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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生對教育學的滿意度情況來看,比例接近,但是滿意度較低,都只有2成左右,半數以上的學生選擇了一般,而有1成左右的學生對教育學不滿意。這說明我們的教育學課堂教學存在很多問題,除了上面提到的只講理論、教學方法單一、以講授為主的情況之外,可能還有其它一些原因。當然,一門課能讓所有的學生滿意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說,從滿意度來看,確實較低,這是我們教育學教師今后要進一步思考的。
二、建議與對策
從整體的調查結果來看,學生對教育學的滿意度不高,對學習教育學的態度不積極,這跟學生對學習教育學的重要性形成較大的反差,既然學生認為學習教育學很重要,但為什么又對學習教育學的積極性不高、滿意度不高呢?一個方面除了上面結果顯示的教師上課只注重理論、輕視實踐、教學方法單一之外,還有就是對教育學本身的認識存在誤區。因此,教育學這門課沒被學生看好,既有學生自身的原因,主要是學生對教育學的認識存在偏差的問題,也有教師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沒講清楚這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學生只從書名上去認識這門學科,結果造成了認識偏差。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一)把握住教育學的學科性質
學生不喜歡教育學,對它不感興趣,覺得枯燥,這與教育學這門課本身的特點也不無關系。因為再有教育經驗,再懂教學的老師,也必須面對教育學這門學科的學科性質和特點的問題。因為教育學是一門理論學科,要把理論講清楚,又談何容易。但是學生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學生對教育學的不正確的認識,這同時與教師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教師并沒有讓學生明白這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學生在接受這門課之前,并沒有多大的心理準備。教育學是一門理論學科,但大多數的學生卻認為,學習教育學的目的是學到教學技能,從前面的問卷調查結果已顯示,70%以上的男生和80%以上的女生都認為,學教育學的目的是掌握教學方法與技能,這正好與教育學的目標相反。從開放式問卷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同學反映,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多結合實踐,如對“你希望教育學課程能滿足你哪方面的需要”的回答中,大多數同學的回答是:“教學方法和技能”,“怎樣設計課堂教學,怎樣管理班級以及突發事件”、“希望在教學技能與教學設計方面有幫助”等等,從回答的內容來看,都是把教育學當成學科教學法課,或教學技能課,具有明顯的功利性特征。學生沒有認識到教育學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課程。有關于教育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一直以來存在較大的爭論,存在學科定位的不合理問題,如師范司召開的公共課教育學教材討論會簡報中提到,“與會代表一致認為,公共課教育學兼有理論學科與應用學科兩重性質,它既是一門專業基礎課,又是一門很強的專業實踐課”。這門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熱愛教育事業,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和從事教育、教學的基本技能”。教育學一共只有54學時,在這些課時內,不可能讓師范生都能“解釋教育現象”,“掌握教育專業技能”,又“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并“熱愛教育事業”。我們認為高師公共教育學課程應是一門專業理論學科,應把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培養學生關于教育科學的理論思維能力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提高教學技能、課堂管理技能的課,只能由相應的學科并到實踐中去解決。教育學不可能解決教育中的所有實踐問題。這就要求我們的教師在一開始上這門課的時候,必須講清楚教育學是一門教育理論課程,而不是技能課程。只有把學科定好了,教師和學生都知道學教育學的目的是什么,這樣,才不會誤導學生,也不會讓學生在學了這門課程后產生失落感。
(二)教育學教師要理解中小學的教學實踐,自身要懂教學
當前教育學教學過程中一個較大的問題是,教師只管講理論,不能結合具體的實踐進行講解。如何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來駕馭教育學課給教育學教師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多數教師的教學不能從實踐入手,脫離基礎教育實際,教學過程紙上談兵,空洞乏味,缺乏生活氣息”是當前教育學課堂的一個真實寫照。因此針對教師課堂上只注重理論講解,教學方法單一等問題,建議學校給教育學老師和學生一些時間,每個學期有一定的時間專門用于到中小學去聽課,不斷提高學生對教學的感性水平,即在上這門課之前,要在一個見習期,或邊上課邊見習。教學只有建立在學生的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才會更有效。同時針對教育學教師、教學法教師,長期以來沒有中小學的教學實踐經驗的特點,特別是剛畢業且沒有在中小學呆過的教師,必須到中小學教學一定年限。不管是哪個層次的畢業生,只要從事培養教師教學工作的,都應到中小學進行支教,理解中小學的教學實踐,這樣才能培養出合格的中小學教師的教師來。同時,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技能,教育學教師不懂教學,卻在上教育學課的時候講解怎么教學,這是一個很大的悖論,因此,教育學教師自己要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教學技能,把書本上的理論知識與具體的教學實踐結合起來,不斷促進教育學教學的有效、高效。
(三)進行案例教學
在調查過程中,有些學生提出了寶貴而又有建設性的建議,這證明我們的學生是希望學好教育學的。有很多學生提出,要結合具體案例進行教學,在案例中建構教育理論。當前國內一些學者也主張采用案例教學,通過案例教學,來提高教育學教學的有效性。雖然教育學是理論學科,理論的東西多少會有些晦澀難懂,但如果能結合案例進行教學,將會有一定的改觀。所謂案例教學,“從廣義上講,案例教學可界定為通過對一個具體情境的描述,引導學生對這些特殊情境進行討論的一種教學方法。在一定意義上,它是與講授法相對立的”。通過創設生動的具體案例,使學生進入某種特定的事件、情境之中,通過生生之間,師生之間的交流與探討,挖掘案例中隱藏的教育教學規律,從而提高學生創造性運用知識、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雖然給教師帶來了更大的教學負擔,同時也對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要求教師具備較高的理論素質與實踐水平,但是,為了提高教學的有效性,這樣做是值得的。
(四)培養學生克服困難的精神
從自己親身觀察來看,當前的大學生有畏難情緒。我們不能完全被上面的問卷調查結果所嚇倒,認為所有這些問題全部是教師無能造成的。不管是什么樣的學習,都要付出艱辛努力,任何學科都是如此。但是,由于社會的浮躁,很多學生不肯花時間來學習理論性的東西,只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一些簡單的教學技能,這跟教育學的理論要求是不相融的,因為教師不管采用什么樣的教學方法,最終還是一個目的,使學生理解教育的相關原理,所以,我們一定要教育我們的學生,要克服畏難情緒,只有真正理解了教育的相關原理,才能真正指導今后的教育教學實踐,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才不會盲目。
(五)建議改革評價方式
“商談倫理學”為社會和諧提供了一種手段:言語交往。其實,這種手段是從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中延伸而出的。在這一理論中,交往成為社會成員的重要行為方式,語言則被視為重要的交往路徑[3]。哈貝馬斯為交往行為制定了一套“語言的有效性要求”:正確性、真實性和真誠性[4]。這套規則在“商談倫理學”中同樣被延續下來。在哈貝馬斯看來,要為社會成員提供能被認可的道德規范也是需要語言的,而且這些語言必須遵守“語言有效性要求”,這是社會成員獲得道德規范的前提條件,也是成員間相互理解的一條可行性路徑。具體而言,“正確性”原則指的是言語者需要運用恰當合理的語法來進行句子陳述,句子和交流過程中不要出現語法錯誤、歧義等現象,它是語言交流的最基本條件。比如,“這位是英雄的母親”就存在歧義:一是指這位———英雄的母親(母親是英雄);二是指這位英雄的———母親(母親之子是英雄)。“商談倫理學”的基本前提是“商談”,如果商談的語法都出現了錯誤,那么何談構建統一的道德規范呢?“真實性”原則要求言語者具備真實地描述一個客觀事物或現象的能力。比如,描述一個蘋果的形狀,介紹亞里士多德的生平,闡釋國學教育的內容等。在“商談倫理學”中真實地表達客觀現實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它使得商談雙方得以更好、更客觀地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只有真實地理解了對方的需要才能建立起為大多數人認可的道德標準。“真誠性”不同于“正確性”和“真實性”的地方在于,它不僅是對言語者的要求,也是對聽者的要求,即在交流過程中,言語者和聽者都需具備真誠的態度,以便使自己獲得對方的信任。“商談倫理學”認為建立一套可為社會成員接受的道德規范,缺乏真誠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不僅為一個理論的成熟提供了學理依據和實踐基礎,而且為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具體的可執行策略。而這兩條對于我國國學教育有深遠的意義。一方面,它為國學以及國學教育提供了理論前提與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它也為國學教育的具體操作提供了可行性言語方案。
二、“生活世界”之于國學教育的作用
哈貝馬斯強調了“生活世界”在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意義:第一,它是“商談倫理學”的前提與主線;第二,它為一個理論提供了脈絡走向。“文化上的釋古與創新,都與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相關聯,……換言之,文化思考是與社會結構連貫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談道德與價值。”[5]所以說,文化要傳承就需要進行合理教育,而“生活世界”對于我國國學教育的作用正是圍繞這兩方面展開的。首先,國學的發展本身就需要承接地氣,這個地氣就是國學的“生活世界”;其次,我國國學教育的走向要以滿足“生活世界”中的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需求為目標。在討論“生活世界”之于國學以及國學教育意義之前,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國學的“生活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中,人類及其相互關系只能在其中得以完成,它其實就是人與人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一個網絡,只是這個網絡涵蓋了社會的各個層面。那么國學教育存續的生活世界又是什么呢?國學教育究其根本,是一個社會性問題,是以人為核心建立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心靈和諧關系的網絡。這個網絡就是生活世界,只有在這個生活世界中,我國傳統文化才能得以延續和發展。圍繞這一思路,我們會發現,“生活世界”之于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的作用主要是為了表現兩個特性:一是需要“國學”尤其是國學教育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即“強實踐性”;二是需要“國學”及國學教育涵蓋范圍廣,國學要滿足存續于“生活世界”中各類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需求,這是一種“廣對象性”特征。
(一)“強實踐性”是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發展的最終歸宿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一個理論若要發展就必須從實際出發,不具現實可操作性的理論通常很少能夠對政治決策產生作用。比如,墨家的“兼愛”理念想法很好,它為全社會成員謀福利,但是這種無差別的“兼愛”卻不符合當時封建社會現實情況,所以并不為統治者接受,最終早早沒落。而我國國學要想得到發展、要想重新獲得社會成員的認可,就必須以實踐為前提,看看國學在我國當今的市場在哪里、具體應用模式是什么。就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國學或者國學教育的實踐和市場應當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國學的市場是要平衡我國市場經濟下的“重利”思想。這是因為,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重利”成為一些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隨之而來產生了許多問題,比如商人唯利是圖、公務員以權謀利等,“毒饅頭”“地溝油”“假酒”等案件也層出不窮。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淡泊名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會對這些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和引導作用。第二,國學教育的市場是沿襲著國學的市場而來的,只有加大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和傳承,才能夠使得這些優秀思想得到更多地認可和普及;而且國學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才能夠完善和發展。這與我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思想相吻合,只不過應當稱為“百年樹思想”。
(二)“廣對象性”是國學以及國學教育推進的根本依據
“廣對象性”指的是價值理論所對應的受眾群體需廣,它包括兩個含義:其一,這個價值理論需要涵蓋當前情形下的大多數民眾;其二,這個價值理論所涵蓋的民眾范圍愈廣則其存在時間愈長[6]。舉例而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便只符合廣對象性的第一個特征卻不符合其第二個特征。它之所以被奉為封建時期的圭臬,一個重要原由在于它宣揚讀書人、士的重要性,這種理念不僅符合當時統治階級的利益,還為一些貧窮的有識之士提供了向上的門路,故此其受眾群體頗為廣泛,成為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價值觀念;但由于它只宣揚士而輕視其他階級,所以其對象覆蓋范圍是有限的,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局限性會愈加明顯,便不能成為適應社會發展的價值觀念了。這種只強調一些人利益的觀念并不能代表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故此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社會歷史之中了。國學及與之相應的教育也應當以符合這兩個含義為目標來設定具體措施:首先,它的服務對象一定要廣,不僅包括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還要使絕大多數人認同并遵循我國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一種價值觀的傳承與發揚。其次,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學教育就不能僅僅局限在高校教育或者課堂教育上了,而應當采用多種教育形式,比如廣告、影視等,還可以在各個單位開展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競賽活動等方式來進行。據上可知,從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中可以挖掘出“強實踐性”和“廣對象性”這兩個重要特征,它們對國學教育的啟示性意義在于強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引導性作用。也就是說,國學以及國學教育的受眾群體同樣應當是社會全體成員,而非僅僅是高級知識分子或無產階級;而且這一價值理念不能僅停留在口號上,更要融入社會實踐之中,將傳統優秀理念貫穿至社會的每個領域。
三、國學教育中的三種語言路徑
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學”為社會交往提供的手段是言語交往,并為其設定了一套具體施行措施“語言有效性要求”:正確性、真實性和真誠性。這一理念在國學教育中同樣適用,傳統文化作為人類歷史活動的積淀,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完全破除的[7],如何傳承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了。教育是社會交往的一種,在整個教育過程中語言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國學教育中遵循“語言有效性要求”,則有利于國學更好地推進、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弘揚。
(一)正確性是國學教育表述的基礎要求
語言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口頭語言、情緒語言,也可以是體態語言、書面語言。而“正確性”要求更多指的是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它要求語言文法的恰當與用語的準確。國學教育中的“正確性”要求,也更多集中在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個方面。在進行傳統文化的宣傳與發展時,首先需要保證的是所宣傳思想的正確性,包括思想形態要緊跟黨的領導、要與基本國情相一致,即這種思想是積極向上的。其次,在進行具體的宣傳教育時,用語也需準確。比如要對《詩經》進行講解與分析時,就需了解它是自西漢后才被稱為《詩經》的,先秦時還被稱為《詩》或《詩三百》,如果說錯了就會鬧笑話,更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二)真實性是國學教育表達的客觀條件
“真實性”原則也更多集中于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個方面。在國學教育中,“真實性”指的是教育者應當具備客觀描述一個國學或傳統知識的能力。比如,正確描述“孝”的含義,在一些封建衛道士眼中的“孝”是“順”,無論父母的決定是否正確都一概聽之、任之;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一貫“聽媽媽的話”并不是真正的“孝”,只有從實際出發,真正地為父母考慮才是“孝”。而國學教育者在進行國學教育時也需要具有這樣的辨析能力,剔除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華。
(三)真誠性是國學教育實現的情感要件
較早提出“大語文觀”概念并以此涉及語文教學整體改革方案的張孝純認為中學語文課必須沖破當前“狹的籠”,而走向“大語文教育”的廣闊天地。“大語文教育”認為,語文來源于生活,與生活是源頭與活水的關系。美國教育家華特提出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
語文學習完整的結構由3個部分組成:
(1)語文課堂教學;
(2)第二語文教學渠道;
(3)語文學習環境。
課堂教學是主體,第二語文教學渠道和語文學習環境是“兩翼”。尤其是在后示性時代,學生在信息的獲取上絲毫不滯后于教師,甚至多于教師,以往教師在信息占有上的優勢地位逐漸被削弱了。如果語文教學仍然秉承“以課堂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的舊教育觀念,只會與當今變化迅猛的信息時代格格不入。“大語文教育”要落到實處,就要沖破“三中心”的舊教育觀念的牢籠,要以課堂為基地,并延伸至廣闊的社會生活、家庭生活中。因此,“大語文教育”觀具體化到操作層面,即為“大教材觀”、“大課堂觀”、“大教法觀”。
2受大語文教育啟發對醫學倫理學教學的思考
醫學倫理學教學的目標是喚起醫學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學生的道德人格、醫德素質和職業價值觀、豐富的醫學倫理知識、良好的醫學倫理意識和較強的醫學倫理思維能力。與傳授知識相比,醫學倫理學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養,而信念的培養是道德主體經由他律到自律、內化為主體生命一部分的過程,這就決定了達到教學目標的教學手段的開放性。這與重在培養學生情感、信念等的語文學科在教學目標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語文教育”的啟發,筆者試圖從大教材觀、大課堂觀、大教法觀出發,為醫學倫理學教學提出建議。
2.1大教材觀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既要研究醫學倫理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規范和范疇體系,又要研究在醫療衛生機構應用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如醫患關系問題、醫療衛生資源分配問題等,還包括醫學科學所特有的道德問題,如人體試驗、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內容涉及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醫學倫理學教學僅僅局限于教材是不夠的,不能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力。醫學倫理學研究內容的開放性決定了要以一切適合的素材作為教材,包括課本、報刊雜志、新聞媒體的相關熱點、相關的影視作品及醫學人文著作、臨床案例等,其根本特點是課堂教學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學習當成唯一的學習任務,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識的積累、素養的積淀作為教學的目的。例如,大多數教材對知情同意權的論述主要為知情同意權的概念及理論上如何應用,缺乏與現實應用對接的橋梁,也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在介紹患者知情同意權這一應用性較強的內容時,要應用一切有價值的素材,包括通過教材以了解其理論應用、相關的學術論文以了解學術前沿及動態、影視資料如《死亡工廠》以明白知情同意權的起源、醫學臨床領域出現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學生更直觀生動地了解其臨床應用。在介紹其他內容時,同樣需要將一切與之相關且有價值的素材引入課堂,一方面使學生掌握相關內容的全方位的理論介紹;另一方面由于理論與實踐往往有差距,進而通過多種素材的結合生動地呈現其在現實中的應用,以提升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實效性。
2.2大課堂觀大課堂觀就是打破傳統的有限課堂的時空觀念,立足課堂并超越課堂進行學習。通過上述對醫學倫理學教學目標的介紹可以看出,與醫學專業課相比,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目標更多的是培養醫學生理念、素質、價值觀、情感等更為柔性的素質,這些素質的提升需要的不僅是理論知識及實踐技能的傳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漸進、潤物無聲般的人文氛圍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個學期固定的教學時數中,遠遠達不到教學目標。因此,在教學安排上,不能只以課堂為醫學生唯一接受醫學倫理素養培育的基地,而應當貫穿于醫學生整個學習階段。筆者認為可分三個階段進行:
(1)醫學生在基礎學習階段:以講座形式進行啟蒙教育,內容主要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國醫學生誓詞、對生命的敬畏、對生與死意義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學醫的動機和學習目的;
(2)醫學生進入臨床學習階段:開展理論教育及實踐教育,即多種教學方法并用進行醫學倫理學的醫德、臨床決策能力、生命高新技術應用出現的倫理問題等內容的教育,并進行專題討論;
(3)醫學生進入臨床見實習階段:加強實踐教育,以床邊教學、案例分析、調查討論等形式,提升醫學生的臨床決策能力,使醫學倫理學的理論、規范在學生動手親身實踐過程中內化為其生命過程的一部分。
2.3大教法觀教學有法,但無定法。大教法觀是打破固定的教學模式,改變課堂的程式結構,倡導學生自主學習,鼓勵教師個性化教學。按照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內因(自我教育、內心陶冶)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外部約束)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約束歸根到底要通過學生自我教育才能產生教育意義。道德準則只有被學生自己去追求、獲得和親身體驗的時候,只有當它們變成學生獨立的個人信念的時候,才能成為學生的精神財富。醫學倫理學教學要運用一切能提升醫學倫理學理論與實踐教學效果的教學方法。理論教學如CBL教學法、PBL教學法、敘事教學法、故事引入法、模擬講座法、專題論辯法等,減少說教式的灌輸,以增強學生對醫學倫理學課程的興趣,從而促使醫學生在社會交往與實踐中進行自我倫理教育;實踐教學方面要引導學生走向社會,走進大課堂,創設更多接觸患者及醫療工作的機會,讓學生帶著問題,有目的地開展各類專項調查。調查可以是座談式、訪問式、問卷式等,讓學生深入到醫療實踐中去,與醫務人員、患者和社會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據調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資料,掌握實際情況。目前國家級、省級、校級鼓勵大學生參與到創新及科研的課題中。醫學倫理學方面的選題可以共同討論,在指導教師的引導下鼓勵學生分組調研,將調研結果匯總整理并分析,寫出調研報告,盡可能使每個學生都感受并了解到醫療領域的問題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學期組織1~2次實踐教學活動,教學活動的基地選擇一般會傾向于紅色革命基地、基層醫療、基層教育等。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實踐也可以借助這個平臺,使學生將抽象的理論具體化、形象化。此外,還可以開展暑期“三下鄉”活動、義務支醫活動等,使學生通過親身感觸,加深對教材內容的理解,運用醫學倫理學的原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以提升其社會實踐能力,使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目標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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