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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入不足導致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公共職能難以落實到位
1)政府投入總量不足與投入方式低效,是造成疾控中心公共職能缺位的原因之一地方財政對市級疾控中心投入經費共355萬元,投入經費率僅占政策規定的29%。縣級財政對3個縣疾控中心平均投入經費共101萬元,投入經費率占政策規定的65%。雖然市、縣兩級疾控中心是賀州市公共衛生系統的主體,但政府投入經費與政策規定投入比較相差甚遠,難以讓疾控中心公共職能落實到位。2)政府允許疾控中心資金自籌上世紀八十年代,賀州市各級衛生防疫站作為公共產品的提供機構,一直為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但是隨著財政投入的相對萎縮,政府逐步放開有關資金自籌政策,這使得疾控制中心補償形式從單一的政府撥款轉變成“政府財政投入和有償服務收費”。2003年國家的調查表明,98.1%的樣本疾控機構認定[1],面對漸進萎縮的財政投入,疾控中心提供的公共產品越多,財務收支缺口越大;有償服務項目設置和開展得越多,則業務收入就越多,財務收支缺口越小。因而,疾控制中心不得不注重有償服務收費。市、縣疾控中心也不例外。長期的愈演愈烈的重有償服務輕無償服務、重收益多服務輕收益少服務,使得疾控中心公共職能難以落實到位,疾病預防控制服務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同時機構有償服務導致亂收費等權利尋租現象,引起社會的不滿。社會對疾控機構不滿,會迫使財政更嚴格控制對疾控機構的投入力度,形成惡性循環。
功能定位不準,職責不清
到目前為止,從國家、自治區、市級層面還沒有出臺市縣兩級疾控機構定員、定編、定崗、定責、定量、定經費投入的規范標準,往往因職責不清而造成職能交叉、推諉扯皮,協調困難、反應遲緩,指揮不靈、信息不暢,機構重疊、資源浪費的現象,公共職能完成程度較低。
人員編制不足,結構不合理
以艾滋病、結核病等為重點的新老傳染病流行依然嚴重,腸道傳染病居高不下,以高血壓、糖尿病、腫瘤為重點的慢性非傳染病流行趨勢加重,重性精神病人威脅公眾安全的社會問題,食品污染引發的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未能融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居民良好的健康行為有待提高。以上種種問題均需要有高素質的疾控人才隊伍作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必須有足夠的編制人力配置作為基礎。市縣兩級疾控中心編制數均未達到全國、全區的平均水平。市級疾控中心超編22%,縣級疾控中心總超編60%。按照目前廣西壯族自治區衛生事業單位崗位設置比例指導標準高級、中級、初級比例是25:40:35,而市級疾控中心現有專業技術人員的高級、中級、初級比例為8:49:43,結構明顯不合理,提示高級職稱專業技術人員偏少,而初、中級職稱專業技術人員偏多。
設施陳舊落后
市縣兩級疾控中心實驗室面積占總面積的比例均未達到國家標準要求,檢測設備和檢驗能力也未達到國家標準。因缺乏先進的大型檢測儀器,檢測手段滯后,導致疾控中心承擔的擴大國家免疫規劃、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防控傳染性疾病的主要工作非常被動。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尚未設置專項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體系建設是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目前從國家、自治區、市級到縣級還沒有設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專項,不利于應急能力建設,是衛生應急體系建設的缺陷。
關鍵詞:施工企業,成本控制;問題;建議
一、施工企業推行成本控制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施工成本是從項目跟蹤、投標報價直至工程竣工、保修期滿耗費的所有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各種費用的總和。按其經濟性質,企業成本可以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
1.推行成本控制是施工企業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前提。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不斷完善,爭創百年品牌企業,擴大市場份額和提升企業競爭力是任何企業都必須面對的問題。成本控制,是企業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建筑市場的競爭也日趨激烈,成本管理工作的落后就會遏制企業的發展,成本管理工作做到位,企業的運營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低價格的優勢也就大大的提高了企業的市場份額。只有具備較強的成本控制意識,才能促使企業不斷的發展壯大,因此要牢固樹立“節約一分錢,就增一分利”的成本控制理念。
2.推行成本控制是企業實現降本增效不斷提升利潤空間的重要途徑。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一個永恒的目標,企業價值的不斷增加是靠企業凈資產和凈利潤的增加來實現。利潤的產生不是“開源”就是“節流”,所以,“節流”是產生企業利潤的一個重要途徑。如果收入是固定不變的,成本的降低就會促進利潤的直接增加;如果收入出現下滑的情況,成本的降低也會讓利潤保持比較恒定,對于施工項目乃至施工企業而言,成本管理工作的好壞基本就決定了企業利潤的多寡。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努力提高企業的成本管理水平,最大限度的壓縮企業的運營成本,對于施工企業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3.推行成本控制可以養成全員節約的理念,可以進一步規范企業的成本管理體制。如果施工企業把成本控制同責任掛鉤,將成本控制落實的具體的責任人,必然會增強全體員工的責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為企業的健康發展也就提供了很好的前提保證。
二、施工企業實施成本控制所遵循的準則
1.成本最低準則。成本最低準則是運用不同的成本管理方法,在確保工程質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以確保企業實現自己的成本管理目標。在成本的調控過程中,也要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和可行性,只有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才能制定出更加合理的成本控制方案,再認真的貫徹執行下去,以實現成本控制的最終目標。
2.全員參與準則。成本控制是一項全面而系統的工作,項目成本也是一項綜合性指標,它涉及到項目組織中有關部門及有關作業隊的工作業績,與每個員工的利益是密切相關的。因此不能簡單片面的把成本控制歸結為財務部門的工作,財務部門在成本控制過程中雖然具有主導作用,但是要靠所有部門的全員參與才能完成這項工作。同時,項目成本的全員控制應在項目進展的各個階段不間斷的進行,既不能脫節,又不能時緊時松,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成本控制發揮應有的效果。
3.目標管理準則。成本控制要有一個事先的目標規劃,并把任務目標進行層層分解,提出進一步的控制要求,以最終落實到相關的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在施工實施之前,對整個施工過程要有一個詳細全面的規劃,對各職能部門、施工隊伍進行施工目標的安排落實,讓參加施工的每位管理人員都能明確自己的成本控制目標,并積極的去實現。
4.動態控制準則。施工項目成本控制要重點是加強項目實施過程的控制,在執行過程中出現的與目標成本的偏差及時進行調整,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動態控制。因為施工準備階段只是確定成本目標、編制成本控制計劃。工程竣工以后成本控制就很難再發揮作用了。因此,施工推進過程中的動態調控是否到位,對于項目經濟效益的高低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三、當前施工企業成本控制所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1.成本控制意識較為淡薄。現在的項目大部分推行項目法施工,在項目投標階段組建項目部,由項目部定期向企業報送項目的施工進度、原材料消耗等具體情況。整個成本控制的中心就在項目部,傳統的管理思想習慣于靠多接項目、多完成產值、多變更簽證、多索賠,謀求業主多計價來增長自己的利潤點,運用降低成本來增加利潤的成本控制理念還是較為淡薄的。
2,對于成本控制沒有一個全面系統的認識,缺乏可操作性且難以執行下去。成本控制是一個復雜而系統的工作,貫穿于企業整個管理流程,需要全員的參與才能實現。受傳統思想的影響,片面地將成本控制工作簡單地劃歸于財務部門,因此也就導致了技術人員只關心技術和進度,質量人員只負責工程質量,安全人員只考慮安全問題,表面上看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實際上財務部門在成本控制中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沒有其他部門的密切配合,整體的成本管理水平是難以提高的。成本控制不等于簡單的節約,而節約只是方法之一,合理并最大限度利用現有資源才是成本控制的關鍵所在。不能單純的強調節約,更要提高生產力、縮短工期、保證質量。此外,諸多的建筑企業以及施工項目,只是簡單的制定成本控制制度,但是在制定過程中沒有考慮企業以及項目的實際情況,這種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是難以有效貫徹執行下去的。
3.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成本控制工作難以得到落實。堅持責權利相結合、獎罰分明,是促進成本控制工作的強勁動力,否則就在很大程度上挫傷了員工積極性,使成本控制得不到落實。
四、強化施工企業成本控制的具體對策
1.樹立新的成本控制理念。現代企業成本控制圍繞成本的各個環節,從傳統管理模式向成本的預測、控制、考核轉變。由生產經營決定成本向成本干預生產經營的開拓型成本控制方向發展;向企業的預測決策領域滲透;向技術質量管理等方面擴展。控制對象除生產成本外,還有預測決策成本、技術成本、質量成本、安全生產成本、人才培養成本等;既有事前成本預測、事中成本控制、又有事后成本考核;既有以財務收支數據為依據的成本報告,又有以方案、工期、質量、安全、技術、無形資產等數據為依據的成本報告。成本控制必將從生產成本擴展到企業的各個領域以及企業外部環境。因此樹立新的成本控制理念是做好成本控制工作的前提條件。
城市規劃按照不同的專業背景,有不同的定義。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城市規劃所制定的城市的目標、規模、發展方向、土地使用及空間布局,其實是對城市公共資源配置而進行的一種部署。城市公共資源中最核心的是空間資源,因而空間問題成為城市規劃的核心。城市設計的核心同樣在于引導物質空間環境的建設,解決城市空間的問題。城市設計的目標是基于一定的價值評判,通過各種設計方法和管控手段來塑造城市物質空間環境。即使存在藍圖式與全過程式城市設計這兩種不同的觀點,但也僅在于側重的方法與手段不同,其目標是一致的。與城市規劃相比,城市設計以城市物質空間環境為研究對象,在解決城市整體空間形態及城市內部空間問題上具有深入聚焦的優勢。而城市規劃的優勢在于以城市理論為支撐,通過經濟地理研究、區域研究、政策引導等手段對城市進行總體資源配置。因此,城市設計是城市規劃中的一部分內容。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觀點,也是城市規劃界的主流觀點。按照現行的《城市規劃編制辦法》,在控制性詳細規劃階段要加入城市設計的指導原則,使得原本在各個規劃層次均要加入的城市設計內容,縮減到僅限于建筑體量、體形與色彩的控制導則,總體層面的城市設計已經幾乎淡出法定規劃體系。然而,在缺乏公共審美范式的當下,規劃目標指向也最多是程序或形式的公平,而非指向理想的城市空間。[3]大部分控制性詳細規劃所提供的是一種針對土地開發的底線,控規指標所反映的限定也主要體現了空間塑造的“天花板”。而探索什么是美好的城市空間形態,往往需要通過城市設計來引導,或者將城市設計成果納入控規,體現在控規的引導性導則中。在淡化了城市設計的城市規劃中,普遍存在對于空間形態的困惑。因此很多控制性詳細規劃需要先做城市設計研究,很多城市需要做總體城市設計、總體風貌規劃、城市空間特色研究,以及指導實施的街景改造設計和戶外廣告系統設計等。這些作為非法定規劃的城市設計的變體,都是圍繞城市空間塑造這一核心內容展開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在規劃實踐中城市設計這一規劃類型被分化為若干其他規劃類型或研究,以“空間問題”為導向的城市設計衍生出一系列以“空間塑造”為導向的非法定的規劃類型。
二、“藍圖式”城市設計與“全過程式”城市設計
“藍圖式”城市設計所塑造的空間效果體現了較為主觀的美學傾向,那么,究竟如何評判藍圖的好壞?中國當前公共審美范式缺位,導致關于美學的評判標準混亂。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解決路徑,就是將個人主觀判斷通過組織活動轉變為一定范圍內的群體判斷,也正是基于這一角度,當代城市設計追求的目標從“終極藍圖”轉向“對終極藍圖共識的達成”,“全過程式”城市設計應運而生。[4]“藍圖式”城市設計傾向于注重空間形態、特色以及設計的美學。這種建構型的設計方法借鑒了歐洲大陸的設計理論,在中國的建設大潮中,尤其是新城建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然而歐洲文藝復興后所形成的各時期的美學范式,由于產生語境不同,都難以適用于中國的實踐。中國地域廣泛、歷史悠久、文化多樣,要形成統一的美學范式非常困難;地方性的個案探索雖然也有成就,但尚未形成可資參照的范式。因此,“千奇百怪”與“千城一面”在中國同時存在。“全過程式”城市設計是在“公共政策”理論基礎上形成,繼承了凱文•林奇(KevinLynch)以集體判斷評價“城市形態”優劣的觀點,在國外已經形成完善的操作方法。城市設計框架(urbandesignframework)作為“全過程式”城市設計最主要的工具,已經被廣泛應用。然而,“全過程式”城市設計所依托的是西方國家成熟的公眾參與制度,全過程中的各個環節都能夠確權,并具有法律保障。而中國現行的自上而下的規劃體系,不僅將城市設計淡化,而且嚴格執行上級對下級的審批制度,因此關注的不是目標共識達成的過程,而是目標層層落實執行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藍圖式”城市設計剛剛引入中國時,對于如何更好地將其納入既有城市規劃體系的思考,引發了很多地方性探索。例如,深圳借鑒英國的“特殊政策分區”和美國的區劃法(Zoning),形成了特有的城市設計法定藍圖體系,屬于細化導則后的“藍圖式”城市設計,是控制性詳細規劃的一種變革方向,但一直沒有在全國推廣,而“全過程式”城市設計更是多停留于學術研究階段。
三、“全過程式”城市設計的兩種不同視角
1.時間維度上的全過程
國外的“全過程式”城市設計是基于單個開發項目的不同操作階段的全過程,包括對固定范圍的前期的策劃、組織,規劃設計以及后續的實施,類似于開發商從拿地、報批、策劃、設計、宣傳、營銷的一系列步驟,是以開發商為主導的,以“開發營造”為目標的“全過程式”城市設計(圖1)。[5]這種以時間維度推進的全過程需要具備幾個條件:第一,建設目標貫徹始終;第二,項目推動的主體全程不變;第三,由城市設計團隊主導項目進展。這些條件只有在單個開發項目中才可能具備。而在中國,即使是單個開發項目,為了應對規劃體制的層級報批制度,各個操作環節會因為規劃編制要求的變化,形成不同的規劃目標,設計團隊也會根據規劃類型的不同刻意將項目分割成若干小項目,還要面對團隊成員更迭頻繁的現實狀況。例如,國內某個大型建設項目,作為單一委托主體的單個開發項目,已具有實施“全過程式”城市設計的條件特征。但是,在完成首輪多家方案征集之后,由于規劃目標的調整又進行了第二輪方案征集,同時為了確保成果被納入法定規劃體系,由專業團隊分別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控制性詳細規劃和修建性詳細規劃并報批,而各階段的報批成果都是由城市設計成果進行專門的轉化而形成,其過程繁復,已然失去了作為“全過程式”城市設計的優勢。
2.空間維度上的全過程
“空間”既是城市設計的核心,也是城市規劃的核心。空間是具有維度的,建筑空間、城市空間和廣域空間除了尺度上的區別,更在空間問題上各有側重。城市規劃體系是建立在不同尺度空間層次上的各類規劃的組合,城市設計雖然也有不同尺度的空間層級與類型,但是由于缺乏法定地位而一直從屬于規劃體系。在現行《城市規劃編制辦法》出臺后,城市設計就更局限于控制性詳細規劃的空間尺度了。在以總體規劃為代表的宏觀層面,城市規劃結構所反映的基本不在于城市形態,而更多是功能與資源配置,其所謂的點—線—面結構,與城市設計框架中的空間形態要素幾乎沒有關系。景觀體系規劃中對空間視覺網絡的營造與城市設計框架比較接近,例如景觀軸線、景觀節點、景觀帶、風貌分區與城市設計五要素相通,是具有建構性的空間效果的引導。在以控制性詳細規劃為代表的中觀層面,城市規劃結構所反映的城市形態也比較有限。各地城市設計有不同做法,有時以單獨的篇幅提出城市設計的空間框架,有時以建筑體量、風格、色彩等的導則被納入分圖則的引導內容,有時將城市設計形態示意的空間效果作為分圖則的引導內容。無論是城市設計框架、城市設計導則,還是直觀的空間效果示意,都是一種彈性的控制引導,是對控制性詳細規劃剛性指標要求的“錦上添花”。在以修建性詳細規劃為代表的微觀層面,詳細的總圖設計以及建筑選型已經比較充分地反映了空間效果,但由于過于細致,往往難以呈現宏觀的空間結構和總體意圖。城市設計實踐按照空間層次一般劃分為總體城市設計、控制性詳細規劃層面的城市設計和修建性詳細規劃層面的城市設計,雖然空間的尺度、實施引導的方式均有不同,但基本都含括空間結構框架、空間形態布局與空間建設導則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具體到成果中,就是城市設計框架圖、總平面圖和城市設計導則,也就是“藍圖式”城市設計,它是中國城市設計實踐的主流,在過去的30年對城市形態的形成作用巨大。而在中國,城市設計成果從藍圖式向全過程式轉變的過程中,基于現有規劃體系的不同空間維度的視野更具有發展前景,即從總體規劃的宏觀維度,層層落實到控規的中觀維度,繼而落實到修規的微觀維度的全過程。以系統論的角度看,城市設計依托于規劃體系,可以在各個層次的空間維度上對空間問題進行聚焦式研究,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與現行規劃體制并行的、體現在法定管控程序下的“全過程式”城市設計。這種“管理控制”體系下的“全過程式”城市設計,與國外“開發營造”體系下的“全過程式”城市設計有本質上的不同。對于一個城市或地區,在城市總體規劃階段所做的總體城市設計,會經過城市管理的相關部門及專家共同協商,確立一定的發展目標、基本的空間結構框架和形態,是具有全局觀的總體綱領。在控制性詳細規劃階段所做的城市設計,往往體現了對于上位規劃中空間結構規劃的遵循,由于本階段工作更側重于為“一書兩證”提供開發建設條件,因此發展目標與設計要點更多以建設導則的形式體現。與總體城市設計階段城市管理相關部門間的協商不同,這一階段的城市設計體現了政府、開發商與公眾共同協商的全過程特征,其成果納入控規導則的程度在不同項目中有很大差異,有些對空間形態要求不高的控制性詳細規劃,僅有對建筑體量、體形、色彩的要求,而具體地塊分圖則中的城市設計引導更是難以細致到位。在修建性詳細規劃階段所做的城市設計,最重要的設計意圖體現在總圖中,空間結構可能不成系統,只能反映更大結構中的局部,而發展目標等文字性的內容在總圖中很難直觀反映。空間形態雖然是最容易通過修規落實的,但是從總規、控規到修規各階段,總圖所表達的內容深度各不相同,彼此間相互銜接演進的效果也難以保證。因此,只有通過以空間問題為導向的、聚焦不同空間維度的城市設計研究貫穿始終,才能更有效地將總體規劃層面的城市設計中的目標及空間結構信息傳遞到控規層面的空間形態塑造及導則中,繼而再傳遞到修規層面的空間形態表達。因此,不同空間維度的城市設計,以空間問題為導向,層層聚焦,自上而下地傳遞空間策略信息,是一種更適合中國規劃體制的“全過程式”城市設計(圖2)。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