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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世界經濟貿易 形式判斷 貿易前景展望
世界經濟在危機后迎來復蘇,推動力量的主要方式有持續投資、恢復內需,加大貿易力度,尤其是新興的經濟體制逐漸成為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主要形式。近年來,世界經濟逐漸復蘇,但是發展仍然不平衡,并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所以相關人員應積極應對挑戰,深入分析世界經濟貿易形式,這種方式對前景展望有著重要意義。
一、判斷分析世界經濟貿易形式
(一)世界經濟貿易現狀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2011年世界經濟比上年增長1.4%,新型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為6.2%,世界經濟復蘇有一定積極影響。例如,美國整體經濟呈現良好局面;歐洲債券危機有一定緩解;新型市場得到平緩調整;資本投資市場的經營著回復信心。具體情況如表1:
表1:2010年-2013年的世界經濟增長形勢(%)
(二)政策空間不足,推出政策面臨考驗
為了緩解經濟危機,很多國家都將利率水平降低,積極而寬松的政策能夠為國家帶來大量高額債務和財政赤字,但是全球經濟發展仍處于增長期,在這種形式下,市場要求財政進行大力整頓,從另一方面來講,資金的較大缺口,使經濟復蘇不夠穩定,經濟增長率出現下滑現象。
新一輪的經濟刺激措施的可行性不高,從短期來看,現如今出現的經濟復蘇加劇的現象,都面臨一定風險。首先,世界經濟復蘇形勢還不夠強大,發達國家的公共及私人部門擁有較高債務,歐洲的金融體系面對很大壓力,社會也出現了高失業率的現象,持續走高的油價也給市場帶來了潛在的影響。然后,歐洲相關財政部門的建立,以及相關機制的制定和措施的應用,為其債務危機提供了一些方法,但是在較短時間內歐債危機無法解決,而且這些措施無法處理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出現的債務問題,這種全新的債務問題應找尋新的方法。
(三)經濟變化的產生原因
產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銀行在速度和經濟沖擊的選擇上存在一定問題。經濟活動是因為財政過度調整,而導致不利影響。相關人員對市場的信心降低也是原因之一,相關人員過早取消刺激性支出,還可能導致新的經濟打擊,而且若經濟增長沒有增長勢頭,相關單位要進行額外筆記,避免政府出現兩難的困境。目前,結束歐元危機、恢復信息是歐洲最緊迫的政策任務,所以相關單位人員要努力提高經濟增長程度,并進行相應調整,合理控制去杠桿化過程,并頒布更多流動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使財政部門的貨幣管理更為溫和。
二、世界經濟貿易的前景展望
由于歐債影響的逐漸惡化,金融市場十分脆弱,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發達經濟體系會受到風險危機,新興的經濟體制外部需求不強,內部缺乏調整,經濟增長率較慢。所以,國際相關組織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情況持有悲觀態度,世界銀行在全球出現經濟危機時,重點國家及地區的應對措施的前景展望先匯報如下:
(一)美國與歐洲地區
美國經濟受到日本海嘯和歐洲影響,企業內部的失業率上漲,消費低迷,在2012上半年中,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為2.1%,這種情況不是十分理想,但下半年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而個人消費開支和庫存投資以及居民住房固定投資增加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歐洲地區因為家庭消費以及制造業的萎靡現狀,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全年經濟增長速率緩慢,希臘因為債務危機,導致經濟回縮7.1%,其他國家的經濟也受到一些影響,例如葡萄牙回縮了1.6%,西班牙和意大利僅增加了0.7%和0.4%,而核心國家德國的增長率為3.1%,支撐了整個地區的經濟情況。
(二)日本、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
日本因為債務危機、日元升值以及世界經濟的緩慢增長,導致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外需減少。而日本地震的產生導致個人消費、住宅投資等一系列行為阻礙經濟增長,自2012年以來,日本因外部環境改善,使經濟緩慢回升,災后重建工作也強化了投資者對日本企業改善的信心。
2011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降低,中國、巴西、俄羅斯等國家為了應對通貨膨脹、本幣走強以及財政赤字和房地產泡沫問題,阻礙了國家經濟發展,以至于沒有跟上全球發展勢頭,巴西經濟增長率為2.8%,增長幅度沒有達到上年的一半,印度的經濟增長率也出現了過去三年最低這種情況。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9.3%,同此上年,降低了1.3%。中東北非地區因為劇烈的政治影響,導致該地的國家經濟活動受到制約,而同時外部環境導致增長變慢,增長率不高。
(三)發展前景的應對措施
應對美國經濟面臨的兩種風險,應盡量改善失業率,確保國家增加的就業人員與實際失業人數向平衡,避免經濟復蘇現象反復出現,改善就業市場,使其具有自行改善的能力,并且大力解決經濟結構性視野逐漸惡化的問題;日本、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應重視經濟復蘇存在的外在風險,尤其日本要重視災后重建工作,其他國家要主要政治引發的經濟影響。新興市場是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形式,雖然其整體運行進行較慢,但是這種發展形式仍然有足夠多的政策空間。中國在這場變動中,只受到一些影響,沒有巨大變動,經濟仍保持增長的局面。盡管增長速率降低,出口量下降,但是整體表現較好,前景樂觀。
三、結束語
通過上文對世界貿易形式的判斷分析和前景展望,能夠得知,盡管很多國家受到世界復蘇緩慢的影響,但是通過發達國家的帶動,近年來,投資形勢呈上升趨勢,根據聯合國會議內容,世界FDI持續增長,規模也有所增加,比危機前的水平要高。世界經濟在2012年復蘇的脆弱性,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和歐元債務市場的不確定性,這種情況也對全球投資造成影響,所以相關人員應該謹慎對待,采取合理的改進,促使是經濟能夠得到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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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東亞 區域內貿易 后雁行模式 模塊化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2-0006-06
東亞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學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論文《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時提出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赤松要對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紡產業發展進行實證研究,注意到日本產業的發展通常都要經歷進口新產品、進口替代、出口和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在圖表上相似行中的雁陣,故而給予了如此命名,這是雁行模式假說的最初表述。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后來又經過了很多學者尤其是山澤逸平的發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對日本國內產業發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東亞區域內經濟發展研究的學者是小島清,之后赤松要根據小島清的研究將“雁行模式”分為原型和兩個引申型,原型表現的是在后進國發展過程中,工業品呈現出進口、國內生產最終到出口三個環節繼起的形態;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國內消費品的進口、生產和出口到資本品的進口、生產和出口,或從低附加值制品進口、生產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進口、生產和出口的過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產品的進口、生產到出口的過程在國與國之間傳導的過程。實際上,我們對“雁行模式”的認識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體含義是區域內的發達國家通過直接投資將成熟或具有潛在劣勢的產業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新興工業國,待到這些產業在新興工業國逐漸喪失比較優勢,新興工業國將這些產業轉移至具備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又向新興工業國投資,建立相對高級的產業。它主要描述通過國際投資所實現的東亞國家間產業分工和產業傳遞的格局,也用來描述東亞國家經濟依次起飛的現象。這樣最終形成了以垂直型國際分工為特征、以比較優勢為產業轉移標準和依據的具有梯次差異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動東亞經濟發展上功不可沒,它促進了東亞區域內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向更高層次的轉換,形成了東亞國家依次起飛和整體發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終作為領頭雁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條件為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們看到在20世紀90年代后東亞形勢發生了變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來出現長達十余年的經濟低迷,作為雁頭的領飛與帶動能力日趨衰弱;其次處于雁身位置的亞洲“四小龍”和東盟諸國正不斷進行經濟趕超,產業不斷實現升級,不甘處于相對落后的地位,與日本的產業結構差距不斷縮?。辉俅沃袊推结绕?,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經濟取得巨大的發展,2004年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從以上原因可以看出東亞發展的“雁行模式”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東亞“雁行模式”的變遷
――“后雁行模式”
依賴日本投資和技術擴散的雁行模式現在已經沒有原來那么明顯,而在此基礎上東亞經濟體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這種新的分工格局被稱為“后雁行模式”。所謂“后雁行模式”,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東亞區域分工與經濟發展本質上仍然是傳統“雁行模式”的延緩,這是由當前東亞各國(地區)之間依然存在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所決定的。第二,東亞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過渡。這種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特點是:在宏觀上,東亞國家(地區)之間相互的水平分工關系逐漸增強;在微觀上則存在著以日本、“四小龍”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在東亞地區構建的網絡化跨國生產體系,即通過企業內部國際分工,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在東亞地區進行區位上的優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認為雁行模式的運行條件依然存在,同時東亞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從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一起構成了新的東亞區域生產網絡。衡量及判斷區域生產網絡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據主要是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水平,而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水平又可以從區域內貿易的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水平兩個方面來加以說明。
1.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發展
近年來在東亞地區的貿易發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東亞區域內貿易比率1980年僅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這一比率雖然低于經濟一體化程度最高的歐盟(2002年歐盟的域內貿易比率為62.50%),但已高出NAFrA 6個百分點。同時從1980到2003年間,東亞區域內貿易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雖然在1980年東亞的區域內貿易占世界貿易的份額均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可是到了2003年,這一數值已經超過了NAFTA,而且其增長速度是包括歐盟15國和NAFrA在內的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比擬的,東亞區域內貿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在雁行模式時代,東亞各國(地區)對美國的出口依賴程度很高。而在東亞區域內貿易蓬勃發展的今天,形勢有所變化。下表1顯示的是東亞國家(地區)的貿易結合度矩陣。貿易結合度反映國家間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貿易結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計算:貿易結合度=(A國對B國的出口額/A國出口額)/(B國進口額,世界進口總額)。貿易結合度以1為平均值,比值越大,說明兩國間的貿易結合越緊密。
從橫向來看,在2002年,東亞國家或地區與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結合度一般來說都要大于其與美國的貿易結合度,而且東亞國家之間的貿易結合度絕大多數都大于1。從縱向來看,從1991年到2002年,東亞國家區域內國家地區的貿易結合度出現顯著上升,而東亞國家或地區與美國的貿易結合度卻普遍下降。這從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結合度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東亞區域內貿易在迅速發展。
2.東亞區域內產業內貿易的崛起
區域內貿易又可以分為產業內貿易和產業間貿易,過去的以雁行模式為主導的東亞發展模式以比較優勢產業轉移為主的,因而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的。東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之后,產業內貿易也開始慢慢地崛起。產業內貿易可以由中間品貿易來反映,而中間品貿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貿易來衡量。下表2和表3給出了一些國家的零部件出口和進口貿易情況。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貿易占工業品出口貿易的份額從20.7%上升到25.4%,
進口份額從21.7%上升到24.5%。而東亞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其增幅明顯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長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對較發達的NAFTA、美國和歐盟也不及東亞。到2000年,東亞的零部件進出口貿易份額都要大于NAFTA、美國和歐盟,說明當時東亞的零部件貿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同時,東亞的零部件貿易出口份額和進口份額相當,這主要是由于東亞國家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而NAFTA、美國等其進出口份額差距均相差較大且進口份額小于出口份額,東亞則相反。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東亞的零部件貿易相對比較活躍,這有力地說明了東亞產業內貿易正在逐步崛起。
3.東亞區域內產業間貿易仍占主導
東亞的貿易新模式中,雖然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原來的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們仍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分析各個國家的優勢行業和由此引發的東亞產業間貿易的發展情況。
我們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對產品的分類,采用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的顯性比較優勢方法來考察東亞國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較優勢。其計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國在第i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優勢,Xi表示某國在第i類商品上的出口額,X表示該國所有商品的總出口額。這種現行比較優勢的計算方法是用某國第i類商品在世界同類商品出口市場上的份額占該國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場上份額的比例來衡量的。如果該國某類商品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可以推斷該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下表4給出的是2000年東亞各國的行業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我們看到日本的比較優勢集中在機械、電子與運輸設備行業,韓國、新加坡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電子行業,除新加坡外的幾個東盟國家的比較優勢體現在農產品、紡織品、皮革制品、電子、服裝行業,中國的比較優勢表現在紡織品、皮革制品、電子、服裝行業。上表亦顯示了雖然東亞雁行模式在慢慢地發生變化,但是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仍然存在差異,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間貿易依然存在。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行的東亞貿易模式中,與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導的產業轉移所不同的是,東亞產業內貿易與產業間貿易同時存在,并正在逐步的發展起來,從而東亞的貿易模式就從雁行模式發展成為“后雁行模式”,而此種“后雁行模式”表現為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東亞“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機理
東亞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除了東亞各經濟體比較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及其推動的投資一貿易關聯機制的出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消費需求大幅擴張等因素外,還存在以下幾點原因。
(1)國際分散化生產(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進了東亞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所謂分散化生產,是指將一種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東亞地區獨特的區位特點恰好為跨國公司在該地區進行分散生產、構建區域生產網絡創造了條件。首先,區域內各經濟體相對自由的貿易和投資政策框架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和中間產品的跨國流動提供了前提條件;其次,區域內不同發展層次的經濟體擁有不同的比較優勢,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跨國公司將根據不同區位的優勢配置各個生產環節,從而促進了不同區位間的聯系。分散化生產的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有時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動,從而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
(2)模塊化推動了產品生產的垂直分離,東亞發展中國家因而獲得了參與貿易的機會。模塊化是將一個復雜的系統或者過程按照一定的聯系規則(界面)分解為可進行獨立設計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統。目前rr產業的大部分產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塊化特點。據資料顯示,辦公設備部件(37.5%)、通信設備部件(27.7%)、開關設備(12.7%)、電器部件(6.7%)四種產品占東亞中間品區域內貿易的八成以上,這四種中間品大部分屬于IT產業產品。這樣生產廠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術也可以進入某產業的生產領域,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優勢,品牌廠商退出產品的生產制造領域,而專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營銷活動。這為東亞企業以OEM和ODM方式開拓國際市場以及美國EMS企業進入東亞設立全球性供應據點創造了機會,模塊化的發展無疑推動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
(3)跨國公司推動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的發展。東道國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資的環境,跨國公司的投資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如今,跨國公司尤其來自東亞內部的跨國公司不僅是最為主要的貿易主體,而且是區域內貿易的組織者。在跨國公司的戰略中,東亞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作為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塊化生產的出現,跨國公司從其自己的利益出發配置各個生產環節,在東亞區域內貿易中充當了組織者的角色。石戶和深尾等人的研究發現,日本企業在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和經營規模與該地區的產業內貿易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跨國公司在東亞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中所起的推動作用。
東亞“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問題及應對策略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是整體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內部的貿易流向中,單向的商品貿易流向占主導地位。這種區域內貿易結構的非均衡也就導致了東亞的區域內貿易面臨的最大問題。
首先,東亞地區內商品貿易從總量上看基本是小額赤字;然而從區內各經濟體來看,東亞的進口主要依賴于區域內,出口主要依賴于區域外。區域內貿易逆差國主要靠對區域外(主要是美國)貿易順差平衡,因此東亞地區保持了區域內貿易逆差國通過對外部市場的順差這種單向貿易流動來實現整體上的平衡。
其次,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區域內依賴度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中間產品的區域內貿易比重由1992年的50.9%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67.3%,即目前超過2/3的中間產品貿易是在區域內進行的,其中出口比重為64.9%,進口比重為69.7%,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最終產品的區域內貿易比重則由1992年的52.5%下降至2003年的47.6%,其中,進口比重為61.9%,而出口比重僅為38.8%。這也就意味著,東亞地區超過60%的最終產品出口是依賴于區域外市場的。
二、出口貿易結構調整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充分利用當時要素稟賦的特點,實行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獲得了巨大成功,經濟快速發展,成了第一出口大國和世界制造業中心。但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原來出口戰略確立的,在大量使用勞動力和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等基本要素基礎上的經濟和出口貿易發展方式日益暴露其弊端和不可持續性,具體表現為: 1.勞動力供求出現了結構性失衡。建立在勞動密集型基礎上的中國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方式,造成了對普通廉價勞動力的大量需求,而多年計劃生育對出生率的嚴控和平均壽命的延長又使人口老年化不斷加劇、青壯年勞動力供給減少,加之高等教育升學率的大幅提高等因素都促使生產操作工人的供給在不斷下降。據統計:中國已經走過了青壯年勞動力供給的高峰期,15~64歲勞動力人口總量將從2013年開始呈下降趨勢。正是對一般勞動力需求的旺盛和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導致了近幾年不僅是沿海,而且內地均出現了普遍的招工難、用工荒現象,中國勞動力出現了結構性失衡,即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另一方面各地招工難。一些企業由于用工不足導致開工不足,影響生產任務的完成,新項目由于招不到工而不能正常投產。 2.“世界工廠”的粗放式生產方式難以為繼。在我們陶醉于“世界工廠”龐大的生產和出口能力的時候,問題也就從這里開始出現了。中國出口貿易的特點是制成品出口比重過大,制成品即貨物出口占出口總量的90%左右,這些貨物商品又主要以兩種貿易形式存在,一類是以普通貿易出口的普通商品,另一類是以加工貿易出口的加工商品。普通商品是中國自己企業生產的商品,這類商品一般是仿制品或者產品已經成熟、生產技術已經擴散的產品,它們的特點是技術含量低,產品價值的構成主要是勞動成本和物質消耗成本。加工貿易產品雖然一般技術含量都較高,但是研發、銷售等增值高的環節控制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手里,在中國境內的企業只不過是它們的一個加工廠和生產環節,價值鏈的這一環節也是由加工的勞動成本和物質消耗成本構成,在產品價值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中國的出口貿易戰略決定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能源密集型的發展方式不僅會導致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而且也必然導致資源、能源供求的嚴重失衡以及環境污染加劇和生態惡化。尤其是粗放式的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方式導致對資源、能源需求的增長率以高于GDP增長速度在增加,因此,就出現了資源、能源供求的日益失衡和環境生態的日趨惡化。 3.比較優勢的競爭態勢在悄然變化。改革之初制定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能源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無疑適應了中國當時的要素稟賦特點,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但是,隨著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原有的發展方式對一般勞動力和資源、能源持續、大量的需求,導致了勞動力和資源、能源的供求失衡,即供給不足以滿足持續擴大的需求,其結果必然是勞動力、資源、能源供應緊張和價格的不斷上漲。中國近幾年勞動力價格普遍上漲,一般勞動力工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當然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現象,另一方面由供求失衡導致的招工難也在客觀上進一步倒逼了工資的快速上升。伴隨著勞動力價格的普遍上漲,近幾年國內外資源、能源的價格也普遍大幅上漲。出口產品價格的走低與勞動力以及物耗、能耗等主要成本一路上升的雙重作用,不斷擠壓著出口企業本已微薄的利潤空間,企業經營困難重重、步履維艱。由此可見,建立在勞動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生產基礎上的出口比較優勢正在悄然失去。
三、新形勢下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途徑 根據上文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了中國建立在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生產基礎上的出口導向戰略正逐漸失去它的優勢,中國經濟和出口貿易的競爭態勢正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審時度勢,改變出口發展戰略,調整出口結構。當前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出口貿易的結構調整工作。 1.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政府在出口貿易結構調整,培育創新能力,實現創新驅動的戰略中能在宏觀上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產業和出口貿易發展規劃并通過相應的政策引導以實現產業和出口貿易的結構調整;政府通過政策和立法推動形成創新驅動的市場機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形成以創新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機制;政府要利用財政支持、稅收優惠、信貸傾斜和投資保險等經濟手段鼓勵企業技術進步、工藝創新、新產品研發和品牌打造;政府特別要對符合產業發展規劃和出口發展方向的新產業和新產品的出口給予引導和支持,如加大出口退稅和出口補貼力度等。 2.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結構層次。應該說中國出口的制成品門類較為齊全,品種也較為豐富,機電產品出口接近60%,但是我們生產和出口的一般都是行業低端產品。通過仿制生產的這些產品技術含量低,主要以價廉占領低端市場,利潤微薄,而發達國家通過研發和掌握核心技術控制著行業高端產品和豐厚利潤。為此,中國企業必須通過增加技改和研發投入,通過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結構層次,并逐步淘汰落后的技術和產品,尤其是對“兩高一資”產業要壓縮規模、改進技術,一些資源消耗大、污染嚴重的產業要堅決予以關、停、并轉。 3.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出口,改善服務出口結構。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貿易能有效緩解勞動力的結構性失衡和大學生就業難的狀況,緩解經濟發展和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滯后,結構失衡,不僅表現在服務貿易進出口一直存在較大逆差,而且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發展不平衡,服務貿易明顯落后于貨物貿易的發展,其出口占貨物出口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左右,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20%的一半[3]。服務貿易的結構不合理還表現在服務貿易內部結構失衡,其中傳統領域,如運輸和旅游服務的比重比較大,約占一半左右。金融、保險、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咨詢、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現代服務貿易所占比重僅為7.7%,與世界平均水平約50%相差甚遠。對此,需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大力支持服務貿易發展,降低準入門檻,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不斷提高服務貿易的比重。第二,改善服務貿易內部結構,大力發展現代生產貿易,將信息技術、金融、保險、咨詢等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作為發展現代服務貿易的戰略重點,要加大投入促其發展并不斷提高其產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第三,加大服務業人才培養力度,加速企業自主創新。第四,繼續開放服務市場,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有序承接國際現代服務業轉移。 4.改造加工貿易,向價值鏈高端滲透。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加工貿易比重過大,近幾年占貿易總額的比重一直超過40%。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雖然一些產品本身技術含量較高,但在中國僅進行簡單的加工、組裝和貼牌生產,實際上仍是主要利用廉價勞動力,加工貿易的增值率一直處于低水平狀態。且在加工過程中對資源和環境影響較大,導致中國能源、資源匱乏,環境惡化,因此,必須對加工貿易進行改造。具體辦法是:第一,延伸價值鏈的長度,將U型價值鏈向兩端延伸。制定政策引導境外跨國公司將附加值高的研發和銷售環節轉移到中國境內,此舉不僅能夠提高出口產品在中國的增值率,而且能夠有效地促進技術的引進和吸收,以及對國際市場營銷渠道的掌控。第二,吸引跨國公司將更高技術含量的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減少“兩高一資”產品在境內的加工,淘汰落后產能;發展高端制造業,通過對技術的吸收消化再創新實現中國加工貿易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逐步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轉變。第三,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創建自己的品牌和國際市場營銷渠道,使加工貿易由貼牌生產走向自主設計生產,擁有產品的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提高產品的國際知名度。第四,積極引導加工貿易走出去,將一些資源消耗大、技術層次低的生產加工環節向具有資源優勢的其他國家轉移。
商務部制定的對外貿易發展“十二五”規劃中將對外貿易的結構調整作為中心任務,將“十二五”時期確定為中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雖然出口戰略的轉變、出口結構的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時機已經成熟,我們一定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加快戰略轉變和結構調整,力爭早日完成由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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