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消費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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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本文作者：王茹工作單位：蘭州職業技術學院

影響甘肅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主要因素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影響消費需求最重要的因素。從十多年間甘肅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可以看出，居民消費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住領域，吃、住依然是甘肅農村居民消費的一個主要內容。即使收入有所增加，其需求的變動對收入的反應仍然遲緩，即需求缺乏彈性;相反，家庭設備、文教娛樂和醫療保健對收入反應卻很快，需求富有彈性。其中前者屬于生存型消費，層次較低，后者屬于發展、享受型消費，層次較高。一旦購買力提高，消費需求層次就會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躍進，消費結構也會向較高層次躍遷。因此，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是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提高農村購買力、促進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基礎與關鍵。產業結構2010年甘肅省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的比例為14．54∶48．17∶37．29，第三產業總體增長較快，但是甘肅農村第三產業發展仍然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消費者對第三產業有效需求不足。國際上，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居民家庭服務性消費支出在消費結構中所占比重分別為40%、36．2%、30．6%、30．6%，發展中國家居民家庭服務性消費支出大多在20%左右，而甘肅省農村居民2010年家庭服務性消費支出才達到23．73%。農村居民家庭服務性消費支出過低嚴重影響了甘肅省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農村居民消費質量的提高。因此，目前我們在注重產業結構對消費結構影響的同時，更要注重強調消費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反作用，使生產結構適應消費結構。不確定性近年來，農民面臨的不確定性日漸增強，主要表現為:(1)農村居民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農村居民往往傾向于通過減少當前消費支出、增加儲蓄來應對未來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問題，這說明甘肅省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不足，農村醫療、教育、養老等制度仍不完善、不健全，嚴重影響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2)生產環境的不確定性，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甘肅省農業生產在抵御自然災害方面，能力弱，損失率高，農業生產收入受到很大的影響;(3)農產品市場信息的不確定性，甘肅省農業生產與市場經營戶信息缺乏溝通，最新市場信息下鄉入戶難，農產品賣難等問題較為突出，致使農產品的生產和供給調整難度大，農產品價格波動大，對收入的影響很大。

促進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對策和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甘肅省農村居民吃、住等基本生活資料的需求仍然是消費支出的大項，農村居民的總體消費水平不高，需要加以合理引導。增加農民收入1.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根據甘肅自然條件狀況，對馬鈴薯、蘋果、洋蔥等特色農產品的種植要重視;對黨參、當歸、甘草、大黃等中藥材種植規模要進一步擴大;對畜牧業發展應該采取規模化養殖;對于大部分農產品經營者來說，必須想方設法在品質上做到與眾不同、出類拔萃，同時在內外包裝上也要有所創新，比如在包裝上要特別注明選購的理由和獨特的賣點等，以此來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提高農產品價值，增加農民收入。2.要規范農產品市場，建設農產品信息平臺，使農民可以根據市場需要進行農業生產為此，我們急需建立功能齊全、覆蓋面廣的市場信息網絡。通過對市場信息的準確把握，農民才能合理地調整生產，從而增加收入。3.加強農村清潔能源工程建設利用沼氣、沼渣、沼液，提供農民生活用能，發展庭園經濟和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有利于幫助農民節省燃料和用電，減少生活支出;有利于減少化肥、農藥使用量，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農產品市場競爭力，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調整產業結構，促進消費結構升級。今后，需加強對產業結構升級帶動性強的若干主導產業的投資力度，如綠色能源產業和農村循環經濟產業，只有這樣，增加其研發投資，使產業結構、企業科技競爭力與時俱進，才能適應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變化。比如，在水資源豐富的縣實施農村水電增效擴容改造工程，將豐富的農村水能資源轉化為經濟和社會效益。再以農村循環經濟產業為例，稻花香集團提出以農產品加工業為龍頭，向飲料產業延伸，向飼料產業拓展，向養殖和有機肥料產業擴張，向生物化工產業推進，構建了“五級循環”產業鏈，打造農業產業化循環經濟，助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并付諸實施。隨著這一戰略的全面推進，稻花香已建立起以三峽壩(庫)區農村為基地、以周邊縣市及其他地區為帶動和輻射區域的湖北省最大的農業產業化循環經濟園，直接和間接就業的農民已達到20萬人。以上經驗也值得甘肅省借鑒。增加有效供給，引導合理消費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基本保證是有效的供給，它也是優化供給結構，滿足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需要。因此，供給領域應重視市場細分，進行消費品市場的合理定位，滿足農村居民多層次需求;提高適合農村居民消費的商品的比例，增加供給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此外，還要積極調整消費政策，鼓勵發展新的消費熱點和消費方式，提高農村消費者的素質，倡導科學、合理、文明的消費觀;重點針對文化、娛樂、衛生保健、旅游、通訊等產業，不斷完善消費品供給結構，滿足農村居民的消費需求。建立適合農村特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是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定最低生活保障線標準，標準要能保障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二是要完善財政政策，將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更多地用于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完善社會保障和支持農業發展等方面;三是逐步建立農村社會福利制度，解決孤寡、殘疾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對其吃、穿、住、醫、葬等方面給予必要的物質幫助;四是要建立適合甘肅農民的養老保險機制，調動農民參與社會保險的積極性，解決農民的養老之憂。通過以上措施可以解除農村居民后顧之憂，改善農村居民的消費預期，提高消費欲望，增加即期消費，從而促進其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改善。

第2篇

論文關鍵詞：公共品；消費行為；結構化理論

農村居民消費具有自給性消費水平高而邊際消費傾向低這一特征，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我國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采取政府出資、政府主導的方式，容易產生行政行為的低效率。而且，在以往的理論分析中往往忽視這樣一個現實：在公共品供給過程中，公共品使用者——農民的行為意向經常是被忽略的，其結果是導致公共品供給難以符合農民的意愿。因此，研究農村公共品供給，需要將使用者的行為意向這一因素納入到分析框架中來。本文應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分析農村居民的行為反應對公共品供給的影響，并以一個失敗的飲用水工程為例證，分析公共品供給過程中使用者的心理結果和行為意向，從行為分析的角度對農村公共品供給提出管理建議。

一、結構化分析框架

社會學理論認為，行動者個體不是被動服從于制度的安排，其對制度主觀能動的反應能夠導致制度的變遷。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將宏觀制度分析和微觀行為分析進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結構化理論為基礎，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為慣例

消費者行為是處于既定的規則和資源結構中的，規則的制約可通過日常行為慣例表現出來。這里將行為慣例分離出文化導引和制度變遷兩個維度。

1，文化導引。農耕文化已經根植于農村居民的心靈深處，對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自給自足”、‘重儉黜奢”等消費理念以生活慣例的形式對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約束。對于飲用水、燒柴等自然賦予的物品，農民一直持有無償使用的觀念。

2．制度變遷。免費用水等消費隕例體現出的是村莊中的傳統消費制度。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農村居民開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公共品供給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但在公共品消費過程中要或多或少的付費，這與原有的消費慣例相沖突。在制度變遷中，農民的行為會做出適應性反應，他們的行為后果也會對制度變遷產生影響。

(二)心理與行為運作機制

心理與行為運作機制是在文化導引和社會比較的雙重作用下形成和發展的，最終歸結為特定的農民理性。

1．社會比較。現代傳媒和農民工的流動所帶來的外部信息正在改變延續了幾千年的消費觀念，農村居民開始向往健康、舒適的生活模式。對于政府主導的公共品供給，農村居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過公共品供給提高生活品質。當然，較高期望也往往會導致較高的失望和不滿，在經歷公共品供給失敗之后，他們將會對政府的公共品供給采取不合作的態度。

2．農民理性。農民理性是農民采取行為的心理基礎。Scott認為農民的經濟行為奉行“生計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則，而不是理性經濟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則。林毅夫認為小農的行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為卻恰恰是外部條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現。我們認同林毅夫的觀點，農民在外部條件限制下，會按照傳統慣例做出消費行為，但在外界條件變化的情況下，會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呈現理性經濟人的特征。

(三)消費行為

按照吉登斯提出的行動者的分層模型，消費行為是由行動的反思性調節、合理化及動因所構成的一系列過程。

1．行動的反思性調節。在公共品消費過程中，農村居民不僅調節著自己的消費行為，而且對公共品的供應者存在同樣的行動期望。他們會根據公共品消費的后果和其他人的反應來不斷地反思、改變和調節著自己的消費行為。

2．行動的合理化。農村居民對公共品消費行為始終保持著理論性的理解，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有能力對自己的消費行為做出合理化的解釋。

3．行動的動因。傳統消費慣例以及具有農民理性特征的心理和行為運作機制會形成特定的行動動因。在公共品供給過程中，這些特定的行動動因會驅動農村居民采取符合理性的行為。

(四)意外的行動后果

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限制，消費者有意圖的消費行為會產生意外的后果。公共品的消費可能經歷意想不到的失敗，而且農村居民會將這種消費失敗歸因為公共品供給決策和管理的不當，并根據這種后果決定未來的行為。

(五)未被認識的行動條件

未被農村居民預料到的意外后果會以反饋的形式成為以后行動的未被意識到的條件。換言之，這些意外后果會促發下一步的消費行為。當然，下一步的消費行為可能是繼續合作，也可能是退出公共品的消費過程。

二、一項飲用水工程的例證

(一)工程介紹

該飲用水工程位于長春地區東南部，該地區居民一直飲用淺層地下水，水質不符合飲用水要求。工程始建于2001年，覆蓋7個相互毗鄰的自然村落，為407個農戶2187人供水。水源為深層地下水，采取深水機井汲取的方式，通過鋪設地下管線將水引到407個農戶家中。資金來源分為財政撥款和農戶自籌兩部分，市縣兩級財政共出資20萬元，每個農戶支付350元的管網費，在運營之后，每戶每年需支付3．5元的管理費。管網的鋪設采取農民出義務工的形式，農民和工程部門都不需要付費。

(二)消費規則的變化

在傳統封閉的村莊生活中，自給自足是最合理的生存選擇。飲用水一類資源在村民的心里認同為自然的賜予，吃水不花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飲用水工程出現之前，村民曾經用兩種方式汲取飲用水，早期的公共水井和后來的各戶自用的手壓井。在飲用水工程之后，以前存在的不花錢飲水的慣例則發生變化，以后的歲月中，吃水要支付少量的現金。

(三)農民的心理和行為

在‘重儉黜奢”的文化傳統下，雖然低收人約束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但村民依然堅持樸素的生活方式。雖然村莊中的水質不好，但是一代代人就是在這方水土里成長，因此長期以來沒有誰會投人大筆資金改善飲用水質量。不過，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現代傳媒的影響，新一代農民開始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深水機井的費用較高，需要2000元，很多農戶都擱置了打深水機井的計劃。他們認為，雖然水質不好，但是還沒有達到需要動用2000元來改善的程度。在新的規則之下，每戶要支付350元的管網費，每戶每年要交納3．5元的管理費。與打深水機井相比，要便宜的多，支付成本相當于打一口淺水井的費用。因此，村民接受了這個未來的吃水規則。

(四)意外的后果

該工程將水源地選擇在一處適應打深水機井的低洼地帶，以保證未來有充足的水源供應。工程于2001年秋季完工并開始正式供水，整個秋季和冬季該工程都正常運行。但在2000年前后，正是農村種植水稻收益高于玉米的時候，在水源地周圍，十幾戶農民將原來的旱田改成水田，并且灌溉用水也是采取深水機井的方式。2002年夏天的降水較正常年景大幅減少，水田灌溉用水增多，地下水過度開采，飲用水工程由于水源不足出現供水中斷隋況。在整個夏季，飲用水工程處于半停業狀態。在停水的時候，農民們重新啟用了自家的手壓井。在夏季用水高峰期之后，飲用水恢復正常供應。但在年底，在工程部門收取管理費的時候，雙方出現了分歧。分歧出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戶認為整個夏季的間歇性供水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不變，責任在于工程部門，所以．不應該交納管理費，而工程管理人員認為間歇性供水屬于不可預測事件，不應該涉及到管理費的正常收取；二是農戶認為他們交納的錢是350多元，應該得到很好的服務，目前的服務質量不能令他們滿意，而工程部門認為先前交納350元是管網費，與管理費無關，每戶每年3．5元的管理費已經很低了，即便偶爾中斷供水，農戶也沒有不交的理由。雙方爭執不下，農戶不能得到在未來正常供水的承諾，很多農戶拒絕交納每人每戶3．5元的管理費。因此，在該工程供水一年多之后，飲用水工程停止了運行。

(五)目前的狀況

在飲用水工程停止運行之后，農戶重新采用手壓井的供水方式。飲用水工程部門撤離，機井和管線閑置。同期，糧食的市場價格出現變化，玉米價格持續走高，而水稻價格維持不變，種植玉米的收益高于種植水稻的收益，因此農戶紛紛將水田改種玉米，地下水供應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飲用水水源不足問題已經不存在。但是，工程部門已經撤走，當地政府也沒有重新運行飲水工程的計劃。在農業稅免除之后，糧食價格持續走高，農民的收益提升。富裕的農戶開始考慮提高生活質量，為提高飲用水品質，一些農戶自家投資2000元開鑿深水機井。尤其是蓋新房的農戶，在蓋新房的同時，必定選擇開鑿深水機井。當然，大多數農戶還是引用淺層地下水。

(六)未來的趨勢

在過去，農村居民飲用水經歷了公共水井和自家手壓井兩個階段，而未來的趨勢如何還很難預料，但必定是以下兩種模式之一：一種是農戶采取個體行為方式，每家每戶都擁有一口深水機井，就如同現在每家每戶擁有一口手壓井一樣。這種模式符合農村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但是成本較高。另一種模式是依靠國家投資或者是引導農民采取集體行動的做法，興建飲用水工程，集中供水。這種模式與自給自足的生活傳統相違背，但具有規模效應，成本較低。

三、研究結論和局限

(一)研究結論

1．面對消費規則的變化，農村居民會選擇適應。傳統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對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在公共品供給過程中，應對傳統消費行為予以理解和引導。在公共品供給過程中，應該充分考慮到使用者的消費意愿。

2．政府主導的公共品供給往往具有行政行為的低效率的特征，從項目的投資到后續的管理往往缺少科學性和持續性。而公共品的質量與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息息相關，公共品供給質量會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滿意程度。一個失敗的嘗試可能促使農村居…民回歸到原來的自給自足的消費模式下，而這種消費模式從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是不經濟的。

3．農戶具有分散行動的傳統，一些農戶會在某些公共品供給的領域自行采取行為，比如說農戶打深水機井的行為。而公共品的提供屬于集體行為，在未來的公共品供給過程中，這些富裕的農戶可能會拒絕參與公共品工程，因為他們已經自行解決了類似于飲用水問題。因此，公共品供給的時機應該是恰當的，時機過遲可能失去對部分農戶的吸引力，在參與意愿不足的情況下，公共品的規模效益無法充分的發揮。

第3篇

文獻回顧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而完全或主要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的勞動者①。由于農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之上的，農民工也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名詞。在國外研究中沒有與農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與農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鄉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說，農民工是一種不徹底的鄉城移民。因此，研究農民工問題，可以根據中國農民工的特殊情況借鑒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鄉城移民住房消費的影響因素，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制度因素、市場因素、心理因素、個人特征等均被納入學者的考量范疇之內。在中國，對于移民②來說，戶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場因素對其住房的影響更強（Wu，2004）。中國的農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來自個人、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約束，其中，城市對農村移民歧視性的制度環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約束為主、多種因素的綜合，造成農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條件較差，居住空間擁擠，并產生某種程度的聚居現象（劉玉亭、何深靜，2008）。由于農民工置身于城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以保險等正規形式存在的風險分散機制對農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們往往具有較低的當期消費傾向、較高的儲蓄傾向，這樣的消費特征使得農民工的住房邊際消費傾向較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更低（周滔、呂萍，2011）。住房價格和收入水平是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重要經濟因素。作為一種用工單位向雇員提供的福利（Wu，2004），單位提供住宿場所與否成為農民工是否在市場上選擇住房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價或免費的宿舍或工棚，對農民工來講是一種更加經濟而便利的居住方式（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除了單位提供住宿場所的農民工外，相當一部分農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場上解決住房需求。因為戶口限制，移民不可能獲得城市公房和單位住房的所有權或使用權，僅有的對移民開放的商品住房，其價格又超出了絕大多數移民的購買能力，租房居住則成為移民最好的選擇。收入水平對移民的住房消費有重要的影響（Wu，2004）。由于自身經濟能力有限，絕大多數農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鄉結合部的農民私房或市中心價格相對低廉但條件較差的房屋（《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課題組，2010）。即便如此，農民工還是希望能夠進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漲的情況下。而合租是農民工節約開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農民工選擇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較高，他們可能會與更多的人合租（張智，2010b）。收入的不確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農民工收入增加對住房消費增長的刺激作用遠小于對其他消費增長的刺激作用，隨著收入增加，農民工更傾向于將所增加的收入儲蓄起來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費項目中去（周滔、呂萍，2011）。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預期、價值判斷標準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對預期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農民工來說，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臨時成員，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來改善住房條件，對住房設施和服務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長期居留的農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農村社會生活的鄉城移民，傾向于選擇棚戶區等非正式住房構成的移民聚居區；而偏好城市生活的鄉城移民，傾向于選擇服務和基礎設施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國農民工愿意花大價錢在農村老家建新房卻將其閑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錢住得好些，這也是受到價值判斷標準等心理因素的影響。農民工的消費行為受到生活標準與地位評價標準的制約。在農村，房子不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農民的“生活標準”；盡管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但是，他們消費的主要參照群體在家鄉，地理雖遠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費偏好對他們來說顯得太奢侈，地理雖近但心理遠（馮桂林、李淋，1997）。農民工的年齡、務工年限、性別、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也影響其住房消費。有的學者認為，年齡和務工年限都對農民工的住房選擇有重要影響（黃卓寧，2007；張智，2010a）；也有學者認為，農民工總的務工年限對其租房選擇來說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數對其租房行為有重要影響（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在性別方面，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的調查分析發現，農民工性別對其住房選擇影響不顯著；張智（2010a）則認為，農民工的住房選擇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體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認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對其住房條件有重要影響。由上可見，國內外學者對于鄉城移民（包括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例如，研究層面多局限于個別地區，對中國農民工住房問題的研究尚缺乏全國宏觀層面的整體判斷；研究視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從統籌城鄉的視角對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探討；在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分析中，對地域因素的分析明顯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將嘗試彌補上述不足，利用全國106個城市的大規模調查數據，對中國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分析

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因素相互交叉、難以截然劃分，大致來看，可以分為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個人特征幾大方面。（一）制度因素農民工群體是在中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基礎上產生并存在的，因而戶籍制度及其相關制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農民工的住房消費。其中，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較大的是土地與住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中國現行的土地與住房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制度。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涉及城鎮居民，而農村居民并沒有被納入改革的范疇，農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雖然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還不能通過市場變為現實收入，但是，絕大多數農民工都不愿意放棄土地而轉為非農業戶籍。這與歷史積淀的土地情結、土地的基礎保障作用密切相關；而且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還是一種潛在的資產，遇到征地或拆遷時，農民工家庭可能獲得的補償甚至會超過其土地和住房應有的市場價值。這些都使得農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卻在農村。由此形成了農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與老家住房的強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狹小而簡陋，老家的住房寬敞卻利用率很低，這種矛盾與浪費根植于城鄉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社會保障制度既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也包括義務教育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水平。Leland（1968）將預防性儲蓄定義為“為了防范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沖擊而引起的額外儲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夠的資產或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減弱預防性儲蓄動機。雖然近年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農民工在城鎮應該享有的社會保障，但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等問題依然存在。加之農民工的流動性強，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經常在不同的城市間流動，而社會保險的異地轉移接續困難，導致有些地區在農民工過年返鄉前甚至出現了“退保潮”。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仍處于初步解決階段，“上學難”、“上學貴”的現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導致農民工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經濟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價格等在內的經濟因素決定了農民工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也影響到農民工的住房消費支付意愿，從而對農民工的住房消費產生著重要影響。在不考慮投資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費與儲蓄之和，消費可以分為住房消費和非住房消費。非住房消費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醫療支出、交通通訊支出等。對于農民工家庭來說，住房消費又可以分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費和在老家農村的住房消費，相應地，非住房消費、儲蓄也可以做城鄉之分。由于住房消費又等于住房價格乘以住房消費量（即住房消費面積），因此，影響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費的經濟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農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費支出和儲蓄；家庭在老家農村的住房消費、非住房消費支出和儲蓄；流入地的住房價格，主要是租房價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費量，主要是租房面積。此外，農民工的工作單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視為非貨幣收入，納入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經濟因素之中。根據Friedman（1957）提出來的“永久收入假說”（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譯為“持久收入假說”），決定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現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費者收入中比較穩定的、持續性的收入，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種長期平均的預期收入。其后的預防性儲蓄理論（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預期思想的基礎上，將不確定性、消費者跨時選擇引入消費行為分析，認為消費者儲蓄不僅僅是為了將收入均等分配于整個生命周期，還在于為了防范不確定事件的發生，例如收入的不確定性。Zeldes（1989）探討了確定的當前財產與不確定的未來收入對消費的影響，認為當前財產包括剛得到的收入和確定的未來收益，它們在影響當前消費決策方面比未來的隨機勞動收入有更大的權重。基于上述理論，對中國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分析，一方面應考慮農民工現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應考慮農民工預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對于未來收入的預期，離不開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況，一方面是未來收入的穩定性。影響農民工未來收入穩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簽訂了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期限的長短，所在行業、企業的情況等。（三）地域因素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農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產生的影響其住房消費的地域差異。流入地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家庭面臨的城鎮住房消費市場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較高，住房緊張，住房的銷售和租賃價格也較高，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也更為嚴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鎮人口密度一般較低，住房供求無無較好，住房的銷售和租賃價格也較低，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相當來說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家庭已有資產和在農村收入情況的不同，甚至是返鄉意愿的差異。來自發達地區富裕鄉村的農民工，由于老家經濟狀況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費水平也相對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其返鄉意愿可能更為強烈。而來自邊遠地區的農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條件較差，家庭負擔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費水平也相對較低；城鄉間工作生活條件差異較大，使其返鄉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為堅定。（四）家庭及個人特征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其家庭和個人特征的影響。個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來城務工時間長短、技術職稱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結構、家庭同住人數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連的，例如，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結構等之間，受教育程度與技術職稱之間，都存在著相應的無無。未到適婚年齡的農民工往往選擇住在單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與親友同住在出租房內；已經結婚的農民工更傾向于選擇與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單位宿舍一般不能滿足這種居住需求，他們多采用租賃單元房的方式解決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較高、務工時間較長的農民工，往往可以獲得較高的技術職稱，收入水平也較高，工作更為穩定，因而具備較強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學齡子女，那么，農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費時則要考慮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預期對住房消費的影響。家庭同住人數直接決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積，從而影響到住房消費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數多、居住所需面積大，則農民工家庭將傾向于選擇位置或條件較差而租金水平較低的住房。

數據來源、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一）數據來源本文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實證分析所用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12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全國流動人口的動態監測結果。這次監測的對象是在調查前一個月之前來到流入地城市居住、非本區（縣）戶口且年齡在16～59歲的流入人口，不包括調查時在車站、碼頭、機場、旅館、醫院等地點的流入人口，但包括在臨時工地等非正規場所居住的流入人口。其中，農業戶籍的流動人口可以近似地作為農民工的代表。此次調查的樣本選取屬于“混合抽樣”，即樣本城市的確定采用主觀判斷的非隨機抽樣，而樣本城市內部調查對象的選擇采用隨機抽樣。樣本城市的確定，以流入地為主，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全部納入，兼顧流入人口較多的地級市、縣級市。本次監測共選取全國106個城市，包括4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5個計劃單列市、46個地級市及24個縣級市①。在樣本城市內部，本次監測在居委會、行政村、由具體企事業單位管理并集中居住的流入人口群組中隨機抽取個人調查對象，其中，調查對象是農業戶籍流動人口的樣本量約為10萬個。下文如無特殊標注，數據均來源于此次調查。（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所研究的是各種因素對農民工住房消費支出的影響情況。本文所構建計量模型的基本框架是：被解釋變量是農民工住房消費支出，解釋變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個人特征在內的各種影響因素。被解釋變量是連續變量，解釋變量有兩個以上，因而本文考慮采用的是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在構建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時，還需結合數據情況將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具體化，并進行數據的基礎處理。1.被解釋變量（y）。模型被解釋變量的具體選取及數據處理過程如下：首先，為明確研究重點，選取的是農民工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并且已剔除了在流入地城鎮購房（包括已購商品房和已購政策性保障房）的樣本。其次，根據農民工住房消費的特點，選取的是農民工家庭而不是農民工個人的月居住支出，包括房租、物業管理費、水費、電費、燃料費、維修費、暖氣費等。再次，為降低和消除異方差，對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取自然對數。由于對零值無法進行取對數的運算，常見做法是剔除為零值的觀測值，或者給存在零值的變量的各觀測值統一加上一個足夠小的正數修正后，再對其取自然對數。由于1元對于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來說足夠小，給其各觀測值統一加上1，對數據估計的精確度影響不大。2.解釋變量（ix）。模型的解釋變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個人特征在內的各種影響因素。基于上文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及作用機理的分析，可以發現，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因素眾多，且各類影響因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交叉。本文將依據以下原則選擇解釋變量：一是變量之間的關系。相關性高的變量不同時選入模型。二是變量的政策指向性。具有政策指向性的變量優先選入模型。三是數據的可獲得性。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選擇影響因素的變量，但變量與影響因素之間差距較大的應舍棄。為降低和消除異方差，配合被解釋變量及虛擬變量，對農民工家庭月收入、月支出等存在較大數值和零值的各觀測值，加1后取自然對數。對模型中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具體選取和說明詳見表1。此外，從積差相關矩陣來看，“有無勞動合同”同時與“流入地有無養老保險”、“流入地有無醫療保險”、“流入地有無工傷保險”三個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都較高。由于勞動合同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僅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務的合同，而且用人單位往往還在勞動合同的具體內容中設置解除勞動合同的種種條款，加之勞動合同的違約成本低、維權成本高，因而有無勞動合同對農民工未來收入預期的反映有限，所以，本文在回歸前將“有無勞動合同”這一解釋變量從模型中剔除。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實證結果模型的估計方法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變量進入方法為強迫進入法（Enter），即所選擇的解釋變量全部進入回歸模型。估計結果由軟件SPSS17.0運算得到。從回歸模型的整體擬合效果來看，修正后的R2為0.363；樣本量為67397①；F值為2261.305（顯著性水平為0.000），表明回歸模型整體在1%的水平上顯著。全部解釋變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在0.420～0.973之間，方差膨脹因子（VIF）在1.028～2.380之間，說明解釋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問題不嚴重。t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水平上，17個解釋變量中有14個顯著，只有“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老家有無城鎮商品房”、“年齡”不顯著；在5%的水平上，17個解釋變量中有16個顯著，不顯著的只有“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本文對各解釋變量標準化系數的絕對值進行排序，以比較各影響因素的重要性。具體參數估計結果及各解釋變量重要性排序情況如表3所示。（二）實證結果分析1.流入地收入影響大，而在老家的收入影響不顯著。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收入包括貨幣收入和非貨幣收入。“單位提供住房與否”的影響程度最大。單位提供住房，是指單位或雇主提供免費或收費的住房，即使是收費的，其收費水平一般來說也遠低于正常的市場水平，均可視為農民工的一種實物收入。單位提供住房，不僅可以直接降低農民工的居住支出，而且會增加外出租房的機會成本，從而降低農民工的租房消費意愿，因而“單位提供住房與否”的系數估計值為負。“流入地家庭月收入”是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貨幣收入，它直接決定了農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其系數估計值為正，說明較高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農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從而增加居住支出。“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主要是指農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收入。此次調查樣本農民工家庭的貨幣收入中，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所占比重約為29%，而流入地家庭月收入所占比重約為71%。“流入地以外的家庭月收入”這一解釋變量不顯著，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收入較低，與其在流入地的收入相比在家庭總收入中比重較低；另一方面是因為實際生活中農民工一般不會將老家的收入用于流入地的消費支出，反而是將流入地的收入轉移到老家消費的情況較多。2.家庭同住人數影響較大，年齡比來流入地時間的影響小。“流入地家庭同住人數”對居住所需面積、是否住在宿舍都具有決定性作用，從而對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響較大。正常情況下，農民工家庭同住人數越多，居住消費支出則越多。此變量的估計結果顯著，且系數估計值為正，驗證了上述推斷。“本次來到流入地的時間”與“年齡”的影響均顯著，但前者影響較大，而后者影響較小。“本次來到流入地的時間”的估計系數為正，是因為農民工來到流入地的時間越長，往往穩定性越強，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費支付能力和意愿也較強，居住消費支出也越高。“年齡”的估計系數為負，則說明農民工年齡越大，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費支出越低，其可能的原因包括年齡大的農民工消費傾向更低、與農村聯系更密切、回鄉意愿更強等。3.代表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級別影響較大。“流入地城市行政級別”反映了流入地城鎮的人口密度、住房價格等住房市場情況，因而對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響較大。直轄市、省會、計劃單列市，與地級市或地區、縣級市相比，人口密度較大，住房價格較高，因而住房消費支出水平也較高。以河北省為例，省會石家莊市轄區的人口密度是11449人/平方公里，地級市唐山市轄區的人口密度是2496人/平方公里，前者約為后者的4.6倍；再以四川省為例，省會成都市轄區的人口密度是2513.62人/平方公里，地級市綿陽市轄區的人口密度是778.34人/平方公里，前者約為后者的3.2倍①。其他地區的情況也大致如此，行政級別高的城市往往人口密度明顯高于行政級別低的城市。而人口密度越高，則住房供求關系越緊張，住房價格也越高，因此，農民工家庭所需的居住支出也隨之增加。4.非住房消費支出中，食品支出的影響較大，子女教育支出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模型估計結果表明，“流入地家庭月食品支出”對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影響較大。該變量系數估計值為正，說明食品支出較高的農民工家庭，居住支出也較高。這可能存在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食品支出較高的農民工家庭，其生活水平較高，因而居住條件較好，居住支出也較高；二是在消費檔次趨同的情況下，較高的食品支出是由家庭同住人數較多造成的，因而農民工家庭所需的居住面積大，居住支出也較高。“子女個數”反映了家庭教育支出的高低，在一般情況下，子女個數多意味著家庭教育支出高。該變量估計系數為負，是因為在收入、儲蓄水平既定的情況下，農民工家庭教育支出高，非住房消費支出增加，就會相應縮減住房消費；而且對教育支出的預期，往往也會提高農民工家庭的儲蓄水平，可能進一步造成其住房消費減少。5.工傷保險的影響為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的影響為正。從作用機制上看，社會保障多，有利于農民工家庭抵御未來收入減少、支出增加的風險，對農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費支出應該有正向影響。但是，模型估計結果是，“流入地有無工傷保險”的系數為負，“流入地有無養老保險”、“流入地有無醫療保險”、“流入地有無住房公積金”雖然系數為正，但影響程度不高。“流入地有無工傷保險”的系數為負，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農民工群體中有工傷保險者的比例較低，此次調查中，未購房的農業戶籍流動人口中有工傷保險者的比例為29.7%；二是從事高危工作的農民工，其單位和雇主更愿意給他們購買工傷保險，這就造成了有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從事高危工作的可能性更大，面臨的風險更高，預期收入不確定性和醫療等方面支出增加，從而抵消且超過了保險的正向作用，對其住房消費產生了負向影響。“流入地有無養老保險”、“流入地有無醫療保險”、“流入地有無住房公積金”的正向影響程度不高，與農民工的社保覆蓋率較低、保障力度不足有關。此次調查中，未購房的農業戶籍流動人口中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者的比例，依次為23.7%、32.1%、2.7%。6.基礎教育和技能培訓影響均顯著，且基礎教育作用更強。“是否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反映了農民工所受基礎教育的情況，而“是否接受過政府、單位或專門機構組織的工作技能培訓”反映的則是繼續教育中技能培訓的情況。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兩者均顯著。“是否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對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有正向影響，表明農民工所受基礎教育水平較高，獲得較高收入的可能性較大，而收入對居住支出則有正向作用。但是，“是否接受過政府、單位或專門機構組織的工作技能培訓”的估計系數為負，與預期不同。其原因可能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的農民工比例較低，而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往往又是基礎教育水平較低的人，此次被調查的未購房的農業戶籍流動人口中，接受過工作技能培訓者的比例只有16.4%，其中，未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又占到了61%，工作技能培訓的正向作用被基礎教育水平較差的負向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工作技能培訓本身存在內容、深度等方面的問題，未能對農民工工作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應有的作用，因而導致“是否接受過政府、單位或專門機構組織的工作技能培訓”的估計系數為負。7.老家資產（自建房、商品房）的負向影響顯著，但作用較小。“老家有無自建房”、“老家有無城鎮商品房”兩個變量的估計結果顯著，對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居住消費支出影響較小，且兩者作用為負。這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農村住房制度并未進行系統化的改革，農民工在農村的土地和住房并不能夠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只有少部分地區通過拆遷補償、宅基地換房等方式，使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直接或間接地轉化為貨幣收入或資產。老家的自建房作為家庭資產難以有效變現，因而不能提高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增加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老家自建房或商品房的存在，農民工家庭與老家的聯系更為穩固，老家的住房和土地是農民工家庭的一種保障，老家的住房還是農民工家庭住房消費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其在流入地住房消費的替代。2010年5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全國106個城市流動人口動態監測的結果表明，在農業戶籍的流動人口中，有23.1%的人打算在戶籍地農村建房，19.2%的人打算在戶籍地城鎮買房，兩者合計達42.4%。這表明，相當多的農民工寧愿將更多的支出用于老家宅基地上住房的翻新及新建，或是在老家縣城及周邊小城鎮購房，也不愿意在改善工作城市自己的住房條件上多花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