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證券化的收益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資產證券化的收益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 資產證券化 信貸資產證券化 資產池 銀行收益 風險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銀行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努力增加本國銀行收益、提高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成為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核心。資產證券化因具有規避風險、提高金融機構自身競爭力等優勢，而深受各國金融機構的青睞。

目前，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正在加速。2005年我國資產證券化規模為72億元，而2012年僅國家開發銀行就獲批101.7億元，這也是我國自2005年開展資產證券化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單。盡管我國資產證券化發展速度相當快，但仍處于探索階段，分析資產證券化對銀行收益及風險的影響對促進我國資本市場健康快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以我國銀行間信貸資產證券化市場為樣本，以連接資金來源與去向的資產池為突破點，采用2008年相關數據分析資產池構成情況，發掘影響銀行收益與風險的內在因素。在此基礎上，對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際保險監管協會（IAIS）認為資產證券可將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轉移出去，降低風險集中度，具有類似于再保險對保險部門所提供的穩定機制，銀行可通過資產證券化將信用風險敞口轉移給其他銀行進而分散風險，甚至獲得更高收益，但學術界和銀行業對此命題爭論不已。

國外資產證券化市場起步較早，相關研究成果也較多，所得結論卻存在較多分歧。贊成積極影響的學者指出，資產證券化將信用風險從風險承擔能力弱的機構轉移到風險承擔能力高的機構，有利于促進信用風險的有效配置；也會增加銀行額外資金來源，降低流動性風險，從而降低銀行資產負債表整體風險。贊成消極影響的學者則指出，資產證券化雖然提高了銀行資產流動性，但也會促使銀行增強風險承擔意愿，過度的風險承擔會降低銀行穩定性。Mascia和Brunella認為資產證券化對銀行的影響不確定，他們在分析金融危機前后資產證券化對美國商業銀行的影響效應后發現，資產證券化可釋放貸款，增加銀行資金來源，但過度使用也會增加銀行倒閉風險。

我國學者就資產證券化對銀行影響的研究并不多。彭惠和李勇指出，銀行往往無法正確評估資產證券化效用，對其再次進入資本市場產生負面影響。趙俊生等以美國信用衍生產品市場面板數據為樣本，考察信用風險轉移對銀行貸款規模、風險水平與收益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資產證券化提高了適度型銀行承擔風險的意愿，而其對市場主導型銀行的影響并不顯著。丁東洋、周麗莉通過分析歐洲信用風險轉移市場對金融系統風險的影響，得出資產證券化對金融系統具有雙重影響。譚琦、高潔認為商業銀行參與信用風險轉移能夠促進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擴大。可見，國內有關資產證券化對銀行影響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做定量實證分析者也主要使用國外相關市場數據。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有關資產證券化與銀行收益、風險之間關系的研究都未得出一致結論。本文將利用國內資產證券化市場相關數據來實證分析資產證券化對我國商業銀行收益、風險的影響，以及產生這種影響的主要原因。

三、資產證券化對我國銀行收益和風險的影響分析

1、樣本及數據的選取

本文選取目前國內所有資產證券化的8家銀行為樣本，分別是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興業銀行、浙商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樣本區間為2005―2010年。各數據根據中國債券信息網、中國貨幣網資料整理而成。

2、指標設定

（1）資產證券化規模。已有文獻以已售資產的未償本金余額、暫未銷售的貸款以及服務性資產之和來衡量資產證券化規模。由于服務性資產規模與另外兩項相比甚小，且大部分分析報告未披露，故本文僅使用已售資產的未償本金余額、暫未銷售的貸款來衡量資產證券化規模。

（2）收益。本文選取各年份銀行的資產收益率（ROA）衡量銀行收益水平，ROA=凈利潤/平均資產總額，該指標越高，表明銀行資產利用效果越好。

（3）風險。學者們常使用核心資本充足率衡量銀行風險，但金融危機中，該指標卻不能充分暴露出各銀行資本方面的問題，普通股權益比率更保守更嚴謹，計算公式如下：

普通股權益比率（TCE/TA）=

■×100%

普通股權益比率（TEC/RWA）=

■×100%

上式表示在經濟下行時，有形普通股權益對銀行負債和優先股的保護程度。相比而言，加權風險資產的TEC比率得到更廣泛應用，巴塞爾協議Ⅲ要求使用加權風險資產，美國花旗銀行等一些國外銀行的年報中也已經有所使用。考慮到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本文使用考慮了不同資產風險情況的加權風險資產的TCE比率作為衡量銀行風險的指標。

3、資產證券化與我國銀行收益、風險之間的關系分析

（1）資產池特征分析。就發信規模而言，我國資產證券化以2005年發行的72億資產支持證券為標志，2007年進入快速發展階段，2008年底總發行規模達668億元，金融危機爆發后，資產證券化試點停滯。品種方面，據中國債券信息網披露，截止到2008年底，銀監會共批準發行資產支持證券56只，其中2005年7只、2006年7只、2007年16只、2008年26只。

可見，2008年交易規模和交易品種均處于頂峰時期，而且2008年金融危機已波及全球，對經濟影響更加顯著，各發行機構在資產池構成方面考慮因素更全面。因此，本文以2008年相關數據分析資產池構成情況，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資產證券化資產池呈以下特點。

入池資產質量方面。我國入池資產多為優質資產，很大程度上會降低貸款違約風險。據中國銀監會2011年年報顯示，在經歷了房地產泡沫破滅及對不良貸款整頓清理后，美國住房按揭貸款的拖欠率在2011年年末高達7.58%，而我國僅為0.30%。

資金使用方向。貸款主要集中應用于電力、公共設施管理業、道路運輸業、鐵路運輸業等安全性較好的政府相關項目，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信用風險，但政府相關項目貸款利率一般不高，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收入仍主要依靠存貸款利率差額，最終將會導致銀行盈利空間受限，挫傷銀行推進資產證券化的積極性。

貸款去向方面。借款人涉及的行業和區域都比較多，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分散性原則的要求。但貸款集中度仍然比較高，貸款量最多的前三個行業和貸款量最多的前三個區域貸款余額占比分別超過33.08%、34.22%，均遠遠超過平均水平15%（3÷20×100%）、17.6%（3÷17×100%），因此，存在較大潛在風險。貸款的分布區域也主要集中于沿海城市，如廣東、江蘇、杭州等地。

（2）資產證券化與銀行收益和風險。表2給出了2007―2010年各銀行資產證券化規模與收益和風險的相應數據。資產證券化規模逐年遞減，平均資產收益率逐年遞增，國開行、工行、建行TCE比率逐年遞減，興業銀行TCE比率維持穩定，浦發銀行TCE比率逐年增加。

具體而言，除工商銀行、建設銀行2008年數據比較異常，其他各年份資產證券化規模呈逐年遞減趨勢。銀行間資產證券化總規模差異也比較大，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資產證券化規模較大，總額分別達208.17億元、150.17億元、227.93億元；興業銀行規模次之；浦發銀行規模最小，僅為68.87億元。

平均資產收益率ROA穩定增長，年增長率基本維持在10%左右，變動方向與資產證券化規模變動方向相反。Rule、Loutskina、Mengle認為資產證券化會增加銀行資產流動性，擴大銀行貸款規模。一般認為影響銀行收益的主要因素是貸款規模和利差。由表2可見，資產證券化規模越大（即貸款規模越大），收益水而越小，表明相同貸款規模下，貸款利差在減小。表1對2008年資產池特征分析中發現，銀行貸款主要貸向利息率較低的政府相關項目，正是促使銀行利差減小的主要原因，最終導致銀行收益減少。

規模較大的國開行、工行、建行TCE比率逐年遞減，表明這三家銀行風險逐漸增加；總規模為99.41的興業銀行TCE比率變化不大（標準差為0.005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以我國銀行間信貸資產證券化市場為樣本，深入研究了2005―2010年間資產證券化對我國商業銀行收益水平和風險的影響，結果表明：首先，資產證券化會降低銀行內部風險。資產證券化促使銀行將自身信用風險轉嫁出去，會降低銀行自身風險。其次，資產證券化對我國銀行收益水平影響不明顯。導致此種結果出現的原因在于，我國銀行收益主要來源于存貸款利差，從上述分析結果看出，目前我國資產證券化所產生貸款主要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等政府相關項目，貸款利率比較低，銀行收益空間受限。這表明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對政府項目依賴性較明顯，即銀行自身競爭力不夠強。最后，潛在風險比較大，需要提高警惕。入池資產大多為正常資產，所產生的未來現金流可預測，而入池貸款在行業分布及地域分布方面集中度較高，潛在風險加大。

基于此，本文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促進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健康發展。就政府方面來說，盡量避免將融資渠道局限于銀行，減少銀行對政府的依賴性，激發銀行自主創新能力；就銀行方面來說，努力增強自身專業素質，開拓收益來源，在使用資產證券化工具轉移內部風險的同時應增強風險防患意識，避免資產證券化潛在風險的爆發。

【參考文獻】

[1]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IAIS）.IAIS Paper on Credit Risk Transfer between Insurance，Banking and Other Financial Sector[R].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2003.

[2] Rule，David.Risk Transfer between Banks，Insurance Companies and Capital Markets：An Overview[R].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2001.

[3] Loutskina，E.Does Securitization Affect Bank Lending？Evidence from Bank Responses to Funding Shocks[R].EFA 2005 Moscow Meetings， 2005.

[4] Mengle，D.Credit derivatives：An overview[J]. Economic Review，2007（4）.

[5] Instefjord，N.Risk and Hedging：DO Credit Derivatives Increase Bank Risk？[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5，29（2）.

[6] Wagner， W.Marsh.Credit Risk Transfer and Financial Sector Stability[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06（2）.

[7] Franke，G.，& Krahnen，J.P.Default Risk Sharing between Banks and Markets：The Contribution of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M].The Risk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2007.

[8] Mascia，B.，Brunella B.Credit Risk Transfer in US Commercial Banks：What Changed During the 2007―2009 Crisis？[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2（36）.

[9] 彭惠、李勇：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收益分析與風險管理――資產證券化對發起人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04（6）.

[10] 趙俊生、韓琳、李湛：信用風險轉移與銀行系統表現――基于美國信用衍生品交易市場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7（5）.

[11] 丁東洋、周麗莉：信用風險轉移對金融系統風險影響的實證研究[J].理論研究，2011（9）.

第2篇

關鍵詞：信托受益權；資產證券化；破產隔離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0-0313-03

一、信托受益權資產證券化的歷史背景

我國資產證券化起始于《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2005年4月，人民銀行與銀監會聯合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同年11月，銀監會《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此次資產證券化試點的基礎資產僅限于信貸資產，并且，在以積累證券化經驗為主要目的的基礎上，為控制風險，試點銀行更多的是以優質資產作為基礎資產來進行證券化業務。

2008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了《銀行間債券市場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管理辦法》。基于此辦法，銀行間交易商協會于2012年了《銀行間債券市場非金融企業資產支持票據指引》。該行業規定率先突破了我國資產證券化業務僅限于信貸資產的模式，將非金融企業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權屬明確、能夠產生可預測現金流的財產、財產權利或財產和財產權利的組合作為基礎資產，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資產支持票據。截至2015年5月，已有21家企業在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注冊了資產支持票據。該類證券化業務為我國非金融企業利用證券化業務進行融資作出了有益嘗試。①

我國金融機構證券化業務的進一步突破發生在2013年。2013年5月，證監會了《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從結構上來看，以往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由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發起人，以信貸資產作為基礎資產，信托投資公司或銀監會批準的其他機構作為受托人發行資產支持證券。而在《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中，以證券公司為受托人，并未限制發起人的身份，并極大地拓寬了基礎資產的范圍。2014年11月19日，證監會了《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的升級版――《證券公司及基金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對基礎資產采取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②同時規定符合條件的基金子公司可以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進一步放松了資產證券化的監管要求，《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同時廢止。2014年12月24日，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了《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負面清單指引》，將地方政府及地方融資平臺為債務人的基礎資產、礦產資源開采收益權、土地出讓收益權、特定情形下與不動產相關的基礎資產、最終投資標的作為上述資產的信托受益權等基礎資產列入負面清單。

我國信托受益權證券化主要是在《證券公司及基金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及其相關配套文件的框架下進行的。

二、信托受益權資產證券化的合法性分析

信托受益權資產證券化的合法性分析，主要是指信托受益權能夠作為證券化的合格基礎資產。盡管如前所述，在實證層面這一點已無須贅墨，但筆者仍然希望在法理層面，從基礎資產的權利性、確定性和可轉讓性三方面進行更為深入的剖析。

（一）基礎資產的權利性

基礎資產的權利性是指委托人欲作為證券化基礎資產的財產或財產權利必須在法律上具有獨立的權利形態或權利外觀（比如所有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1]。這是資產證券化的首要問題，與專項計劃資產的獨立性、破產隔離等重大問題休戚相關。

一種獨立的、類型化了的權利有別于一種權利的某項權能。然而，這種區別卻是證券化實務操作中經常被忽視的一個問題。比如，在信貸資產證券化中，為避免債權轉讓時通知債務人的義務對轉讓效力和交易進度的影響，實務中存在剝離出債權中的收益權能――“債權收益權”代替債權本身作為基礎資產進行轉讓的做法。表面上看，這種以某種權能代替權利本身作為基礎資產，可以規避一些法律上的強制性規定，然而這類基礎資產無法滿足獨立性和破產隔離的要求。這是因為，本應作為基礎資產轉讓給受托人的債權，在權屬上仍屬于委托人，在委托人破產時，債權仍會被視為委托人的破產財產。此時，由于債權已是法律通過類型化――法律將各種權能匯聚成“權利束”――所確定的獨立的、整體的權利類型，法定的每一項權能都會作為債權的一部分，通過債權這一整體被納入破產財產的范疇，收益權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破產財產內的債權中的收益權能，作為債權的一部分，是法定財產權；而被人為剝離出的收益權能，也就是作為基礎資產的所謂的“債權收益權”，只是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約定的一種合同權利而已。“財產權區別于合同權利的屬性在于其強制性：不僅可以對抗原來的授權者，而且可以對抗以后受讓該財產的其他占有人或該財產上的其他權利。”[2]因此，所謂的“債權收益權”只是屆時已被納入破產財產的債權收益權能的“鏡像”，囿于債之效力（受托人可以主張委托人給付收益），受托人只能作為普通債權人等待清償，無法主張破產隔離對抗第三人，受益人的利益亦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若想達到破產隔離的效果，就要保證所轉讓的基礎資產是法律所類型化的獨立權利類型。

那么，信托受益權是否為法律所類型化的獨立權利類型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國《信托法》明確規定了信托受益權這一獨立的權利類型，其權能主要包括信托利益分配請求權、信托財產歸屬權、不當處置撤銷請求權、非法強制執行異議請求權、知情權等。

然而，與“債權收益權”做法類似，在實踐中已經產生了以“信托收益權”代替信托受益權進行轉讓進而融資的做法。如前所述，此番以部分權能代替權利作為基礎資產的做法應予避免。

（二）基礎資產的確定性

基礎資產的確定性主要包括基礎資產范圍上的確定性和權屬上的確定性兩方面。

所謂范圍上的確定性，是指作為證券化的基礎資產能夠與委托人的其他資產明確的區分開。雖然目前信托受益權登記制度已在如上海自貿區等地點實行了區域性的試點，但全國性的信托受益權登記制度尚未成型。目前信托受益權的范圍主要是藉由委托人與受托人簽訂的信托合同確定的，雙方會在信托合同中明確約定三方當事人、基礎資產、期限等，從而確定信托受益權的范圍。

所謂權屬上的確定性，是指基礎資產的權屬應該明確，不能存在爭議、權屬不清的情形。我國《信托法》第43條規定，信托受益權由受益人享有。委托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受托人可以是受益人，但不得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也有學者認為，基礎資產的確定性還應包括概念上的確定性。目前我國理論界就信托受益權法律性質的主要學說有債權說，物權說，剩余索取權說等。債權說認為，受益權的主體性權利是一種對受托人享有的財產請求權，請求的內容是給付信托利益。信托生效后，信托財產的所有權已歸屬于受托人，信托財產也由受托人管理、運用與處分，受益人對信托財產本身并不享有直接的物權性質的權利，享有的只是請求受托人支付信托利益的債權性權利。物權說則認為，信托財產的獨立性、代位性與同一性，以及信托受益權具備的物權上的追及與優先效力（如受益人對信托財產非法強制執行時的異議撤銷權、受托人不當處置時的異議撤銷權）、類似物權的直接支配力（同上），以及針對信托財產的物上請求權（如請求第三人返還、請求受托人恢復原狀等），總體表明了信托受益權的物權性質[3]。而剩余索取權說則借鑒了股東在公司破產中的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從固定收益與剩余收益的角度來對信托受益權進行界定。由于《信托法》規定受托人除約定外不能取得報酬，除報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財產為自己謀利。因此，受托人對信托財產享有的是固定收益的債權，而受益人所享的受益權在范圍上等于信托財產減去受托人報酬，再減去信托財產管理的合理成本，也就是剩余收益。因此，信托受益權屬于剩余索取權。雖然國內學理上的探討十分熱烈且未有定論，但是無論信托受益權究竟為上述何種法律性質，其作為一種確定的、獨立的權利類型，權屬明確，可以依法轉讓，能夠滿足破產隔離的要求，那么目前這種理論上的不確定性就尚不能構成信托受益權證券化的障礙。況且從實證角度，監管規則業已肯定了信托受益權作為合格基礎資產可以進行證券化業務。

（三）基礎資產的可轉讓性

由于在證券化過程中，基礎資產要由委托人轉讓給受托人以滿足專項計劃的獨立性和破產隔離，因此基礎資產理應具備可轉讓性。我國《信托法》第48條規定了信托受益權的可轉讓性：“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權可以依法轉讓和繼承，但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規定的除外。”

由于我國信托受益權登記制度僅在部分地區試點，尚未在全國范圍內鋪開，因此目前我國還沒有規模化的信托受益權交易平臺。在轉讓時，轉讓方與受讓方仍需到信托公司完成信托受益權的變更登記才能完成轉讓，信托受益權的流動性較差。正因如此，目前信托受益權需要通過證券化這一途徑來加強流動性。即使日后全國性的信托受益權登記制度和信托受益權交易平臺建立起來，證券化作為一種可以在期限上、基礎資產范圍、現金流分配順序等方面可以有著更為靈活的結構化安排的方式，具有諸如信用增級、分散風險等直接轉讓、質押所不具備的優點，仍具備十分重要的價值。

三、信托受益權資產證券化的法律關系

信托受益權證券化運作中的主要參與者包括原始權益人（受益人）、計劃管理人、托管人、信用增級機構、信用評級機構和投資者。由于涉及信托受益權，所以在原始權益人向專項計劃轉讓信托受益權之前，原始權益人（受益人）還應與信托公司（受托人）、委托人建立信托法律關系。雖然受托人、委托人不直接參與信托受益權的證券化活動，但信托法律關系的建立是獲取信托受益權的先決條件。因此，此二者亦是信托受益權證券化活動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信托受益權證券化產品的交易結構如下（圖1）[4]：

圖1

從圖1不難看出，信托受益權資產證券化核心的法律關系主要在原始權益人、SPV（專項計劃）與受益憑證持有人之間。在我國，一方面，SPV除財產獨立于原始權益人與管理人外，是否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尚不明確；另一方面，信托受益權的受讓和受益憑證的發放，更多的也是以管理人的名義。因此，以“穿透”的視角觀之，我國信托受益權資產證券化核心的法律關系主要為原始權益人、管理人與受益憑證持有人三方之間的法律關系。

（一）原始權益人與管理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不同于《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和《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監督管理辦法》中明確將發起人與管理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明確為信托關系，《證券公司及基金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中并未明確原始權益人與管理人之間的法律關系。雖然在《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第三條第二款曾規定“專項計劃資產為信托財產”，但《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將“信托財產”刪去，只在第三條與第四條規定了專項計劃財產的獨立性。《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中亦采取了如此做法。①

雖然《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最終并未明確原始權益人與管理人之間為信托法律關系，但是從專項計劃的獨立性思考，若是原始權益人只是簡單的將信托受益權轉讓給管理人成立SPV，雖然能夠實現專項計劃財產與原始權益人的單向破產隔離，但卻無法同時實現專項計劃財產與管理人之間的雙向破產隔離。因此，筆者認為，實質上原始權益人與管理人之間仍為信托關系，介于原始權益人與管理人之間的SPV（專項計劃）的法律性質為信托財產。

至于為何不直接規定專項計劃為信托財產而采取規定專項計劃獨立性的間接式做法，可能是監管層基于目前金融業分業經營的現狀考慮。若《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中明確了專項計劃資產為信托財產，則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有經營信托公司業務之嫌。

（二）管理人與受益憑證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管理人與受益憑證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實質上仍然處于信托關系框架下。總體來看，信托受益權證券化中，原始權益人（受益人）、管理人與受益憑證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構成了一個二次的信托法律關系，與原始的信托中的委托人、受托人、原始權益人之間的信托法律關系實質上是相同的。但由于我國未明確信托受益權證券化中專項計劃的信托財產屬性，故這種實質上為信托關系而名義上并不確定的法律關系是否適用《信托法》中關于委托人（原始權益人）、受托人（管理人）、受益人（受益憑證持有人）權利義務的規定存在爭議。

彌補這種不確定性的解決之道主要在于《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中規定的權利義務與實務中簽訂的《專項計劃認購協議》。實踐中，投資者與證券公司簽署《專項計劃認購協議》，證券公司向投資者發行信托收益支持證券，轉讓信托受益權，投資者進行認購，成為受益憑證持有人和新的受益權人。雙方主要依據《專項計劃認購協議》和《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中的相關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

（三）原始權益人與受益憑證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原始權益人與受益憑證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同樣應為信托法律關系。與管理人與受益憑證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類似，這兩種法律關系都是通過《證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和《專項計劃認購協議》中規定的具體的權利義務來為其提供可操作性，并回避其名義上是否為信托法律關系的爭議。

綜上，隨著我國推進資產證券化的步伐不斷加快，信托受益權證券化已具備合法性基礎。在信托受益權證券化實務中，我們需要在不違背法理的基礎上，厘清信托受益權證券化的法律關系，避免信托受益權證券化的法律風險。同時，監管層應盡快明文確定包括信托受益權證券化在內的多種資產證券化結構的信托法律關系屬性，為信托受益權證券化過程中權利義務的確定提供法律依據，并進一步保證包括信托受益權證券化在內的各種資產證券化業務的規范化。

參考文獻：

[1] 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與實務[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130.

[2] 李飛譯.財產、合同及證明：財產權法定問題與權利的可分性[J].私法，2013，（1）.

第3篇

【關鍵詞】高速公路資產證券化 定價 實物期權

一、目前高速公路收益權定價方法

高速公路資產證券化符合最近國家提出的“盤活存量資產”的要求，近期的發展很快，但要進行高速公路資產證券就必須首先解決資產證券化中的資產池的定價問題。高速公路資產證券化的資產池基本以高速公路的收益權為主，因為目前我國政府特許收費權是不能轉讓的，只能轉讓該權利項下的收益權。對于高速公路收益權傳統的定價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現金流貼現法，一種是相對估價法。

（一）現金流貼現法

現金流貼現法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日趨完善和成熟，但其有效性是建立在兩假設的基礎上：一方面要求能夠準確預計未來現金流，另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對經營策略不做任何改變。但事實上一方面預計未來現金流量中的參數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一定誤差，現金流的不確定性使得預測人為因素較強，另一方面由于涉及較長時間，內外部環境可能存在很大變化，管理者的經營策略必須根據環境的變化而調整，不確定的投資和風險使得預測出現失真狀況。

（二）相對估價法

相對估價法就是在市場上找出一個或幾個與目標企業相同或相似的參照物企業，分析、比較目標企業和參照物企業的相關財務指標，在此基礎上，修正、調整參照物企業的價值，最后確定目標企業的價值。其核心是合理選擇可比對象，通過比較確保評估對象的價值能夠正確評估。

相對估計法簡單易行，常用于資產定價的輔助評價方法，其主要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選擇已有市場交易的可比對象，第二步是選擇一種標準化的價值衡量方法（如選擇市盈率與目標企業的收益進行比較）。較為常用的主要有市盈率、價格與賬面價值比、價格與銷售額比、托賓Q值等。但由于目標企業的資產可能本身就沒有得到客觀評估及對于資產的復雜性考慮欠缺，存在很大問題。

二、定收益權定價的實物期權法

（一）實物期權法的介紹及與高速公路收益權的聯系性

通過上面的介紹與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依靠現金流貼現法和相對估價法不能提供高速公路收益權的全部信息，這時就需要一種新的計算方法與思維方式，實物期權方法很貼切的滿足了這一要求。實物期權是由金融期權衍生而來的，其標的資產不再是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而是某個具體的項目。它的概念最初是由Stewart Myers提出的，他指出一個投資方案產生的現金流量所創造的利潤，來自于目前所擁有資產的使用，再加上一個對未來投資機會的選擇。與傳統的投資決策分析方法相比較，實物期權的思維方法不是集中于對單一的現金流的預測，而是把分析集中在項目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問題上，即項目未來現金流的概率分布狀況。當使用關于現金流的概率分布和未來預期的市場信息時，實物期權分析方法把金融市場與投資項目的決策聯系起來，對未來現金流沒有人為主觀的預測。

與傳統的分析方法相比，實物期權分析方法的結果是，高速公路投資項目中的不確定性和投資機會伴隨有更大的投資價值。在大型基礎項目中，實物期權的典型類型包括：擴張期權、緊縮期權、放棄期權、延遲期權、擔保期權等。現行的實物期權的定價理論主要有三種：第一種為以B-S模型為代表的偏微分方程法，第二種是以二叉樹、三叉樹模型為代表的動態規劃法、以蒙特卡洛模擬法為代表的仿真法。

由于高速公路開發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和復雜性，目前高速公路收益權定價過程中存在費用標準及費率調整方式、進行改擴建投資時點及投資規模、政府擔保對項目的影響、收費公路周邊土地開發等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素傳統的定價方法考慮的較少，而實物期權由于考慮到基礎資產的風險、價值和結構，所以應用于高速公路收益權的定價要比傳統方法更加切合實際，但并不是說傳統的方法被徹底拋棄，而是將其與實物期權法相結合。

（二）實物期權法下的B-S模型

在實際定價應用中，高速公路的收益及成本的不確定性體現在實物期權的管理柔性方面主要采用B-S模型、二叉樹定價模型等；期間投資的可延遲性體現在實物期權的延遲期權上主要采用復合實物期權；項目在未來時間里的改擴建及道路周邊的開發等體現在實物期權中的增長期權上，主要采用二叉樹期權定價模型；對于政府支持體現在實物期權中的一般看漲看跌期權，主要采用二叉樹期權定價模型和B-S模型。考慮到實際操作的方便性，主要采用B-S模型來對高速公路收益權進行定價。

S為高速公路通行費的當前價值，但由于高速公路通行費的演變過程符從幾何布朗運動，不會發生突然的向上和向下跳躍，所以S即為預計每年的通行費率和交通量的乘積的折現。按照BS模型的要求應當采用連續復利的方法計算現值，根據相關的敏感性分析采用年復利方法對結果影響不大，所以方便起見，可以使用年復利折現。

通過上文的討論及在實踐中的分析得出在實物期權方法下得出的基礎資產價值由于其考慮到基礎資產的內涵實物期權所以要高于傳統方法計算出來的價值。一方面計算出來的價值更具有科學性與準確性，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高速公路公司通過資產證券化得到的收益，更有利于高速公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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