為，預案確實缺少這方面的考量和劃分。今后會對這些問題進行考慮及時調整。
不難看出，紅色預警的啟動，需嚴格的監測、分析與研判，牽一發而動全身。
周邊聯動，全民應戰
霧霾紅色預警，包括強制性應急與建議性應急兩大類措施。
某種程度而言，應急措施的具體執行情況，直接決定紅色預警成效。在12月4日晚，北京市政府召開的那次專題部署空氣重污染應對工作會議上，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安順就表示，各區、各部門要嚴格落實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各項措施，切實落實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終身追責，組成市級聯合督查組，明察暗訪，不打招呼，直奔現場，直接曝光。
面對此次紅色預警，北京市各部門具體分工如下：交通委負責及時組織公共交通運輸保障，負責落實部分重型車輛停駛等措施；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要按照《應急預案》做好停駛公務車輛及機動車單雙號行駛和本市公務用車停駛的監管執法工作，加大對部分重型車輛違反規定上路行駛的檢查執法力度，并通過北京交通廣播、電子顯示屏等媒介及時向公眾告知空氣重污染期間采取的交通管理措施；市住房城鄉建設委要加強施工工地揚塵控制，全市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業；市經濟信息化委要按照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期間工業企業停產限產名單，實施停產限產措施；市環保局要加大對固定和移動污染物排放源的執法檢查；市城管執法局要加大對道路遺撒、露天燒烤、露天焚燒等環境違法行為的查處……有媒體表示，北京是以最嚴格執法，應對重污染。
事實亦如此。各部門協作之下，2100家企業停限產，3500多個建設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業，8184輛建筑垃圾運輸車輛基本停駛。
在諸多紅色預警應急措施中，與大多數普通民眾聯系最為緊密的，莫過于機動車單雙號行駛一項。如何在限行情況下，保證市民順利出行？為此，北京市交通委啟動了一級應急運輸保障預案――地面公交增加2.1萬至2.5萬運營車次，安排備班運力不少于150輛；軌道交通方面，增加臨客客車應對客流增加，加開臨列不少于備班運力的10%，同時在地鐵外部加強引導，視客流情況及時采取相應疏導、限流等措施。
除北京各政府部門的分工協作外，為應對霧霾，12月6日至9日，京津冀三地環保部門啟動了環境執法聯動機制，這是京津冀環境執法聯動機制建立以來首次正式啟動三地環境執法聯動工作，區域內電力、鋼鐵、冶金、焦化、水泥等行業高架源為主要檢查對象。
早在2012年，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洪峰曾表示，北京空氣中“有24.5%不是北京產生的污染，主要是天津和河北來的，天津現在燒煤近7000萬噸，河北燒煤2億噸。”彼時洪峰就指出，應該建立國家層面的京津冀協調機構。次年10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下稱“京津冀協作小組”）正式成立，涵蓋了北京等六省（市）和環保部等七部委，確定了重污染應急、監測預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除此次區域聯合執法，如何建立重污染應急長效機制，也是“京津冀協作小組”一直考慮的問題。
2015年11月16日召開的“京津冀協作小組”第五次會議上，《京津冀核心區域空氣重污染預報會商及應急聯動工作方案（試行）》第二次征求意見稿。意見稿提出，京津冀核心區域的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滄州6市或將率先試點開展空氣重污染預報會商和應急聯動，當預測上述6市中至少有4個城市，空氣質量未來連續4天及以上持續達到5級（含）以上重污染水平時，6市將共同提前啟動實施各自的最高一級應急減排措施，以遏制區域空氣中污染物的累積速度。
對霧霾而言，區域性聯防聯控雖是長期且復雜工程，但無論此次區域聯動執法，還是建立重污染應急長效機制，無疑都表明，抗擊霧霾不再是一城、一省各自為戰，而成為跨區域的聯合戰役。
“紅警”成績單
隨著持續三天的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正式解除，人們關心的是，前期橙色和隨后的紅色預警減排措施，最終成績如何。
12月9日，環保部組織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等十幾家單位相關專家召開會議，探討此次紅色預警的成效及后續措施等問題。
北京工業大學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教授程水源表示，從數據上看，在北京市采取預警措施之后，污染物平均減排比例是30%左右，若沒有采取這些措施，PM2.5濃度將會比現在升高10%左右。另外，他提出，對PM2.5的監測也表明，與機動車排放相關的硝酸鹽含量的增長態勢亦得到有效遏制。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則表示，通過用動態源解析技術對此次重污染過程各個階段的污染來源進行評估發現，12月7日夜間至8日上午，燃煤源及二次源貢獻較前日明顯增大，揚塵源及工業源貢獻上升。紅色預警后，受12月7日夜間機動車用量減少及12月8日上午應急措施的影響，機動車貢獻較12月6日有大幅下降，由32%下降至7%左右，說明應急減排措施對于降低機動車源貢獻作用明顯。
12月10日，北京市環保局此次空氣重污染預警措施初步效果評估。據其介紹，6日下午，污染濃度開始上升，7日至9日維持重污染程度，10日8時開始污染物濃度出現明顯下降，至10日中午空氣質量基本全面達到優良水平。8日至9日濃度整體波動在200至300微克/立方米之間，積累速度減緩，沒出現明顯快速爬升，污染過程的峰值濃度比預計的偏低。根據初步測算結果，減排措施將日平均污染水平由嚴重污染壓低至重度污染水平。
環保局同時表示，啟動機動車單雙號限行的措施，極大減少了高峰時段的怠速排放，而機動車直接排放水平的降低，減少了向PM2.5的二次轉化，對抑制污染程度進一步加重起到積極作用。據西直門北大街交通站的車流量觀測結果，8日學院路地區車流量比前日下降7%至13%，全天平均車速提升近8%，尤其在早高峰時段，車速提升近1倍，減少了高峰時段的怠速排放，對空氣污染“削峰”作用明顯。
對普通公眾而言，或許并不切實清楚這些具體數字。他們只是在霧霾散去時，望著由灰黃變成湛藍的天空，深吸一口氣，朝天空舉起手機，按下拍照鍵。
這一次不全靠風，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參與到紅色預警拉響后的反霾之戰。因為沒有全體市民的參與配合，特別是相關涉事人員的積極響應，紅色預警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目標。因而，北京市委、市政府在12月10日紅色預警解除后，發出了《致全市人民的感謝信》，感謝紅色預警期間全體市民積極參與應急減排，為有效遏制空氣重污染惡化作出重大貢獻。
當然，紅色預警亦如一次大考，對個人、企業、政府均如此。據統計，紅警首日共查處違反單雙號限行3690起，另查處黃標車違法4起，貨車違法1943起。另外，仍有企業頂風排污，新華社就評論表示，防治霧霾還要更加注重日常督察執法。
在政府層面而言，面對這道考題，每一項應急措施，都考驗著協調機制是否完備。比如，盡管移動等電信運營商第一時間發出短信，向用戶提示紅色預警相關措施，但仍有不少民眾表示不知情。另外，關于中小學停課，很多家長呼吁，能否讓中小學放假和單位放假結合實行，才不至于出現“孩子無人看管”等問題。
何時徹底告別霧霾？
然而，紅色預警解除后，北京的藍天并沒有長久停駐。
12月18日清晨，北京再度拉響重污染紅色預警――12月19日7時至12月22日24時啟動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應急措施，機動車單雙號行駛。此時，距史上首個紅色預警僅11天。
北京市環保局應急管理處處長王斌在接受中新社采訪時表示，啟動紅色預警，并不代表空氣質量逐步變差，而是因為紅色預警啟動門檻比往年大幅降低。
前述新修訂的《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規定空氣五級重度污染持續3天以上時，就可啟動紅色預警，而舊版應急預案中關于紅色預警的規定為，未來持續3天出現六級嚴重污染。這表示，如今紅色預警的門檻，相當于舊版預案的橙色或黃色標準。
王斌同時表示，數據顯示，2014年全年重污染天為45天，截至12月18日，2015年重污染天為35天；今年前10個月，北京PM2.5累計濃度為69.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1.8%，空氣質量達標天數增加31天。重污染天數實為比去年同期減少。
即便數據如此，半個月連發兩次重污染紅色預警，很多公眾仍會疑慮，北京空氣究竟有多差？
不可否認，大氣污染給政府帶來巨大挑戰。它是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民生問題，亦是外交問題。國務院常務會議在2013年6月中旬通過并公布了10條針對大氣污染防治的措施，簡稱“大氣十條”。而北京市政府繼投資額超過萬億元的《2013-2017年空氣清潔行動計劃》后，又于2013年10月宣布了最新的《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其中包括部分工業企業停工停產，以及機動車停駛等應急措施。
這些舉措無疑表明政府大氣治理的決心。但最終結果如何？
11月9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北京市環保局曾聯合《北京空氣污染治理歷程1998-2013》（以下簡稱《治理歷程》）報告，對1998-2013年這15年北京的治霾歷程進行了評估。
《治理歷程》指出，1998年以來，北京連續實施多個階段強有力的大氣污染治理措施。北京市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年均濃度已經能夠穩定達到現行中國國家標準規定的濃度限值4微克/立方米和60微克/立方米，NO2和PM10的年均濃度也已接近中國國家標準規定的濃度限值40微克/立方米和70微克/立方米。但是，PM10和PM2.5要達到中國國家標準限值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值、獲得更大的健康效益，還需付出更多的努力。評估結果表明，燃煤和機動車污染治理措施對北京市空氣質量改善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環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陳健鵬看來，對政府治污減排工作需進行理性分析。陳健鵬具體解釋，我國當前大面積霧霾的出現，是超大規模人口數量、較高人口密度、快速工業化進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高強度使用化肥、爆炸式增長的機動車、特殊地理和氣候條件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細顆粒物（PM2.5）被認為是霧霾天氣的重要原因，其主要來源既有煙塵、粉塵、揚塵等一次顆粒物，也有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生成的二次污染物。
陳健鵬表示，考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粉塵、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大氣重金屬等六類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趨勢，可以發現隨著過去30多年高速經濟發展，總體上這些污染物排放總量呈增長的態勢。比如，燃煤支撐了我國鋼鐵、電力工業高速發展，也產生了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粉塵污染。另外，大氣中氨的主要來源是化肥使用和畜禽養殖。長期以來，為了保障糧食總產出，我國化肥的使用量并不受管制，其使用量不斷提高，從1980年的1269萬噸提高到2012年的5839萬噸。
“實際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開始積極防治包括大氣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城市空氣質量常規監測項目指標向好。” 陳健鵬表示，如1997至2012年之間，113個重點城市可吸入顆粒物（PM10）的年平均濃度從145下降到83微克/立方米， 下降了約40%。二氧化硫年均濃度從20世紀90年代的10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2012年37微克/立方米。
然而，為何在常規污染物減排取得積極進展的時期，霧霾天氣反而頻發？陳健鵬表示，此前其所在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曾做出一項課題研究報告，指出盡管煙塵粉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規污染物先后于20世紀80年代、2006年、2012年以來處于下降態勢，但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污染物排放仍處于上升態勢，疊加起來，大氣污染物排放正處于歷史高位。而根據分析測算，未來5到10年，即“十三五”時期，中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疊加總量會達到峰值，而中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拐點”也將全面到來，即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將由上升轉為下降。
“主要污染物排放拐點到來，并不簡單意味著污染惡化的終點。”陳健鵬說，那很可能是環境質量狀態進入下降通道、最為復雜的時期。“我們需要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污染物排放盡快跨越環境拐點。而拐點之后，污染物總量實現大幅消減，進而使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顯著改善則仍是一個長期過程。根據我們初步測算，目前污染物排放總量水平消減50%以上，城市環境空氣質量才能顯著改善。” 陳健鵬表示，借用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高世楫所長的話，當前大氣污染正處于黎明前的黑暗。“如果從積極一面來看，也可以大致判斷當前至2020年這一階段是中國環境質量實現穩中向好的關鍵時期。在污染物排放見頂、實現大幅度削減之后，環境質量才能得到顯著或是根本性改變。”
陳健鵬同時表示，當前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實現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將是治污減排工作的主線。要推進這一過程，一是要完善環境監管體制，進而提高環境監管有效性；二是完善污染物減排的政策體系；三是推動環境司法專門化制度的發展，使環境污染事件可以進入司法程序，使環境監管與司法制度可以做到有效銜接。
關于何時可以徹底告別霧霾，在12月12日召開的“首屆創藍國際清潔空氣技術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郝吉明表示，到2020年，只有珠三角地區有希望達到現在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尤其是PM2.5達到要求，長三角地區希望能達到目前珠三角的水平；而全國污染最嚴重的京津冀地區有望達到目前長三角地區的水平。到2030年，京津冀地區空氣質量才有望達標，全國大多數地級以上的城市實現空氣質量達標。
在郝吉明看來，到2030年京津冀地區空氣質量達標，意味著各種大氣污染物都要大幅削減。初步估算，要實現達標，二氧化硫排放量要比2012年消減59%，氮氧化物排放量要比2012年消減71%，PM2.5的一次排放比2012年消減70%，VOC（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比2012年大概消減45%。
郝吉明同樣強調，當前污染物減排已進入深水區。“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經過前一段的消減，容易消減的已經做了，要進一步消減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可能是一個攻堅期。”
對于如何真正告別空氣污染，各方專家亦有自己看法。
在“清潔空氣大會”上，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表示，地方政府應科學編制環境質量限期達標規劃，報環保部備案，并向全社會公開。根據新修訂的《大氣污染防治法》，王金南將全國城市分為空氣質量已經達標的領跑城市、空氣質量實現達標的達標城市、空氣質量尚未達標的改善城市、空氣質量惡化的惡化城市。在王金南看來，對于已達標城市，地方政府應該確保環境空氣質量不惡化，并進一步改善；對于臨近達標城市，地方政府應承諾在“十三五”末實現基本達標；對于污染較重的城市，地方政府必須盡快編制空氣質量限期達標規劃，確定最終達標期限。另外，限期達標時間表確定出之后，必須經當地人大備案批準，向公眾公布，以此把環境質量負責制真正落實。
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馬駿看來，霧霾問題是中國以重化工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和公路交通為主的運輸結構造成的。實現PM2.5減排必須使用經濟手段，以改變投資者、企業和消費者的激勵機制，促進結構調整。
2015年12月22日晚，北京市宣布解除紅色預警。但是相鄰的天津市在一天后宣布啟動啟動重污染天氣1級（紅色）應急響應，在全市行政區域內道路實行機動車單雙號限行管理措施。根據環保部22日會商研判的結果，23日至25日，重污染過程將自北向南逐步減輕。在北京空氣質量逐漸好轉時，京津冀中南部、河南北部、山東西部仍以重度及以上污染為主，污染最嚴重地區將出現在石家莊、邢臺、邯鄲、安陽、鶴壁、新鄉、鄭州一線，首要污染物PM2.5達到或超過300微克/立方米。
因此，這不是北京一座城市在戰斗，京津冀在同一片天空下，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第3篇
關鍵詞：居民收入 通貨膨脹率 利率 居民儲蓄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總體上保持了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態勢，居民儲蓄也因此而不斷增長。截至2009年末，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26萬億元（如圖1）。對于巨額儲蓄的存在，各方觀點不一。積極的觀點可以總結為：一方面支持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國反腐敗的進程，因為有關學者認為的款項是儲蓄的來源之一（張力生,羅永進，2005）。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巨額儲蓄的存在也給我國各方面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例如：儲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費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財政赤字、國家債務連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觀調控不能伸縮自如，財政政策的自動穩定器功能被削弱，僅能通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發揮效力，而根據羅伯特?蒙代爾的政策指派理論，這又使得我國對內的經濟調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儲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國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不斷下降，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自身的經營狀況又連年處于虧損狀態，不能靠自身結余來補充資本金，而通過發行債券、央行貸款，畢竟不是長遠之計。不但會造成銀行債務的不斷積累，而且會造成社會通脹壓力。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國有金融機構乃至整個金融行業的經營風險。
已有的儲蓄理論將儲蓄的變動歸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應，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經濟效應，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應，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齡結構效應，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還有通貨膨脹效應、財富效應和國外儲蓄效應等。這些理論主要與各學者所考察國家的情況相適應。具體到我們轉型經濟國家，則需進行具體分析。對此，本文考慮主要從居民收入、通貨膨脹與利率三個角度來考察一下其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以期得出我國居民儲蓄增長的相關解釋。
二、理論分析
關于收入增長與儲蓄增長的關系，眾所周知，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在此我們重點分析一下利率與通貨膨脹變化對儲蓄的影響關系。
（一）利率效應
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學界認為儲蓄與利率之間存在簡單的正相關關系。高利率可以使儲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儲蓄。但在現代經濟學中，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利率與儲蓄的關系并不簡單，存在利率對儲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對儲蓄的最終結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經濟學家們做的大量實證分析似乎也證實了這些觀點。在比較典型的實證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薩莫斯(Summers)(1982)、吉爾法薩(Gylfasa)(1981)、巴拉薩(Balassa)(1989)等人認為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正的，儲蓄的利率彈性在0.3-3.4之間。在賴待(Wright)(1967、1969)、韋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發現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是負相關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國經濟學界有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利率對居民儲蓄影響很大，而且是正的影響。如謝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實證研究中，發現1978-1987年居民儲蓄對實際利率變動敏感，實際利率變化會導致儲蓄額同方向變化。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利率對居民儲蓄的影響不大。如劉尚希(1992)，張文中、田源(1990)。在張文中、田源的實證分析中，發現1979-1987年實際利率對居民儲蓄的系數小于零但不顯著，同期利率對城鎮居民儲蓄的系數大于零。張文斌(1991)對同期居民儲蓄的研究也發現實際利率對儲蓄的影響較小，相關系數僅0.56，且為負相關。
以上研究雖然針對同一時期的居民儲蓄行為，但結論有較大差異。這與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數據不同有關。但無論怎樣，說明理論界早已意識到我國儲蓄并沒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儲，利少少儲，無利不儲，負利減儲”的簡單邏輯。進一步探索儲蓄與利率的關系，從理論上給予透徹解釋，無論對于理論還是實踐，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通貨膨脹效應
如同利率一樣，現實生活中通貨膨脹對于儲蓄的影響也是多重的，既可能產生收入效應，也可能產生替代效應，或者，無論哪一種效應均不顯著。
大量的實證分析顯示出不同的結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發現英國70年代高儲蓄率伴隨高通貨膨脹率，未預料的通貨膨脹對儲蓄產生正效應；莫迪利亞尼(1970)年的研究發現通貨膨脹對幾個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的儲蓄率產生負效應；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對41個發展中國家的實證分析發現這種關系為不顯著的正效應。張文中、田源(1990)對中國居民儲蓄的實證分析發現1950-1978年間，通貨膨脹對儲蓄的作用為不顯著的負效應，1979-1989年為不顯著的正效應。
我國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較多的觀點認為，通貨膨脹會抑制儲蓄。普遍的解釋是：當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發生時，人們會提取存款搶購實物，形成儲蓄存款增長減慢，甚至形成負增長。顯然，這種觀點與居民提款購買實物，用實物儲蓄代替貨幣儲蓄有關。按照我國狹義的儲蓄概念，儲蓄僅限貨幣存款，實物儲蓄未列入儲蓄范疇，貨幣存款減少自然意味著儲蓄的減少。如果按照廣義的儲蓄定義，上述觀點應當改為：通貨膨脹會使儲蓄的結構發生變化，儲蓄總額及儲蓄率不受影響。因為，人們提取存款購買的實物，多為耐用消費品，或需要長時間消費的日用消費品之類，這些實物量的增加均屬于儲蓄的范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通貨膨脹對儲蓄的影響比較復雜，取決于通貨膨脹對實際收入的影響程度、人們對通貨膨脹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等多種因素。當通貨膨脹率超過名義收入增長時，實際收入下降。人們為了維持原有生活水平，會降低儲蓄。當通貨膨脹的速度低于名義收入增長，實際收入保持增長，儲蓄率可能不變其至提高。如果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低于實際發生的通貨膨脹程度，人們將會在較大程度上調整預期，并調整消費和儲蓄，使通貨膨脹對儲蓄產生較大的影響，反之較小。
三、實證分析
在以上理論分析中，主要提及了與本文有關的利率與通貨膨脹效應。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引入收入因素，結合通貨膨脹與利率效應一并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問題進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數據選擇。本文選取居民收入（Y）、通貨膨脹率（Л）和實際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歷年數據作為影響居民儲蓄（S）變動的因素，分別從整體上及分階段對影響儲蓄各因素的變動情況進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選取國民總收入作為居民收入的代表變量；
（2）居民儲蓄（S），選取歷年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作為代表變量；
（3）通貨膨脹率（Л），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換算成歷年通貨膨脹率作為該變量的數值
（4）實際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代表該變量；
（5）存貸款利差（T），通過一年定期貸款利率減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數據分析。從居民角度來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條件下，收入的提高會吸引居民儲蓄的增加。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長有利于激勵金融部門積極攬儲，擴大盈利資金的來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貨膨脹率既定的條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會吸引居民儲蓄的增加。而我國實際存款利率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顯示是波動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還出現過負利率。從這一點來看，存款利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從金融機構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存貸利差的擴大有利于激勵金融部門積極攬儲。據有關學者的觀點，相對于存款利率而言，國際上一般通行的銀行存貸利差大約是2個百分點，中國的銀行保本利差則需要3個百分點（王曉芳，2000）。我國實際存貸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個百分點，在1999年以后才開始大于3個百分點（如表1），如果說利差因素起作用，應該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國居民儲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卻一直在增長，這樣看來，我國存貸款利差并不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主要因素。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國儲蓄增加的主要影響因素。
從圖2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率的高低對居民儲蓄增長率的影響也是變化不定的。在通貨膨脹高的時候，儲蓄增長率有增有減，而在通貨膨脹率低的時候，儲蓄增長率也是有增有減的。似乎通貨膨脹率與利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都不是主要的。
（二）協整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增長有一定的協同效應，實際存款利率與通貨膨脹率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并無一定的規律性，而是變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儲蓄的通貨膨脹與利率效應進行協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穩性檢驗。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模型有三種設定模式，選擇正確的設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對一個趨勢平穩過程（TSP）來說，如果在單位根檢驗中選取了含時間趨勢的模型設定模式，那么，拒絕單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單整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絕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我國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穩序列；而其一階差分在1%（或5%）顯著性水平下，ADF檢驗應拒絕接受的假設，故一階差分是平穩過程，可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性。
2.協整檢驗。單整檢驗已經說明，S、Y、Л和R都是非平穩序列，進一步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以避免虛假回歸。通過VAR模型確定滯后階數K=1。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因為LR=49.07>41.20（1%顯著水平），所以分別拒絕零假設，即認為變量S、Л和R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因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過協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個樣本期間（不考慮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應對居民儲蓄的影響是明顯且主要的正向關系，利率效應次之，通貨膨脹率雖有正向影響，但是影響效果較弱。可以理解為，當通貨膨脹處于溫和狀態時，居民不但不會提出存款用于購物，反而會因為名義收入增長率快于通貨膨脹率等原因增加儲蓄。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分析看出，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收入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貨膨脹和利率盡管也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行為的兩個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響要強于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且實際利率與存貸款之差對儲蓄均是正相關。鑒于以上分析，對于我國巨額居民儲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維持城鄉居民收入適度增長。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特別是東西部城鄉居民及其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儲蓄結構。因此需要維持居民收入的適度增長。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貨膨脹水平適當加一個比例來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階層工資的適度增長為標志，鄉村居民可以物價提高水平為基準的同時，不斷減輕農民經濟壓力，適當給予補貼或政策優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為西部經濟的發展提供優越的政策環境，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
2.保持適度通貨膨脹水平。在穩定貨幣供應量的前提下，維護農民利益，減少收費項目，擴大商品供給；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限制，減少交通關卡，平衡東西南北物資的調運；居民收入水平維持適度增長，力求不低于通貨膨脹水平；當通貨膨脹水平較高時，嚴厲打擊囤積居奇者；維護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的信譽，嚴厲打擊違規操作，銀行資金挪用、偷盜以及相關詐騙活動，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把握好宏觀調控工具，適度干預市場失靈現象；嚴格控制財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貨膨脹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內，是穩定我國居民儲蓄、避免資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進而才能維持市場的正常運行。
3.加深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盡早實現由市場形成利率的機制。讓利率的變動來調節儲蓄的增減，充分發揮利率對儲蓄的正面引導作用，實現社會資金的有效配置與應用；同時，完善對社會資金的監測手段，嚴厲打擊社會游資的對市場操縱行為，維護我國市場的正常運行。
4.完善配套體系建設。積極促進金融工具的創新與引進，增加居民對金融資產的選擇種類，形成居民資產的多元化，消化巨額儲蓄；改善金融機構信貸環境，逐步完善銀行與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機制，放寬信貸標準，鼓勵居民進行消費信貸，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以便消化巨額儲蓄，將大量閑置資金進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資金的閑置，消化金融機構的潛在經營風險；適當增加政府的社會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業支出，在帶動居民對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費需求的同時，進一步減輕城鄉居民各方面的經濟壓力，從而形成居民收入對儲蓄增長的正面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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