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生產經營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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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多元化經營是企業發展的一種戰略。是企業戰略管理理論、企業成長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內外企業實現規模擴張、速壯大發展的重要措施。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啟動，把與地緣最接近東南亞各國的中國西南地區推到了東盟合作戰略的前沿。中國政府為西南地區及西南地區企業積極參與東盟經濟合作與競爭提供了系列的政策支持的同時，也積極鼓勵西南地區企業參與國際競爭與兼并，將企業做大做強，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集團。西南地區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挑戰。企業如何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東盟自貿區背景下，選擇匹配自身的多元化發展戰略，進一步壯大企業規模與經濟實力、進一步提升經營效率與企業競爭力，有效參與國際競爭，值得我們思考。本文以2009~2013年泛西南地區制造業428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主成份分析方法得到企業發展機會綜合指標，以DEA數據包絡分析法得到企業生產效率指標，再借鑒Hansen[1]得出的“門檻模型”對研究的樣本進行分組，進一步研究企業在不同發展機會下多元化經營與公司資本效率之關的區間效應，為我國泛西南地區企業實現規模擴張，提升企業競爭力尋找多元化決策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述評
對企業多元化相關理論的研究始于19世紀70年代的歐美資本市場。之后，隨著研究的發展，多元化經營與企業價值（或績效）關系研究成為了焦點之一。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企業多元化經營可以利用內部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突破外部融資約束；幫助企業有效化解競爭威脅提高企業抗擊外部風險能力；實現企業渠道、管理等資源共享，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即“多元化溢價”論（GrantRMetal，1988[2]；VillalongaB，2004[3]；WernerfeltB，1984[4]；BodnarGMetal，2000[5]）。另一種觀點認為多元化經營會造成企業“多頭管理”困難、組織協調能力下降、成本上升從而引起企業競爭優勢變弱；還會造成企業內部有限的資源過渡分散，會導致項目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從而導致投資效率降低、增加企業經營風險，最終減少企業價值，即存在“多元化折價”（Wulf，1998[6]；Lamont，1997[7]）。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多元化”本身作為一種經營管理模式與企業經營戰略而言，沒有好壞優劣之分。認為如果多元經經營公司有支持多元化經營的成熟的內部條件與外部環境，多元化就能成功并增加企業價值，反之就會失敗減少企業價值（Fauveretal，2004）[8]，這被認是企業多元化的“折中”理論。
總之，從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多元化戰略對企業績效及企業價值的關系仍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其存在的原因主要是：（1）許多研究采用橫截面數據的分析方法忽視了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績效是一個動態的、漸變的過程；（2）因中國上市公司會半盈余管理現象較為普遍，同時中國股市的短期投機行為較為嚴重，所以在已有研究中采用財務報表中利潤指標（凈資產收益率ROE，資產收益率ROA）及公司市場價值指標（如托賓Q值）來研究多元化與企業績效、企業價值的關系是否切實有效還有待進一步研究；（3）中國作為新興市場，企業客觀內外部經濟環境、企業多元化經營前的自身特性及行業特性、企業發展各階段都會對企業多元化經營前后的企業績效與企業價值產生影響。因此，針對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充分考慮企業自身發展特征，利用我國泛西南地區滬深197家上市公司歷時4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動態估計分析，同時借鑒新古典經濟學中應用較為廣泛的生產效率函數的方法，考察研究企業不同發展階段多元化經營與公司生產效率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和數據來源基于西南地區面臨自東盟自貿區帶來的重大發展挑戰與機遇，借鑒我國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本文選取泛西南地區制造428家制造業上市公司2009~2013年4年間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同時為力求樣本公司數據的可靠性，剔除研究其間被ST的上市公司，剔除數據缺失、數據異常的公司，最終得到197家上市公司4年間共788個研究樣本構成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數據來源于網易財經網數據庫及上市公司年報整理。
（二）模型與變量選擇1.基本模型根據前文的分析，企業多元化經營對企業績效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根據目前學者研究的結果顯示，并非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文借鑒曹廷求和孫文祥（2004）[9]、楊興全和梅波（2008）[10]、連玉君和程建（2006）[11]等學者的做法，通過引入Hansen得出的“門檻模型”，依據公司成長性對樣本公司進行分組，考察不同成長階段企業多元化經營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式中TFP為被解釋變量，即生產效率；i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Xit為一組控制變量；HDit為解釋變量，即公司多元化程度；G為公司成長性指標，也是門檻變量；γ為某個特定的門檻值；（I•）為指標函數，當括號中的條件滿足時取1，否則取0；εit為隨機干擾項；ui為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因素；α為系數向量；β1和β2為成長機分別小于和大于門檻值γ時多元化對生產效率影響的估計系數。關于門檻效應原理及估值方法因篇幅不再贅述。2.變量設計（1）生產效率（TFP）自索洛（Solow）[12]于1956年首次提出全要素生產率（綜合要素生產率）概念后，該指標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相比ROA等易受人為操縱的績效指標相比，生產效率更為客觀。目前常用來測算生產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非參數方法（DEA數據包絡分析法）和隨機性參數前沿分析法（SFA）。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數據包絡方法，是美國著名的運籌學專家Charnes，Cooper和Rhodes[13]于1978年創立，用來評價企業組織效率的一種線性規劃方法。目前DEA的評價方法已成為評價企業生產經營、區域經濟發展等效率的一種主流方法。因此，本文選取當年平均固定資產、當年的勞動力資本投入與公司其它投入三個變量作為投入變量；選取公司當年主營業務收入與平均存貨增量之和為產出變量。因只測算樣本單元的生產率效，因此，本文采用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創立的產出導向（Output-oriented）CCR模型進行估算。具體估算方法與工具可參閱魏權齡（2004）[14]、劉新紹（2012）[15]等文獻。（2）成長能力指標為了客觀、全面地考察公司的成長能力，本文借鑒張祥建、裴峰等（2004）[16]的研究中關于公司核心能力的評價指標以及劉新紹和張曉鈴（2010）的方法，同時考慮數據的易取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選擇近三年總資產平均增長率、近三年調整后每股凈資產平均增長率（AnAG）、近三年主營業務收入平均增長率（MBG）、近三年股東權益平均增長率、銷售現金比、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主營業務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總資產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這十四個指標來反映公司的綜合性成長能力。為降低成長能力指標維度，剔除指標中的重疊信息，利用主成份分析法降維得到公司綜合性成長能力指標G（即模型（1）中的門檻變量）。通過主成分因子分析，得到6個主因子。其累積方差貢獻率為85.19%，較好地代表了上述14個原始指標的信息含量。再以各因子的貢獻率為權重造建反映公司成長能力的綜合指標，得到門檻模型中的成長機會指數G（門檻變量）。（3）多元化指標目前測度企業多元化經營的方法主要有熵指數法、Herfindahl指數法以及產品、行業個數法等，本文采用Herfind-ahl指數法來計算樣本公司多元化經營程度。式中Pj為公司第j項業務的銷售收入與總營業銷售收入之比；m表示公司經營的業務個數。當HD（0<HD=<1）值等于1時，表明公司沒有發展多元化業務，即HD指數越大，公司越趨于專業化發展；HD指數越小，公司越趨于多元化經營業。因此，在回歸結果中，如果HD的回歸系數為負，則表明公司多元化程度與生產效率正相關；若HD的回歸系數為正，則表明公司多元化程度與生產效率負相關。（4）控制變量鑒于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股權集中程度和研發投入對企業多元化程度、生產效率有較為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以上四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a.公司規模（InSz）：以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b.資產負債率（RDA）：以公司總負債÷總資產來衡量公司資本杠桿程度；c.股權集中度（Ocd）：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表示；d.研發投入（R&D）：以無形資產÷主營業務收入來近似衡量公司的研發投入力度。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首先，本文利用生產效率計算軟件DEAP2.1（Coelli，1996）對197家樣本公司的生產效率值進行了估算，其估算后的相關統計結果如下表1：利用得到的樣本公司效率值為因變量（TFPit），同時放入4個控制自變量，對應門檻模型（1）式進行估值檢驗，得到的F統計量及采用“自抽樣法”（Bootstrap）得出的P值、門檻估計值和95%的置信區間見表3、表4。通過門檻模型檢驗，我們發現，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相應的自抽樣P值分別在5%和10%水平下顯著。表明泛西南地區上市公司成長機會不同時，多元化經營對企業生產效率有著不同的影響。同時通過對表4中單一門檻模型門檻估計值和雙重雙門檻模型第二個門檻估計值比較，我們發現，兩個值很接近。為進一步檢驗雙重門檻的顯著性，本文剔除在回歸中不顯著的“資產負債率”和“股權集中度”兩個控制變量后，再一次進行門檻回歸，得到的P值見表5，得到的門檻估計值和95%的置信區間和表4結果一致。從表5可以看出，在剔除回歸系數不顯著的兩個控制變量后，雙重門檻顯著性由原來的10%水平下顯著變為5%水平下顯著。但借助圖1、圖2繪制的似然比函數，我們仍不難發現，雙重門檻中的第一個門檻值0.123的抽樣誤差相對較大，其門檻效應并不顯著。但為了驗證不同成長機會下，多元化水平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我們仍然初步將泛西南上市公司按成長性分為低成長公司（G≤-0.268）、中低成長公司（-0.268<G≤0.123）和高成長公司（G≥0.123）這三種類型。表6列出了各年份不同成長區間的公司數量，可以看出，4年中高成長公司占比僅約1/4左右，大部分公司處于中低成長。另外，各年份不同成長機會公司都發生變化，如果僅按成長能力的中位數（-0.076）來區分不同成長公司，顯然是不合理的。利用（1）式對按不同成長區間分好組的樣本公進行回歸，用樣本公司的生產效率TFP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其不同成長區間的估值結果列于表7。
從估值結果可以看出，模型擬合度并不理想，可能的原因是樣本太少。但這不影響我們對不同成長機會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經營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的判斷。從門檻模型一、模型二均可以看出，高成長公司與低成長公司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生產效率存在負相關關系，但相關性并不顯著；而中成長公司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生產效率存在較為顯著的負相關。而對于控制變量而言，高成長公司資產規模、近三年凈資產增長率與企業生產效率呈正相關關系。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在高速成長期，企業規模的擴張能產生效好的規模效益。因此，高成長公司要利用公司成長發展機會，有選擇地擴張企業生產規模，將企業做大。同時高成長公司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也與企業生產效率正相關，這與李伶俐（2011）[20]的研究結論相一致。理論上講，提高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更有利于企業股東關注企業的成長與生產效率，從而進一步提高企業相關決策效率與管理效率。對于中成長公司而言，凈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增長率均與企業生產率效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研發投入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因此，中成長公司首要的任務是努力提高主營業務收入，提高市場占有率、逐步穩健地增加企業凈資產。同時，加大研發投入，不斷創新企業產品，增加企業產品定價權，將有利于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本次的實證分析檢驗中，低成長公司各變量均不顯著。
五、結論
第2篇
論文關鍵詞：“公司+基地+農戶”，“訂單農業”，產業化，存在的問題，政策建議
1、“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產生的原因
1.1、“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產生的背景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也是一個農業大國，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的比重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68%，但是農業的產值僅僅只有全國GDP的13%（2006年數據），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農業生產力的低下，農業作為一個弱勢產業、農民作為一個弱勢群體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農業作為一種產業有著不同于其它產業的特點，首先，體現在產品上，農業生產受到天氣、氣候、季節、土壤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任何一種因素的變化都會影響農業產品的生產，而控制這些影響農業生產的外生因素又是極其困難的，農業的先天敏感性注定了農業產品很難做到規模生產；其次，農業生產面臨著很大的市場風險，農民的生產活動往往遠離市場，而且農業的生產周期又比較長，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很難接受到市場信號的指導，因此常常會發生收成好了，卻賣不了一個好價錢，這就造成了“谷賤傷農”的現象時有發生；再者，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開始實行，這雖然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生產，但是這又引發了一個問題，就是農戶過于分散，無法產生規模效應，形成產業集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擴大了農業生產的風險，使農民無法得到產業化生產所帶來的好處。
1.2、“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存在的理論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社會的分工需要各種合約來進行安排，有效的合約安排造就有效的社會分工，有效地社會分工會產生有效率的生產方式，而一種產業組織形式，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合約安排。根據現代產業組織理論的奠基人貝恩的理解，產業組織是指生產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結構，它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怎么樣創造一種既能避免壟斷的弊病，又能使生產者獲得規模經營的有效條件。而將這一理論應用到農業產業的研究中，重點就是探討農業產業部門的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和經濟成果之間的關系（SCP分析框架）【2】，即在特定市場條件下，使農業的生產不僅能夠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而且能夠給農戶帶來穩定可靠的經濟效益，同時有較強的能力抵御市場外部條件的變化給農戶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美國、日本的農業產業之所以能取得非常好的經濟效益，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它們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農業產業組織模式，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我國要實現農業產業化也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農業產業組織模式。這種農業產業組織模式，既要體現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給農戶帶來切實可靠的經濟效益；同時也要符合中國的地少人多的國情，以及農村試行的的客觀實際【1】。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這就決定了中國不可能照搬國外成功的農業產業組織模式，必須從我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實施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農業產業組織模式。眾多實踐證明，“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能夠極大地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我國農業實現產業化經營的有效組織形式。
1.3、“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的產生
正是由于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決定了農業生產必須尋求一個更穩定和低風險的農業產業模式，“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因此孕育而生。“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采用“訂單農業”的方式來指導農業生產，即龍頭企業在農戶進行農業生產之前就與農戶簽訂產品購銷合同，這就保證了農戶產品的銷路，無疑是給農戶吃了一顆定心丸，大大的降低了農戶的風險。其次，該模式中的公司往往對農業產品的需求量很大，需要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多家農戶進行聯合生產，擴大產品生產規模，這樣就有利于形成產業化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再者，在該模式中，基地作為公司與農戶的“中介”，在其中充當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代替公司負責組織農戶的生產活動，并對農戶的生產活動進行必要的技術指導，另一方面，它也充當農戶的“代言人”，一旦發現公司有損害農戶的行為發生時，它會作為農戶的代表與公司進行談判，這有利于農戶提高自己的談判資本，降低自己的談判成本，從而使公司的違約成本提高政策建議，降低了公司的違約可能。總而言之，“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是對傳統農業生產的一種組織創新，使農戶原本處于農業產業組織之中的弱勢地位提到提高，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的生產。
2、“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的運行方式
2.1、“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在我國的發展
“公司+基地+農戶”的生產經營模式在國內最早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泰國正大集團在深圳建立了第一家合資飼料廠，至今在國內有100多家企業和合資分公司，它們圍繞蓄、禽、水產飼料的生產和銷售，建立了配套的種雞場、養豬場以及多級技術服務體系，采取有中方聯營公司和農戶簽約，向農戶提供雞苗、飼料、防疫藥品和飼養技術，按預定的價格回收成雞等方式，推動養雞業的發展，帶動飼料銷售。20世紀80年代末，瑞士的雀巢公司與黑龍江省政府達成生產奶制品協議，建立了雙城雀巢有限公司。此后國內一些加工企業爭相模仿，出現了像四川希望集團、廣東溫氏集團等一大批大型飼料企業【1】。
2.2、“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的運行方式
“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作為一種合約的成功必然有著它獨到的優越性。農戶作為農業產品最基本的生產單位自然希望能夠進行持續穩定的生產，公司作為工業產品的加工生產單位自然希望能夠獲得持續穩定的原材料供應，而“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作為一種組織創新使農戶的持續穩定生產、公司持續穩定的原材料供應都成為現實。農戶在這個合約中得到了更有利的交易條件，如技術服務，公司在這個合約中不僅使處于自己產業鏈上游的產品供應得到了保證，并且降低了這個環節中的交易費用，使公司能夠專心應對下游市場，擴大生產以提高市場占有率。
“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是以一個技術先進、資金雄厚的農業公司為龍頭，利用基地的作用把分散的農戶集中起來，最終以合約的形式把農戶和公司連接起來。農民負責生產，公司負責加工和銷售，而基地充當二者的“中介”作用。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公司利用自身靠近市場信息的優勢提前對農產品價格進行預測，通過與基地簽訂合約的形式確定本年度生產數量、品種及主要品質和技術指標。公司不僅與基地簽訂合約，也與農戶簽訂合約。公司與基地以經濟合同的形式確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同時為了保護農戶的利益，公司在合約中會指明一個最低收購價，這個最低收購價有可能低于當年農產品實際價格，也可能高于當年農產品實際價格，目的是當市場價格突然下降很大時，農戶那不至于受到很大的損失，這對農戶的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護作用，因此也被成為最低保護價。在生產過程中，基地會根據實際情況對農戶實行技術培訓、物資采購、生產期間的日產管理或標準化的生產規程。待農產品收獲之后，由基地根據公司與農戶簽訂的合約，進行檢驗、收購，最后由公司進行最終加工和銷售。
2.2.1、公司起主導作用
公司在整個生產經營模式中起著主導作用，正是公司對農產品的需求，才使得公司、基地與農戶連為一體。公司作為一個對市場信息時刻保持高度靈敏度的生產單位能夠把生產的各個環節有機的結合起來，并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來調整產品的生產，并且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來講，公司通過自己的信息網絡了解國內外市場對農產品品種、品質、規格等的需求，然后通過采取“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將這些信息傳達到農戶和基地手中，引導農戶合理確定產品結構和生產規模。公司作為一個富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能夠帶領農戶與市場接軌，實行專業化、標準化生產。公司通過農戶集中生產的方式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從而使自己的生產成本下降，有利于擴大產品生產規模，提高市場占有率，形成當地的主導產品，并最終創造出一批具有競爭力的知名品牌。
2.2.2、基地起關鍵作用
基地在這個生產經營模式中充當公司與農戶的“中介”，對于“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這個合約安排的實施，基地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基地一方面與公司簽訂合同確定本年度農產品收購的數量和價格，一方面負責組織農戶的生產，確保產量。基地的表現形式為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經濟又可以分為農民專業協會、村級經濟合作社和貿工農一體化企業，其中農民專業協會表現形式為農戶一起共同開發、生產、經營，或就某一產品的生產技術進行交流、推廣和學習，屬于多功能的農民合作組織；村級經濟合作社表現形式為農戶共同生產和經營，實行民主決策制度、農戶進退自由的原則，進行共同生產經營、服務活動的“民辦、民管、民受益”的互經濟合作組織；貿農工一體化企業是為了拉長產業鏈，擴展生產經營范圍而介入了農業生產的貿工農一體化聯合經營企業，為實現了縱向一體化的進行農業生產的企業，一般屬于法人機構【3】。本文研究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為第二種，這也是現實中存在最多的一種形式。基地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首先，基地是公司與農戶之間的橋梁，充當了農業產業化鏈條中的斷層，將農戶與公司結合在一起，使產、銷連成一線，降低了公司與農戶之間的交易費用，減少了市場風險。其次，基地有助于農業產業化的形成，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多家農戶集中進行生產，有利于規模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實現規模效益。再者，基地的存在有利于農戶提高自己的談判資本，降低自己的談判成本，從而使公司的違約成本提高，降低了公司的違約可能，是該合約安排能夠長久的持續下去的有力保證，從長遠來看，這對雙方都有利。
2.2.3、農戶起基礎作用
農戶是現代化農業最基層、最基本的生產單位，農戶的職責是按照公司對農產品產量、質量、規格的要求進行生產，在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免費論文。由于農業的特殊性，很難實現規模生產，一方面，雖然可以通過機械來部分代替農戶進行農業生產，但是在一些農業生產環節中，至少在目前農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農戶作為農業生產的決策主體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農戶在農業生產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3、“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存在的問題
雖然“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作為一種組織創新有著很多內在優越性，給農業產業生產帶來了很大的好處，被認為是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有效形式，但是作為一種合約安排，它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部分實行“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的地區的農業產業的發展出現了停滯不前的現象，下面我們分析一下它存在的一些具體問題。
3.1、信息不對稱
“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最大的問題在于它存在著信息和履約方面的缺陷。新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合約理論認為，由于信息費用的存在且不可能降為零，這就導致了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所以合約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說合約存在著違約的風險。
從公司的角度來說，由于在“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中，公司直接面對市場，可以時刻掌握最新的市場信息，因此公司在與基地的合約中處于信息優勢，而且每年農產品的交易價格一般都是公司確定。具體表現為，在市場價格低于合約價格時，公司存在強烈的壓低交易價格的動機，另外，他也可以利用合約的不完全性，在合約制定時就向自己的利益偏移而去損害農戶的利益，而處于信息劣勢的基地和農戶無法阻止這種行為發生。按照博弈論，當處于信息優勢的一方能夠遇見未來行為的結果時，如果預期的結果對己方不利，它就不會選擇合作，或者利用自己信息優勢地位去改變合約的某些條件，以使預期的結果對自己有利【4】。因此，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只有在預期的結果對自己有利時，公司才會選擇合作，這就加大了合約的不確定性。
從農戶的角度來說，由于大多數農戶的法律意識淡薄，普遍缺乏長遠意識，可能為了短期的利益而不惜放棄長期的利益。具體表現為：當合約價格高于市場價格時，農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可能虛報產量，以增加履約的數量，而增加的部分可以從市場中購買，以賺取合約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價；反之，當市場價格高于合約價格時，農戶可能隱藏產量，以減少履約的數量，而將隱藏的產量按照市場價格賣出。這也加大了合約的不確定性【4】。
3.2、基地中介組織的不完善
在“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中，基地的組織法律地位不明確。在市場化不斷深入的今天，許多農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仍然是以民間組織的形式存在，無法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
在基地的內部構架方面，由于農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實行農戶進退自由的制度，往往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當合約價格大于市場價格時，農戶覺得有利可圖，便加入農村合作組織，一旦發現合約價格低于市場價格時，便覺得自己的利益受損，馬上就宣布退出農村合作組織，這就導致了農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資產和成員的不穩定。這使得基地無法履行合同中規定的對農戶的權力和義務，因此有些地方即使有基地的存在，但是當地農戶還是“單打獨斗”，基地的作用沒有凸顯出來。而且當基地一方違約時，公司即使向法院起訴政策建議，基地也可以以法律地位不明確為由不承擔法律責任，這導致了基地的違約成本很低，加大了其違約的可能性【4】。
在基地的人員管理方面，由于基地成員的流動性和資產的不穩定性，導致基地很難在組織內部實行標準化管理、制度化運行政策，從而使基地服務農戶的職能難以得到實現。由于基地幾乎對農戶沒有實行任何約束性的制度，處于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農戶往往都表現得很松散，農戶之間的凝聚力很低，缺乏集體行動的意識，農戶背離基地分配給自己的生產任務而自行決定生產的事情時有發生，這違背了基地最初組織農戶統一進行生產的意愿。
因此，基地中介組織無論是在內部構架方面，還是在人員管理方面，都亟待進一步加強。
4、政策建議
為了在彌補“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的制度缺陷，需要一定的制度優化安排，即在不改變該模式的優勢的同時，對該模式存在的缺陷進行修正以避免其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4.1、制度優化安排存在的理論基礎
楊小凱—博蘭德的專業化分工演進模型認為，人們對專業化水平有一個最優決策，所有人的專業化決策一起決定了當時經濟的勞動分工水平，分工的水平決定了當時的經濟增長率。分工的演進擴大了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反過來促進了分工的潛力，同時提高了交易成本。只有分工演進到一定水平并保持進一步分工的潛力，人均收入的在增長率就會隨著時間而不斷提高，從而經濟增長率的持續提高是有可能的【5】。
該理論認為，專業化分工在產業生產過程中扮演者很重要的角色，同時專業化分工存在著進一步分工的潛力，當專業化分工進一步細化時，就可以使原有的合約安排更有利于產業的生產，在理論上，農業產業組織模式分工可以進一步進行細化和優化，使之達到一個最優狀態，這是“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的制度優化安排存在的理論基礎。
4.2、制度優化安排的具體體現方式
“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合約安排的完善。當合作將無限期地合作下去時，或者說任何一方的違約成本都高于其的違約收益時，任何一方追逐短期利益、背離合作的動機和行為都是不理智的，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會根據遵循經濟人的假設，實施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于是就會選擇履約，此時，合約能夠長期穩定的持續下去。因此在“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合約中，應加強任何一方的違約成本，具體來講，可以引入信譽度指標，公司可以給每家參與生產的農戶的信譽度評級，一旦發現某農戶出現違約的現象時，立即降低該農戶的信譽度級別，采取不予再次合作或與之類似的措施，使農戶的違約成本提高；同時基地也可以代表農戶給公司的行為進行信譽度評級，一旦發現公司有損害農戶的行為發生時，也可以采取不予再次合作的措施，使公司的違約成本增加。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當某個行業所面臨的競爭變得激烈時，處于合約雙方的違約成本就會提高，因此增強公司和農戶的競爭意識也很重要。
完善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內部構架。基地作為“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中的公司與農戶的橋梁，具有極其關鍵的作用。針對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在內部構架和人員管理上的缺陷，需要政府、基地和農戶的共同參與。首先政府作為一個公共機構應當支持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要在關于建立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輿論宣傳、政策引導和提供市場信息上下功夫，不斷提高廣大農戶對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在農業產業化中的中必要性的意識，同時對于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信貸和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措施。其次，作為農戶來說，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摒棄追逐短期利益的狹隘思想，科學合理的參與基地的相關工作。最后，對于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本身，一定要加強修煉自身的“內功”，在花大力氣在完善組織的內部構架上，加強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人員管理，成立相關職能部門，在市場信息的收集、技術方面的培訓、生產計劃的制定等諸多方面對廣大農戶服務，盡最大可能維護廣大農戶的利益，在廣大農戶中凸顯農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的作用。
增強政府在“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的作用。政府作為一種重要的外生力量對于農業生產模式的運行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農業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參與。具體來講，政府要健全和完善農產品市場的市場競爭法規，進一步規范農產品市場，杜絕農產品交易過程中強勢一方利用自身的優勢壓榨弱勢一方的行為發生。同時，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的發展，鼓勵農業企業實行“公司+基地+農戶”生產經營模式，進行一體化經營，帶動當地經濟的增長，使農戶的收入得以增加。
第3篇
（廣西科技師范學院，廣西 柳州 545004）
摘 要：本文用門檻面板數據模型對泛西南地區上市公司的成長機會、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生產效率的關系進行的檢驗，發現：（1）成長機會存在門檻效應，即不同成長機會公司多元化經營會對企業生產效率有不同影響，存在非線性的特征，不能人為主觀地將公司按中位數的分類方法去研究多元化與生產效率的關系；（2）高成長公司與低成長公司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生產效率存在負相關關系，但相關性并不顯著；而中成長公司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生產效率存在較為顯著的負相關。（3）高成長公司資產規模、近三年凈資產增長率與企業生產效率呈正相關關系。而中成長公司的凈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增長率均與企業生產率效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研發投入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 ：多元化 門檻模型 生產效率
中圖分類號：F27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5）19-0080-05
收稿日期：2015-06-15
基金項目：本文為自治區廣西教育廳科研項目：“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背景下泛西南地區企業多元化戰略研究”（ 批準號：201010LX568）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劉新紹（1974-），男，湖南漣源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財務管理理論與實務、企業戰略管理。
一、引言
多元化經營是企業發展的一種戰略。是企業戰略管理理論、企業成長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內外企業實現規模擴張、速壯大發展的重要措施。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啟動，把與地緣最接近東南亞各國的中國西南地區推到了東盟合作戰略的前沿。中國政府為西南地區及西南地區企業積極參與東盟經濟合作與競爭提供了系列的政策支持的同時，也積極鼓勵西南地區企業參與國際競爭與兼并，將企業做大做強，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集團。西南地區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挑戰。企業如何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東盟自貿區背景下，選擇匹配自身的多元化發展戰略，進一步壯大企業規模與經濟實力、進一步提升經營效率與企業競爭力，有效參與國際競爭，值得我們思考。
本文以2009~2013年泛西南地區制造業428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主成份分析方法得到企業發展機會綜合指標，以DEA數據包絡分析法得到企業生產效率指標，再借鑒Hansen[1] 得出的“門檻模型”對研究的樣本進行分組，進一步研究企業在不同發展機會下多元化經營與公司資本效率之關的區間效應，為我國泛西南地區企業實現規模擴張，提升企業競爭力尋找多元化決策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述評
對企業多元化相關理論的研究始于19世紀70年代的歐美資本市場。之后，隨著研究的發展，多元化經營與企業價值（或績效）關系研究成為了焦點之一。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企業多元化經營可以利用內部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突破外部融資約束；幫助企業有效化解競爭威脅提高企業抗擊外部風險能力；實現企業渠道、管理等資源共享，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即“多元化溢價”論（Grant RM et al，1988[2]；Villalonga B，2004 [3]；Wernerfelt B，1984 [4]；Bodnar GM et al，2000 [5]）。另一種觀點認為多元化經營會造成企業“多頭管理”困難、組織協調能力下降、成本上升從而引起企業競爭優勢變弱；還會造成企業內部有限的資源過渡分散，會導致項目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從而導致投資效率降低、增加企業經營風險，最終減少企業價值，即存在“多元化折價”（Wulf ，1998 [6]；Lamont ，1997[7]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多元化”本身作為一種經營管理模式與企業經營戰略而言，沒有好壞優劣之分。認為如果多元經經營公司有支持多元化經營的成熟的內部條件與外部環境，多元化就能成功并增加企業價值，反之就會失敗減少企業價值（Fauver et al，2004）[8]，這被認是企業多元化的“折中”理論。
總之，從目前的研究結果來看，多元化戰略對企業績效及企業價值的關系仍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其存在的原因主要是：（1）許多研究采用橫截面數據的分析方法忽視了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績效是一個動態的、漸變的過程；（2）因中國上市公司會半盈余管理現象較為普遍，同時中國股市的短期投機行為較為嚴重，所以在已有研究中采用財務報表中利潤指標（凈資產收益率ROE，資產收益率ROA）及公司市場價值指標（如托賓Q值）來研究多元化與企業績效、企業價值的關系是否切實有效還有待進一步研究；（3）中國作為新興市場，企業客觀內外部經濟環境、企業多元化經營前的自身特性及行業特性、企業發展各階段都會對企業多元化經營前后的企業績效與企業價值產生影響。
因此，針對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充分考慮企業自身發展特征，利用我國泛西南地區滬深197家上市公司歷時4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動態估計分析，同時借鑒新古典經濟學中應用較為廣泛的生產效率函數的方法，考察研究企業不同發展階段多元化經營與公司生產效率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和數據來源
基于西南地區面臨自東盟自貿區帶來的重大發展挑戰與機遇，借鑒我國證監會行業分類標準，本文選取泛西南地區制造428家制造業上市公司2009~2013年4年間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同時為力求樣本公司數據的可靠性，剔除研究其間被ST的上市公司，剔除數據缺失、數據異常的公司，最終得到197家上市公司4年間共788個研究樣本構成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數據來源于網易財經網數據庫及上市公司年報整理。
（二）模型與變量選擇
1.基本模型
根據前文的分析，企業多元化經營對企業績效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根據目前學者研究的結果顯示，并非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文借鑒曹廷求和孫文祥（2004）[9]、楊興全和梅波（2008）[10]、連玉君和程建（2006）[11]等學者的做法，通過引入Hansen得出的“門檻模型”，依據公司成長性對 樣本公司進行分組，考察不同成長階段企業多元化經營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因此，本文建立了如下實證檢驗基本模型：
（1）
式中TFP為被解釋變量，即生產效率；i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Xit為一組控制變量；HDit為解釋變量，即公司多元化程度；G為公司成長性指標，也是門檻變量；γ為某個特定的門檻值；I（·）為指標函數，當括號中的條件滿足時取1，否則取0；εit為隨機干擾項；ui為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因素；α為系數向量；β1和β2為成長機分別小于和大于門檻值γ時多元化對生產效率影響的估計系數。關于門檻效應原理及估值方法因篇幅不再贅述。
2.變量設計
（1）生產效率（TFP）
自索洛（Solow）[12]于1956年首次提出全要素生產率（綜合要素生產率）概念后，該指標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相比ROA等易受人為操縱的績效指標相比，生產效率更為客觀。目前常用來測算生產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非參數方法（DEA數據包絡分析法）和隨機性參數前沿分析法（SFA）。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數據包絡方法，是美國著名的運籌學專家Charnes，Cooper和Rhodes [13]于1978年創立，用來評價企業組織效率的一種線性規劃方法。目前DEA的評價方法已成為評價企業生產經營、區域經濟發展等效率的一種主流方法。因此，本文選取當年平均固定資產、當年的勞動力資本投入與公司其它投入三個變量作為投入變量；選取公司當年主營業務收入與平均存貨增量之和為產出變量。
因只測算樣本單元的生產率效，因此，本文采用Charnes，Cooper和Rhodes （1978）創立的產出導向（Output-oriented）CCR模型進行估算。
具體估算方法與工具可參閱魏權齡（2004）[14]、劉新紹（2012）[15]等文獻。
（2）成長能力指標
為了客觀、全面地考察公司的成長能力，本文借鑒張祥建、裴峰等（2004）[16]的研究中關于公司核心能力的評價指標以及劉新紹和張曉鈴（2010）[17]的方法，同時考慮數據的易取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選擇近三年總資產平均增長率、近三年調整后每股凈資產平均增長率（AnAG）、近三年主營業務收入平均增長率（MBG）、近三年股東權益平均增長率、銷售現金比、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主營業務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總資產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這十四個指標來反映公司的綜合性成長能力。為降低成長能力指標維度，剔除指標中的重疊信息，利用主成份分析法降維得到公司綜合性成長能力指標G（即模型（1）中的門檻變量）。通過主成分因子分析，得到6個主因子。其累積方差貢獻率為85.19%，較好地代表了上述14個原始指標的信息含量。再以各因子的貢獻率為權重造建反映公司成長能力的綜合指標，得到門檻模型中的成長機會指數G（門檻變量）。即：
G＝（Fac1×19.39%+ Fac2×16.39%+ Fac3×15.43%+ Fac4×14.63%+ Fac5×12.11%+ Fac6×7.24%）/85.19%
詳細估值方法請參見張文彤（2004）[18]、劉新紹（2010）[19]等文獻。
（3）多元化指標
目前測度企業多元化經營的方法主要有熵指數法、Herfindahl指數法以及產品、行業個數法等，本文采用Herfindahl指數法來計算樣本公司多元化經營程度。基計算公式為：
（3）
式中Pj為公司第j項業務的銷售收入與總營業銷售收入之比；m表示公司經營的業務個數。當HD（0<HD=<1）值等于1時，表明公司沒有發展多元化業務，即HD指數越大，公司越趨于專業化發展；HD指數越小，公司越趨于多元化經營業。因此，在回歸結果中，如果HD的回歸系數為負，則表明公司多元化程度與生產效率正相關；若HD的回歸系數為正，則表明公司多元化程度與生產效率負相關。
（4）控制變量
鑒于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股權集中程度和研發投入對企業多元化程度、生產效率有較為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以上四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a.公司規模（InSz）：以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b.資產負債率（RDA）：以公司總負債÷總資產來衡量公司資本杠桿程度；c.股權集中度（Ocd）：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表示；d.研發投入（R&D）：以無形資產÷主營業務收入來近似衡量公司的研發投入力度。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首先，本文利用生產效率計算軟件DEAP2.1（Coelli，1996）對197家樣本公司的生產效率值進行了估算，其估算后的相關統計結果如下表1：
利用得到的樣本公司效率值為因變量（TFPit），同時放入4個控制自變量，對應門檻模型（1）式進行估值檢驗，得到的F統計量及采用“自抽樣法”（Bootstrap）得出的P值、門檻估計值和95%的置信區間見表3、表4：
通過門檻模型檢驗，我們發現，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相應的自抽樣P值分別在5%和10%水平下顯著。表明泛西南地區上市公司成長機會不同時，多元化經營對企業生產效率有著不同的影響。同時通過對表4中單一門檻模型門檻估計值和雙重雙門檻模型第二個門檻估計值比較，我們發現，兩個值很接近。為進一步檢驗雙重門檻的顯著性，本文剔除在回歸中不顯著的“資產負債率”和“股權集中度”兩個控制變量后，再一次進行門檻回歸，得到的P值見表5，得到的門檻估計值和95%的置信區間和表4結果一致。
從表5可以看出，在剔除回歸系數不顯著的兩個控制變量后，雙重門檻顯著性由原來的10%水平下顯著變為5%水平下顯著。但借助圖1、圖2繪制的似然比函數，我們仍不難發現，雙重門檻中的第一個門檻值0.123的抽樣誤差相對較大，其門檻效應并不顯著。但為了驗證不同成長機會下，多元化水平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我們仍然初步將泛西南上市公司按成長性分為低成長公司（G≤-0.268）、中低成長公司（-0.268<G≤0.123）和高成長公司（G≥0.123）這三種類型。
表6列出了各年份不同成長區間的公司數量，可以看出，4年中高成長公司占比僅約1/4左右，大部分公司處于中低成長。另外，各年份不同成長機會公司都發生變化，如果僅按成長能力的中位數（-0.076）來區分不同成長公司，顯然是不合理的。
表6不同成長區間各年份公司統計表單位：家
利用（1）式對按不同成長區間分好組的樣本公進行回歸，用樣本公司的生產效率TFP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其不同成長區間的估值結果列于表7。
從估值結果可以看出，模型擬合度并不理想，可能的原因是樣本太少。但這不影響我們對不同成長機會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經營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的判斷。從門檻模型一、模型二均可以看出，高成長公司與低成長公司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生產效率存在負相關關系，但相關性并不顯著；而中成長公司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生產效率存在較為顯著的負相關。而對于控制變量而言，高成長公司資產規模、近三年凈資產增長率與企業生產效率呈正相關關系。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在高速成長期，企業規模的擴張能產生效好的規模效益。因此，高成長公司要利用公司成長發展機會，有選擇地擴張企業生產規模，將企業做大。同時高成長公司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也與企業生產效率正相關，這與李伶俐（2011）[20]的研究結論相一致。理論上講，提高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更有利于企業股東關注企業的成長與生產效率，從而進一步提高企業相關決策效率與管理效率。對于中成長公司而言，凈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增長率均與企業生產率效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研發投入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因此，中成長公司首要的任務是努力提高主營業務收入，提高市場占有率、逐步穩健地增加企業凈資產。同時，加大研發投入，不斷創新企業產品，增加企業產品定價權，將有利于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本次的實證分析檢驗中，低成長公司各變量均不顯著。
五、結論
本文用門檻面板數據模型對泛西南地區上市公司的成長機會、多元化經營與企業生產效率的關系進行的檢驗，發現：（1）成長機會存在門檻效應，即不同成長機會公司多元化經營會對企業生產效率有不同影響，存在非線性的特征，不能人為主觀地將公司按中位數的分類方法去研究多元化與生產效率的關系；（2）高成長與低成長公司多元化經營對企業生產效率呈負相關關系，但不顯著；中成長公司則顯著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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