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項教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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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項目化教學打破了特征的傳統學科課程模式，轉變為以工作任務為導向的內容，讓學生在完成具體項目的過程中來構建相關理論知識，并發展職業能力。課程內容突出對學生職業能力的訓練，理論知識的選取圍繞工作任務完成的需要來進行，融合相關職業資格證書對知識、技能和態度的要求。以工作任務為中心整合理論與實踐，實現理論與實踐一體化。在設置項目課程過程中以產品、工作對象、操作程序、設備或系統的結構、崗位、典型工作情境等為邏輯線索而展開。例如本專業的重要專業課程《電氣控制與PLC技術》結合工作實際選擇了四個項目作為教學載體，每個項目都是經過調查電氣技術應用專業崗位所選定的。對其每個項目的控制對象進行任務分解，分為若干個學習任務。我們通過項目教學法用四個步驟完成教學，為了更好地說明，我們用三相異步電機Y/降壓起動控制項目舉例說明其實施的流程如下：

（一）明確目標

1.在三相異步電機Y/降壓起動控制項目中：觸動啟動按鈕SB2后，電機先作星形連接啟動，經延時6秒后自動換接到三角形連接運轉；觸動停止按鈕SB3后電機停止轉動。

2.明確重點和難點：本次項目的重點在根據電路圖連接硬件電路，難點在梯形圖程序編寫。

（二）項目實施

1.理解任務

制定方案將學生以3人為一組分為小組并定好組長，在教師的帶領下用已學知識完成：

（1）項目分析

a.硬件電路分析；

b.動作過程分析；

c.定時器的應用。

（2）制定方案

a.輸入/輸出分配表；

b.輸入/輸出接線圖；

c.梯形圖程序。

2.確定方案，師生交流

a.各小組討論確定輸入/輸出引腳的選用，完成輸入/輸出分配表繪制；

b.根據已確定的輸入/輸出分配表完成輸入/輸出接線圖，便于實際連接電路不出錯；

c.根據輸入/輸出分配表，結合電路的控制要求編寫梯形圖程序。

3.項目實施，完成任務

a.各個小組根據自己確定的方案，根據接線圖連接硬件電路，將梯形圖程序輸入到計算機中進行轉換，寫入PLC，最后運行；

b.首先在不帶負載的情況下運行，通過程序監控并對照I/O分配表及接線圖驗證程序是否正確性；

c.程序運行正常后連接負載，觀察電動機運行情況是否滿足控制要求；

d.教師走到學生中間觀察學生情況，對學生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盡量不主動提出，讓他們自己通過討論發現，必須確保線路連接正確后才能通電調試。

（三）項目檢查，組組對比

a.各組之間相互檢查，對于沒有運行成功的小組，其他各組一起幫助檢查出錯原因。

b.教師檢查學生完成情況，同時對于在各組檢查討論后但項目實施任然沒有成功的小組，教師找出運行失敗的原因，同時對典型問題給予全班同學進行講解。

（四）師生交流

評價提高教師再次強調項目實施中學生常犯的錯誤，同時評價學生表現，對各個小組中程序最簡潔，線路連接最美觀的小組進行表揚，對存在不足的小組提出改進意見。

二、改變評價方式

第2篇

1.學前教育事業穩步發展

福州市各縣區黨委、政府重視學前教育工作，認真學習并貫徹落實省、市關于加快學前教育發展的文件精神，建立學前教育聯席會議制度,結合當地實際狀況，相繼出臺各縣區學前教育配套文件，為學前教育發展提供政策保障。福州市學前教育事業健康穩步發展，適齡兒童入園率逐年提高。到2013年，全市學前三年入園率達98.08%，農村學前三年入園率達96.71%。

2.公辦學額逐步擴大

近三年，省、市、縣共同配套新建、改建公辦園122所。其中，省市配套資金12484萬元，各縣（市）區配套資金42216萬元。至2013年底，全市每個街道都有一所公辦幼兒園，每個鄉鎮都有一所公辦鄉鎮中心幼兒園。全市公辦幼兒園學位數占適齡幼兒的41.1%，為幼兒園進一步規范管理和質量提升奠定基礎。

3.辦園水平不斷提升

目前，全市公辦學前教育經費已經形成政府撥款、幼兒園保教收費、社會捐資等多渠道籌措經費的機制。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撥款在各類教育經費撥款中的比例不斷加大，學前教育各專項經費得到落實。部分縣區還根據幼兒人數配套撥付學前生均公用經費，為學前教育健康良性發展提供經費保障。

4.師資水平得到提高

一是按時核定公辦幼兒園教職工編制。二是多渠道補充教師。三是重視教師培訓工作，每年組織教師崗前培訓、基本功培訓、心理健康教育培訓、育嬰師培訓、學歷進修培訓等，為整體提升師資水平搭建了良好的學習平臺。四是注重骨干教師培養，充分發揮各級骨干教師的示范引領作用。

5“.公辦、民辦”共同發展

在大力發展公辦園的同時，各縣區政府對民辦園的發展也高度重視，成立無證園清理整頓工作領導小組，采取“疏堵結合，長抓不懈”的辦法，對不符合辦園標準的無證園通過當地廣播、電視進行宣傳，公安、工商、衛生、教育相關部門通力合作堅決予以取締；對經整改后符合辦園標準的民辦園及時予以審批，并加大監管力度，促其不斷提高辦園水平。

二、學前教育專項督導反思

1.落實政府職責，完善學前督導

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41號)文中明確指出：各級教育督導部門要把學前教育作為督導重點，加強對政府責任落實、教師隊伍建設、經費投入、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督導檢查，并將結果向社會公示。福建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學前教育發展的意見》（閩政【2010】24號）文中也明確要求：各級政府教育督導機構要將學前教育督導納入“縣（區）級政府教育工作督導評估”、“縣（區）黨政主要領導干部抓教育工作督導考核”和“教育強縣”督導評估等綜合督政指標體系，加強對學前教育的監督、檢查和評估、指導。將專項督導由主要是義務教育擴展到學前階段教育，以目前優質學前教育資源緊缺，“入園難”的熱點問題為切入點，促各級政府明確職責，加大投入力度，堅持“公、民辦”園共同發展，為群眾提供“廣覆蓋、保基本”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各類幼兒園建設步伐的加快，暴露出若干急需解決的問題。如學前專業教師供不應求，幼教隊伍建設急需重視和加強；發展不均衡，農村學前教育仍處低水平狀態；幼兒園“小學化”現象仍然存在；優質園生源爆滿，班生規模超標，幼兒生均活動面積不足現象普遍等。因此，完善學前教育督導制度，加強保教質量監控勢在必行。

2“.專項”“隨機”結合，創新督導機制

各類幼兒園的規范管理只有常態化、精細化，才能有效提升保教質量，過去專項督導都是以“明查”為主，難以有效、真實地反映幼兒園管理現狀，對提高保教質量的過程性管理難以有效監控。而專項督導與隨機督導相結合，能掌握到幼兒園日常管理中真實的、常態的情況，能及時發現幼兒園管理中存在的問題，能切實做好“過程管理”的文章，促使幼兒園及時整改，建立自我約束、自我調節、自我發展的機制，有力促進幼兒園管理由突擊型向常態化、由粗放型向精細化規范化轉變，不斷提升保教質量。

3.創建“電子文檔”，提高評估效益

為減輕幼兒園迎檢負擔，在實地督導的基礎上，檢查評估工作盡可能在常態下通過網上調閱原始資料進行，保證幼兒園、教師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保教工作上。經充分醞釀準備后，我們在市區范圍內率先建立福州市教育局“教育檢查評估電子文檔管理系統”。各園所將教育教學和管理活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字、圖片等原始資料按要求制作成電子文檔，實行用戶、密碼管理，實現“檢查評估電子文檔”管理的數字化、規范化。

4.加強自身建設，樹立督導形象

具備專業化的督導隊伍，才能保證高水平的評估過程和高信度的評估結果，才能得到幼兒園園長和教師的歡迎和信任。因此，督導隊伍的建設至關重要。首先，要組建專業化的督導隊伍。可以借助幼教教研員、園長或是幼兒園骨干教師的力量，組建學前教育專、兼職督導隊伍，力求在專項督導過程中能準確客觀地把握幼兒園發展的問題所在，并能及時提出可行性建議。其次，要加大督學的學習范圍和力度。改變過去只重研究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督導的現象，將學習研究范疇延伸至學前教育領域。再次，要嚴于律己，樹立督導形象。督學既是監督者，也是被監督者，要堅持原則，秉公辦事。督學的作風不僅反映個人的形象，而且關系整個督導隊伍的形象。

5.正確運用結果，發揮督導效益

第3篇

教學論今天所面臨的困境盡人皆知。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曾說：要透識一個深層且棘手的，最好的辦法是“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一旦新的思維方式得以確立，舊的問題就會消失。”治教學論之道如不反思理性主義思維方式之不足，轉而走向實踐教學論，教學論今天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就不可能被“連根拔起”。

一、理性主義教學論的迷失

迄今為止，教學論最重要的思維方式是理性主義。這里的“理性”，不是近代啟蒙思想家那里與信仰和“神性”相對的人的理智性和后天的世俗化能力，更不與“非理性”相對．而是指人類通過觀念活動把握和處理外部世界的特殊能力。相應地，“理性主義”特指西方近代認識論中與“經驗主義”相對的一種思維方式。它直接秉承本體論(ontology)通過概念的邏輯推理以表達純粹原理的致知方式，把經驗之外的理念世界作為自己的致知領域，突出強調概念及其邏輯關系。恰如F·培根所說：“經驗主義者就像螞蟻，他們收集食物并使用它們；理性主義者像是蜘蛛，他們由自身吐絲織網。”

理性主義思維方式從近代起就對和教學理論產生了重要。康德是試圖用理性演繹的方式構建教育學說的第一人。赫爾巴特繼承康德的理性主義傳統，認為教育學“必須把論述基本概念放在一切論述之前”，其教育著作以明確的定義為基本寫作特征，有很強的思辨性和邏輯承接性。其教學理論以“教育性教學”和“多方面的興趣”為基本出發點，提出了教學目的、教學過程、教學步驟、教學材料、教學效果、教學、教學計劃以及綜合教學、教學等一系列概念，而且這些概念之間有著嚴密的邏輯推理關系。這些概念后來構成了理性主義教學論的基本框架，影響到前蘇聯的教學論體系，并經由前蘇聯影響了東歐和等國家。此后，建立一套嚴密的概念體系，將所有教學經驗都囊括其中以“指導”教學實踐，成為一代代教學論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人們聲稱，要從紛繁的教學現象中抽象出一個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概念作為教學論的“邏輯起點”，然后運用“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經由“邏輯中項”，漸次構建一套范疇體系，以達到對全部教學邏輯圖景的揭示。結果，“是什么”這類本質主義的問題明顯比“怎樣做”的問題更占支配地位。教學論表面以現實教學為研究對象，實則是為“透過現象看本質”，在現實的教學生活之上，即在形而上學的觀念世界中建構一套具有邏輯自足性的概念體系。這顯然是理性主義研究框架的產物。

客觀地說，教學論在剛從教育學中獨立出來時，其母體學科——教育學也剛剛脫胎于哲學，深受理性主義的支配，它不可能一開始就走出一條與理性主義殊異其趣的致知之路。從上看，赫爾巴特和前蘇聯學者構建的那一套教學論范疇，客觀上也促進了教學論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形成，并在理性主義框架下促進了教學論的發展。但教學論發展到今天，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的局限性是不容回避的。

(一)強調理論陳述的絕對確定性，與教學的人文性格相悖

確定性原則是自笛卡兒以來的理性主義知識論的根本原則。在這種知識觀看來，知識就是要排除懷疑獲得確定性。理性主義教學論受此影響，把去除教學經驗世界上的各種“非本質的”不確定因素，為教學提供絕對確定的、不可懷疑的、能對所有教學起預測和控制作用的真理性陳述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只不過與一般(如學、社會學和學)不同，它不是在經驗發現中，而是在先驗的邏輯推演即理性思辨中來追求確定性的。

試圖用邏輯證明的方法來建立一套絕對確定的知識是不可能的。德國哲學家賴欣巴哈早就將理性主義的這種方法斥為“邏輯魔術”。因為邏輯證明就是演繹?而演繹的結論不僅不可能提供超出其前提所已蘊含的東西，而且其結論的確定性還必須以其前提的可靠性為基礎。可理性主義者進行邏輯推演的出發點往往是先驗的，因而是不確定的、值得懷疑的。理性主義教學論無論給“教學”下一個多么周全而符合邏輯規則的定義，充其量都只不過是人們對教學的一種理解而已。教學概念作為李凱爾特所說的“文化概念”，具有很強的理解性、規范性、歷史性和價值性，惟獨不具有絕對普遍性。由這樣一個不具確定性的前提所推演出來的教學理論怎能擁有絕對確定性呢?

不僅如此，教學世界的根本性格是人文性，它雖有一定的客觀基礎，但從來就不是循著客觀而展開的事實。教學不是給定的、確鑿的和由線性的因果關系支配的，而是由人給出的、具有眾多可能性的、復雜的和開放的。它不可能客觀化到能讓我們有條不紊地去解剖、分析、，然后獲得精確的“教學規律”或“知識”的程度。教學論不可能把教學中的每一個問題都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能全面“知識化”。教學論如果建立起一套嚴格的、確定的知識體系，被先驗的邏輯推演所規限，或拘泥于事實的發掘，被奉為不變的真理，其作為“人文之學”的理解性、意義性、引導性和可批判性就可能喪失殆盡，從而失去人文學科應有的魅力。

(二)追求理論的普遍性，實踐解釋能力下降

尋求普遍性是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的又一重要特征。從致知方式上看，理性主義思辨哲學就是尋求普遍性．認普遍性為真理的哲學。理性主義教學論也把追求處于“最高層次”的、最具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教學之知”作為最終目標，以為一般的、普遍的就是重要的、有價值的。教學論的全部理論陳述，無論是教學過程、教學規律的描述，還是教學組織形式的分析，都試圖超越具體教學科目的限制，也不管具體教學時段的特殊要求。人們認定，這樣的教學理論才最有水準并最具實踐指導能力。

然而，不論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它們對普遍性的宣稱都是存有疑義的。有人早已正確地指出：“認為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社會科學能夠產生出普遍的知識，這是一場打賭”，“無論人們怎樣真誠地追求普遍性，迄今為止，在社會科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于普遍性的期待從來沒有實現過。”社會科學認定的適用于全世界的那些原則實際上只代表著人類極少數人的觀點。即便是以往被認為最具普遍性的自然科學，其普遍性也是有限度的。科學規律所開出的僅僅是世界各種可能性而非普遍確定性。自然界既不受決定論的制約，也不能從簡單的微觀世界推導出來。作為人文知識的教學論，其普遍性就更值得懷疑。對教學的認識從來就與人們對人的期望、對教育的期望和對整個社會的期望這些更具前提性的問題相聯。而這些問題都是文化運思的結果，不可能獲致絕對普遍一致的回答。教學論概念的含義一般都不可能是普遍的、自明的，企圖以這些概念為基礎去追尋整個教學理論的普遍性顯然是不現實的。

教學論的“對象”與其它人文學科的對象一樣，“與其說是人所可能面對的那些事情，不如說是處在這些事情中的人所持的‘態度’”。故不可用主、客二分的立場去把握，而需要研究者“設身處地”地去直接“體驗”和“領悟”。理性主義教學論不僅將教學論的對象視為一個客觀實在的、只待研究主體憑借理性去把握的對象物，而且將這一鮮活的對象一層層抽象為普遍的概括，并將“理論”視為居于實踐“之上”的“另一方”，這必然導致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分離，實踐解釋能力下降。教學世界作為人文世界，理論本身就應存在于實踐之中，表現為實踐智慧，而不能被先驗地構造后再“”于實踐，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問題。

(三)追求宏大體系，試圖充當教學世界的“立法者”

理性主義教學論的又一通病是追求宏大體系，試圖為教學實踐“立法”，對所有教學活動實施控制。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論》中就對“不動則已，一動至少就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的治學之途提出過批評，羅素也曾告誡研究者要謹防陷入“對體系的愛好以及與之相隨的體系創造者的虛夸自負”。事實上，思辨哲學在黑格爾之后的沒落就表明了宏大敘事的缺陷。美國著名社會學家默頓在談到追求宏大體系給20世紀社會帶來的后果時認為：社會學因此成為昔日龐大的哲學體系的翻版，花樣繁多，體系壯觀，而灼見貧乏。這話雖過尖刻，但的確道出了宏大體系雖然壯觀但不免虛弱的事實。任何學科想用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將本領域的所有問題“一網打盡”都是不可能的。哲學沒有做到，被認為發展得最為成熟的物也未做到。理性主義教學論在將教學之知抽象為宏大體系的同時，剝奪了一切個別性言說和教學智慧的可能。“小的是美好的”(舒馬赫語)。社會學在默頓之后走向了“中層理論”，教學論該作何選擇呢?

試圖用一種完備的教學理論為教學實踐“立法”也是不可能的。實踐理性自有其自身的運轉法則，理論理性只是參與實踐的一個因素。從來就沒有從某一教學論體系推導出來的、能統治一切的“教學樣式”。教學有賴眾人的智慧，尤其是實踐者的智慧。“我們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夠被壟斷，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識領域是專門給擁有特定學位的研究者的。”總之，我們不相信教學理論能為教學實踐“立法”。

理性主義教學論的上述問題使其面臨著嚴峻挑戰：一方面，實踐工作者越來越難以認可其自命的權威；另一方面，它自己也在體系的追尋中舉步維艱。教學論的確該嘗試新的思維方式了。

二、走向“實踐”的教學論

誠如思辨在近代解體后哲學既可轉向實證主義也可走向現象學及哲學解釋學一樣，放棄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的教學論也有實證主義教學論和“實踐教學論”兩種可能走向。

實證教學論在整個20世紀都一直有人提倡。W·A·拉伊是實證最有力的倡導者(其《實驗學》大部分篇幅討論教學)。美國的教學論在桑代克之后基本走上實證之路。贊科夫也力主以實驗的方法對教學問題作綜合性。然而，教學論依然把追求教學之知的普遍性和確定性放在首要位置，以揭示“教學”為最高目標，其偏失與理性主義教學論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兩者的區別僅在于達成以上目的的途徑不同：前者主要是實驗、統計等經驗概括的方式，后者則主要是概念間的邏輯推演。科學教學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教學心和教學學的，但并未給教學論自身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更沒有為其贏得“科學”的美名。實驗的方法因無法回避教學的人文性、價值性、理解性和不確定性，而在教學研究中進退兩難。這表明，教學論不能走純科學化之路。

面對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困境，教學論應追尋實踐哲學的指引，轉向以探尋“實踐之知”為己任的實踐教學論。這與我們對教學的重新理解有關。自近代以來，人們普遍將教學視為達成既定教育目的的手段。這種完全形式化、工具化的理解使教學目的成為純粹外在的東西，教學不再構成人自身的生命承諾。而事實上，教學作為全部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教師和學生根據實踐之知自由選擇成長可能性的生活實踐。教學世界首先是個可能的價值世界，既與人的全部屬性相聯，又與教育的整體內涵相通；既應重視人作為認識主體的主體性，又要重視人作為生活主體的目的性、性、文化性和社會性；既應重視形式和手段，更應重視和目的。因而，教學從根本上看是個“實踐問題”。這種“實踐”不是與“”相對立的實踐，即近代意義上運用固定的科學知識、原理、規則和方法進行生產的過程，而是古希臘哲學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哲學中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的生命實踐。它的對象是人，而非物。它涉及規范地提出目的，而不只是既有目的的實現。它關心人生的意義與價值，而不只限于人的欲望與要求的滿足。它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價值性的。對于這樣一個領域，關鍵的問題不是效率，而是如何與人建立最充盈、最合理的意義關系；它需要的不是一個在任何時候都能給所有人提供確定不移的答案和行動指南的先驗知識體系，而是能給人啟迪和靈性的教學智慧。因此，對教學的追問不能滿足于理性思辨和唯科學主義的傳統，而要同時遵循實踐哲學的導引。

以實踐哲學為指導，教學論在研究對象、致知目標、表達方式和與教學實踐的關系上，都將不同于理性主義教學論和實證主義教學論。

(一)實踐教學論以具有基礎性意義的“教學生活世界”為對象

前已指出，理性主義教學論將“教學世界”人為地分為超驗世界和現實世界，并以超驗的理念世界為致知領域，結果導致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的分離；實證主義教學論將教學世界完全“客觀化”，只以其中的“科學事實”為研究對象，有悖于教學的人文性格。實踐教學論主張以“教學生活世界”為對象，將教學論的研究對象由抽象的“理念世界”降至現實的“生活世界”，對教學作整體性理解。

“生活世界”不同于抽象的、非現實的“理念世界”，它是所有意識對象和實踐目標最終的地平線，是人們生活的歷史實踐的終極實在，“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具體的周圍世界之中，而且我們的一切關注和努力都指向這個世界”。“生活世界”始終是“先存在著而有效的”，是“在先被給予的”，對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有源初的規定性。它是一切科學(包括科學)的前提和基礎，科學之知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為根基，其它一切知識也都是通過生活的介人才獲得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如果教學是人類的一種生活，“生活世界”就是教學論必須予以關注和理解的。教學理論只有扎根于“教學生活世界”，教學存在的根源才能被解釋，理論探究才能轉化為教學實踐意識和實踐行為的形式，才不至于遠離我們的生活和目的，喪失對實踐的必要性。

實踐教學論必須面對多種內涵的生活：一是作為“教學生活世界”之母體的人類共同的生活實踐和教育實踐。只有以人類共同生活的價值和理想及其對教育的訴求為背景，教學論才有可能洞察教學生活的價值取向和具體方式。二是人類和民族共通的教學生活。實踐教學論要探討作為人類的一種生活形式的教學對個體的意義、意義的達成方式以及促成此種意義關系的教學智慧。三是研究者個體以及其他教學個體的教學生活實踐。實踐教學論的根本目的與其說是獲致教學世界的客觀真理，毋寧說是要確立人們對教學世界的真切信念，因而它必須展現個體教學生活的多樣性，特別是要對研究者自身的教學實踐作深人心靈的反思。

把教學世界作為一個“生活世界”來理解，使實踐教學論對教學的審視不再只關注其某一層面，而力圖對它作整體的基礎性理解。教學領域雖存在事實性的東西，可用心理學或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但教育心理學和教育社會學從根本上講歸屬于心理學或社會學，而非教育學。教學論只有將事實層面的內容讓渡給這些學科去研究，自己則站在它們之上對教學實踐作更基礎、更整體性的人文式審視，才能贏得自身的獨立地位，并保證學科的合法性。同時，“生活世界”總是現實的、具體的。以“教學生活世界”為研究對象，使教學論的致知領域由超驗的“理念世界”降至現實的“生活世界”。這從根本上避免了二元論特別是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給教學理論帶來的空疏與虛幻。“教學生活世界”的現實性，決定了教學理論的有效性。

(二)實踐教學論以體現為“教學智慧”的“實踐之知”為基本致知目標

理性主義教學論追求超驗的邏輯框架，經驗主義教學論以探求“科學之知”為己任，實踐教學論則以“實踐之知”(教學智慧)為自己的致知目標。

“實踐之知”不同于“科學之知”和“技術之知”。“實踐智慧是在實踐上知道怎么做(know-how)的知識類型和推理形式，它不等同于任何脫離主體而存在的‘客觀知識’，它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知道怎樣做的知識和經驗。”因而它不是普遍的規則或方法，而與具體事實情景相聯，具有時間性和偶然性；不是被證明的和可習得的，而是修辭性的和與實踐俱來的；不是外在于目的的、手段性的，而是在實踐中與目的同在的。教學中的“實踐之知”(教學智慧)同樣不是關于“是什么”(know-what)的知識，即不是客觀的理論、規則或超驗的范疇體系，而是在教學實踐中知道“怎么做”的知識。它作為教學的理想、信念、原則和規范，作為智慧“內化”在主體的“實踐理性”中，在教學實踐中踐行。它是對流動著的“活”的教學實踐的意義的理解與闡釋。

作為“生活世界”的教學既不同于科學世界，也不同于超現實的觀念世界，而是一個人文的世界。它是歷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是以價值和意義為中心的。這個領域不可用數理邏輯的語言來描述，而只能借助價值性的考察和透視，去進行深思熟慮的理解與推斷。在這樣一個領域，教學論首先所應貢獻的不是確定不移的“科學知識”和概念體系，也不是一般的規則或技法，而是能引導人們在各種教學情境中進行審慎思考與明智選擇的實踐智慧。

(三)實踐教學論以價值性理解與洞察為基本致知方式，強調理論與實踐的“共在性”

理性主義教學論和實證教學論突出強調理論與實踐的差異，認為理論是在實踐之上建立的普遍性知識體系，而實踐只是運用這些理論去從事“生產”(傳授知識，培養人才)的具體活動。這是典型的近代自然科學理論與技術實踐的關系模式，這種模式只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模式的一種。在古希臘，“理論”和“實踐”都只是人類存在的不同方式，無所謂孰先孰后，更無所謂理論“指導”實踐。只是到近代，隨著經驗科學的發展，工具理性全面支配人類生活，“理論”才被簡化為“科學之知”，“實踐”則演化為與亞士多德的主張相反的“創制”性活動，即技術生產活動。自然科學中理論與實踐相對立、相隔離的關系模式才成為理論與實踐間普遍的關系模式，支配人類所有的知識領域。而實際上，科學之“知”并非一切“知”的形式，狄爾泰和伽達默爾等人在20世紀重提人文科學和實踐哲學的傳統，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則再塑區別于“科學世界”的“生活世界”的基礎性意義，從而確立了實踐之知和人文之知的合法性與獨立性。實踐之知和人文之知“來源于實踐，同時又是實踐的一部分，因而從根本上與實踐不可分離。”因此，以“實踐之知”為致知目標的實踐教學論的致知方式，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在教學實踐背景之外去尋找客觀可靠的知識體系或抽象理論，而是在教學參與中，在對整個教學活動的價值性反思中來獲得教學智慧。它所獲得的理論是對教學實踐的理解與重建，而不是建立在假說一演繹之上的說明或基于先驗起點的邏輯推演。這就決定了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的“共在性”。“實踐之知”產生于實踐，又在實踐中完成，它的有效性表現在它與教學實踐的不可分割的參與式關系中。在這里，教學理論雖不等于教學實踐，但不存在高于實踐的理論，也無所謂理論“指導”(居高臨下的規限)實踐，教學理論就是在實踐中產生并始終與實踐同在的“思”之產物。如同“倫理之知”，它必須在踐行中方能最后完成。

(四)實踐教學論以教學理想和教學信念的自由表達為基本的陳述方式

由于致知目標和致知方式的改變，實踐教學論的陳述方式也就由追求宏大體系轉變為教學理想、教學信念等教學智慧的自由表達，這是由實踐之知的特殊性、個體性及其對自身限度的自知決定的。

實踐教學論以思想的暢揚和意義的澄明為己任，不追求“教學之知”的絕對確定性和普遍性。它尊重教學世界的復雜性，不將流動的說成固定的，將非邏輯的變成邏輯的，將暫時的當成永久的，將主觀的變成客觀的。它突出強調理論陳述的個體性和特殊性，不僅不排除研究者的“先人之見”和獨特理解，而且視理論陳述的多樣性為教學對話之根基。它不將實踐之知當成能對教學的所有“角落”發號施令的普遍原理或行動指南，對不可言說或暫不能言說的部分嚴守沉默。以免“人類一開口，上帝就發笑”(維特根斯坦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