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詐騙與經濟糾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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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健詞] 經濟犯罪 經濟糾紛 財產犯罪 辨析
女企業家蘭州贏得官司青島被判無期引發爭論。四五年前簽下幾份合同，甘肅女子喬紅霞在甘肅兩級法院打贏了與青島澳柯瑪公司間的經濟糾紛案，爭到了1500多萬元的償還款。然而兩年后，喬紅霞在青島中級法院被指控變造、偽造這些合同，以刑事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筆者下文將予以探討：
一、經濟犯罪概念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我國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廣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活動或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破壞國家經濟管理活動的行為，或表現為利用職權牟取暴利的行為。總之，經濟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二是狹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就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法利益，濫用商品的生活、交換、分配、消費等環節上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和經濟權限，違反所有直接與間接調整經濟活動的法規，危害正常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秩序的行為。”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筆者贊同馬克昌教授的觀點，即“經濟犯罪是指在商品經濟的運行領域中，為謀取不法利益，違反國家法規規定，嚴重侵犯國家經濟管理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依照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二、經濟糾紛概念和財產犯罪概念
經濟糾紛是指經濟活動中，各民商事主體由于各種經濟活動而產生的民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經濟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途徑來解決，因而經濟糾紛承擔責任的方式主要是賠償責任，經濟犯罪是須要制裁的犯罪行為，旨在預防和抑止犯罪，故責任是懲罰的承擔，而是損失的賠償；經濟糾紛等民事案件，法院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則，如當事人不愿提訟，法院都不得主動介入。這與經濟犯罪案件存在著最大差異，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立案偵查，同時法律還規定了報案、控告、舉報、扭送、自首等多種受案渠道，而且還明確了不允許有不作為及放縱犯罪瀆職行為發生。由于刑法規定的刑罰具有明顯的副作用，所以作為民法我們充分保護某種合法權益時，才有刑法保護，于是刑法具有補充性，而民法并不具有補充性。
財產犯罪指侵犯財產罪，是指故意非法占用、挪用、毀滅公私財產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侵犯財產罪的構成特征，即侵犯的客體是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用、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既有一般主體、也有特殊主體，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主要有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侵占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敲詐勒索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破壞生活經營罪的概念、構成特征、認定這些罪時注意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被罪的界限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三、經濟犯罪區別于經濟糾紛、財產犯罪的主要特征及三者辨析
1.經濟犯罪的主要特征
(1)該類犯罪的侵害的客體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是該類犯罪顯要的特征。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關鍵要件，是劃分經濟違法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如果一種行為雖然違反了國家經濟管理法規，但還沒有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那就不構成犯罪。
(2)該類犯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
(3)該類犯罪的主體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單位。大部分是經濟犯罪，都可以由單位構成。
(4)該類犯罪的主觀方面，絕大多數都表現為故意，其中一部分犯罪還具有牟利、非法占有等目的。
2.三者區別及相關案件探討
實踐中某種行為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不是一件容易區分的事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常常相混淆。一些基層公安機關以查處詐騙等解決犯罪案件為名，直接插手干預一些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情況時有發生。為此公安部曾下發了《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通過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的界限，決不能把經濟糾紛當作詐騙等經濟犯罪來處理。一時難以劃清的，要慎重從事，經過請示報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當處理……”
那么如何來區分是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筆者認為首先要從概念中把握準確，緊扣民事刑事實體法，這是我們區別二者的基礎。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如民事欺詐，民事欺詐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的意思表示，使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合同欺詐，是以欺詐行為以達到欺詐目為目的，以合同為手段，以合同的訂立，履行為途徑不公開地獲取他人財產的行為。與經濟欺詐應當說主觀上存在明顯的故意，二者的區別在于主觀惡性的大小及其社會危害程度。合同欺詐是一種當事人的故意，這種故意并不是一種非法占有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惡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經濟欺騙。具體有以下幾種情況：1.以騙取錢財為簽訂假合同，錢款都手后，毫無履行職意，這是合同欺騙，而在虛構過程中，一方弄虛作假騙取信任，目的是簽訂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過合同履行獲取利益，應為合同欺詐。2.利用虛假合同，騙取對方貨款，供自己從事其他活動，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開初就不是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過其他方面盈利后還款，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民事侵權違法活動。因其主觀惡性尚不足以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有些案件雙方從各自角度出發，本是一起民商事糾紛案件，受害方為了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損失，不惜違背案件的事實，想方設法將案件當作刑事案件來報案，本是一起刑事案件，由于受害方法律知識的欠缺和保護意識方法的匱乏，可能當作民商事糾紛案件來提訟。
例:喬紅霞案件：喬紅霞，今年37歲，甘肅秦安人。1997年3月至99年6月間，喬紅霞以甘肅海欣工貿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與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簽訂數份購銷合同，為澳柯瑪集團在蘭州、秦安等地銷售家電。合作過程中，雙方因貨款及返利問題產生糾紛。1999年10月，澳柯瑪集團向青島市市南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喬紅霞償付貨款600余萬元。后該案轉由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2000年3月，喬紅霞以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欠其返利款為由，向蘭州中院提起民事訴訟。同年5月，蘭州中院做出一審判決，判令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償還喬紅霞多付的貨款、折扣款其返利款共計1557萬元。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二審法院于同年11月做出了維持原判的判決。
青島中院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發現，喬紅霞向該院提交的合同中有編造、添加的嫌疑，于是將案件移交青島市公安局展開刑事偵查。2002年11月5日，喬紅霞被逮捕。2003年11月，青島中級人民法院以欺騙罪判處喬紅霞無期徒刑，并處罰金500萬元。喬紅霞不服判決，上訴至山東省高院。此案經媒體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裁定，撤銷青島中院對喬紅霞的有罪判決，發回青島市中院重申。為避免司法公正受地方保護影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喬紅霞案由天津司法機關管轄。后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認為喬紅霞不構成犯罪，不符合條件，將案件退回青島公安局。2005年10月14日，喬紅霞被青島警方從天津押回青島。同年12月14日，青島公安局對喬紅霞的強制措施變更為監視居住。今年6月14日，公安局又將監視居住變更為取保候審。
喬案引起了包括法學專家在內的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專家認為，同一事實，不可能既屬于民事糾紛，又屬刑事犯罪。這是百姓看來都極為簡單的道理，而在一些權力機關卻成了不解的難題。這其中不外乎以下幾種原因：一是公權的濫用。個別權力機關把法律賦予的權力無限放大；二是一些執法者把法律當成他們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三是地方保護根深蒂固；四是權力機關拒絕接受各方監督；五是不尊重人權。專家還注意到：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曾明確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偽造證據通過訴訟獲取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也明確指出：“該問題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的《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已經明確。該答復在起草過程中已征求了我室意見。你院（人民法院）在審理此后發生的有關案件時可參酌適用該《答復》的規定。”對此，專家們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是非常正確的，并指出：最高人員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認為當前我國對訴訟詐騙不宜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主要是考慮到在當前我國的司法領域中地方保護主義還比較嚴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事實上也很擔心地方公安司法機關濫用刑事追究手段肆意生效的民事判決，從而進一步給地方保護主義可乘之機。
直到2008年初記者才獲悉，備受全國關注的“喬紅霞案”有了新進展，青島市公安局已于2007年6月13日解除了對喬紅霞的取保候審，羈押5年之久的喬紅霞終于重獲自由。
行為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如普通欺騙罪與合同詐騙罪，需要加以區分。區分的關鍵還是在侵犯的客體和客觀行為表現方面不同。財產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而經濟犯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一些勞務詐騙雖然也簽訂了勞務合同，從客體和客觀方面去分析，應定詐騙犯罪而不是合同詐騙罪。當然經濟糾紛與財產犯罪的區別也是通過客體和客觀方面進行分析的。
例:2005年至2006年3月，張某購買了李某的水泥，張以水泥質量問題為由，欠下李某水泥貨款14.2萬元，李某多次催要不成，2006年9月4日11時許，雙方在某茶樓協商未成，李某不顧張某阻攔將張某本田轎車開走。該案應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公安機關應做出不予立案決定，并建議報案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根據犯罪構成理論，搶劫罪必須要具備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統一，債權人占據債務人的汽車，其目的是為了索債，其客觀目的不是為了占有其財產。實踐中同類事情很多，債權人往往向公安機關報案，要求維護自身權益。對此，一些基層辦案單位在接到報案后，對其應如何處置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認為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屬于民事案件，公安機關應不予立案，有的卻立了案。
當然實踐中有許多經濟糾紛案件同時涉嫌經濟犯罪，也就是常說的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本文章篇幅所限，就不再展開討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掌握好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那么就能夠更好地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參考文獻：
[1]馬克昌:《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2]高銘喧 米海依爾.戴爾瑪斯―馬蒂:《經濟犯罪和侵犯人身權利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
第2篇
一、司法實踐中刑民互涉案件的審理規則和沖突
司法實務中處理刑民互涉案件時，經常將“先刑后民”作為審理規則，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一方面，在這類案件中，如果行為涉嫌犯罪，一般都侵犯了公權和私權雙重法益，本著公權優先的原則，理應中止民事審理，先追究刑事責任，待刑案審結后再作民事處理。另一方面，從務實的角度出發，先確定刑事犯罪，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就可通過追贓手段獲得救濟，方便快捷，節約成本。如若先訴諸民事訴訟，不但要理清錯綜復雜的民事法律關系，準確界定其性質，耗時費力，而且可能面臨執行不能的風險。但刑事犯罪若能成立，往往意味著民事侵權關系的成立或者民事合同關系的無效，使復雜的民事法律關系迅速簡化、明晰。因此，無論從被害人的心理態度還是從民事辦案人的主觀愿望出發，都希望先刑事定案再民事處理。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作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有經濟犯罪嫌疑的，經過審理或審查，應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或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表明了刑事處理優先的原則。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6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表明因經濟犯罪引起的損害賠償問題，不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在人民法院追繳或者責令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后，受害人方可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犯罪人補足其實際損失。明確了“先刑后民”的審理規則。該規則應當僅適用于因同一法律事實引起同一主體既承擔刑事責任又承擔民事責任的情形。但對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實”或“不同的法律關系”的刑民互涉案件，可以并行審理。
在國外，由于遵循不同訴訟規則，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的刑、民事案件，審理過程相互獨立，互不影響，導致案件的處理結果可能存在不一致之處。如辛普森殺妻案中，刑事審判中辛普森被宣告無罪，但卻在民事判決中被判處巨額民事賠償。但我國司法實踐中審理的民、刑互涉案件，特別是經濟犯罪案件涉及民事糾紛的案件，處理結果應當要求一致。因為經濟犯罪本質是嚴重民事違法行為的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是對嚴重民事欺詐行為的規范，首先強調案件事實的客觀真實。因此，刑事法官在處理經濟犯罪案件時，往往考慮何種權益受到了損害，進而理順民事法律關系，確定犯罪對象和客體，反過來促進了刑事案件的準確定罪。可見，刑事定罪過程中包括了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分析和權衡，民事判決顯然可以刑事確認的事實作為民事認定的事實，但在票據詐騙、金融憑證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審理過程中，由于涉及復雜的民事經濟法律關系，有的情況下刑事法官無法確定誰為民事被害人，或者贓物發還對象；有的案件中存在多個受害人，有直接受害人，也有間接受害人，有的被害人在經濟犯罪案件形成過程中具有明顯過錯，而刑事判決不可能將被告人的罪名或者案件的定性量化，因此，民事法官絕不能簡單地按照刑事判決確認的法律關系作出民事判決，仍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根據雙方當事人在民事糾紛中的過錯程度，判處各自應負的民事責任，摒棄以刑案定性作為承擔民事責任唯一依據的錯誤做法。如在銀行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騙取儲戶存款的案件中，有的構成貪污罪，有的構成金融詐騙罪。有的民事判決以銀行工作人員既已構成貪污罪，銀行就應負民事責任。要求銀行對儲戶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或者在因銀行工作人員主要不是利用職務之便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較小，全案被認定為金融詐騙罪的場合，民事判決就以案件系罪犯個人犯罪而與銀行無關，判處銀行不負民事賠償責任。這種不根據具體案情具體分析，完全跟著刑案定性確定民事責任承擔主體的簡單做法顯然是錯誤的。總之，民事案件應以刑案事實作為查明的事實依據，但不能以刑案具體定性作為分擔民事責任的唯一依據，還應兼顧民事當事人的過錯情況予以公平地裁判，以使刑案和民案的處理結果應取得最大的一致與和諧，否則，難免引起部門法律之沖突。
二、刑民互涉案件在司法實踐中的表現類型
審判實踐中，涉及民商事糾紛最多的經濟犯罪類型是金融詐騙類犯罪、合同詐騙罪、欺詐性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職務犯罪。其表現類型可依行為方式和法律關系大致為五類。
（一）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偽造存單等憑證騙取儲戶存款
國有銀行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1.以高息為誘餌，私自印制存單、存款協議書、存款證實書、進賬單等銀行憑證，采取偷蓋銀行公章或私刻銀行印鑒的手段，攬存儲戶存款，歸個人使用或非法據為己有；2.非法獲取儲戶預留在銀行的印鑒卡復印件，采取電腦掃描方式偽造金融票據或偽造存款單位印鑒，或者通過破譯密碼、修改計算機程序等騙取儲戶存款，予以侵吞、揮霍、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或進行非法挪用，分別構成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等職務犯罪的，必然引起儲戶和銀行間的存儲關系糾紛。
（二）內外勾結取得金融機構或國有單位資金
當前，一些金融機構采取“以存換貸”方式吸收存款，客觀上為社會上一些犯罪分子實施以取得金融機構及其客戶資金為目的的犯罪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與金融機構內部人員內外勾結，以高息吸收儲戶存款，利用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實施套取資金活動，是這類犯罪作案手段的一個突出特點。因為這類欺騙行為與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相交織，刑事犯罪行為的準確定罪，直接決定著民事案件的被告人，甚至影響著民商事法律關系的性質，是民刑互涉沖突的多發點。在各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后，必然要面對金融機構與儲戶或金融機構之間存貸款糾紛的處理問題。
（三）利用借貸、擔保等經濟合同實施詐騙犯罪行為
在司法實踐中，這類犯罪行為往往打著單位的幌子，與單位行為結合在一起，表現為以單位名義簽訂經濟合同實施詐騙犯罪。此類犯罪行為的客觀特點有三種類型：第一，虛假注冊成立公司、企業，以空殼公司對外簽訂經濟合同，騙取他人財物歸個人使用，即所謂借雞生蛋行為；第二，以單位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騙取的財物歸單位支配使用；第三，有關個人以單位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將取得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具體行為又可下分為兩種方式，一是簽訂虛假經濟合同騙取他人財物歸個人占有，二是通過簽訂履行真實合同將財物歸單位后，又采取侵吞、竊取、騙取手段非法占有。以虛假成立或真實的公司企業等主體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常常與單位犯罪或者單位之間的經濟糾紛糾纏在一起。上述幾類行為，在自然人被告構成犯罪后，處理民商事法律關系時，必然涉及公司企業等單位與銀行貸款合同糾紛或者銀行與擔保人的擔保合同糾紛處理問題。
（四）盜用單位或他人名義實施騙取資金的犯罪行為
司法實踐中涉及刑、民互涉的單位行為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行為人通過盜用、冒用公司企業等單位名義實施犯罪，其行為特點主要表現為盜用、偽造冒用單位或他人印章。涉及到被盜用單位與相對方合同法律關系的成立與效力問題。其二是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或主管人員利用單位名義實施個人犯罪的案件，涉及到民事糾紛中的代表行為、行為或表見的認定問題。
（五）其他類型刑民互涉經濟犯罪行為
在委托投資理財、資金引存等新類型案件中，被告人個人通過編造虛假理由，騙得單位印鑒，進而私刻相關單位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偽造并使用票據等的手段，騙取單位等他人資金，構成詐騙類犯罪。這類案件，被告人常常通過以偽造、盜用手段非正常使用他人名章的形式實施犯罪，必然會對委托、合同糾紛以及民事主體間存取款糾紛等民事法律關系產生影響。
三、對刑民互涉案件中民事法律關系的分析及處理
第3篇
原告：王愛民，男，39歲，漢族，湖南省攸縣人，聘任干部，系攸縣酒埠江鎮商業站經理。
被告：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蔣中秋，局長。
1990年王愛民被聘為攸縣酒埠江鎮商業站經理。同年10月22日，王派該站業務員賀良其持中國農業銀行攸縣酒埠江營業所的信匯憑證，在常德市鼎城區食雜果品公司長沙經營部購進價值53040元的副食品。爾后王以常德市鼎城區供銷合作社聯合社欠其毛毯款為由拒付貨款，用電報通知對方來人協商處理。同年10月25日，鼎城區食雜果品公司以被王愛民詐騙財物為由，要求被告鼎城區公安局立案并追回損失。被告于1990年11月8日20時以詐騙案作出收容審查決定書，將王愛民收容審查，關押在常德市收審所。12月3日，攸縣派出黨政部門的領導同志與被告就償還貨款和解除對王愛民的收審問題進行協商未果。12月13日，被告在將原告關押一個月零5天的情況下，才向上級主管機關辦理收審延期手續，要求延期收審一個月，但未獲領導批準。1991年1月16日，湖南省公安廳召集被告和攸縣、株洲市公安局的負責同志，聽取案件匯報后，明確表示這是一起經濟糾紛，責令被告對王愛民立即解除收審。被告表面上表示同意，實際上卻不執行。同年1月21日，被告對原告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原告家屬張秋良寫出了擔保書后，被告又辦理了監視居住手續，把原告王愛民交給常德市鼎城區供銷社食雜果品公司拘禁，限制其人身自由。在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會及檢察機關的直接干預下，被告才于1991年2月2日撤銷對王愛民監視居住的決定，將原告釋放回攸縣，共關押87天。因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造成原告及其家屬的誤工、差旅、伙食費等直接經濟損失1856.25元。王愛民不服常德市鼎城區公安局收容審查決定，于1991年3月18日向攸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訴稱：在我任酒埠江鎮商業站經理期間，用銀行信匯單在常德縣食雜果品公司長沙經營部購進價值5萬余元的食品。因經濟糾紛未付貨款，而被告以詐騙罪將我收容審查，關押及限制人身自由長達87天，要求依法撤銷被告的收容審查決定，恢復名譽，賠償經濟損失。被告辯稱：王愛民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對其收審是合法的，不同意賠償。
「審判
攸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在用信匯憑證購物時，雖有欺詐表現，但屬民事違法行為。被告以詐騙案將原告收容審查，違背了公安部1989年《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第二條、第三條的規定，是超越職權的行為，且延期收審又未經上級公安機關批準，違背了公安部1985年《關于嚴格控制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的規定，是濫用職權的行為。因此，被告收審原告王愛民的具體行政行為是不合法的，對原告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應予賠償。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四、五目、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于1991年9月10日作出如下判決：一、撤銷被告常德市鼎城區公安局對原告王愛民收容審查的決定，二、由被告常德市鼎城區公安局賠償原告王愛民經濟損失1856.25元，限判決書生效后30天內付清。
宣判后，當事人沒有上訴，被告自覺履行了判決。
「評析
（一）收容審查不是刑事偵查措施，而是公安機關用來對付特定對象的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管理相對人對收容審查決定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本案中，鼎城區公安局雖以詐騙犯罪將原告王愛民收審，同時還采取了“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等刑事偵查手段，但并不能改變收容審查的行政行為性質，也不能因此而剝奪王愛民的訴權。
（二）王愛民的起訴是否已過訴訟時效。本案中，鼎城區公安局于1990年11月8日作出對王愛民的收容審查決定，并于當天付諸實施。1991年2月2日鼎城區公安局撤銷對王愛民監視居住的決定，將原告釋放回家，共關押87天。王愛民于同年3月18日提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在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依照此規定，本案的訴訟時效應當從被告鼎城區公安局作出收容審查決定的時間，即自1990年11月8日起開始計算，到1991年2月6日止。但是被收審人王愛民在收審期間的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不能依法行使其訴權。1991年2月2日被釋放后，按法定的起訴期間還剩4天。如果要求其必須在4天內行使訴權，既不符合立法愿意，也無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收容審查案件的訴訟時效，管理相對人因喪失人身自由不能起訴的，應當自恢復人身自由之日起開始計算。本案中的訴訟時效應當從王愛民被解除收審的1991年2月2日起計算。王愛民應當從被解除收審之日起三個月內起訴。據此，王愛民于1991年3月18日起訴，攸縣人民法院予以受理，沒有超過訴訟時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