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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處于世界經濟大形勢之下,所以為了更加完善的認識中國居民消費的現狀及其存在問題,我們通過居民消費水平的國際比較、支出法核算的三大需求對GDP的影響等分為三個方面分析中國居民消費問題并提出合理有效的解決方法。
[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居民消費;三大需求
首先,從GDP的國際比較入手,在匯總《中國統計年鑒》2001―2010年的數據后,分析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差距(見下圖)。
2001―2010年各國GDP比較
從GDP數值方面分析,中國GDP的總體走勢是上升的,但是同經濟大國美國同期比較,雖然在增長幅度上占優勢,但是總數值仍有極大的差距需要跨越;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仍是全世界GDP強國,尤其在2009年經濟危機的時候,在世界平均GDP負值的情況下,我國仍然保持了92%的同期增長率。由上圖可以看出,中國的GDP的發展情況與世界各國相比較仍處于比較靠前的位置,我國2005年GDP首次超過英國,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全球第四大經濟體。而且通過GDP增長率分析可以看出,中國GDP在2001年到2007年一直處于快速增長階段,但是,我們不得不理智地看待這個問題,自2008年開始,中國的GDP增長率開始下跌,雖然與其他國家相比仍處于優勢,但是我們應當正視問題,從中找出原因來。
我國想要繼續擴大GDP,加速國內經濟發展,改善居民生活質量,就要從宏觀的方面看待這件事情。受金融危機沖擊,美歐發達國家消費需求大幅下降,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出口增長,中國經濟增長轉向國內投資與消費需求的支撐,國際社會更對中國消費需求寄予厚望。與此同時,中國人均GDP正式邁入3000~6000美元階段,這也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因素。但是,如何轉型為以內需為主導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我們仍需借鑒有關國家擴大消費的政策經驗與教訓,厘清各種認識誤區和政策取向。所以,居民消費低已經成為中國不容忽視的問題所在,以下,我們就從不同方面分析居民消費問題。
1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
我國居民消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國際對比分析顯示,現階段我國居民消費水平較低、增速較慢、消費能力較弱,消費結構有待優化升級。
2008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為353%,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而且,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我國居民消費規模較小、增長緩慢。我國居民消費支出總量在世界的位次要低于GDP總量的國際地位,增速要慢于GDP的增速。
自1995年以來,各國的居民最終消費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美國的最終消費率則保持在60%以上,并在2001年后上升至70%以上;與中國同處亞洲地區的日本,其居民最終消費率也保持在50%~70%的水平。而中國的居民最終消費率則始終處于低迷水平,長期停留在50%以下,并自2004年起降至40%以下。
中國居民消費率不僅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其發展趨勢也與其他國家相左。各國居民消費率均保持平穩甚至小幅上升的態勢,整體居民消費率也保持平穩;而中國居民消費率水平則從2000年起步入下降通道。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居民消費呈現出水平低,同時發展趨勢向下的特征。
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中國的GDP即使已成為世界第四,但我國人口眾多,普遍收入不高,且巨大的收入差距是眾所周知的一個嚴重問題,所以有效市場規模也就大打折扣。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收入差距對需求的影響引起了我國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收入差距是影響市場需求規模的重要因素。
在最終分配中,居民消費傾向低、儲蓄傾向高的現象十分明顯。經過收入再分配以后,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594%,但仍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我國居民消費和儲蓄比重分別為644%和356%,而主要發達國家居民消費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在80%以上,美英等國家更是達到了95%的消費比重,差距十分明顯。
各階層之間、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抑制消費支出。由前述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分析可知,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對居民消費的增長也有極大的影響。
3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和拉動
現階段我國的收入分配機制也存在著較大的問題,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擴大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城鄉之間的一道道資金、市場、技術、勞動力等壁壘,阻礙了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交流,并影響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一方面,農產品市場難以擴張,農業生產難以持續增長,農民收入的增加受到嚴重影響;另一方面,農村消費品市場與城市消費品市場的等級在不斷拉大,農村需求結構得不到提升,必然影響與需求有關的供給結構。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和拉動的中美比較對GDP增長的
貢獻率%對GDP增長的拉動
(百分點)最終消費資本形
成總額凈出口最終消費資本形
成總額凈出口GDP
年均
增長
率%中國3920398021004604602401170美國80702980-980240100-030320
如上表所示,在初次分配方面,勞動者所得偏低、企業所得偏高的問題比較突出。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為417%,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在50%~57%。營業盈余占GDP比重為296%,明顯高于主要發達國家;固定資產折舊比重為15%,低于日本,高于美國、英國、法國;生產稅凈額比重為136%,低于韓國,高于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且由上表可明顯看出,我國與美國的最終消費所占GDP比重仍有相當大的差距。
4結論
綜合分析來看,制約我國居民消費的因素很多,既有經濟發展水平因素,也有發展戰略因素;既有結構性因素,也有體制和機制因素。應注重短期刺激和長期調整政策相結合,通過提高居民收入、調整消費結構、加大民生工程投資力度以及改革分配機制、縮小收入差距、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等綜合措施,充分挖掘我國居民消費潛力,提高居民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推進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跨越性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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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核算的論文范文二:森林綜合核算納入國民經濟核算的意義
摘要 將森林核算結果納入國民經濟核算,目的是在傳統經濟核算中對森林的處理方法加以擴展,對森林及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貢獻做更加全面的整體評價。
關鍵詞 森林 綜合 核算
在支撐當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等三大類產品中,生態產品已成為社會最短缺、最急需和大力發展的產品,提高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已成為林業部門極為重要、艱巨和迫切的任務。因此,必須及時開展森林價值及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客觀地評價,林業為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提高所做出的貢獻,準確地反映森林資源的變化和經濟發展對森林資源的影響,反映森林資源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力,為國家制定促進森林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將森林核算結果納入國民經濟核算,目的是在傳統經濟核算中對森林的處理方法加以擴展,對森林及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貢獻做更加全面的整體評價。森林綜合核算的內容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是要對森林自身的價值進行核算,要將其包含在國民財富之中,第二是要對森林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即森林的產出進行綜合核算,并嘗試與國內生產總值銜接起來。
一、森林總價值與國民財富
森林是一個國家所擁有自然資源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核算森林的總價值即森林的存量價值,并將其納入國民財富。
1.森林總價值核算
原則上,森林總價值應該是森林所具有的全部功能的價值,包括提供物質產品的功能價值和提供生態服務的功能價值。但是,從目前核算所能夠實現的程度看,森林存量價值主要是指林地和林木價值總和。
2.森林總價值對國民財富總量的調整
現有國民經濟核算中,國民財富的核算對象是各種所有權確定、可以為其所有者在目前以及一定時期內帶來經濟收益的經濟資產,其中包括各時期生產活動產出成果被積累起來形成的生產資產,以及一部分符合經濟資產定義的非生產資產;而且,核算中以市場價格作為財富的基本估價原則,核算的是各種資產的市場價值。就森林主題而言,上述基本原則會在兩個方面導致無法在國民財富中體現森林的重要性。第一,從內容而言,一般來說,人工林屬于生產資產,可以包括在國民財富核算范圍內,但天然林卻有可能因為不符合經濟資產的定義而被排除在國民財富范疇之外,即使包括在其中,也會僅僅作為非生產資產,與作為生產資產的森林割裂開來;第二,從估價方法而言,側重于經濟價值的估價原則無法體現森林的生態功能價值。因此,要在國民財富核算中顯示森林的重要性,需要在核算方法上做以下改進:第一,擴展核算范圍,使之包括所有森林;第二,將屬于生產資產的森林和屬于非生產資產的森林合并在一起,創建完整的森林資產概念;第三,延伸經濟價值,使之包括森林的生態功能價值。
二、森林產出與國內生產總值
森林功能的實現在于它為人類和經濟體系提供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產出,特別是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本項目研究創新性地提出并定義了森林產出概念,并嘗試將其與反映國民經濟最終產出的國內生產總值銜接起來。
1.森林產出的定義
森林產出是指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產出,主要包括兩個組成部分,一是為國民經濟提供的森林物質產品,二是為社會提供的森林生態服務。
森林產出沒有全部包括在現行國民經濟核算的范圍之中。按照國民經濟核算原理,產出代表經濟生產活動成果,一般是指物質產品產出以及通過市場提供給他人使用的服務產出。據此,森林生態服務不能作為經濟產出,除非這些生態服務通過市場實現了其服務價值,比如通過森林旅游業實現的森林景觀價值;當期林木自然生長也因為無法獨立計算其產出量及價值而排除在外,只是籠統地用育林和森林維護活動中的成本投入作為產出替代。
即使是已經包括在其中的部分,森林產出也沒有作為林業產出加以核算。在現行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由于林業與其他部門之間的職能分工,相當一部分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物質產品產出沒有作為林業產出看待,而是被歸納到農業、畜牧業以及工業等部門產出統計之中了,比如各種干鮮林果、森林花卉、林間養殖等等。
可以說,森林產出是一個突破了現有經濟活動產出計量的概念,相當于大林業(林業及其他相關產業)計算的初級林產品產出與森林生態服務產出的總計。
2.將森林產出與國內生產總值銜接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衡量一個時期國民經濟生產最終產出成果的指標,在經濟管理中發揮著核心指標的作用。由于現行國民經濟核算沒有全面地反映經濟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國內生產總值在反映現實經濟活動成果方面具有很大局限性,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將資源環境因素納入核算,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調整,得到所謂綠色GDP。
結合森林主題看,所謂GDP總量調整應該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將當期對森林資源的耗減價值作為經濟活動成本從GDP中扣減,得到經濟資源耗減價值調整的國內生產總值,這是對GDP做減法。一般地,作為扣減項的資源耗減價值是指凈耗減,即林木資源采伐量與其自然生長量抵減后的凈變化,如果該凈變化非負,即可認為不存在森林資源耗減,森林發展是可持續的。
(2)將森林提供的、沒有被國民經濟核算所認可的生態服務產出作為與經濟產出并列的組成部分,嘗試作為加項納入GDP。
論文提要:本文回顧了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對我國經濟繁榮與社會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從理論與實踐上總結國民經濟核算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并提出開發一系列衛星賬戶、構建國民經濟大核算體系,進行國民經濟核算的改革與創新。
一、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貢獻
從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國國民經濟核算不斷發展和完善。現行國民經濟核算是以整個國民經濟或社會再生產為對象的宏觀核算,是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對國民經濟運行或社會再生產過程進行全面、系統的計算、測定和描述的宏觀經濟信息系統,是整個經濟信息系統的核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在理論與方法研究、制度建設、數據提供上取得了許多業績,為社會繁榮和國民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宏觀經濟方面,國民經濟核算通過一系列科學的核算原則、核算方法、核算指標來描述國民經濟運行過程,提供了關于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系統、詳細的數據,為黨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中長期規劃、年度計劃和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在國際關系方面,國民經濟核算數據是裁定我國應該承擔的國際義務和應享受的優惠待遇的重要參考標準;在企業決策方面,國民經濟核算為企業選擇投資方向、進行投資決策提供了導向作用:在社會生活方面,國民經濟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數量和質量水平,也為居民進行生產、消費和投資決策提供了參考依據。
雖然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取得了較好的業績,為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不可否認,隨著現實經濟社會生活的演進,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還存在著許多新問題,有些地方仍然與社會經濟發展不相適應,面臨諸多挑戰,必須不斷地進行改革和發展、完善和創新,充分發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國統計局長會議上用“三個不適應”來概括國民經濟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適應黨政領導部門的決策需要;二是不適應社會公眾了解國情、認識形勢的需要;三是不適應對外交流的需要。這些不適應是由于國民經濟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體表現在:
第一,國民經濟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戰
1、忽視對環境和自然資源因素的核算。傳統國民經濟核算是以GDP為中心的核算,但在環境和自然資源核算方面日益顯現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增長率:二是沒有測算作為未來生產潛力的自然資本的耗損貶值和環境退化所造成的損失,未能將環境和自然資源真正納入國民資產負債核算中;三是因過度追求物質財富的增加,而損毀了經濟社會賴以發展的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條件,使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難以為繼。
2、忽視對人力資本的核算。人力資本是指凝結在人體中的知識與技能的存量總和。人是生產力中最能動、最本質的因素,人力資源構成一國可利用的人力生產力的總體,人力資本是人力資源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它具有資本的基本屬性,是投資的結果,能夠帶來收益。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社會進步的決定因素,而且對于現代經濟來說,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但現行國民經濟核算只將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資產的部分作為投資,而將用在教師工資、圖書購置等方面的開支不作資本處理;此外,人們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計為人力資本投資,因此在有關經濟增長因素的核算與分析中,人力資本作用與貢獻的核算,也就成為未來國民核算領域有待進一步加強的新內容。
3、忽視對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會科技投入是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科技活動狀況的重要標志,是制定國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發展規劃、進行宏觀管理的基本依據,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正與日俱增,對我國科技投入與產出進行科學、準確的測定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具有緊迫性和新穎性。但傳統國民經濟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產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進展外,在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動與經濟活動問的內在關系與規律,以及如何準確測度知識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等方面難以滿足政府決策分析的需要。
4、忽視對地下經濟的核算。地下經濟又稱隱性經濟,目前經濟學界尚未對其概念及核算范圍形成公認的解釋,一般認為地下經濟是指以盈利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納稅和政府監督的經濟行為。聯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時,正式提出各國應盡可能將地下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核算范圍之內。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地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成分已在逐漸上升,地下經濟已滲透到各個經濟領域,成為我國較為棘手的經濟問題之一,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將逐漸擴大,雖然近幾年我國一些經濟和統計工作者已經開始涉足于這一領域,但還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地下經濟核算領域尚屬空白。
在資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視對金融虛擬經濟的核算。虛擬經濟的概念至今沒有統一的認識,較權威的觀點是將虛擬經濟看作是一種經濟的運行方式和運行模式如成思危認為,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活動模式,是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貨幣資本不經過實體經濟循環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劉駿民認為,虛擬經濟是指與虛擬資本運動有關的金融活動,經濟系統是一個價值體系,由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組成,虛擬經濟是心理支撐的價格系統,實體經濟是成本支撐的價格系統。我國虛擬經濟發展目前還僅僅處于初級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駕馭虛擬經濟的經驗。研究虛擬經濟非常需要規范虛擬經濟的內涵,界定統計范圍,但目前國際上通行的SNA統計核算體系中虛擬經濟統計核算體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構建我國與國際統計核算體系一致、遵循國際統計核算原則、與SNA銜接的虛擬經濟統計核算體系迫在眉睫。第二,國民經濟核算的及時性、可比性較差。
及時性是指統計核算工作要講求時效,在規定的時間完成統計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報的任務,及時滿足各部門對統計資料的要求。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堅持及時性,一是要求及時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對核算信息及時進行加工處理,及時編制報表;三是要求及時傳遞核算信息,將編制的報表傳遞給使用者。在時效性方面,由于我國尚未建立分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關每一個季度當季的國民經濟變動趨勢的數據,不能適應政府和社會公眾及時了解經濟運行情況的需求,而且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對外也不夠及時,核算數據的收集、整理、周期長,不能滿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統計核算必須符合國家或國際的統一規定,提供相關可比的統計核算資料。可比性要求統計核算按照國家統一的核算方法、統一的核算原則、統一的指標口徑進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單位的統計核算都建立在相應可比的基礎上,從而使所有核算單位提供的統計核算資料能夠相互比較,便于分析、匯總。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可比性較差表現在:其一,由于我國的不變價核算方法尚不完善,還沒有提供不變價國內生產總值及其產業部門和最終使用結構數據,因而不能很好地適應黨和政府具體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間可比的經濟總量規模和結構變動情況以及國民經濟價格總水平的變動情況;其二,由于我國不同地區之間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數據的準確程度不同,地區匯總數據與國家數據之間的差距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適應黨和政府準確地了解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體系中指標的不完全可對比性,不能很好地適應對外交流工作的需要,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分類較粗、指標體系不健全、某些計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還不能很好地滿足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提供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要求。
第三,國民經濟核算的服務意識淡薄。
受傳統服務觀念的影響,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部門對社會公眾服務的意識很差。比如,國民經濟核算各種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較復雜,除非是核算界專業人士,普通民眾很難理解,這給國民經濟核算知識普及和工作實踐帶來障礙;對社會數據的時效性和完整性重視不夠,對國民經濟核算概念、方法、指標口徑及其調整、變化宣傳解釋不夠,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公眾對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和準確理解這些數據的需要;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社會也需要了解我國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在這方面我們重視不夠。
三、構建國民經濟大核算體系以應對挑戰
面對上述挑戰,國民經濟核算有必要進行變革,在理論、方法和實踐上做進一步的改革與創新而建立國民經濟大核算體系就是要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按照統一規范的概念和標準,把原本屬于不同領域的核算體系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形成內容更為豐富、具有更高層次、可以為可持續發展服務的核算體系,它涉及到國民經濟核算、社會人口核算、科學技術核算以及環境生態核算等眾多領域。
第一,開發一系列衛星賬戶,解決國民經濟核算的全面性問題。設置環境、經濟和生態衛星賬戶,向環境、經濟與生態綜合核算方向擴展,大力推行綠色GDP核算體系,提供關于可持續發展描述、評價的數據信息:設置知識經濟衛星賬戶,向人力資源、科技信息和知識產權綜合核算方向擴展,提供關于人力資本、技術創新、知識經濟和無形資產價值評估的數據信息;設置金融衛星賬戶,向隱性經濟、虛擬經濟、跨國經濟及衍生金融工具綜合核算方向擴展,提供關于實體經濟規模與虛擬經濟測算的金融數據。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領域的核算不僅內容繁雜、指標眾多、計量單位各異,而且自成系統,缺乏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國民經濟大核算體系的建立要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按照統一規范的概念和標準,把不同領域的核算體系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核算體系。
論文摘要:1992年起我國開始實施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3年,我國頒布實施《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歷史舞臺。文章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模式的變遷進行分析。
一、供需框架
為了揭示制度變遷的規律,新制度經濟學根據制度變遷主體的不同,把制度變遷劃分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類。在這一領域成績最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應用他對技術變遷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制度變遷,將舒爾茨和諾斯等的理論推進了一步。
二、主體博弈
一般來講,SNA供給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給結構單一、成本巨大、投資期長,風險遠高于收益。官方供給SNA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宏觀經濟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質。相比而言,SNA需求主體則不同,它由政府、企業、個人所組成。需求主體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標(動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標,類似諾斯的術語“外部利潤”):對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標基本為宏觀經濟管理和國際比較;對企業而言,其利益目標包括企業管理、經營的市場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以及企業家個人努力的社會實現;對個人而言,其對國民經濟核算資料的需求是為了尋求完備信息,減少市場交易的環節和風險,即減少交易成本,從而增加其經濟利益,實現其個人經濟目標函數最大化。
SNA供給與SNA需求主體、目標既然存在上述差異,同時,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豐富的方法,使人們在考慮國民經濟核算改革時,必須首先對SNA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引導機制加以重視。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變遷方式
由于需求主體多元化、需求目標函數多層次化,相對于供給主體的單一結構及目標函數的單層次化,就存在一個需求缺口,這反映在對SNA信息的總量及結構需求分布上。可以說,SNA進一步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消除這種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從理論上講應存在兩種情況:
一是減少SNA供給,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對于SNA來講,顯而易見的是,政府的供給如果是理性原則下的行為,一般是增加而不會減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因而最好由政府來承擔,在此政府不妨進行“壟斷生產”。客觀地講,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著手。潛在需求主體、目標的顯性化就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在SNA中的一種制度安排體現;并且,這種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古典經濟學中薩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現象,即供給創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過特殊功能,擴大對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及優勢的宣傳,以及安排相應配套的措施來進行SNA的強制性推擴,即強制性變遷。因此,國民經濟核算制度變遷,最主要的特點是強制性變遷。
四、為什么是強制性變遷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本身是維護宏觀經濟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減少國家機器運行的交易費用。因此,以制度變遷為背景考察的這種制度,從根本上就決定了強制性的特。
此外,國民經濟核算公共產品的認識,制度安排中“搭便車”的問題也是決定國民經濟核算強制性變遷的原因。
國民經濟核算公共產品性質的認識:
(一)國民經濟核算是公共產品
這一觀點最早是由邱東教授提出的。因為國民經濟核算具有公共產品的兩大屬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因此在屬性上就具有了公共產品最根本的特點。論文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變遷論文摘要:1992年起我國開始實施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3年,我國頒布實施《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歷史舞臺。文章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模式的變遷進行分析。
這一論述可以歸結為兩個理論:一是信息的公共產品性質;二是國民經濟核算作為制度安排的公共產品性質。作為第一個理論基礎,來自信息經濟學關于“信息作為一種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關鍵是信息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在這方面有杰出貢獻的有薩繆爾森、海德和阿羅。信息是公共產品,自然以信息庫出現的國民核算體系也就具備了這種特點;第二個理論基礎,來自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根據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種公共產品,而這個公共產品一般是由國家“生產”的。
兩種理論基礎,決定了國民經濟核算具有公共產品這一性質。所以,不管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還是單獨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國民經濟核算變遷就應該是強制性的。
(二)解決制度安排中“搭便車”問題
所謂“搭便車”,是指某些人或團體在不付出任何代價的情況下,從別人或社會獲得好處的行為。“搭便車”是產權經濟學家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他們看來,公共產品是“搭便車”產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車”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們可以簡單地利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種制度安排,而無需付費。這樣,創新者的報酬將少于作為整體的社會報酬,從而使創新者缺少激勵。
五、較為一般的集體行動(注:此說法是為了區分統計與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體行動)
國民經濟核算改革的誘致性安排,可能會是政府更看重的。因為,政府需要了解權力以外的變遷因素。在強調制度變遷主要力量的方面,國民經濟核算變遷是強制性的;而在強調核算變遷的目標等方面時,這種誘致性變遷就更重要了。
誘致性變遷的主體一般是一群人或一個團體,通過誘致性安排所達成的變遷,其制度結構的穩定性也更高。這就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整個社會的市場應用結合更接近。而根據楊仲山的論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內部本身是市場化的。
在改革初始階段,政府的強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經濟主體的作用在這時是較難發揮的。因而,有關國民經濟核算改革的各種利益團體、利益個人可能會感到,這種變遷的起始與他們無關。他們作為個人的、集體的行動并不會影響改革的發生,但接下來情況就會有變化。在目前情況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主要是為政府管理經濟服務。而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會增加對國民經濟核算的需要,他們需要通過這種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關服務,來幫助自身增強競爭的實力。因此,各經濟主體對國民經濟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會增加。而從相反的角度來看,對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本身來說,其實提出了國民經濟核算的“宏觀核算微觀化要求”。
對核算信息與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體系的“外部利潤”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經濟主體會在國民經濟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應的作用。而由各相關利益個人所組成的團體,就會形成有關核算改革方面的集體行動,以便使這項改革按照滿足他們要求的方向去演進。他們會提出各種變革的具體措施,如變革現有的調查方式以得到更為準確的市場數據;對服務行業新的分類與核算;非正規部門活動進入核算范圍;增加信息產業方面的新內容,等等。總之,集體行動會在國民經濟核算改革中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