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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畫家作為創作、生活與社會的多重性角色,使她們有著不同于男性畫家的生命情感體驗和思維特征,有著較男性更善于接受和感覺印象的能力,有女性體味世界的細微和善意,有將自己卷入情感和審美意愿的女性執拗和女性表達慣性。女性畫家將感受與素質融入自己作品的主題與形象就使得繪畫迂回著女性的自述話語,洋溢著女性的風采,熔鑄著女性的思想。她們在以表現女性形象為主題的創作中,開始體現出對女性自身的認識和對母性與愛的認同以及其生存世界的關注。女畫家在創作中通過形象表達女性對生活的態度和審美理想,形成與男性畫家不盡相同的審美視角的創作風貌。女畫家成熟期的作品已經跨越了生活的淺層描述和記錄,以形象為載體蘊含著女性獨有的心理、情感、狀態、愿望等諸種體驗,強化了創作中的主題意識,使畫面更趨于深厚和內蘊,從而呈現出自述性特征。在今天多元的創作環境,不斷深化的創作觀念使得一些女畫家將視覺轉向女性本身。由對現象世界的描述轉而進入女性心靈世界及主觀感受的表達。英國女性文學先驅佛吉亞·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曾經指出:“一個寫作的女性首先必須具備的條件是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這個房間恰是指作為女性為自己爭取到的對人生的獨立觀察和思考的空間。女性畫家以女性形象為載體,表達來自個體的女性感受是近些年來女性繪畫特別是年輕畫家的突出特征。她們用其特有的直覺和生存本能去體悟每一個生命的、情感的或充滿人生意味的事實。這種從個人情感體驗中生發出來的藝術更明顯地帶有自述性特征和個人審美征兆。女畫家們表達其母性的體驗,表達不明確的女性意識的視覺上的自立愿望,表達孕育生命的大地萬物和由此關照的女性生命來源,表現由自然花草暗喻的生命狀態和精神愿望,表現女性眼睛中的市井人海,表達來自女性生理與心理敏感的經驗等等,女性繪畫顯出一個廣大無限的創作天地和豐富多樣的女性精神世界。我們從夏俊娜的《梔子花開》系列,徐曉燕的《秋季風景》以及喻紅、申鈴等女性畫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其豐富又飽含內蘊的女性語言風采。這些女畫家“從個人經驗到個人天地的表達到人類社會問題的關注,反映了女性藝術無論從美學品格到文化指向均以進入當代狀態,它既是在女性自我探詢的語境中生成又以特有視角進入當代的公共話語之中”女性繪畫使我們感覺到女性畫家已經開始超越原有的傳統見識;女性繪畫概念由狹窄的局部而不斷走向深入與寬廣,女性藝術在本質上也屬于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但她用自己的聲音來說話。
二、形象塑造
女畫家在潛意識中,畫中的女性形象與自己的生活感受、審美理想卻是剪不斷,相互纏繞的,從某種角度說,筆下形象絕不僅僅是創作客體,而是畫家的審美態度與精神寫照。因此,女畫家賦予自己的畫面形象以明顯的自述特征在長期的主體文化與社會題材創作中,她們不同與男性畫家的地方,就是對女性的肯定、尊重和維護,創造合乎自己審美理想的女性形象。形象塑造的自述性還體現在現代女性意識繪畫所追求的坦誠、實在及修養的外觀中,沖破原有繪畫模式的束縛,表現自己的精神世界,造型觀念自然隨之衍變。只有當她們用自己的話語重建現實時她們才能獲得表達個人經驗的權利。而女性藝術家一貫將探詢的目光轉向自身,轉向個人經驗的陳述和心靈事件的表白這些深潛的情感領域便成為建構女性生活話語的理想境地。在女藝術家嘗試表達自己的人生與視覺經驗的同時,就開始了女性話語的嘗試與建設,表現出更具個體體驗特征的自述形象。這種形象的創造,除了女性特有的對自然生命的敏銳感悟和直覺外,還表現在受現代藝術語匯影響,運用表現、象征、抽象、超現實等手法,完成對于女性體驗、感受、情緒、愿望的主題表達。喻紅將自己畫面中的女性與周圍環境孤立起來,表現一種空間的冷漠和真實的陌生,用象征手法表現一種人的生命與精神的存在方式與狀態,畫中的女性形象削弱了動人的畫面,退去了繁麗的色彩,消解了具體的環境,但其藐視的目光、松弛的動態、自由的意識,卻具有一種女性自然自得的力量,怎能不是一種女性意識的張揚和女性感受的自述。夏俊娜繪畫中所呈現的巴爾蒂斯的奇特造型品質以及弗蘭西斯卡神圣的宗教氛圍恰到好處地塑造了畫面中理想的、姿態閑適的人物及其人物常有的一種莫名的驚恐、疑惑,不安的情緒中或未從驚魂未定的夢中走來的精神狀態,畫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作者散發出的敏銳獨特藝術氣質和審美心理的自述性。克利、盧梭、夏加爾都是夢幻主義的先驅,在盧梭身上天真、單純和智慧混為一體,似乎毫無幽默可言但卻很迷人,他那奇妙的、敏銳的、直接的觀察方法結合了一種奇妙的想象力。
三、直覺品質
與普通人相比,藝術家的直覺更富于指向性,他們在迅疾感知外物的同時,也領悟和洞悉了潛藏于其中的意蘊,使主客體的結構在剎那間達到契和一致。表面上看,直覺似乎不太嚴謹,但它比邏輯分析、推理更完整、更深入。生命是感性的,任何邏輯分析都無法整體深層地把握它,只有直覺才能做到。
在藝術的形式和媒介里,由直觀所把握的是一種觀念的現實,它既是自然的現實,又是人類生活的現實。所有偉大的藝術品都是使人能以一種新的手段去接近自然和生活,并給予自然和生活以一種新的解釋,但這種解釋只能依靠直覺而非概念,用一種感覺的形式而不是抽象的形式。因此,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這樣說:“心理只有借造作賦性,表現才能直覺”。藝術家在積累素材、感受生活時,在確立創作意圖時,在謀篇布局時,無不著眼于一定的形式,而形式如果說在創作初始階段尚未明確,在構思階段一定具體為某種藝術類型,或繪畫或雕塑。此時的藝術形式已深深浸透了藝術家對事物的藝術把握,直覺是感受或把握藝術符號形式的審美能力。藝術之所以能夠成為情感形式,不是靠藝術家觀察得來,而是通過直覺發現的。直覺并非純粹的理性活動,它具有理解認識因素,這是對的,但直覺確實是一種對形式的根據把握。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一切符號表現都要包含著對形式的把握和認識的抽象活動,而這種抽象活動又是直覺的主要功能。藝術作品既然把心靈的東西表現于目可見耳可聞的直接的事物,藝術家就不能用純粹的思考的心靈活動形式,而是要守在感覺和情感的范圍里,或者說得更精確一點:“要用感性材料去表現心靈的東西”。
女性在直覺方面,的確有較男性優越和敏銳之處,她們“匆匆作出結論”,并常常是正確的結論,以此顯示她們的機敏。女性比男性更善于接受感覺印象,肯尼思·沃克爾說:“女人對感情刺激比男人敏感,她通過自己的感情看待生活只憑激情就可以得到許多真理”。女性畫家在進行藝術創作時,當主題與畫家的表現技巧吻合后,女畫家能使畫面似隨手拈來般自如愜意無牽強做作之感,顯現出女畫家的直覺性天賦和恰似本能的美感修養。我們感受女畫家筆下的純與真,從動人的形象、漂亮的色彩到精巧的構思都是如此或造型上是工是寫,主題是花是草,畫境是濃是淡,都散發著女性的智慧活力,顯現出女性對于藝術表現的直覺性特征和其敏銳且適度的創造力,她們以女性特有的細膩與敏銳、直覺與悟性、觀察體味人生與世界,說自己的話,呤自己的詩,唱自己的歌,用純粹的色彩、靈秀的線條和真摯的形象深化主題。
女性繪畫的自述特性,是女性藝術創作的一般規律,亦是女性藝術家在對規律的探討中的逐漸成熟。女性畫家作為現代藝術創作者和勞動者,只有在高層次的人生境界和審美理想追求中才會真正散發出永久保持女性的藝術魅力和品格魅力。
[參考文獻]
1.《林語堂散文集》
2.《自我探尋中的女性話語》.賈方舟著
3.黑格爾語
[論文摘要]在我們看到過的影視作品中,總有這樣一個群體,她們光鮮亮麗,溫柔婉約,她們戴著與生俱來的母性光輝,讓我們為之動容,為之驚嘆。在中國的傳統意念中,女性應當是扮演著溫柔體貼,賢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角色,在我們生活的時下,隨著女性的社會地位的改變,女性有了更多層次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生活途徑的選擇權。這使生活在當今的女性有了自己獨立的人格和等同于男人的尊嚴,她們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爭取明天的發展權,對婚姻,對事業,對人生觀價值觀的看法都由她們自己來主宰。以前那些只有男人擁有的特權之門,在現如今已經不能再把女性阻擋在外。電影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和變相傳達,女性如此巨大的改變,自然也逃不過攝影機的鏡頭。在中國現代的電影藝術中,我們驚喜地從中看到中國女性動人的蛻變,從封閉保守的表達到開放張顯的張示,這期間經歷了一個不尋常的轉變,是值得我們尋味的。
19世紀西方女權主義運動蓬勃興起,女性開始反省自身的價值,并確定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她們對歷史和文化的偉大貢獻被充分揭示出來。在女權主義運動方興未艾,電影藝術中的女性意識也漸漸覺醒,同時期出現了“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理論”,女性主義電影也嶄露頭角。運動中的電影批評主要是針對一些男性電影中出現的女性形象進行犀利的批評,進一步揭示對女性的探討,描寫更細膩的女性感情世界。由此,女性角色被史無前例的關注和討論。中國女性由于其所受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所散發出的氣質與其他地區的女性有很大不同,而在討論中國電影中的女性角色時,自然也擺脫不了時代和地域的烙印。那些閃耀的熒幕之星,她們的出現曾帶給多少人沉醉的喜悅和游離的幻想,也帶給人多少無奈的追問與失落的傷感。正是因為她們的付出和努力點綴了那蒼白的灰色的大熒幕,幻化出一場場惟妙惟肖的塵世鬧劇。
一、第五代電影創作者對女性的表達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第五代電影的崛起,給中國電影帶來了光輝的新時代,中國電影從此走上了國際影壇,并頻頻獲獎,伴隨著商品經濟的悄然興起,電影也開始面臨商業化的挑戰。
在“第五代”所創造的男權商品時代,女性在銀幕上定位為被凝注、被窺視的性別角色。這樣的角色一旦被樹立起來,便成了整個商業時代里電影女性的標準模式。在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里男性主導地位是很明顯的。張藝謀將中國民俗,特色文化包裝整合之后帶到國際上,大受好評。而其電影中的女性角色,也更加符合國際化審美觀念,《紅高粱》中的九兒,《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幾位姨太太,其實都是他東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他借用女性的可視性來體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對于整個幾千年封建殘余的質問,而并不是對女性本身的關注。其中女性是作為觀賞品,來滿足觀眾的獵奇和窺探的心理。很遺憾,中國的第五代電影人引領了一個時代的電影熱潮,卻沒有能將東方女性真實的狀態完整的、關注的表現出來。
在第五代群體中值得一提的是馮小剛的電影。馮小剛導演的影片中的女性角色都是比較成功有意義的。馮小剛電影可以說成是“男性電影”,因為他總是以男性視角來結構影片,女性形象都呈現出一種低配置現象。但難能可貴的是馮小剛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卻猶如一朵朵向陽而開的向日葵,燦爛的金黃色,開朗陽光的性格,健康向上的精神,使她們栩栩如生,使她們美麗堅強,讓人不得不愛。這在其他類型的電影中是絕無僅有的。例如在《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中,女性主人公周北雁、李清、劉小蕓都十分美麗、單純、實際、上進。她們最初都是單一的、被動的欲望對象,在男主人公的游戲方式下一步步由認同到愛慕,但最終都能在愛情里得到補償。馮小剛讓年輕、美麗、爽朗的劉蓓、徐帆、吳倩蓮飾演北雁、李清、小蕓,在片中展現了伶俐、高雅、沉靜、刁蠻、新艷靚麗的不同女性形象,滿足了觀眾對女性欣賞的不同品味。北雁、李清、小蕓三個女主人公身上,已沒有過多的道德內涵,不具備像謝晉影片中女性充分展現的堅韌、善良等道德品格。她們沒有行為的主動動機,在愛情中扮演著被動承受的角色。但恰恰是有了女主人公對愛情的默默付出,對工作的積極進取的精神,才更襯托出男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形象,才使整個影片在愛與被愛中延伸著觀眾的期望與想象。這幾部影片中把男性都定位于都市社會的邊緣人或日常人,而女性并沒有流于平面化、平庸化和空心化。在追求真善美的同時,讓我們看到了女性在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是她們在為我們詮釋著生活的真諦,給了我們普通人極大的信心和勇氣。
二、中國內地的女性電影
在價值觀、人生觀都巨大改變的今天,在第五代極大優勢的壓力下,有人不禁要問:“中國到底有沒有女性電影?”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商業語境的成熟,一方面女性成為商業電影吸引觀眾的籌碼,成為消費和窺視的欲望對象,女性形象更加商品化和世俗化。另一方面,一種以凸顯個性化和情感變化作為表達方式的女性電影,在新一代電影人的努力下異軍突起。那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女性電影。
在當下的中國女性電影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年輕的電影演員,特別是作為電影導演的徐靜蕾。她關注女性情感、欲望的表達,更關注女性,尤其是青春女性在成長的歷程中的心路變化。電影《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探討的是一個老式女性話題,一個單戀,暗戀,相思的情感故事。但故事的獨特之處在于,徐靜蕾站在一個自覺、主體、現代女性位置,描寫了一種一廂情愿、純潔的情感和欲望,沒有太多的埋怨和責備,沒有虛度時光的痛悔,而是勇敢、寬達的自我承擔了自己的情感以及為其所付出的精神和肉體的痛楚,承擔了現實生活的后果和責任,呈現了一個現代青春女性的獨立、自由、堅強的情感和生命歷程。
李少紅導演投入電視劇制作后,同樣把其在電影中對女性形象的塑造、關注、思考融入了其中。富麗堂皇的《大明宮詞》就是體現了她對女性一貫的熱情與關注。《大明宮詞》以唐朝武則天女皇和女兒太平公主的情感為主線,深入探究情感線索,尤其是女性情感在封建集權社會中面臨的摧殘與毀滅。該片成功呈現了武則天作為一個正常而又不平凡女性所經歷的政治、經濟、文化、情感的矛盾。將武則天與太平公主之間,既有血濃于水的母女情深,又有相互糾纏折磨的情感矛盾,描寫極為唯美、深入。女人對于權利與欲望的訴求,第一次被詩意的展現,直面叩問女性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具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又有理性解析的女性意識。
三、港臺電影中對女性的表達
中國電影對女性的探討,一定要有港臺電影做組成才會全面。現當代港臺的電影導演中,對女性主義表現比較突出的有關錦鵬,關錦鵬對女性世界的把握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甚至高于其他的女性導演。在這里我想介紹他的兩部影片《人在紐約》和《阮玲玉》。《人在紐約》講的是三個分別來自內地、香港、臺灣的年輕女性在紐約這個國際化的大都市中相遇相知的故事,分別由斯琴高娃、張曼玉和張艾嘉扮演。不同的生長背景給了三個女性不同的性情特征、審美觀和價值觀,讓她們在相識的最初都對彼此的言行有所不滿,但逐漸她們發現,在紐約這個看似繁榮發達的都市,不管她們的身份高低、工作性質如何,其實都是落寞的漂泊者,她們就像是無根的稻草,隨波逐流,理想變得虛無,高談闊論顯得幼稚。于是三個人的心慢慢靠攏,彼此給予安慰。給筆者印象最深的一場戲有,三個人喝醉酒坐在空曠的大街上,各自唱起了家鄉新年時的民歌,三個人,三個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調式,卻唱出同一種心聲:那就是對家的渴望,尋找共同的歸屬感。這也體現了導演對尋根文化的向往,求而不得的孤獨表達。影片不同于其他女性主義影片的是,它沒有把感情作為唯一表達女性思想的方式,而是用了友誼、事業和理想的發展來詮釋新女性的性格特征,而且首次將的女性文化做了對比和融合,達到了一種共榮的效果。
[關鍵詞]《怪物史萊克3》;重塑與改寫;互文藝術;女性主義敘事
美國動畫電影《怪物史萊克》上演了四部,掀起了一次次觀影的熱潮。它的第一部是根據“卡通之王”威廉·斯特格(William Steig,1907-2003)的漫畫故事《史萊克!》(Shrek!)改編而成的。簡單地說,它是一個英雄救美的故事,是“美女與野獸”的翻版。“美女與野獸”,看起來不可思議,卻挑起了人們一窺究竟的欲望。其后的三部是在第一部的基礎上進行的續寫和創新,相互之間形成互文,但又各有千秋。細看下來,除開好萊塢巨資打造的動畫特技之外,故事感最強,文學性最高,最令人回味的要數第三部。它是一部融電影藝術和文學話語于一體的后現代主義電影佳作。本文認為,《怪物史萊克3》在遵循傳統敘事結構的基礎上,通過戲仿、反諷等互文手法,并從后現代女性主義敘事的角度,對經典的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中的女性形象進行了后現代式的重塑與改寫,讓我們在欣賞高科技的聲色之宴時,也感受到故事背后蘊涵的后現代主義的互文藝術和女性主義的聲音。
一、傳統的敘事結構
《怪物史萊克3》具有傳統的敘事結構,處處體現了俄國文論家普洛普所說的“民間故事形態”。普洛普在他影響深遠的《民間故事的形態學》一書中提出,各種神話和民間故事的內容差異較大,但是可以找出它們共同的“功能”。“功能”,在他看來,指的是“人物的行為,服從人物行動意義的行為”。他從眾多的俄國民間故事中歸納了31種功能,并認為,任何一個故事不一定要同時具備這31種功能,但是往往會有主要的幾種功能。這些功能的大體結構是,事件起因促使主人公出走,然后主人公同惡勢力斗爭,經歷重重困難取得了成功,他的功績得到承認(與女主人公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等等。[1]《怪物史萊克3》的故事情節大致如下:電影開始時,史萊克與菲奧納過著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老國王(“far-far-away”王國的國王)的病逝促使史萊克去尋找一個叫亞瑟(Arthur)的人來做新國王。史萊克本可自己當國王,但認為自己不適合當國王,于是開始了尋找亞瑟的旅程。影片中的另一條線索是:“白馬王子”(Prince Charming)不甘心在第二部中被史萊克打敗,想借老國王之死來奪取王位,于是他招募了一批“幫手”,來到“far-far-away”王國,抓住了菲奧納等人,并控制了整個王國。此時史萊克也帶著亞瑟歸來。于是,兩條敘事線索交織在一起,善惡之間展開了一場生死搏斗。“白馬王子”以在舞臺上決斗的形式向史萊克提出挑戰。出人意料的是,最后在亞瑟的一番“道德說教”下,“白馬王子”的幫手們紛紛放下了手中的武器。電影的結局是:“白馬王子”最后死在舞臺上,亞瑟當上新的國王,史萊克和菲奧納生了三胞胎,在他們的沼澤地過著快樂的生活。這一簡單的情節概述表明,《怪物史萊克3》體現了經典的或傳統的敘事結構,具有上述所論的“民間故事的形態”。
其實,這一傳統的敘事結構在前兩部當中也有所體現,但是到了第三部才更為明顯。如果把“英雄”(hero)的一方當作“行為者”(actor)的話,“惡棍”(villain)的一方就成了“反行為者”(anti-actor)一方。“英雄”的一方有了幫手,“惡棍”的一方也有了幫兇。無論幫手或幫兇,都是普洛普所說的“幫助者”(helper)。然而,正是這些特殊的“幫助者”使影片具有完全不同的新看點。這新的看點即是,經典的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諸如《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中的女主人公成了“英雄”史萊克一方的“幫助者”,而這些女主人公的死對頭們則成了“惡棍”即“白馬王子”的幫兇。也即是說,該片的編劇們以互文的形式將經典的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融入《怪物史萊克3》的敘事之中,使之成為它的有機組成部分。除此讓人耳目一新的創新之處外,影片中體現的女性主義敘事也與眾不同,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和思考。
二、無處不在的互文藝術
互文性通常被用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本之間發生的關系。它包括“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的關系”,或“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復、修正,向其他文本產生的擴散性影響”[2]。“怪物史萊克”系列電影中處處可以“聽”到互文性敘事的聲音。該電影系列中出現的火龍(fire-dragon)是對英國文學中最早出現的史詩《貝奧武甫》(Beowulf)的互文性“修正”。在西方早期的史詩或民間故事中,龍都是以怪物的形象出現的,它巨大而可怕,還能吐火,是邪惡力量的代表。它的存在是為英雄人物的出現做鋪墊的,它越兇猛,就越能顯示英雄人物的勇敢和力量。在《貝奧武甫》中,火龍掠奪并控制了一個村莊的寶物,貝奧武甫最后殺死火龍,奪回寶物,成了最早的史詩英雄。在“怪物史萊克”第一部中,火龍守護的是故事的女主人公菲奧納,它的存在是為了證明史萊克的勇敢行為。互文性在這一對比中清晰可見。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火龍在第一部中并沒有被史萊克殺死,到了第二部,它甚至還和饒舌的驢子生了一大堆孩子。到了第三部,它則成了史萊克非常重要的幫手。從第一部到第三部,火龍的傳統形象在戲仿中被顛覆,被“修正”,這表明,編劇們的改寫與創新意識貫穿在“怪物史萊克”電影系列之中。
互文性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將經典的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寫進影片之中。影片開始時,“白馬王子”在一家酒吧餐廳里對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中的“惡棍”們說的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互文性敘事(童話故事中英俊迷人的“白馬王子”轉變為“惡棍”,這本身就體現了編劇們對傳統敘事的戲仿和改寫)。通過“白馬王子”之口,《白雪公主》《灰姑娘》和《彼得·潘》等經典童話故事中的主要沖突便展現在觀眾面前。通過他別有用心的刺激,這些經典童話中的“惡棍”們諸如巫婆、灰姑娘的姐妹們和虎克船長等人開始“義憤填膺”,為他們以往“不公平”的遭遇抗議,都表示愿意追隨“白馬王子”去改變他們過去失敗受辱的“歷史”。此時,這個酒吧餐廳便成了惡勢力的集中營。當然,當這些“惡棍”們聚集在一起時,經典童話中的“英雄”或美女們也都聚集到了菲奧納的身邊。灰姑娘、白雪公主、三只小豬和提線木偶等組成了一個善的組合體。這樣的組合,這樣的創新,讓我們在開心地欣賞影片之時,也對編劇們豐富的想象力稱贊不已。
互文性片段無處不在,未來的國王亞瑟也是一例(亞瑟這個名字本身就暗示了他與國王——亞瑟王脫不了的互文關系)。亞瑟身體矮小瘦弱,喜歡與人決斗卻總是輸,常常成為別人的笑柄,他對此耿耿于懷。因此,對要去繼承王位缺乏信心,但是歸來途中的那天晚上史萊克對他說的一番話幫助他恢復了信心。那些話顯然帶有“美國夢”的色彩(“美國夢”的大意是,不論你是誰,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相信自己,通過努力,你就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你就能成功)。影片中,史萊克這樣說道:“人們過去一直認為我是個怪物,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這么認為,但是后來,我不再在乎別人怎么叫我了,我開始相信自己了。”這幾句話從某種程度上道出了“美國夢”的精髓,那就是“相信自己”。也正是因為相信自己,史萊克才獲取了菲奧納的芳心。這讓我們想起美國電影《當幸福來敲門》中的一個片段。打完籃球后,主人公對他的兒子說,“別讓別人告訴你,你成不了才,即使是我也不行。知道了嗎?如果你有夢想的話,就要去捍衛它。那些一事無成的人,想告訴你,你也成不了大器。如果你有理想的話,就要去努力實現它。就這樣。”對比一下可以發現,體現在其中的精神何其相似,那就是“相信你自己”。不可否認的是,《當幸福來敲門》這部電影體現的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對“美國夢”的不懈追尋。因此可以說,通過“美國夢”這一精神追求,這兩個電影文本之間產生了互文關系。該片中的互文藝術由此可見一斑。
三、后現代女性主義敘事
細心的觀眾會發現,在《怪物史萊克3》中,兩性的形象得到了重塑和改寫。原本強壯勇敢的“亞瑟王”在這部影片中不過是一個身材弱小、常常被人當作笑柄的人物。而原本嬌柔弱小同時也是主角的女性人物如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的形象則大為改觀,她們成了次要角色但卻是影片中“英雄”人物的主要“幫手”。影片中的她們已經生兒育女,青春不再。在慶祝菲奧納懷孕并給她送上各種各樣的嬰兒禮物時,她們被刻畫成結了婚的嘮嘮叨叨的女人。這種后現代的、戲仿式的改寫,是對她們經典形象的揶揄,但仍然不失為一種真實。盡管如此,她們自有其價值,她們不再是過去那種弱小的女性人物,反而成了正義一方的幫手。在史萊克尋找亞瑟未歸之前,一直是菲奧納帶領著這群女性在與以“白馬王子”為首的“惡棍”們搏斗。白雪公主與灰姑娘等人都成了女勇士,能踢能打,功夫非凡。昔日弱不禁風的女性在這里變成了與男性英雄同樣重要的正義力量。這樣的改寫與刻畫無疑是后現代女性主義敘事對以往的男性話語的反駁與超越。女性主義是“一種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識形態,旨在反對包括性別歧視在內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3]。從這個意義上說,影片對兩性形象的后現代重塑與改寫,是對兩性權力關系的重新思考,是女性主義權力話語在影片中的實際運用與完美演繹。它的放映與傳播無疑也為后現代女性主義話語走向更廣闊的空間提供了契機。
四、結 語
時時可以“聽”到的互文藝術與后現代女性主義敘事的結合使《怪物史萊克3》在“史萊克”四部曲獨具特色,體現了完全不同的敘事風格和審美格調。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戲仿與顛覆,重塑與改寫是它的主旋律。它既有經典的敘事結構做后盾,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互文性和女性主義話語貫穿始終。無處不在的互文性告訴我們,沒有對經典的童話故事和民間傳說的了解,我們可能會對電影中不斷出現的畫外音感到不知所措,難以理解。同時,如果對女性主義敘事話語沒有深切的感悟,我們就只能停留在動畫電影的表層,就很難感受到影片中女性主義話語的潛在魅力,它的反抗性和顛覆力量。由此可知,對經典的后現代重塑與改寫,對我們欣賞電影、理解電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促使我們去重讀經典的文學作品,由此,電影媒介和文學文本產生互動,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走向共同發展的雙贏局面。
[參考文獻]
[1]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增補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246.
[2]陳永國.互文性[A].西方文論關鍵詞[C].趙一凡,等主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