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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對空間及非空間數據的管理在礦產資源評價過程中,數據信息作為評價的重要基礎,只有充分、有效利用一切數據信息,才能夠提高評價準確性,進而提高礦產資源開采量,特別是在區域性成礦系統評價中,數據庫中的信息更為中重要,然而,由于受到原始數據信息單位、采集時間等因素的影響,數據信息也會存在不同的比例尺、精度等,基于此,在進行實際研究過程中,要對原始數據進行調整和轉換,例如:格式、投影等,提高數據信息質量,從而為科學勘探提供有力保障[2]。
(二)重視多源地學信息的管理數據庫作為地質礦產資源評價的基礎,直接影響GIS系統實際效率。因此,為了能夠實現高質量評價目標,需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針對GIS軟件支持管理空間信息,利用關系數據庫進行屬性管理;另一方面,主要是針對對象技術,利用關系數據庫管理系統實現統一管理,特別是針對礦產資源評價的地學信息種類較多、且內容相對復雜,構建完善的管理結構勢在必行,加強對多源地學信息進行統一管理,提高數據管理水平。
(三)關注找礦信息的轉換GIS系統在應用過程中,信息量化及轉換同樣是關鍵環節,只有確保信息轉換的準確性,才能夠確保評價的科學、合理性。例如:針對地球物理、化學等信息要進行數學處理,才能夠獲取評價需要的圖形信息;而針對地質信息,則需要借助GIS系統進行屬性檢索等一系列處理,才能夠提取出成礦信息,基于此,加強對找礦各項信息轉換的處理顯得尤為重要。
(四)合理選擇分析方法礦產資源類型較多,不同類型需要的評價方法也存在一定差異,不僅如此,分析方法的選擇也直接影響評價水平[3]。目前,我國礦產資源評價方法一般采用兩種方法:經驗型及理論型,二者共同目標都是進行量化轉化對地質礦產資源區域進行預測,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布爾邏輯、代數方法等方法進行評價,實現預測目標。
二、結論
開采總量控制政策即由國家確定全國礦山年度開采總量、各礦山按分配的生產指標安排生產的管理制度。我國的開采總量控制政策始于2002年,納入總量控制管理的第一個礦種為鎢礦;隨后國土資源部于2006年和2009年分別將稀土礦和銻礦納入實施總量控制的礦種之列;2010年又將螢石和高鋁黏土納入其中。2012年3月,國土資源部頒布了《開采總量控制礦種指標管理暫行辦法》,標志著這一政策進入一個更加規范化的階段。開采總量控制政策直接設定了全國的資源開采總量,同時還伴隨暫停受理勘查許可證、采礦許可證申請的措施,實際上是從資源產業的上游開始對資源進行計劃管理和保護,目標指向明確、直接。綜合政策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國優勢資源產業所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該政策的目標主要有如下三個:一是保護優勢礦產資源,防止過度開采;二是保障礦產資源可持續供應能力;三是調節市場供需形勢,維護我國經濟利益。
2總量控制政策評估標準、方法和指標
2.1評估標準
公共政策評估是指公共政策評估主體根據一定的政策評估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系統、政策過程和政策結果的質量、效益、效果等方面進行評價或判斷的一系列活動。政策評估主要是要了解政策的結果。根據公共政策評估的基本理論,結合具體的評估對象,我們認為開采總量控制政策的評估應按照以下三個標準進行,即政策目標標準、公平公正標準和效率標準。政策目標標準就是以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作為評估政策的依據。政策目標既是制定政策的起點,也是政策制定所要實現的終點。狹義的政策效果評估,實質是將政策實施后的實際結果與政策預期效果進行比較,判斷預期效果的實現程度,分析未實現預期效果的原因,進行提出改進的建議。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的一項基本要求,因而也是政策評估的一個重要標準。公共政策是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的手段。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都意味著對社會價值的重新分配,任何一項政策的有效實施都必然導致某種價值分配的最終實現。政策在滿足大多數人利益的同時,也可能導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要求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從而體現和照顧最大數人的利益。效率是指在一定的經濟成本基礎上所能獲得的經濟收益,常用收益與成本之比來衡量。由此引申,政策的效率標準是對比和衡量政策取得效果與所耗費資源,即分析政策效果與政策投入之間的比率和關系。
2.2評估方法
政策評估方法有多種,包括前后對比分析法、成本效益法、抽樣統計法、專家判斷法和自我評價法等等。根據評估內容,本文采取前后對比分析法作為主要評估方法。所謂前后對比分析法,是指對比、分析政策實施前和實施后政策調節對象是否發生變化、變化的程度如何、是否實現了政策的目標。前后對比分析法又可細分三種:一是簡單前后對比法,即直接對比某項指標在政策實施前與實施后的不同;二是“投射—實施后”對比法,即對比政策實施后的實際效果與按實施前所表現出的發展趨勢所推導到的效果;三是“有-無政策”對比法,即對比指標在有政策和無政策情景下的差別。在本文中,我們選取實施總量控制政策的鎢、稀土和銻的數據作為實例進行政策前后對比分析,選取未實施總量控制的鉬來模擬無政策的情景進行“有-無政策”對比。
2.3評估指標
遵循科學性和實用性原則,我們選取了產量、資源儲量、保障程度和經濟效益4類共11個指標,這些指標主要用于評估開采總量控制政策目標實現程度。
3評估結果
應用上述評估方法和指標,我們對總量控制政策的目標實現程度、公平公正性和政策效率分別進行了評估,其結果如下所示。
3.1標實現程度評估結果
3.1.1目標一:保護優勢礦產資源,防止過度開采
從我國鎢、稀土和銻產量類指標在政策實施前后的變化來看,開采總量控制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這些資源的過度開采局面,起到了保護優勢礦產的作用。但由于執行力度、需求變化等因素的影響,開采總量的控制目標并未完全實現。對比2002年前后我國鎢礦產量變化軌跡發現,實施總量控制政策以后,礦山產量仍呈持續增長態勢,甚至增速也在增長。這種簡單對比似乎表明政策未發揮作用,但深入分析發現其中另有原因。2002年以后,我國進入高速工業化時期,包括鎢礦在內的各類礦產品的消費量劇增。2002~2012年10年間,我國鎢消費量年均增長率為7.8%,而此前從1980~2001年的20余年的時間里,年均增速僅為1.9%。在需求快速增長的激勵下,降低產量幾乎無法做到。總量控制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稀土礦山生產產生重要影響。政策實施前,我國稀土礦山生產呈持續增長態勢。1990~2005年的15年間,礦山產量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4.1%。2006年實施總量控制政策以后,產量高速增長的趨勢逐步得以扭轉,在高位維持幾年后,受政策和需求萎縮的共同影響,近年進入下降通道。總量控制政策的實施使我國銻礦礦山生產大幅下降。1981~2007年,我國銻精礦產量年均增長率為7.4%,2007年超過16萬t,創歷史產量最高紀錄。從2009年開始,我國對銻礦實行開采總量控制政策,銻精礦產量大幅下降,以后各年雖仍呈增長態勢,但絕對量已低于以2004年以后的水平,而且近年的平均增長速度也比前期略低,為5.2%。鉬礦是我國的另一優勢金屬礦產,目前未實行開采總量控制政策,本文將其作為“無政策”情景的代表。與鉬礦比較,鎢、稀土和銻的礦山產量增長顯然緩慢很多,特別是2006年以后這種差別更為明顯,這也說明該政策確實產生了一定效果。需要說明的是,三種礦產都存在超指標生產的現象。2002~2012年,我國鎢精礦實際產量累計121.89萬t,同期生產指標79.70萬t,實際產量為生產指標的152.94%;2006~2012年稀土實際礦山產量累計為75.74萬t,同期生產指標為64.80萬t,實際產量為生產指標的122.68%;2009~2012年,銻礦山產量累計為48.48萬t,同期生產指標為40.00萬t,實際產量為生產指標的121.18%。超指標生產現象的普遍存在,一是由于總量控制政策執行力度不夠,政策有時流于形式;二是近年我國礦產資源消費需求增長迅速,價格高漲,刺激企業超指標生產。超指標生產現象使政策削弱了政策效果。
3.1.2目標二:保障礦產資源可持續供應能力
總量控制政策的實施,有效地改變了資源開采無序、過度增長的態勢,開采量的減少或增速減緩無疑將對可持續供應產生正面影響。但由于評估指標的局限性,這一效果很難表達。保有資源儲量及其變化是反映礦產資源可持續供應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保有資源儲量是已查明的資源儲量經開采等活動消耗之后剩余的資源儲量,受勘查新增量和消耗量的雙重影響。政策實施前后的對比表明,我國鎢礦保有資源儲量近年略有增長,稀土礦有大幅增加,而銻礦卻呈下降趨勢。同樣實行總量控制政策的三個礦種保有資源儲量變化呈分化趨勢,表明除該政策之外,尚有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與大宗緊缺礦產相比,三個礦種保有資源儲量增長緩慢,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對這些礦產的勘查活動采取抑制措施所致。儲采比、儲消比也是衡量礦產資源保障能力的重要指標。由于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階段,資源消費需求快速增加,帶動產量持續增長,同時勘查活動受到抑制,導致這兩個指標持續下降,無法直接反映總量控制政策的效果。
3.1.3目標三:調節市場供需形勢,維護經濟利益
通過控制礦山開采總量來控制市場供應,從而改變我國優勢礦產市場供過于求、價格低迷的局面,維護國家經濟利益是總量控制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觀察鎢、稀土(以銪代表)和銻金屬近年價格變化軌跡可以發現,三種礦產品的價格在實施總量控制政策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漲,特別是2009年我國加強政策執行力度后,效果更為明顯。與未實行總量控制政策的鉬礦相比,鎢、稀土和銻的價格上漲趨勢更為明顯,表明總量控制政策起到了調節市場供需、從而使價格理性回歸的作用。價格的理性回歸,增強了我國礦業企業的盈利能力,維護了我國作為全球主要供應國的經濟利益。
3.2政策公平公正性評估結果
開采總量控制政策的實施,改變了市場原有的平衡,使價格、產量和消費量均發生變化,重新調整了生產方、需求方和社會整體利益。本文應用福利經濟學中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概念,分別代表生產方利益和消費方利益。開采總量控制實質上設定了市場供應的上限,與無政策情景相比,在需求不變的條件下,無疑將使產量(供應量)下降,價格上升。其結果將使生產者剩余增加,消費者剩余減少,即增加了生產方的利益增加,減少了消費方的利益;同時,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之和———社會整體利益減少。由于我國是這些礦種全球主要的供應國,其產品中有相當比例供應國外消費者,因此這一利益調整有益于增加我國國家利益。此外,開采總量控制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一度混亂的開發秩序得到整治,維護了正常的礦業秩序,同時減少了對礦山生態環境的破壞,符合整個社會發展的需要,增加了全社會的利益。在微觀層面,政府對生產指標的分配也產生一個公平性問題。2012年國土資源部頒布的《總量控制礦種開采指標管理暫行辦法》,進一步明確了控制指標確定和調整的原則和依據,公開了指標分配下達的程序,使總量控制政策在具體執行層面更加公正和公開。當然也需要看到,生產指標的分配實際上形成了生產的行政壟斷,使現有生產者免受外來競爭壓力,對于其他市場參與者而言,是一種不公平待遇,也不利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3.3政策效率評估結果
開采總量控制政策所取得的效果已在前文加以論述,本節著重分析政策的成本構成。政策執行主要涉及生產指標的確定、分配和監督,這些工作是各級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日常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無需過多的專門投入;對非法盜采的查處是總量控制政策得以實施的關鍵,但本身就是礦政管理的重要內容,并非總量控制政策專門成本。總量控制政策有兩項專門成本,一是企業的生產能力閑置成本,二是政策引起的市場波動給產業的健康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由于生產指標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企業的生產能力往往保持有一定的冗余,部分生產能力可能長期處于閑置狀態,造成資本的浪費。政策執行力度的前后不一,以及其他相關政策作用的疊加,可能會引起市場的巨大波動,給礦業產業以及下游應用產業的健康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形成巨大社會成本。2011年前后稀土價格的暴漲暴跌便是一個實例。
4結論和建議
礦產開發時不注重開發方法,造成資源浪費嚴重威脅企業利益。我國雖然是資源大國,有著充足的礦產資源,但礦產資源的不可再生性要求企業在進行礦產開發時必須重視開發方法,減少資源浪費。近年來,我國礦產開發的強度越來越大,礦產開發作為土地資源利用的主要途徑之一,對我經濟發展有深遠影響。但很多礦產企業人只要求進度,不重視開發水平。在利益的驅逐下,企業強化資源開發,礦產資源開發有很大的漏洞,很多礦產頻發資源浪費的現象,損害企業效益,因此企業應提高礦產開發的質量,確保資源合理開發,提高企業效益[1]。
二、變頻技術的應用
(一)變頻技術的具體方法
科學家在實踐中總結,變頻技術有利于充分利用資源,與傳統的技術相比,變頻技術在實踐中取得重大效果,不但有效減少資源的浪費,而且利于我國科學研究。變頻技術在人們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變頻技術廣泛應用于電力行業、機械行業和其他多個行業。在生產中,變頻技術有顯著的節能效果,因此受到各個業界的廣泛應用。變頻技術在礦產開發的過程中,節能效果更為顯著。在礦產開發過程中良好利用變頻技術,利于資源合理開發,從而為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做出貢獻。
(二)變頻技術應用的必要性
我國礦產資源在世界排名居先,但人口壓力過大,人均礦產資源占有量排名落后,因此只有合理的礦產資源才能適應我國國情。近年來,礦產資源過度開采,致使礦產資源的總量飛速減少[2]。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使用礦產資源的公司日益加大,企業間的競爭激烈,對礦產資源的開發力度加大,但企業在開發過程中忽視資源的合理開發,造成資源浪費。變頻技術能實現節能,在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使用變頻技術,從而實現對礦產資源有效節約。變頻技術還可以降低礦產開采時造成的污染,這不但為我國環保事業做出貢獻,更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
(三)變頻技術的使用意義
礦產資源在開發過程中的資源浪費是最嚴重的開采問題之一,資源浪費影響礦業發展,對能源可持續利用和企業發展造成嚴重危害,威脅國民經濟發展,礦產資源開采主要問題是資源浪費,通過變頻技術降低礦產開發時造成的礦產資源浪費,保證開發生產的順利進行,提高了礦業生產效率,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合理的礦業開發也有效提高開發質量,避免資源浪費。我國作為人口大國,資源的合理利用非常關鍵。人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核心,在生產和生活中只有提高人的主觀能動性,才能為企業帶來利潤。科學的變頻技術增強員工對礦產資源開發的熱情,員工對工作的內容有認同感,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有效提高生產力。礦產資源的是我國經濟發展命脈,只有良好合理的礦產開發才能推動經濟發展[3]。
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