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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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針對草原生態系統日益惡化的趨勢，提出了實現草原生態建設和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措施和建議。

草原畜牧業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經營的畜牧業，因此天然草原的優劣和豐欠程度決定著草原畜牧業的興衰。建國初期，我省牧區草原狀況相對良好。60年代末牧區開始發生草原退化現象，隨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來甘肅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嚴重退化，導致牧草產量、品質下降，載畜能力降低。如何解決日益尖銳的草畜矛盾，保護生態環境，直接關系到草地資源的永續利用，直接關系到牧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生態問題和社會問題。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類對草原生態系統長期的嚴重干擾，導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壞，生態環境逐漸惡化，最終失去平衡。

1.1超載過牧超載過牧是不顧草原第一性生產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規模和放牧頻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長期超過牧草再生量，實行掠奪式經營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況下繼續增加牲畜數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繼續增加草原加劇退化的惡性循環。據調查天祝縣的牲畜數量由60年代的17.40萬頭（只）發展到目前的64萬頭（只），增長了2.70倍，畜均占有鮮草產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載23.85%，所以，沒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亂采濫挖草原牧區、半農半牧區由于缺少燃料，農牧民群眾燒茶做飯，主要依靠拾糞撿柴，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鏟草皮、砍伐草原上的喬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對原生植被造成嚴重破壞。

甘肅省大部分高寒陰濕草原生長有中藥材，如冬蟲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黃芪等，而且品質優良，市場需求量大，行情看漲。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農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僅使藥材資源日趨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嚴重破壞，在荒漠草原，摟發菜、挖甘草、麻黃的現象年年都有發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態系統，雪上加霜。

1.3鼠蟲危害草原鼠蟲害的發生與猖獗是在一定氣候、土壤、植被條件下形成的，氣候干旱和草原退化為鼠蟲害的發生與蔓延創造了條件，而鼠蟲的發生危害，又加劇了草原的退化，處于一種惡替過程。草層高密度大鼠蟲害不易發生，而草原退化、草層變矮、變稀，有利于鼠蟲害的繁衍。近年來，草原鼠蟲害危害面積仍在逐年擴大。全國的面積已達6億畝，僅鮮草折合人民幣損失60多億元，經濟損失嚴重。雖然每年都采取化學、生物等防治措施進行防治，但因經費不足，防治面積小，每年的防治面積只占發生面積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災”的被動局面，防治成果難以鞏固。

1.4毒草危害長期以來，隨著草原“三化”面積的日趨擴大，許多草場優良牧草減少，有毒植物不斷生長蔓延，加劇了草原退化。

在甘肅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馬草等，面積達到1500萬畝。這些有毒植物根系發達、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強、并有較強的抗逆性，它不僅與優良牧草爭地，而且和優良牧草爭奪土壤中的養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顯的優勢種群，使草場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實草原有償承包責任制落實草原分戶有償承包使用，理順草原管理體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無主、放牧無界、使用無償、建設無責”，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責、權、利相結合，適應現階段家畜私營形式的首要措施。這項工作在很多地方還只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得到落實，因此，各級政府、領導、業務部門要依據《草原法》，全面徹底地落實草原有償承包責任制，健全投入機制，明確建設責任，真正做到“誰承包、誰建設、誰受益”，才能調動農牧民主動建設草原的積極性，也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進植被恢復。2.2以草定畜，科學合理利用草地資源加強草原圍欄建設，以草定畜，以畜定草，嚴格控制牲畜數量，實行劃區輪牧，科學合理利用草原，用養并舉。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場時，必須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首先要明確，草原是牧業生產資料之一，不單純是自然綜合體，更不能認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時候，必須具有生產觀點，而在利用中應該強調，要利用它就必須付出一定的勞動進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發揮自然生產能力。只有通過一系列的人為措施，才能維持并逐步提高草場生產力，使牲畜得以穩步發展。

2.3充分發揮夏季草場，發展季節畜牧業依據草原的季節分布特點，在調整畜群結構，提高適齡母畜比例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場的牧草優勢，適時轉場輪牧，發展季節性畜牧生產，擴大出欄率和商品率，這樣不僅能夠增加農牧民收入，還可以有效減輕冬春草場的放牧壓力，防治進一步退化。此外加強人工草地建設，生產足量優質飼料，增加牧草貯備，降低放牧家畜對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壓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復。

2.4加大鼠蟲害防治力度，鞏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蟲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護工作的重要一環，《草原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業務部門必須加強草原建設，搞好鼠蟲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須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來認識鼠蟲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認真各項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資力度，加強隊伍建設。二是加強預測工作，建立健全預報體系，不斷改善預測預報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標責任制，把草原鼠蟲害的防治工作同農牧民草原承包有機的結合起來，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四是大力推廣以生物防治為主的無公害藥物防治技術，保護天敵，不斷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蟲害綜合防治力度，變被動防治為主動防治，才能有效地減輕鼠蟲害對草原的危害。

2.5加強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區草原為重點，建立重大毒草災害報告制度。實施草原毒草調查、技術規程和防治標準，逐步減少毒草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開展毒草災害的風險評估、生態示范工程、防治機具購置、治理設施的建設、除草藥劑的研制及基層技術人員的培訓工作。

參考文獻

[1]呂曉英，呂勝利.甘南草地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J].草業科學，200219（7）：1-4.

第2篇

1.1花鏡花鏡的布置自然靈活，不拘束。在園林工程設計中，花鏡的使用率極高，如道路鑲邊使用紅花紫花酢漿草，色帶邊上用四季草花裝飾等，讓綠化不再單調，同時又起到點綴的作用[4]。

1.2組合盆栽組合盆栽是近年來流行的花卉應用形式，主要受年輕人的喜愛。將草花設計成組合盆栽，并搭配一些大小不等的容器，配合株高的變化，以群組的方式放置，再配以微形園林小品，如人物、建筑等，隨意打造一些理想的、有立體感的組合景觀。部分微小的容器組合適合放于辦公室里用作擺飾，裝扮空間。

2草花造景原則

草花造景時，講究統一和諧、自然美觀大方。利用不同草花的近似性和一致性，表達出協調的柔美之感。而利用草花的差異和變化，可以產生強烈的視覺刺激，烘托出歡快、熱烈的氛圍。如在花壇周圍配置銀葉菊、彩葉草等品種，不僅可增加花壇層次感，還突出了花壇的美感。

3草花造景的施工及養護

3.1草花種植在園林設計中，草花一般以1年4～6次更換為標準，種植時應當選擇適合本地的花卉進行種植。草花種植前應選擇剛出花苞的草花，密度以設計或實際景觀效果為主。草花多帶有營養缽，應先除去草花的營養缽或花盆，然后將泥土完整埋入花池內。蓋好碎土，讓草花盆土保持與種植床土表面持平，栽好后灌足定根水。草花移植到綠帶后，除高溫、多雨的夏季外，一般都有1～2個月的觀花期。對開花期較長、長時間不更換的花木，應追肥補充養分，并及時清理雜草和垃圾雜物，加強病蟲害防治。

3.2草花擺放室內布置可選擇耐陰的花卉；廣場擺放應選擇喜光、耐旱、管理粗放的花卉；矮小的花卉適合種植于道路中分綠化帶中，以免干擾駕駛員視線，影響交通；寬闊地帶可以選用顏色艷麗的草花，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擺放草花前，應先在擺放位置進行模紋放樣，確定好線條區域后，逐一分類各草花的顏色后再進行擺放[6]。擺放的草花由于沒有入土栽植，在水分保養上不如栽植的草花，因此可通過人工或灑水車早晚淋水，澆水要充足、及時，特別是遇到夏季氣溫過高時，只適宜早晚澆水。遇有殘花或徒長枝葉要及時修剪。另外，為了保持良好的景觀效果，應隨時更換枯萎或死亡的植株。

4市場潛力及趨勢

第3篇

我們從歷史縱斷面的“古今”維度著眼，綜合草原文化的“草原”這一符號特色、歐亞草原這一地域特點以及復合型的建構特征為理解起點，認為體現草原人類與自然生態適應關系的游牧文化、體現草原人類與人文生態歸屬關系的民族文化、體現草原人類與精神世界審美關系的生態文化，是支撐草原文化宏大結構的三個基本構成。

一、游牧文化體現草原人類與其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是草原文化的主導型文化

游牧文化就是草原人類在草原生態環境下的生存方式。據考證， 以內蒙古草原為主的我國北方草原， 形成于7千萬年以前。那時， 由于地殼的變動， 內蒙古高原逐漸隆起，內陸性氣候使高原內部變得寒冷、干燥。受季風和干旱氣候的周期性影響，北方植物的生長發育也出現了明顯的周期性。由于喜涼性的草本植物具有壽命長、發芽快、提前開花和花期縮短等特性， 因而能迅速適應變化了的環境而分布愈來愈廣， 在具有腐殖層的高原土壤上形成了成片的植被， 最終形成了草原。為了適應這一特定的地理環境和自然生態，滿足人的第一生存需要，生息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開始逐水草而居，以移畜就草的生產方式創造了與農耕文化迥然相異的游牧文化。中國北部的游牧文化作為草原文化的主導類型，獨具特色。

我們強調游牧文化在歷史上的主導地位，并非要抹殺從古至今其他生產方式、經濟類型在草原文化中的一席之地。因為，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態為基礎產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態環境中，相繼產生采集、狩獵、農耕、游牧、工業等多種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在不同歷史時期從不同角度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開始就成為以多種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多種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統一。

游牧文化循著文化發生、發展、衰落的自然軌跡分別經歷了它的形成期、鼎盛期和衰頹期。隨著游牧生產逐漸優于采集、漁獵、畜牧和農耕等諸多經濟手段，在北方草原上占據主導地位開始，游牧文化進入了精力最旺盛、元氣最充沛的興盛期。有學者論證，從公元前15世紀到公元15世紀，游牧世界前后三次對鄰近的農耕世界發起大規模的沖擊，導致整個歐亞大陸民族大沖突、大融合以及文明的大交替和大整合。但是，自近代始，新興的工業革命在農耕世界迅速崛起，撼動了游牧文化長期占據的主導地位，進入了文化功能的衰頹期。以內蒙古為例，在藏地佛教文化、漢地農耕商貿文化的橫向拓展沖擊下，游牧社會既不能良性地繼承和發揚優秀的文化傳統，又無力自覺地引發社會文化的創新運動以推動社會躍入更高一級社會形態。面對日益變遷的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世代以草原資源為生計依托的人和事物都需要在新的聯系結構中激發活力，競相生存，圖謀發展，以適應和克服生存語境的新變化。由此，多種經濟文化在古老的草原上齊頭并進，引領整個草原文化步入后游牧時代，既是命運使然，更是歷史的必然。

二、民族文化體現草原人類與其生存的人文生態環境之間的歸屬關系，是草原文化中最具活態的主體屬性文化

以內蒙古為核心的廣大草原區域，自遠古時起即是承載草原人類活動的巨大搖籃。草原人類在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創造、建構了一個層層累積，縱向拓深的獨特的民族文化建構體系。這片土地不僅是歷史上匈奴、柔然、鮮卑、突厥、蒙古等各個民族繁衍生息、傳承文化的大舞臺，也是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新生民族血脈相傳、生存生計之根。

北方草原地區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從夏商周時起，北方草原諸多游牧群體就活躍在農耕文化史的字里行間；秦漢時期，結束了北方數百個民族和部落長期互不統屬局面的匈奴帝國，成為歷史大劇中草原民族的文化強音；繼匈奴之后，鮮卑逐漸成為中國北方草原最強大的民族，拓跋鮮卑結束了我國北方南北朝之前一百余年的歷代紛爭， 與南朝并立， 客觀上為隋唐大一統中央封建王朝的建立創造了基礎和條件；隋唐一統之際，突厥與回紇相繼崛起于中國北方草原， 并先后建立了勢超匈奴、鮮卑的強大汗國；宋遼金時期， 契丹、黨項和女真連續勃興， 與宋鼎足而立長達一個多世紀， 直至蒙古族登上歷史舞臺。

蒙元帝國是繼鮮卑、契丹、女真的地方性政權之后的第一個由北方民族“面南而王”的全國性統一政權。它的建立與發展不僅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格局，更是通過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大整合為中華文化史創造了新的運動規律。17世紀，崛起于東北地域的滿族建立大清帝國，再次入主中原，統治全國，將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推向了頂峰。1911年，滿清王朝，草原民族入主中原的歷史，也奏起了悲愴的尾音。

從文化的發展態勢而論，蒙、滿兩個北方游牧民族問鼎中原，既是民族文化縱向累積、層層疊加，不斷壯大草原本土文化后的順勢爆發，也是草原文化橫向拓展，不懈對話中原農耕文化后的強勢結果。

從民族文化的構成而論，縱觀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隨著一個民族的衰落， 該民族的歷史也就在該地區中斷了；但一個民族的衰落，并不等于這個民族的人種都已絕滅，大批的人口仍舊留在草原， 依附于另一個新興的民族。而他們創造的各具風格的民族文化也以人為載體，世代積淀、延傳，為草原文化的歷史華章增添了豐富的內容。所以說， 草原文化并非單屬于某一個民族、某個歷史時期，而是由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的游牧民族的縱向累積、層層積淀、共同組成，是一個由以民族為載體，以接力運動的前行軌跡，前赴后繼地創造、傳承和發展的復合文化、活態文化。

三、生態文化體現草原人類與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之間的審美關系，是草原文化面向未來的主流發展文化

草原民族以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精神之間的“和諧平衡”為精神主線，建構了一個以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和哲學宗教、政治法律以及科學技術、民俗民風為外顯形態，以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追求、道德規范為內隱形態的生態文化體系。

“崇尚自然”的文化理念貫穿草原生態文化于始終。草原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由人、畜和環境構成的綜合體，其中傳統的獵、牧生產對于自然環境具有較強的依賴性。然而，草原復雜的生態環境、草原牧場有限的載畜量和生活資料與人和畜日益增長的需求之間，形成天然矛盾，要求草原人們通過保持人、畜、草原三方之間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以確保自身的有效生存和持續發展。草原人們正視自己作為自然之子的身份，以對自然世界和生態規律的深入認知為一切生產生活的前提條件和必然要求，約束和規約自身的文化創造活動。他們把自我融入天地萬物， 與之形成和諧共生的大生命圈；把倫理、德性轉移到整個生命世界， 構成了萬物與人都各具倫理、德性的獨特的生態倫理觀。這種 “崇尚自然”的生態理念以及人與萬物血脈相通的“親生命性”，也契合了現代文明的價值追求和發展方向。

“恪守信義”的道德理念貫穿草原文化于始終。逐水草游牧的生存條件決定了草原民族生產生活的松散性。而這種松散的社會結構難以借助法律法規的強制和輿論監督來約束個體，對公共秩序的維護和社會公德的操守更多訴求于社會成員的自覺意識。因此，草原民族更加注重倫理道德的構建和維護。其中，“信義”是草原民族倫理道德體系的核心理念，它既是草原社會的治國執政之本，也是草原社會成員的立身之本。上至統治階層下至黎民百姓，都以“誠信”為道德底線，以“信義”為普遍恪守的行為準則。

“信義”是維系草原社會穩定和睦的基礎，也是保障社會成員身心和諧平衡的基石。“誠信”理念不僅為草原人類營造出和諧的社會環境，更為草原文化營造了和諧生態的人文環境。草原生態文化中，“恪守信義”的道德理念雖顯淳樸但不失本真，對現代文明仍不失啟迪意義。

“踐行自由 ”、“崇尚英雄”的審美理念貫穿于草原生態文化的始終。生存空間上的自由為草原民族內在精神世界的自由奠定了客觀的物質基礎，而以家庭或小規模群體為單位進行移畜就草的生產生活方式為草原民族內在精神世界的自由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政治制度對個人的強制力度不大、法律很少傷及個人，而早期的宗教――薩滿教也不觸及或約束人的內心。與其他農耕民族因被壓抑而產生的對自由的向往精神不同，草原民族的自由精神是從草原社會、草原文化的內部自發形成的“遺傳密碼”，是先天的品性。對草原民族而言，自由不是純粹的精神原則， 而是人們現實生活中踐行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