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水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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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前言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期、矛盾凸顯期，在農村基層也存在著各種危機，且有的時候、有的地方還比較激烈，政府作為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責無旁貸。農村基層是我國體制架構的基礎環節，但人們對于基層規范治理和法治治理的關注相對來說還遠遠不夠，強化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的政府責任是有效推進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實現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中之重。
1、推進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政府責任機制存在問題的原因
1.1政府管理部門及官員責任意識欠缺
第一，體制性因素對政府管理部門和官員意識產生影響。政府現有的以由上級集中控制和統一分配資源的體制決定了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的機制結構要素是向上級負責，而這一責任體制的形成使得政府責任的實現方式與實際工作情形發生斷裂，突出對上級責任的認識與注重，而忽視了對民眾責任的重視。第二，對責任內涵認識不清導致責任意識的缺乏。部分政府管理部門及官員沒有形成正確的責任觀念，對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政府嚴峻責任認識不到位，甚至認為責任制度是用來約束被管理者而不是約束自己的。第三，責任的執行觀念不強、責任執行力不夠是責任意識缺乏的突出反映。責任的落實需要較強的執行理念，將責任部署到位、落實到位、實施到位是對責任意識最好的詮釋，提高責任執行力和履職能力是增強責任意識的根本。
1.2政府管理過程封閉及信息溝通不暢
第一，政府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過程公開和信息暢通的體制不健全。從形式上來看，近年來頒布了一些法律法規，雖然有很多涉及到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過程公開和信息暢通的相關內容，但比較零散、規定抽象，沒有形成一套完善健全的體制機制。第二，缺乏對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政府管理信息公開的特別規定，操作性不強。第三，政府在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過程封閉及信息溝通不暢的責任得不到追究。現有的制度和體制對政府部門不公開過程、不暢通信息應付的責任規定不明確，過于抽象和含糊，沒有形成嚴格的制度保障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使得政府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過程封閉和信息溝通不暢成為常態。
1.3政府責任管理體系不健全
第一，沒有建立一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政府責任管理體系，加強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責任管理體系比較粗糙，管理每一個環節的責任沒有做到具體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現有的加強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責任管理體系沒有以現實為基礎，不是針對現實中的薄弱環節制定出來的國家層面的政府責任管理總體設計。第二，責任管理體制因循守舊，缺少革新，政府在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手段和方法探索上積極性不高。事實上，作為承擔管理責任的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是管理的主要機構，親自擔任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領導組織工作，對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工作的問題和缺陷也是最清楚的，是最有能力實現基層社會治理制度創新和方法創新的主體，而現有的責任管理體系限制了部門和責任人員創新精神的發揮，不能有效激勵部門和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第三，責任管理體系不能隨著經濟社會變化而不斷變化。政府的責任管理體系是國家權力運行體系和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部分，它應當在國家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實現自己的更新、變換、調整與升級。
2、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政府責任機制的落實
2.1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政府內部責任機制的落實
第一，政府在加強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的矛盾防范和準備責任機制的落實。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工作做得到位，能夠最大限度的避免危害社會穩定的事件爆發，或者在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能夠最大限度的將社會矛盾帶來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居安思危，切實抓好準備。有些矛盾不可避免，必須為之做準備，如同諾亞在下雨之前就造好方舟。這意味著政府管理者在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就必須積累可用資源和提升處理能力，降低個人、組織和社會的脆弱性，在矛盾發生以后做到快速反應、有效處置，從而能夠降低矛盾的損害程度，及早達到社會的有序治理狀態。第二，政府在加強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的監測與預警責任機制的落實。科學研究表明，社會矛盾爆發之前的臨界期是處理社會矛盾、規范社會治理的最有利時機。盡早發現矛盾跡象爆發苗頭，并在早期將其消滅，能夠阻止矛盾向社會危害蔓延，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或減少矛盾給社會穩定、社會秩序及政府管理活動帶來的威脅與損失。
2.2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政府外部責任機制的落實
第一，健全和完善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法制體制。首先，要完善憲法條款。“憲法的內容及其地位和作用決定了憲法和憲法的至上權威是保證權力服從法律，從而實現法治的關鍵。”要在憲法中增加關于政府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條款。此外，還要逐步完善其他與政府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密切相關的法律制度。當然，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要注意增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各種制度規定要統一、配套、協調，相關措施要落實好，按照法治要求，做到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法制的執行到位。第二，建立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問責制。建立問責制的主旨，就是通過問責來落實政府的責任，強化政府的責任意識，避免產生“不負責任”現象。問責即“追究責任和承擔責任”，其核心在于要求政府及其官員必須對其行為負責。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問責是對全過程中政府行為及其后果的問責，包括過錯問責（決策問責、政治問責、法律問責）和績效問責。這些問責方式意味著，政府日常決策失誤或強行推行農村政策而引發矛盾或造成重大損失，政府在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過程中未能維持社會穩定、導致事態惡化并造成惡劣影響，政府在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沒有履行法定職責和義務并有失職失責或違法行為，政府組織或其工作人員在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未達到應有的績效水平，均被追究責任。
3.結語
強化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中的政府責任是有效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重中之重。在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過程中，政府不要懼怕直面現實問題，要勇于承擔政府應承擔的責任，這樣既可以推進農村基層社會綜合治理的有序發展，又可以實現政府公信力的提高和良好政府形象的構建。
參考文獻：
[1]張成福，黨秀云.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325.
第2篇
基層社會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響著社會管理宏觀政策的有效貫徹和落實，也直接反映出社會管理的整體績效。因此，必須明晰當前重點，并努力尋求有效路徑，促進基層社會管理水平提升。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最根本的一點，在于“打好基層、夯實基礎”。
關鍵詞：
基層社會管理 創新 烏海市
中圖分類號： C916 文獻標識碼： A
當前，社會管理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因為大量社會需求來源于基層，大量社會問題產生在基層，大量社會矛盾根源在基層，只有搞好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社會管理的大廈才具有扎實的根基。因而，一定意義上講，基層社會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響著社會管理宏觀政策的有效貫徹和落實，也直接反映出社會管理的整體績效。因此，必須明晰當前重點，并努力尋求有效路徑，促進基層社會管理水平提升。
一、基層社會管理現狀——以烏海市為例
烏海市轄3個縣級行政區，總面積1754平方公里，人口50萬，2004年實行城鄉一體化改革，城市化率達94%，是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與全國其他地級市相比，烏海市面積不大、人口不多、城市化水平較高。當前，烏海市正處于轉型升級、科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又處于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凸顯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給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提升社會管理能力刻不容緩。具體工作中，基層社會管理存在的一些問題：
1、社區運轉機制不能夠適應新形勢。社區工作聯系責任機制和工作協調機構仍不健全，社區所轄改制企業移交工作不夠規范，如少數破產、改制企業移交本單位職工組織、戶籍、計劃生育、綜合治理等關系時底子不清，情況不明，少數單位在將各項社會事務向社區移交時，不能提供必要的管理條件等等，給社區工作帶來較多難度。與此同時新的社會事務大量產生，而社會管理體制落后，使一些社會糾紛和社會矛盾不能及時解決。
2、一些領導對基層社會管理認識不到位，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有的認為社會管理事雜面廣，成績體現難；有的認為社會管理在政績考核中權重較低，干好干壞影響不大；有的認為社會管理耗時耗神，害怕被瑣事纏身；有的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管理工作就能迎刃而解，基層社會管理是基層干部的事，與己關系不大。
3、服務體系不夠健全，部分地方出現管理真空。目前，社區服務水平及質量仍無法滿足居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如社區居民普遍關心的公共安全問題、居住環境優化問題、文體活動組織問題等較多問題還沒有完全得到有效地解決。同時，現在的社區居委會難以發揮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實際上每日從事大量本來由政府職能部門或社會中介組織承擔的事務性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管理粗放，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不健全，絕大部分問題在基層得不到有效解決，造成大量上訪和。
4、基層自治與居民參與不足。社區參與是社區自治的基礎，只有社區居民充分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協商和處置，社區自治才有萌芽和發育成長的土壤。目前我市社區參與總體處于初級水平，社區居民在社區事務和管理服務上參與不足，積極性不高，沒有體現居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民主形式。
二、創新社會管理的思路
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最根本的一點，在于“打好基層、夯實基礎”。為此，必須針對烏海存在的突出問題，選準突破口，從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筆者認為，要從5個方面著力：
1、轉變機制。由弱街道強社區過渡到撤街道建社區。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在單位制的社會管理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管理的復雜化，多元化，街道辦事處逐漸成為了區政府與社區的傳話筒，其具體管理職能弱化，且占據著人、財物等大部分基層社會管理資源。而最貼近居民的社區管理得不到應有重視和支持。因此，“撤街建區”不失為我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可選路徑。
下放人、權、責，由二級政府、四級管理向三級政府、三級服務轉變。政府職能部門面向社區實現工作重心下移。一方面，加快構建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社會事務公共資源配置體制。另一方面，推動公共資源社會投入重心向下，重點扶持社區。并利用科技信息管理對社區服務做到網格化、精細化。
2、轉變觀念，加強認識。一調整“指揮棒”的內容。進一步把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納入政績考核內容，扭轉各級干部的政績觀，切實提高對社會管理特別是基層社會管理的重視程度。努力轉變各級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工作重點，把及時了解掌握和化解基層社會管理中的問題作為核心工作來抓，把基層社會管理能力和效能作為領導考評的重要內容。加強群眾工作能力培訓和鍛煉，切實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社會管理能力。二強化“治未病”的思想，變應急管理為日常管理。轉變依靠強制力和威懾力保持社會穩定的傳統觀念，增強從“治未病”的思維和角度維持社會穩定的意識，改進與完善對容易引發社會糾紛的重點領域、重點部門的管理辦法、體制機制，切實增強將社會矛盾主動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的能力。
3、加強社區功能，提高社區管理服務水平。
隨著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和職能轉變的加快，以及住房、醫療、養老、就業等各項改革的深入，社區承擔起越來越多的服務功能，服務居民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任務越來越繁重，因此，必須加快強化社區的各項服務功能，在社會救助、居住環境、文化娛樂、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社區治安、權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發揮作用。在工作實踐中借鑒香港、新加坡等地社區自治經驗，探索設立政務、衛生、文化服務中心，剝離原有村（社區）承擔的政府行政管理職能，逐步建立“兩級統籌發展、三級管理服務”的現代城市管理體制。要按照“強政府、大社會”的原則，將社區工作人員從繁雜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主導居民服務。
4、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管理，共建和諧社區。樹立“多中心”思想，積極支持和培育基層社會管理力量。堅持城市社區自治和農村村民自治，同時大力培育、發展各種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社會管理。更多吸納企事業單位，參與社區管理，引導社會組織服務社會。加大宣傳力度，加強社區服務意識，更好地發揮黨員干部、社會骨干、志愿者參與社區建設積極性。
5、加大基層居民參與力度。居民參與是基層社會自治的重要基礎，是我國基礎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模式和發展方向，因此，要正確認識當前我國居民參與基層社會管理不足的現狀和原因，在政策制定、制度設計、行為觀念、社會文化、社區建設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不斷擴大基層社會管理的居民參與度，實現參與數量和參與質量雙提升。
三、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
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除了從體制、機制上大膽創新，不斷增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水平。還需要我們在工作實踐中，正確處理好幾個關系：
1、動態協調與源頭治理的關系
社會管理的重要工作是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因此，需要建立訴求表達機制、矛盾糾紛的滾動排查和預警機制、矛盾的調處機制、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使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不斷得到化解。另一方面，源頭治理是治本之舉。特別是要著力解決好民生、民主、民心問題。
2、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的關系
傳統的社會管理主要是針對現實社會，但是在數字化時代，由互聯網等新興媒體構成的虛擬社會越來越重要，它既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諸多方便，也給人類工作和生活秩序帶來了新的挑戰。特別是網上網下遙相呼應、互相放大，容易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善于統籌現實和虛擬兩個方面。尤其要重視對虛擬社會的管理，真正做到趨利避害。
第3篇
關鍵詞：網格化管理；碎片化社會；社區自治
中圖分類號：C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隨市場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動性大，城市社會群體高度分化，城市社會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碎片化”成為基層社會的新形態。單位制的解體，導致應對計劃體制下社會結構的傳統管理模式也趨于瓦解。在社會關系復雜化、利益結構多元化，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碎片化社會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網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但由于在設計理念以及內在機制方面的缺陷，網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區的應用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本文將回溯網格化管理的內涵及特點，并在深入分析其運行效果的基礎上，力圖提出創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從而實現協同治理格局的建構。
一、網格化管理之勃興與特征
在單位制逐漸解體、社區成為社會基本單元的背景下，社會事務向社區累積，但其尚未達到獨立承擔管理職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壓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須尋求新型管理模式，以應對日趨復雜的城市管理難題。一種新的治理思路“技術治理”，即國家通過引入新技術，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中的效能。并且國家在實現自身管理目標時，其管理技術、治理手段正在變得越來越“技術化”[1]。網格化管理正是作為一種新的城市治理技術應運而生的。
學界對于網格化管理的內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認為網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區管理體制不變的基礎上，按一定標準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單元網格（一般一個網格內常住人口為4000-5000人），并搭建與統一的城市管理數字化平臺相連接的社區信息化平臺，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種監督與處置相分離的新型基層管理體制[2]。
自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開始推行網格化管理模式以來，這種新型管理體制逐漸在全國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諸如寧夏石嘴山大武口區“4+6”模式、山西長治”三位一體”等典型模式。在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管理模式呈現出明顯特色和優勢。
1.統一進行網格規劃與實施
城市網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門的高度重視、預先規劃和有序實施。在實踐過程中，大多數城市提出了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市區聯動的工作思路，將網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網格化管理的運行需要以全市統一的戰略規劃和管理信息數據庫為支撐，然后按照同一標準劃分單元網格，統一進行城市部件普查等，從而形成全市統一標準、統一監管的有組織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和工作指導手冊，從而保證網格化管理模式的穩定運行。
2.明確劃定各層級管理職責
網格化管理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網格”，從而在“區―街道一社區”三級管理結構之下，增加了“網格”這一新的層級，變為四級責任體系，并且實行市、區兩級分工、監管分離的體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體系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推諉扯皮、權責不清的種種弊端，理順市、區、街道各級之間的關系，將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體的權責界限更加清晰明確。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網格化管理借助網絡平臺的信息傳遞作用，加之權責的清晰化所帶來的人為因素干擾的減少，有利于職能部門及時發現問題、迅速處理問題，突破了傳統管理模式反映問題的環節過多的弊端，減少了中間環節和管理層級，整個問題處理流程的時間明顯縮短，結案率大幅提高，從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務的效率。
二、城市網格化管理實踐之局限
網格化管理在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話語背景下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廣泛應用于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領域。值得肯定的是，網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構和治理技術，在打造“數字城市”、整合社會資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體現出明顯優勢。但應該注意到，這種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層社會中往往出現“管理失靈”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持久性不強，運行成本過高
網格化管理是在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的社會轉型期而創設，依托于信息技術和科層管理結構，將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層社區，進而應對和社會糾紛，帶有一定的應急性。盡管網格化管理在基層社會與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之間開通了較為便利的信息反饋和處理渠道，減少了各職能部門之間的推諉扯皮的現象，對于政府行政績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但是，網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運行也潛藏著行政成本膨脹的風險。如在一些網格內設置多名網格員，增設各級網格管理指導中心辦公室，這就使人力、設備和資金投入勢必增加。此外，網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為一種非常態的應急措施而被運用到相關活動和事件中。雖然使社會治理水平在短時間內有所提升，但其性質仍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規的有力保障和相關機構的高度重視，從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廣泛質疑。
2.抑制社區自治力量的成長
網格化管理通過“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對基層社會進行科層式管理，體現出社區建設的行政化傾向，這是中國傳統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響了社區自治功能的發揮[3]。政權力量對以網格形式存在的社區進行全覆蓋式管控，不僅使公共服務輻射到基層社會，而且將各利益群體直接納入進行政性管理，體現出“總體性支配”所不具備的精準性和強制性的管控特征，嚴重削弱社區的自治能力。因此，網格化管理的推進和加強將引致行政力量的強化、社區自我管理的弱化，進而對社區自治的進程產生不利影響。
3.全能網格的風險問題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協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對社會治理壓力的增大和社區在承接社會事務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條塊分割式管理和加強部門聯動的重要目標，網格化管理已成為政府創新管理體制的主導方向。然而，在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的功能與實施范圍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網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經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似乎與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相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網格化來解決，網格化的范圍被大大泛化”[4]。“全能網格論”造成“管理依賴癥”，即確信一切問題和糾紛都可以通過網格加以解決、一切資源和服務都能夠通過網格來提供。這勢必造成社區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等社會治理主體的成長，影響社會協同治理目標的實現。
三、行政力與自治力之契合：網格化管理之創新思路
網格化管理模式已難以適應基層社區日趨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體日益多元化和復雜化的現代社會對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級管理體系利用科層式的組織隸屬關系對社會個體進行組織管理，導致行政力與基層社區的自治力的對接處出現“管理缺口”。因此，建構協同治理格局，關鍵是要實現政權力量與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從以下兩項策略著手進行：
1.推動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轉變，實現協同治理局面
網格化管理在本質上仍是基于政府對社會資源和權力進行全面壟斷的一種管控型治理模式，這與當前“社會協同治理”強調政府、民間組織和社區等多元主體良性互動、深入合作來管理社會事務的話語體系存在著根本性對立和沖突。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建構，需要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緊密銜接，民間組織則充當橋梁作用，通過三者的協同配合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應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必須通過創新治理理念和簡政放權來明確自身定位，正確履行管理職能，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務型”政府轉型；其次，自主性社區建設需要政策法規和資金的強力支持，鼓勵社區利益和志趣團體有序發展，積極培育社區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區事務管理上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將碎片化的個體重新整合，增強基層社會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務性社會組織，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務職能，向社區內部穩步發展，發揮民間組織在公共服務、調控矛盾、化解糾紛、扶貧幫困等方面的服務功能。
2.以社區服務聯動多元治理主體
社區服務著眼于社區需求，主要面向社區成員提供各種服務，是社區自治的主要內容；另外，社區服務也是公共服務在社區層面的延伸和補充，既包含聯結政府公共服務的諸多服務事項，也涵蓋了許多社會組織的服務內容。因此，社區服務可以作為彌合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斷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專業組織的發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規引導，進而以民間組織為中介，向社區居民提供系統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務資源來滿足其從物質到精神的各種需求，使社區重新成為以認同感和歸屬感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體，最終實現基層社會矛盾的化解與和諧社區的建設。
綜上所述，社會管理的創新方向應是從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邁向與民間組織和群眾的參與管理相結合的多元化治理。實現協同治理的關鍵在于以社區服務來銜接行政力量與社區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與社區自主發展的緊張和沖突。以服務為導向，淡化科層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進多元治理主體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夠賦予網格化管理以全新意義，使之在碎片化社會形態下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1]渠敬東，等.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9（6）.
[2]田毅鵬，薛文龍.城市管理“網格化”模式與社區自治關系芻議[J].學海，2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