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早期教育的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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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音樂神童”，向來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特別是“音樂神童”多發之“純粹器樂音樂”興起的近代， 這個話題更具有特別的魅力。
但是，象莫扎特這樣的“音樂神童”之燦爛光芒，卻眩暈了人們的心智。以至于人們很少、甚至從來也沒 有認真思考過“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所謂“音樂神童”，并不僅僅是“先天遺傳”的結果，而是兒童“特殊先天秉賦”與“早期音樂 教育”反饋互動的產物。
就此意義而言，“音樂神童何以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似乎應當使其轉型成為如下這樣一個更加科學 的問題：“兩歲至十一歲左右兒童之早期音樂教育何以往往取得較為成功的結果？”
與此對照的論題是：“數學、邏輯學、以及其它一些進行純粹抽象形式運演的學科，成才的一般年齡，似 乎相對較音樂成才的年齡要大”。
其中定有某種內在的原因可尋，其中一定有某種內在的機制可探。
本文之宗旨，就是在本文作者建構之“人文進化學”（牛龍菲，1985，1987，1989，199 0）（1）的理論框架之內，對與此有關的問題進行初步的理論探索。
一
根據“人文進化學”的研究，人類的進化，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單純的生物進化，而是人類生物進化、人 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的反饋協同進化（2）
在此“人文進化”過程中，人之行為能力的發育、成熟、增長，并非單純受先天遺傳之生命基因的控制， 而是與其生存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中在其體外相對獨立存在的歷史文明密切相關。
不僅在族類的層面上，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間有一種復雜的共濟耦合、反饋協 同關系；其個體的發育、成熟，以及其能力的習得、增長，也受到機體、社會、文明這三個方面的制約、影響 。
具體而言，每一個體，自懷胎之日起，便開始置身于一個復雜的社會群體關系網絡之中，每日每時受到體 外文明的直接、間接刺激，并開始將其“內化”。只是在成熟到一定階段，此“內化”之“體文明”，才始成 為“習得能力”，才通過具體的行為實踐，作用于周圍的世界，“外化”為客體的“對象”，匯入人類體外文 明的大系統之中。此被卡爾·馬克思稱之為“人的本質的對象化”（3）的歷史文明，又將再次“內化”為某 一個體的“習得能力”。如此，“內化”之間，有一種“往復循環”（reycle）的反饋機制。此正如下圖所示 —一
就此“內化”與“外化”的反饋機制而言，人之童年是一個關鍵的時期。俗語說：“三歲看老”。人之童 年階段“內化”的“體外歷史文明”，將對其成熟之后一生的“外化”實踐，具有某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 。
這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自“童年”的“史前期”—一“胎兒期”，便開始發生。
在胚胎發育期，就胚胎與母體的關系而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生物進化重演系統”；但就處在復雜社會 群體關系網絡中，且存在于一定文明時空中的母體與周圍世界的關系而言，胚胎的發育仍在一個人類生物進化 、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饋協同進化的人文進化系統之中。因此，就族類的層面而言， 以“胎教”形式進行的體外文明之“內化”，仍處在“外化”與“內化”的往復循環圈中。
正如日本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一書所說：“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著一個有形無形的文化 圈子”（4）。但是，這個“有形無形的文化圈子”，是通過母體的中介對胎兒發生影響。正因如此，所謂“ 胎教”，說是“教子”，其實是通過“教母”以間接“教子”。漢代劉向在其《烈女傳·周室三母》中所提出 的“胎教”概念，正是因此而要求懷孕的母親“目不視邪色，耳不聽聲，夜則令瞽頌詩道正事”。
對于有自覺意識的成人社會而言，不僅對“胎教”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尤其更看重“兒童的早期教育”即 “幼教”。
明代孫志宏在其《簡明醫彀》一書中便曾言及：“古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一生人品善惡，高下 全看幼時。”正如西人弗蘭克·戈布爾在評述“馬斯洛心理學”時所說：“幼年時期是重要的時期—一在這一 點上，實際上心理的所有學派都殊途同歸。”（5）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出生時，尚未完全發育成熟。“人類的孩子是在某一時代的某一家庭這樣的一個 社會文化的環境中度過相當于其它動物在胎內發展的時期。”（6）。在此，“子宮外的生長期”（7），“ 人類智力的形成是兒童正在成熟的神經結構、正在發育的智力結構和他們周圍的言語、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結 果”（8）。在此過程中，“體外文明”的信息刺激，不僅僅只是作用于兒童的心理發育，還將作用于兒童的 生理發育，并在“實體長入”的意義上“內化”于兒童的生理結構之中。
正因如此，皮亞杰才特別強調：“表現型是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之間從胚胎發生階段起就存在著的一種不 可分離的相互作用的產物，這就使得要在天賦的東西與獲得的東西之間找出一條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為 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發展所特有的自我調節區域；在認知性行為水平上，就更是這樣。”（9）。也正是基于 同樣的認識，《漢書·賈誼傳》早就言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西人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正是這一類“若天性”、“中道若性”之“內化”與“外化”反饋循環機制 的產物。這里，根本沒有什么有些人所謂的“先天的似本能”（10）。
如果，更深入一步分析，我們將會發現，人類的行為，“乃是由于不同水平層面的三種行為圖式所決定的 。其一是‘刺激機體反應’（SOR）的‘本能’行為圖式；其二是‘刺激模仿反應’（SIR） 的‘仿能’行為圖式；其三是‘刺激文明反應’（SCR）和‘文化刺激反應’（HSCCESR）的 ‘智能’行為圖式”（11）。馬斯洛所謂的“似本能”，實質上，仍不過是對“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 ”一類的“仿能”、“智能”的不精確描述。
正是在上述的理論框架中，我們發現，所謂“音樂神童”的出現，并沒有什么莫名的玄妙。質言之，所謂 “音樂神童”，乃是處在一定文明時空、一定社會關系、一定家庭環境中具有“某種特殊天賦”的兒童，接受 包括“胎教”在內的“早期音樂教育”的成功結果。其“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的音樂才能，并不僅僅 是由先天賦予，而是在期童年時期，人類人文進化之“內化”與“外化”往復循環反饋機制作用的結果。
只有在此本元層次的理論基礎上，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探索“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為何往往取得較好的成果 ？”一類的有關問題問題。
二
根據“人文進化學”有關“人類進化乃是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進行”的理論，我們在探討有關“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具體問題時，必須同時關照兒童生理發育、 社會家庭環境、特定歷史文明這樣三個密切相關的方面。
就此三個方面比較而言，所謂“兒童生理發育節律以及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問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從胚胎時期開始，個體的發育一直受一定發育“節律”的控制。正如恩斯特·海克爾所說：“胚胎發育是 一種重演性發生的遺傳現象”（12），其各個不同的階段，對應著族類生物進化歷史的各個不同的時期。
個體出生之后，其機體的生理發育，仍然有一定的“節律”。中國古典醫籍，早就有關于小兒“所以變蒸 者，皆是榮其血脈，改其五臟，故一變畢，輒覺情態忽有異也”（13）的發育節律理論。這里所說的“變蒸 ”，就其“情態”一語推敲，則不僅是對其生理發育節律的描述，而且也是對與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心理 發育節律的描述。
對此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密切相關之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當代瑞士“發生認識論”的創立者皮亞杰，已有 深入討論，皮亞杰認為，兒童自二歲至十一歲左右，經歷了一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 ”的生理一心理發育成熟歷程（14）。
其所謂“前運演”，是指兒童已經開始意識到“主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主體） 有別于在其體外“永久”存在著的一些客體，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發出動作之后，可以影響客體的位置、方向 等等。只是在此時，兒童尚不能很穩固地建立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模式，其每一個動作，都帶有 即興的、嘗試的意味。
所謂“具體運演”，是指兒童已經可以把一些具體的客體，當做某種運演模式的“算子”，來進行可逆的 （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操作；并在此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予這些“客體算子”以某種運演的結構。
所謂“形式運演”，是指兒童已經超越了僅僅作用于“客體算子”的具體運演階段，開始使用抽象符號以 進行純粹形式的推演運算。
正是這個“從前運演到具體運演再到形式運演”的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制約著體外歷史文明通過 社會關系網絡對兒童發生“文而化之”（牛龍菲，1987）作用的早期教育實踐。
在二至十一歲左右的兒童早期教育，除了“語言”之外，其它需要操作“抽象符號”之“形式運演”能力 的學科，如數學、邏輯等，都未能獲得圓滿的成功；而一些作用于“客體算子”之具有“具體運演”性質技藝 或游戲、運動，卻因其適應二至十一歲左右兒童“具體運演”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近代“音樂神 童”以及“體育神童”多發的現象，正是一個典型。
對兒童的早期音樂教育，除了“胎孕期”以及“初生期”的“音樂信息刺激”之外，從兩歲開始，便可以 讓孩子玩弄一些諸如小鼓、小鈸等節奏樂器。由于生理的本能，由于生命本來具有的節奏律動，這些節奏樂器 的演奏，對于兒童來說，有一種“先天”的基礎。通過這些節奏樂器的演奏，孩子便可以意識到自己的動作與 有節奏的音響之間的“因果性關系”。而所謂“因果性關系”，正是人類認知能力特別是推理性能力的根本基 礎。通過“早期音樂教育”，使兒童直接的把握事物之間的“因果性關系”，對于兒童的智力開發具有奠定基 礎的重要作用。
對于大多數兒童而言，四至六歲之后，已經可以通過有律樂器的演奏，作用于其有“客體算子”性質的“ 樂響之音”；并在此演奏過程中，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換言之，在 此演奏過程中，以自己的動作，賦于這些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響之音”以某種可逆的（可重復的）、 守恒的“運演結構”。
不僅如此。兒童在演奏有律樂器的過程中，通過自己的“動作”，把一個一個的“樂響之音”，組織成為 一首一首的“優美樂曲”，便感性直接地把握了“部分”（“樂響之音”）與“整體”（“優美樂曲”）的關 系。而所謂“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之中，“由部分到整體”正是所謂的“綜合”；“由整體到部分”，正 是所謂的“分析”。而“綜合”與“分析”，則是人類思維之最基本的兩種形式。兒童通過音樂藝術的實踐， 感性直接地把握“綜合”和“分析”這兩種最基本的人類思維運演形式，將對孩子一生的智力發展產生重要的 影響。
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孩子才可能憑空意想不發出實際音響的“抽象音符”。此時，兒童的音樂理論 學習才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由“即興演奏”到“紙上譜曲”的升華，也是一般處于這個階段。
正是由于以上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階段的制約，“音樂神童”中，大多為“演奏神童”或“演唱神童” ，而“作曲神童”則實屬鳳毛鱗角。而且，即使是“作曲神童”，也只是到了十一歲左右之后，才初步顯露其 “紙上譜曲”才能（牛案：而并非由他人對其“即興演奏”進行“記譜”）；真正的藝術杰作，則要在更晚一 些時候，才能創作成功。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文進化之人類生物進化、人類社會進化、人類文明進化之共濟、耦合、反 饋、協同的關系，在童年，主要地受到了人類生物進化之兒童生理發育節律的制約；兒童之心理發育節律，受 其制約，與其同步，有著固有的程序、步驟。
對此天道有常的發育節律，人類只能“道法自然”（15）。《素問》有言：“化不可代，時不可違”； “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從之有福，逆之有咎”。《靈樞》更強調說：“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 矣！”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貽誤時機和拔苗助長的做法，均不可取。
所謂“音樂神童”的多見，換言之所謂“兒童早期音樂教育往往取得較好成果”的歷史現象，雖然沒有什 么莫名的玄妙，卻實在是因為天道的神機。王充在《論衡·實知》中曾說“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圣性， 安能有知？項托七歲，【詰問孔子】（16），其三四歲，而受綱人言矣。”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兒始生 產，耳目初開。雖有靈性，豈能知音？十歲左右，神童造就，其二、三歲，而學習音樂矣。”
只是在這個基礎，諸如“音樂世家”這樣的社會生態環境，“普遍富裕”這樣的歷史經濟條件，“明星效 應”這樣的特定信息刺激等等，才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網絡，使得更多的音樂神童不斷涌現。
三
當代認知心理學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人們發現：“任何一種認識都與動作有關”；“認識一個客體意味 著把它合并到動作圖式中”（17）。
極而言之，人類的一切思維形式，都是“動作思維”的衍化、抽象。可以說，“實踐”、“活動”、“動 作”，乃是人類一切智能、一切認知能力的發生之源。人類的“認知圖式”，并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物質 客體的靜觀反映，而是實踐活動過程中能動的施加于客體之上的主體自身“動作”的抽象。
舉例來說：“1＋1＝2”，起初不過是人們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之后，發現它們比單獨的一頭 牛要“多”。在這里，把一頭牛和另一頭牛“牽”到一起的動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就此意義而言，兒童早期音樂教育中，器樂演奏的訓練，具有開發兒童“動作思維能力”的特殊重要作用 。
在音樂藝術中“操而奏之”、“行而運之”的演奏實踐，不僅具有一般的“動作”特征，而且直接作用于 主體自身之外的樂器，并作用于具有“客體算子”性質的“樂音之響”使之成為“比音之樂”（18）的“優 美樂曲”，使之具有一定的、可逆的（可重復的）、守恒的“運演結構”。
因此，無論從“動作實踐”（演奏）自身，還是從“動作實踐”之“認知圖式”的成果（樂曲）而言，器 樂演奏都是兒童早期教育過程中，啟發兒童動作思維的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思考，我們可以發現：兒童的動作思維，與當代最新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某 些結論，恰有正相吻合之處。
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業已指出：所有對實體的“測量操作都是由剛體之間的比較所組成，并通過觀察 重合關系而完成。所有空間性的命題僅僅只涉及物體的行為”（19）。因此，在當代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的 文獻中，“時間”已經取代了“空間”，“運動”已經取代了“實體”而成為關鍵的詞匯。正如莫里茨·石里 克所說：“世上一切事件都已被解釋為運動了”（20）。
其實，幾千年來，人類的音樂藝術實踐，早就已經把世界萬物象征示為運動流行之“樂象”。通過音樂藝 術的實踐，人類早已引入了一種類似“向量場”的“參考系”，并在其實際演奏操作中，把握了萬事萬物之“ 運行動態”的“重演”或“自同態轉換”關系（21）。
就此而言，音樂藝術可以看成這樣一種“音響動態模型”（22），其“比音之樂”之“樂音關系”，可 以適當地模擬整個萬象世界之四維時空連續統的“運行動態”（23）。
兒童在接受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盡管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此深遠的理論意義，但在感性直觀上，已經通 過音樂藝術的演奏實踐，直接進入了“萬物同其節奏”（24）、“萬物同其態勢”（牛龍菲，1993）、 “大樂與天地同和”（25）之“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觀把握了“宇宙萬象同其道行”的真諦。
但是，不能不強調指出，由于兒童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的制約，這一切只能是感性直觀的潛移默化，而 不應是理性自覺的強制灌輸。換言之，在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應提倡一種“游于藝（26）的 原則，而不要過多附加其它的目的，過多介入除“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對兒童進行早期音樂教育，無非是使其具備一定的音樂修養，并發展兒童的音樂才能；當然，也可以為某 些兒童將來從事音樂專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但是，由于“攀比”，由于“競爭”，一些音樂藝術自身之外的某些目標，如“進步超人”、“考級順利 ”、“比賽成功”、甚至“求職如愿”等等，卻往往被有適當地過分強調，并造成了兒童、父母、老師不必要 的心理負擔。
除了這些附加的外在目的之外，在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過程中，還有一種傾向，就是過分地追求“解說音 樂形象”（牛案：本文無暇顧及對“音樂形象”概念的批評）而多余介入了“具體運演”之外的其它內容。
雖然不可否認，在整體音樂藝術中，的確存在某些諸如“歌詞”、“劇情”、“符號用法”（27）、“ 特定功能”等等的“他律”文明信息；但是，“比音之樂”之“自律信息”與“他律信息”之間，卻有著不同 性質、不同層面的相關聯系。某些“思想情感”、某些“視覺形象”與“比音之樂”的關聯，即使是對于成人 ，也并不容易把握，更不容易言傳；對于兒童而言，則困難尤甚。如果這方面要求過多，便會干擾兒童對音樂 藝術的感性直觀，誘導一些“幻想型”的兒童產生一些與“比音之樂”風馬牛不相及的任意聯想。反之，“聯 想”的不成功，又會使某些兒童產生“音樂難以理解”的錯覺，使某些兒童產生自卑的心理。
其實，對于兩歲至十二歲的兒童而言，“早期音樂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具體運演”的器樂演奏，和“動 作思考”的潛移默化。除了演唱適宜的兒童歌曲之外，不應過多介入其它內容。
古往今來的歷史事實說明，不管是古代罕見的“音樂神童”，還是近代多發的“音樂神童”，大多是“器 樂演奏神童”、“歌曲演唱神童”。之所以如此，恰正是因為，“器樂演奏”、“歌曲演唱”之“具體運演” 的性質，完全適合于兒童的生理—一心理發育節律。
眾所周知，無論是遠古的“巫樂”、周秦的“禮樂”、漢唐的“宴樂”、明清的“劇樂”，都負載了音樂 藝術之“具體運演”、“形式運演”之“自律信息”之外的其它大量有關信息—一“他律信息”。因此，中國 古典音樂，大都以成熟的“巫覡”、“樂工”、“家奴”、“戲子”為其主體（28）。孔子所謂“立于禮， 成于樂”（29）者，對這種負載有大量“他律信息”的“禮樂”一類音樂藝術之“主體”，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
只是在近代，相對“自律”、相對“純粹”的“器樂音樂”興起之后，才為“音樂神童”的出現，創造了 更為適宜的條件。相對于更加注重“他律”內涵的古代音樂而言，近代較少負載“他街”信息的“純粹器樂音 樂”，大大減輕了兒童的認知負擔。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理論研究，應當對此加以明晰的說明。
結語
“兒童早期音樂教育”，是一個可以“大做”的“小題”。
由于對“兒童早期音樂教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通過一個獨特的角度，更加明晰是透視音樂藝術的特 美本質，更加清楚地了解音樂藝術的審美機制，更加深入地把握“兒童早期音樂教育”與“兒童生理發育節律 —一兒童心理發育節律”的內在契合和反饋協同關系；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討論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之不同內涵 、不同形式之不同音樂文明在“文化成人”過程的不同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人關注于此，并有更加精到的論說面世。
注：
（1） 《有關“人與文化”的兩點思考》（署名：思之），載1985年第1期《蘭州學刊》，第82 －85頁；又載1985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K1歷史學》，第53頁－56頁。
《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知識生態學—一對人類與知識實體關系的新探索》（與人合作，署名：牛龍菲、張一凱），載1990 年第1期《蘭州大學學報》，第13－17頁；又載1990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B2自然辯 證法》，第65－69頁。
《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進化學與一 般進化論》）載1990年第30卷（紐約、倫敦、巴黎、蒙特勒、東京、墨爾本）《World Futures-The Jo 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來—一一般進化論雜志》），第85－94頁。
《異質發生學與一般進化論》，載1992年第5期《哲學研究》，第69－75頁。
《“超循環的太極循環”—一人文進化與一般進化的根本內在機制》，載1992年第3期，《晉陽學刊 》，第60－66頁。
（2） 同注（1）。
（3） 卡爾·馬克思《1844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劉丕坤中譯 本，第80頁。
（4） ［日］詫摩武俊《兒童的性格與心理》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年版第55頁。
（5） ［美］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第6頁。
（6） 同注（4），第67頁。
（7） 參歐陽光偉《現代哲學人類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8頁。
（8） 邱仁宗《認識的立體網絡模式》，載1985年第9期《百科知識》。
（9） ［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63頁。
（10） 參許金聲《人格三因素論—一一種關于健康人格問題的理論設想》（1985年油印稿）。
（11） 參牛龍菲《人文進化學—一一個元文化學的研究札記》，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9 月第1版，第191－192頁。
（12） ［德］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65頁。
（13） 王燾《外臺秘要》卷三十五《小兒變蒸論》。轉引自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中華書局19 83年3月第1版，第108頁。
（14） 參［瑞士］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9月第1版，第一章。
（15） 老子《道德經·二十五章》。
（16） 參敦煌卷子《孔子項托相問書》。
（17） ［瑞士］皮亞杰《生物學與認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3月版，第8頁 。
（18） 參《禮記·樂記》；另參牛龍菲《行象簡論》，載《（1991年）意象藝術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年第8月第1版，第76頁。
（19）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1984年11月第1版，第32頁。
（20） 同上，第83頁。
（21） 參牛龍菲《新的音樂藝術模型—一“自同態轉換群集”概說》，載1992年第2期《星海音 樂學院學報》，第48－54頁；又載1992年第8期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J6音樂舞蹈研究》，第 14－20頁。
（22） 牛案，“音響動態模型”，是我在中央音樂學院1985年“《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 討論會”上提出的概念。參與嵫冉《愈辯愈明真理在—一〈樂記〉、〈聲無哀樂論〉學術討論會記略》，載1 985年第3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
（23） 同注（21）；另參［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11月第 1版，第32頁。
（24） 宗白華《美學散步·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第95頁。
（25） 《禮記·樂記》。
（26） 《論語·述而》。
（27） 參［英］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另參牛龍菲《音樂哲學通信—一致蔡仲德》載1993年 第4期《人民音樂》。
第2篇
關鍵詞：幼兒；家庭教育；社區教育
一、問題提出
2010年，國務院了《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把發展學前教育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將基本普及學前教育、明確政府職責、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作為發展學前教育事業的三大任務。目前我國學前教育還有很多問題，如早期教育沒有納入義務教育，教育費用基本上由家庭承擔；民辦早教機構收費普遍較高，遠遠超出了普通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大量的嬰幼兒及其家長無法接受到科學、系統的早期教育指導；早教行業品牌度低，市場不規范，缺乏有效的行業監管等問題。家庭教育是兒童早期教育的基礎和關鍵，抓好早期教育必須從抓好家庭教育開始。重視早期教育，首先應該體現在對兒童早期家庭教育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和支持上。因此，清晰了解湖北省嬰幼兒早期家庭教育現狀，依據現狀提出建議，促進兒童早期教育健全發展，是本調查的主要思路之一。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
本調查是在湖北省婦聯組織下，針對湖北省5個市州，以班級為單位，分層隨機抽樣（考慮地域、城鄉、經濟等因素）幼兒園大、中、小班學生家長579人。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運用組編《家庭教育現狀調查表》對幼兒家長進行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基本信息、家庭教育情況和社區教育情況三部分。問卷依托教育機構發放給家長填寫，在調查過程中有經過專門培訓的調查員進行監督和回收問卷。
三、結果與分析
1.人口變量學描述
被調查父母平均年齡32.95歲。83.0%的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有兩個孩子的占16.1%，有三個孩子的僅占0.9%。在家長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學及以下的占4.2%，初中的占15%，高中或中專的占32.1%，專科或本科的占46.6%，碩士及以上的占2.1%。總體來說，幼兒園家長的受教育水平主要集中在專科或本科、高中或中專。
2.家庭教育環境
（1）家庭經濟與居住環境。通過經濟狀況調查發現，家庭人均月收入項，城市是3374.76元、鄉鎮是2565.85元、農村是1879.41元。家長平均每年對孩子教育的投入，城市是5932.40元、鄉鎮是5038.46元、農村是4355.81元。總體上看，家長較為重視孩子教育，對孩子教育投入較多。關于孩子的居住環境，35.7%的孩子有單獨的房間，50.5%和父母共住一室，1.6%與兄弟姐妹共住一室，11.8%與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住一室，還有0.3%與親戚等共住一室。幼兒園孩子年齡較小，與父母共住一室的比較多，這也說明留守幼兒較少，幼兒整體居住環境良好。
（2）親子互動。關于親子相聚時間，42.8%的父母和孩子每天相聚時間在2?5個小時，25.8%在8?12小時，24.0%在5?8小時， 7.4%在1小時以下。這表明多數父母很重視與孩子的相聚時間，能夠保證親子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在親子關系上，58.8%的家長認為與孩子關系很親密，32.2%的家長與孩子關系比較親密，8.0%的家長認為與孩子的關系一般，僅1.0%的家長認為與孩子的關系比較疏遠或很疏遠。關于親子沖突方面，30.9%的父母很少與幼兒發生沖突，37.2%偶爾發生沖突，28.3%的父母和子女之間有時會發生沖突，3.6%的親子之間經常沖突。這說明親子之間發生沖突普遍存在，但整體來說親子關系良好。進一步分析發現親子沖突的原因主要是孩子的不良生活習慣，如不吃飯、不講衛生、吃零食、不按時睡覺等。
（3）家庭具體教育方式。在早教開始時間方面，46.4%的家長在幼兒期開始對孩子進行早期教育，26.6%在懷孕期間，22.7%在嬰兒期，還有4.3%的家長不進行任何早期教育。早教形式上，73.2%的家長采取在家購買書籍方式對孩子進行早期教育，7.4%的家長通過早教中心對孩子進行早期教育，19.4%的家長沒有采取任何早教形式，選擇順其自然的方法。這表明家長非常重視早期教育，但缺乏科學系統的早教方法。
3.社區教育情況
（1）家庭教育知識獲得途徑。家長獲得家庭教育知識的主要途徑依次是：書本、雜志（61.6%），自己的摸索、積累（33.2%），網絡（27.7%），電視（27.5%），家庭教育中心指導（25.9%），朋友的經驗借鑒（24.5%），長輩經驗（16.8%）。由此可知，社區家庭教育指導機構遠沒起到其應有作用。
（2）社區教育建設情況。對社區教育了解情況的調查發現，41.3%的家長不了解， 39.3%的家長一般了解， 16.6%的家長聽說過，僅有2.8%的家長非常了解。這表明，當前對社區教育的宣傳還不到位，社區教育工作的開展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四、討論
1.家庭對孩子教育投入過多，親子沖突普遍存在
調查發現，家長普遍重視孩子的早期教育問題，無論是經濟投入、時間支出還是在為孩子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生活條件方面，家長都努力做到最好，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親子關系較為密切，但親子沖突普遍存在。良好的親子關系，可以使嬰幼兒獲得滿足，感到愉悅。而早期親子沖突若得不到恰當解決，會導致兒童情感危機，并將在其后的生活中以突然的抑郁或焦慮形式表現出來，因此早期良好的親子關系的形成與否會影響整個人生的發展。
2.父母早教觀念存在偏頗
父母的教養觀念是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從根本上決定了父母采用什么樣的家庭教育方式。調查顯示，父母的教養觀念還存在不足之處，如缺乏科學系統的早期教育方法和知識，父母對孩子進行早教開始的時間較晚，并且早教的形式大部分選擇購買書籍在家進行等。但現在社會上的早教書籍、教程五花八門，不能保證早教的質量和效果，有時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
3.社區教育普及不夠，家長對家庭教育需求強烈
社區教育是實現全民教育、終身教育的重要載體，是走向學習型社會的重要途徑，也是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的重要依托。調查顯示，社區教育普及不夠，家長對社區教育的了解也不夠。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多是社區教育工作開展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前期宣傳不夠，活動內容空泛，形式單一，不能引起家長和孩子的重視和興趣。
五、建議
1.制定早期家庭教育相關法規
在落實現有家庭教育指導政策的基礎上，應盡早出臺兒童早期家庭教育發展相關法規或早期家庭教育實施細則，以開創早期教育的新局面。
2.構建兒童早期教育的社區服務網絡
家庭是實施早期教育的主陣地，社區是實施早期教育的重要依托。各級政府要將早期教育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范疇，納入社區教育、宣傳、文化和設施配置等社區工作內容中。在社區建設過程中，大力發展公辦托幼機構，提供廣覆蓋、保基本的早期教育公共服務網絡。為兒童早期家庭教育提供指導、輔導或治療服務。
3.支持早期教育的公益性，加強對早期教育市場的監管
目前，各地幼兒教育機構以民營為主，呈現多元化發展的態勢，但發展和管理尚不規范。面對這種情況，應在每個區建設公益性的早期教育中心，發揮公益性機構對民營早教機構的榜樣、示范和引領作用。加強對民營早教機構的管理和引導，防止和糾正早期教育“小學化”傾向，確保早教機構的教育質量。
4.重視對幼兒父母的培訓
父母是兒童早期家庭教育的具體實施者，在兒童早期發展和健康成長上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現有條件下，可根據家長的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指導策略，如組織同齡孩子家長活動，提供交流與探討的機會；農村家長多外出務工、月收入和文化水平不高，可利用孩子還在哺乳期、母親暫未外出打工的機會，組織有地方特色的小型家庭養育指導講座，提高家長的育兒水平。
參考文獻：
[1] 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J].幼兒教育，2011（Z1）.
第3篇
一 早期教育是具有廣泛正外部性的準公共物品
1.早期教育為各類教育打好了基礎
作為個體接受教育的發端，早期教育對整個教育事業尤其是基礎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與影響。中國教育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歷時五年的一項聯合研究證明，早期教育能讓兒童的小學教育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明顯提高他們小學、中學時的學習成績和智力，減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業失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教育：財富蘊藏其中》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受過幼兒教育的孩子與沒有受過這一教育的孩子相比，往往更能順利入學，過早輟學的可能性也少得多”；“早期教育的不足或缺乏這種教育，均可嚴重地影響終身教育的順利進行”。
2.早期教育能促進家庭幸福
眾多事實表明，孩子能否健康成長和發展是決定家庭生活是否和諧幸福的一個關鍵因素。一方面，獨生子女問題使得早期教育更顯迫切。中國有眾多獨生子女，他們是獨生子女，是父母唯一的希望，他們絕不能失敗，包括他們的教育都不能失敗。但這些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非常孤獨，加上高樓住宅里隔壁鄰居來往不方便，獨生子女從小缺少玩伴，這意味著他們缺乏交往的技巧。另一方面，中國年輕的父母大多數是上班族，沒有太多時間、精力承擔對幼童的早期教育與保育或學習早教知識。換言之，急劇的、大規模的城市化、工業化背景下的中國年輕家庭事實上難以勝任對孩子早期教育的責任，這部分工作勢必由社會來承擔，或為這些家庭提供幫助。早期教育機構通過承擔幼兒教育與保育，將幼兒父母尤其是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促進了母親就業，改善了婦女經濟、家庭和社會的地位，提高了家庭生活質量。
3.早期教育有助于社會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起點，而早期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起點。早期教育具有顯著的補償作用與功能，對處境不利兒童的早期教育，能有效提高和促進這些兒童融入主流社會，降低因出生和成長環境的不利所帶來的影響，減少社會分層現象和社會貧困。美國長達三十年的“開端計劃”和“佩里早期教育項目”等追蹤研究均顯示，對家庭經濟貧困、父母文化水平低的社會處境不利兒童實施早期教育，能成功地打破消極的貧窮循環圈，使其因認知、語言、社會性等各方面能力發展得更好，而更有可能完成高中學業并獲得工作上的成功，能自立而不是依靠社會福利，更有可能組建家庭并對婚姻生活忠實，減少未成年父母人數、減少特殊教育開支、增加高校畢業率、增加就業率、減少犯罪率等情況。
二 早期教育的市場失靈問題需要政府干預
1.早期教育投入問題
目前，我國早期教育是完全市場化的，即由私人投資建設早教場所、購買相應設施和教學玩具、招聘員工，再通過向家長兜售其課程服務取得收入，其總收入扣除投資成本以及各種稅費后的差額，即投資利潤。為便于招生，早教機構一般選擇在人流集中的位置，因而場地租金較高，在激烈競爭下，其收費不可能太高，導致其利潤較低。總體來說，早教機構的場地租金、特許加盟費、教學玩具采購費、員工工資構成其成本的主要部分。早教機構員工素質要求較高，員工招聘困難、流動性高，管理難度較大。作為私人投資，早教行業門檻高、投入大、管理難、利潤低、投資回收期長，這讓很多有意進入的私人資本紛紛退卻。完全市場化的早期教育不利于吸引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早期教育中來，進而不利于早期教育事業在全社會的普及和發展。從解決早期教育巨大資金需求的角度來看，需要政府分擔相當部分投入，還需要政府推出各種扶持政策吸引社會資本大量進入早期教育領域，以分擔財政壓力，并充分利用市場競爭機制促進早期教育事業發展。
2.早期教育公平問題
如上文所述，私人投資早期教育需要考慮進入門檻、成本與利潤、回收期限、管理難度等現實問題。出于成本考慮，私人早教機構的收費不可能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向支付能力較低的家庭提供服務。私人資本既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意愿這么做。進一步講，早期教育與服務的效用更多地體現為減少犯罪、減少貧困等社會效用，這部分成本完全由私人包括早教機構和家庭來承擔，這是不公平的，因而也是沒有動力的。因此，如果早期教育完全由市場提供，顯然弱勢人群的孩子將無法享受到應有的早期教育，這對其將來的發展是不利的，對社會的和諧與發展也是不利的，要解決這個負激勵問題，需要政府主動承擔起保障所有兒童能平等享有早期教育機會的財政責任，需要一些優惠政策吸引社會投資進入早教行業。
3.早期教育監管問題
教育領域的消費明顯帶有“不完全信息”的特征，家長對什么是早期教育、什么是優質的早期教育并不具備完整的信息，在選擇中往往處于劣勢地位，不利于他們做出理性的選擇，有可能被誤導甚至欺詐，這就是市場化的早期教育可能導致的負外部性。由于行業競爭或專業能力乃至職業倫理參差不齊等方面的原因，各個早教機構往往會對早期教育的主要內容、質量標準、價格標準、師資標準等各執一詞，一些實力較差的早教機構所推出的教育內容可能是缺乏核心理念引導的，甚至在實踐中為迎合家長而出現各種違背幼兒教育規律的思想和做法。同時，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面對早教機構的宣傳轟炸，作為消費者的家長也很難判斷早教機構及其課程服務的優劣、好壞，需要政府為其提供一些基本的幫助，需要政府管理風險和不確定性，需要政府制定早教市場的規則，這些幫助其實就是居于公正中立者的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這是市場無法自發提供的。
三 早期教育納入政府職能范圍是國際大趨勢
1.加強基礎研究
美國的早期教育非常發達，但其發展也經歷一個過程，其中，政府以科研成果為發展早期教育制造積極的社會輿論是其重要的經驗。在美國傳統的教育理念中，認為家庭是對兒童進行教育的主要場所。因此，許多人并不認為早期教育機構比家庭教育更有利于學前兒童的發展，一些州對發展早期教育并不支持，在早期教育方面的資金投入也很少。為提高公眾對早期教育價值的認同程度，并通過公眾輿論促使州政府對發展早期教育的支持，美國聯邦政府積極投入資金，組織大學、專業組織的專家進行早期教育研究，并及時公布科研成果，取得公眾的信任和支持，進而推動州政府積極發展早期教育。
2.加大財政投入
世界各國都很重視對早期教育的研究和政府管理。美國、英國、韓國、墨西哥、印度等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把為家庭提供早期保健、保育和教育等方面的兒童早期發展服務作為國家優先發展的領域，投入大量資金實施了以兒童早期教育為主題的國家行動，并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美國從1965年開始實施的《提前開始項目》到2005年的《入學準備法案》，撥款金額由9600萬美元上升到68.99億美元，40年間上升了70多倍，英國《確保開端計劃》財政預算金額從2001～2002年度的1.8億英鎊逐年增長，截至2007～2008年度已高達17.6億英鎊，增長了近10倍，印度面向社會處境不利兒童的《兒童綜合發展服務計劃》的投入在1992～1997年間就達到260億盧布，2002～2007年間更迅猛增至1168億盧布。各國充足的早期教育經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早期教育的穩步發展。
3.以立法為保障
為了促進早期教育的發展與進步，許多國家先后制訂了一系列早期教育法規和政策。美國聯邦政府先后通過了《兒童保育法》《提前開始法》《兒童保育與發展固定撥款法》《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等多部法規保障學前教育的發展。澳大利亞早在1972年就頒發了《兒童保育法案》，葡萄牙于1997年制定了《學前教育法》，德國于1990年實施《兒童及青少年救助法》，2007年開始實施《聯邦父母津貼法案》。印度在2003年和2005年先后頒布《國家兒童》和《國家兒童行動計劃》，日本于2004年提出“幼小一貫教育學校”動議，2006年正式實行“幼小銜接推動班”制度，為未來推行“幼小一貫教育學校”計劃做準備；英國也出臺了很多項早期教育政策，如“確保開端”項目《每個孩子都重要》《兒童十年保育策略》《2006年兒童保育法》《早期奠基階段規劃》《兒童計劃》等。
參考文獻
[1]福建省教育廳.關于印發《福建省0～3歲兒童早期教育指南（試行）》的通知（教基〔2008〕75號）
[2]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開展0～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試點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基二廳函〔2012〕8號
[3]楊佳.西方元素對中國近代學前教育的影響[D].華中師范大學，2012
[4]王亞新.我國學前教育的政府職能分析[D].西北大學，2008
[5]熊文洲.陜西民辦學前教育政府規制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2
[6]龐麗娟、韓小雨.中國學前教育立法：思考與進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