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業化道路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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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工業化是由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實現現代化過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縱觀全世界各國經濟，尤其是大國的經濟史，毫無例外的都是通過工業化進程實現經濟起飛的，中國的經濟發展也不例外，從建國伊始到改革開放，再到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其經濟增長軸心一直是工業化。但在不同體制下，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可以有不同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在新型工業化的大環境下，貴州省推行新型工業化有自己的優勢，但是同時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和難題。

論文關鍵詞：新型；工業化；貴州；意義；問題

一、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現狀

自十六大以來，我國各省市都在推行新型工業化，很多的學者和專家都展開了相應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湖南四川云南等各省市都在實踐中尋找符合本省的發展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和道路，學者李毅中（2008）認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是黨和國家在我國工業化加速發展的關鍵時期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新組建的工業和信息化部肩負著實施這一戰略決策的歷史使命。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嚴格按照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要求，努力探索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途徑。學者李泊溪（2003）認為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是我國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特色，要善于利用當代的信息，實現跨越式的國家發展戰略，完成工業化。

根據十六大報告的精神，我國要實現工業化的新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所追求的工業化，不是只講工業增加值，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并實現這幾方面的兼顧和統一。這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基本標志和落腳點。我國工業化的任務遠未完成，但工業化必須建立在更先進的技術基礎上。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要把信息產業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將高新技術滲透到各個產業中去，這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技術手段和重要標志。要從我國生產力和科技發展水平不平衡、城鄉簡單勞動力大量富余、虛擬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善且風險較大的國情出發，正確處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這是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重要特點和必須注意的問題。新的要求和新的技術基礎，要求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發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依靠教育培育人才，使經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這是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可靠根基和支撐力。

二、貴州省新型工業化發展現狀

在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我國很多省份已經將地方產業集群戰略作為其區域或產業組織政策的重要內容。我國國內很多學者都已經研究探討了我國新型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和戰略意義及我國發展新型工業化的可行方式，并對實施新型工業化提供很大的參考價值和比照價值。在2007年4月召開的貴州省第十次黨代會上，省委提出了實施“環境立省”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這要求在考慮經濟發展的同時，謀求環境生態效益的協調。如何在享受產業集群帶來的產業經濟效率的同時，又能實現較高的環境生態效益就成為了關鍵。而循環產業集群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本課題將探討通過發展循環產業集群模式以突破貴州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障礙。作為后進與后發優勢省份，重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建設制造業體系與重化工業基礎是貴州省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同時也是對能源等戰略資源消費影響最大的時期。如何在能源等資源供應日益緊張，以及生態環境約束下實現重工業化、并向新興工業化轉型，是貴州省面臨的一個重大難題。 轉貼于

在全國新型工業化高速發展的形勢下，貴州要迎頭趕上，必須超常規地實現跨越式發展。要補初期工業化的課，循序漸進地發展基礎產業和某些一般加工工業，特別是貴州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為跨越式發展創造條件。同時，要按照新型工業化的要求，發展信息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貴州目前發展新型工業化應該加快建設國家重要資源及優質輕工產品基地，加快建設國家重要裝備制造業基地，以促進工業集群式布局，有序發展產業園區。貴州省環境脆弱，可耕地資源稀缺，山區農業比重大，農村人口多，土地貧瘠，生存條件差，長期實踐反復證明，靠發展農業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沒有出路的。對于農業人口占全省70%的貴州來說，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省內無法就地轉移，農村扶貧和農民增收無法根本解決，必須依賴于發展壯大工業，聚集城市人口，提高城鎮就業能力，擴大服務業整體規模和服務領域，通過工業發展的帶動作用，促進三次產業加速發展，促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互動發展。

三、貴州省發展新型工業化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本世紀初，我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進程取得了很大程度的進展，但是西部地區的進展明顯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貴州的發展水平就更為低下。目前貴州的工業化面臨著許多困難和障礙，貴州要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必須推進工業化進程，加快工業發展。

（二）在新型工業化背景下，貴州目前的發展現狀及應該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來突破目前新型工業化的障礙，使貴州在不以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的前提下，順利推進乃至實現貴州的新型工業化。

（三）我國發展新型工業化應該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貴州省的工業科技含量不高，且貴州省信息化產業發展相對滯后，且沒有使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這是貴州省發展新型工業化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

（四）貴州省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將我國推行新型工業化的政策體制落實，并按照貴州省現有的經濟狀況和工業發展狀況，更快更好的發展我省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按照黨的十六大報告的要求，使貴州省的工業走上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第2篇

關鍵詞：新型工業化；產業結構調整；產業鏈升級

中圖分類號：F121.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3-0202-03

引言

21世紀初中國作出了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的重大決策，為了到2020年能基本實現工業化，中國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1]。黨的十七大將工業化進程與科學發展觀相融合，提高為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做到與人、自然、經濟、社會的協調與和諧。但是，如何才能保證中國能走上“新”的道路一直是各界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尤其在資源有限、環境已遭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如何才能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三次產業可持續發展是個棘手、刻不容緩的問題。本文主要從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淺析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前進方向，并提出具體的實施建議。

一、新型工業化道路中的產業結構

新型工業化進程也是產業結構轉變的重要時期，在這條路上“新”在哪里，應該轉向哪里，新的產業結構應該是怎樣的，一直是有爭議的問題。筆者在這里就其中關于產業結構的爭議較大的問題進行淺析，并闡述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新型工業化道路中關于產業結構的爭論

1.“新”路上是否拋棄傳統產業。許多經濟學家將工業分為傳統和新型之分，但在這個問題中有一個關鍵問題卻沒有明確、統一的定義：什么是新工業、什么是傳統產業，即判斷“新”、“舊”的標準是什么。一般認為，“傳統工業化是指以第一、第二次技術革命的誕生與完成為標志，以蒸汽技術與電氣技術等主導技術為武裝，以電能與磁能等能源為支撐的機器化大生產”。新型工業則主要是對應于第三次技術革命后發展起來的航天、生物、信息業等高新技術行業。但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高新技術不斷滲入各個領域，產業融合不斷發生，很難將“新”與“舊”明確區分開[2]。這樣，我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應該如何對待所謂的“傳統產業”？以汽車產業為例，從產品屬性、產業存在時間上講，這是傳統產業。但是現代的汽車生產中又引入很多新技術，僅僅是汽車的車門就不知道用來多少電腦程序和芯片。從生產方式上看，汽車產業又算是“新”產業。也許我們應該借鑒金融危機后美國的經驗[3]。美國政府無情地看著通用公司等汽車業巨頭破產，底特律從繁華的汽車城變為一片廢墟，貌似放棄了汽車這一夕陽產業。但是，美國政府仍然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車的開發，甚至將其歸入大力發展的“朝陽產業”。一味強行地按某一定義進行劃分，只會墨守成規、形成誤導，影響工業化進程。

2.是否必須經歷重工業快速發展、比重提高的階段。這個問題一直是學界大有爭議的，以厲以寧和吳敬璉為代表主要分為兩派。厲以寧等人通過分析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指出進入工業化中期后，重工業增長加快是國際范圍的規律性的現象。這些觀點把實現重工業化看做“各國工業化的必經階段”、“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必經之門”、“不可逾越的鴻溝”。如20世紀初的美國、20世紀中后期的日本、韓國等就是如此，甚至香港、新加坡等小的經濟體也靠進口完成通過重工業比重大幅提高來帶動經濟增長的過程[4]。同時，這也符合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和中國經濟學家張培剛分別于1931年和1949年發表的研究結果[5]。所以他們認為“重工業化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中國工業化已經以重工業化發展為主要特點的歷史新階段”[6]。

吳敬璉一派則指出“必經之路”派的論證是不嚴密的。首先，“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要經歷一個重工業化階段”，不是現展經濟學的公認定理。其次，用短時間的數據，即中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2000年的51.8%上升為2003年上半年的57.5%的短期飆升，①并不能證明這是一個長期趨勢。同時，工業內部結構的變化也不能證明重工業已經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他們指出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發展狀況不同，我們工業化時間較短、工業化的過程中已經進入信息化的潮流，發達國家的經驗不適合中國這樣的后進國家，“霍夫曼經驗定理”等傳統理論也已經過時，不可以作為理論依據。也有人從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分類上討論，傳統的農、輕、重產業理論已經無法準確反映今日的產業結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廢棄。所以，輕重工業的劃分尚不完全清晰。從而證明了，即使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是生產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由此推出重工業化優先增長的原理[7]。吳敬璉等人提出，以資源密集型的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道路是與中國資源稟賦狀況、環境承載狀況相沖突的[8]。

3.新型工業化中的產業結構調整具體指什么：產業間還是產業鏈。在權威的《新帕爾格雷夫大辭典》中，巴格齊這樣描述工業化，工業化主要體現在：“現在，一般來說，國民收入中制造業和第二產業的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業和第二產業中就業的勞動人口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趨勢……同時，整個人均收入也增加了。”[9]印度巴門拜的觀點與之類似。他認為“工業化是脫離農業的轉變，即農業在國民收入和就業中的份額下降，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份額上升。”以上兩種觀點在“新型工業化道路”提出之后的中國，甚至是現在都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10]。以致在講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內涵時，很多人也將范疇過分局限于實現農業向工業的產業結構升級，或僅僅關注如何更好地發展工業體系來促進經濟發展。總體說來，這些觀點將工業化的闡述偏重于產業間的結構變化。其潛在的邏輯就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就是產業間結構調整的過程。

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加入WTO、不斷增加的貿易同盟等的大力推動，中國很多年在較大程度上靠國際貿易促進經濟增長，其中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加工貿易為主，大搞OEM。“兩頭在外”導致利潤大部分在國外，中國只能獲得蠅頭小利，但是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這是特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結果。但是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受到很大打擊。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很多經濟學家提出“新型工業化道路”應走出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轉換到高新技術產業（具有核心技術、非加工貿易）和勞動密集型的服務產業上來。總之，就是向產業鏈的高端延伸，積極發展研發、品牌、供應鏈等高技術、高附加值環節。

（二）新型工業化道路中產業結構的選擇

1.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內涵。其實，近些年由于信息產業快速發展、產業融合的不斷加速，許多專家學者已經將視角放得更加寬泛，對“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詮釋也更加抽象化、概括化，總體說來就是整個三次產業的結構調整、協調發展。不僅僅是農業向工業，工業向第三產業，或者工業內部結構的調整，當然就不會是必須走上重工業化的道路。

2.新型工業化道路中產業調整的標準。至于標準問題，在筆者看來與之前國家提過的“三個凡是”的標準極為相似。在產業相互滲透、交叉嚴重的現狀下，不可能提出任何硬性標準。在追求經濟效益高的基礎上，“新”的三大條基本標準就是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凡是符合這些標準的就應大力發展、不符合的就應改變，無論是重工業還是輕工業、無論是高新技術產業還是傳統工業行業、無論是產業間結構調整還是產業內產業鏈升級。

總之，新型工業化道路走得如何、走向何處，應當在科學發展觀的引導下，全面客觀地加以檢驗和評價，而所有檢驗標準歸根結底只有一點：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實現。

3.片面理解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危害。如果將新型工業化道路片面地理解為只發展工業或其中某一部分，此外對工業化機制和工業化政策底的片面理解，都將會造成不良影響。曾經有人將其可能后果歸納為六個方面：（1）在城鄉關系上，重視現有城市發展，輕視農業發展，會造成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使二元經濟結構強化；（2）在產業資源配置上，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大力發展工業，割裂了產業之間的有機聯系，破壞了社會再生產循環過程；（3）在發展工業的過程中，偏重發展大企業，會影響市場結構的合理性，影響市場結構的發育，不利于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4）重視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輕視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勞動力資源豐富這一比較優勢的喪失，導致失業加劇；（5）重視物質產品生產，輕視基礎設施建設，造成經濟發展、國民生活質量提高的基礎不夠堅實；（6）經濟運行過程中，過分依賴“看得見的手”，輕視“看不見的手”，資源配置效率低下[11]。

二、新型工業化道路產業結構調整的途徑

根據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驗，結合自己的實情，中國要實現新型工業化的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就必須將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善型經濟作為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走出一條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工業化道路。

1.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型服務業，降低過高的交易成本。在現代經濟增長中，服務業的迅猛發展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經濟效率的重要源泉。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驗也已經說明，在從早期經濟增長向現代化經濟增長轉變的19世紀，商業、金融、法律等基本服務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對于降低制造業和農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整體效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開放后，中國服務業發展速度高于經濟增長的平均水平，但低于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經濟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明顯偏低。2005年，中國的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為40.3%[12]，該比重已經連續三年下降（2003年為41.5%，2004年為40.7%），與世界平均水平（50%以上）和發達國家水平（平均為66%，其中美國為73%，日本為67%，德國為68%）[13]的差距十分明顯。

與國際上以生產業占主體的特點不同，由于中國服務業的內部結構處于低水平，消費性、傳統服務業（商貿、餐飲、倉儲等）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生產型服務業（金融、電信、保險、信息服務、物流等）發展滯后，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也已經是我們不得不走的道路[14]。

2.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效率[15]。較之先行工業化國家，中國工業化有一個較為優越的條件，這就是能夠利用20世紀50年代后發展起來的現代信息通信技術改善增長質量，提高經濟效率。由于信息產業創新活躍，發展迅猛，能降低各行各業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這可以說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提法中“新”字的重要含義之一[16]。

中國信息技術產業20世紀90年代后發展迅猛，其產值很快從1993年的913.4億增長到2001年的6 920.9億元，是1997年之后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信息產業結構存在嚴重問題，硬件制造在總產值中所占比重遠遠超過軟件產業。

繼續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加快ICT在中國各個部門的滲透，降低信息成本，將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支重要力量。

3.城市化與工業化――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向城鎮工商業。對于工業化尚未完成的中國，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工商業轉移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另一重要途徑。這可以大大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2001年中國農村勞動力已由1952年的1.8243億增長到4.90855億人，農村勞動力占整個社會勞動力的67.2%，而且還以每年1 000萬人左右的速度在增長[17]。根據富余勞動力定義，傳統農業部門勞動邊際生產率等于零。所以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就相當于多創造出了產值、轉移到相對高效部門、提高了國民經濟效率。這也有利于中國城市化進程[18]。

4.重視技術創新，發展核心技術，促進制造業產業鏈升級。與科學相關的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是現代經濟增長中效率改進的一個源泉。中國是世界工廠，但是正如前面所說，中國企業在產品價值鏈中主要從事附加價值和利潤率都很低的裝配制造作業。從整體上看，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研發經費投入低，創新的組織機制不完善，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能力。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研究開發經費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為2.6%，約為發達國家的1/3；而美國為8.3%（2000），德國7.4%（2000），日本8.6%（1998）。加大研發力度已經是刻不容緩的，這是提高經濟效率的最主要的源泉[15]。

但是如何實現產業鏈向高端延伸、產業技術含量提高，是否所有企業都應向高端發展？向產業鏈高端延伸，是企業和產業成長的“自然過程”，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時間、大批新型企業的成長時間都不長，在這不長的時間內，就出現大批在高端領域具備競爭力的世界級大型企業，反而是不正常的。我們一方面要有緊迫感，加快技術創新和進步；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拔苗助長”，是一些企業不僅失去原有優勢，新的優勢又沒形成，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新型工業化更多是一個市場問題，但是真正做到這一點，建立一個有效支持這種轉變的制度機制是極為重要的。這必然要求我們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中關鍵的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體制改革的關鍵在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完善立法、財政、監管體系，為市場經濟的正常順利運行提供服務和幫助。

只有市場和政府系統作用，才能“走”好新型工業化道路，才能徹底實現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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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型工業化道路研究”課題組.中國工業化進入新階段[N].經濟日報，2003-12-01.

[7]李永華.產業高度化不應是由輕向重的過渡[N].南方日報，200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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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姜愛林.21世紀初信息化推定工業化的戰略思考[J].經濟問題，2001，(8).

第3篇

一、FDI理論與工業化理論

所謂新型工業化道路，就是指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道路。

新型工業化道路相對于傳統工業化道路有四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在三次產業的協調發展中完成工業化的任務，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實現工業化；二是在完成工業化任務的過程中推進信息化，而不是把信息化的任務推向未來；三是把實現工業化納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建設；四是在工業化過程中盡力發揮我國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而不是造成大量勞動者失業。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基于我國現階段國情所提出的，他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更加強調可持續發展的工業化。

對外直接投資是二戰以后提出來的，美國經濟學家S.H.海默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一項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提出了壟斷優勢論，也為國際直接投資奠定了發展的基石。鄧寧后來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繼承了先前海默的壟斷優勢論，吸收了巴克萊和卡森等人的內部化理論，又引入了區位理論；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又是對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延伸，他認為一國的凈國際直接投資地位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相關關系。錢納里是以人均GDP為標準來劃分工業化階段，將此標準與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相結合，可以發現，在工業化的各個時期，國際直接投資形式是不同的。（表1）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國際直接投資情況與工業化的發展水平是緊密相連的，根據工業化程度的不同，我們可以分析出不同程度下的國家或者地區之間所具有的優勢，從而影響FDI的規模大小，以及決定是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引進國外直接投資。

而我國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也就是在走工業化發展道路的同時，妥善處理好可持續發展、信息化發展、科技發展和人力資源發展相互之間的關系。從長期來看，可持續發展、信息化發展、科技發展和人力資源的發展直接影響到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環境，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性。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外商的直接投資也會為我國的企業帶來新的管理方式、新的技術和科技，具有優化產業，實現新型工業化的效應，他們兩者之間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

二、遼寧工業化發展及利用FDI現狀

遼寧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的主要重工業基地，它對推動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都有著重要的貢獻，我們在深入研究FDI對遼寧工業化的影響之前，首先判斷一下遼寧在工業化進程中所處的階段，也為更好地發現FDI在工業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供更有效的依據。

（一）遼寧工業化進程判斷及其與全國的比較。2004年遼寧人均GDP是1，968.24美元（2004年末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8.2765），從表1中我們也可以判斷出，遼寧的工業化水平已經超過了國際直接投資階段3的1，500美元的底線，說明遼寧工業化發展已經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后半段，即工業化的加速發展期，此時利用FDI主要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我們也可以根據一些數據，從而得出能夠體現經濟效益、資源與環境、工業信息化等反映新型工業化的評價指標。通過對2005年遼寧和全國部分相關指標的對比，大部分的指標都大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在《遼寧省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工業企業繼續保持著快速增長，2006年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增加值4，167.57億元。除此之外，原材料工業、裝備制造業、農產品加工業、能源產品生產量都較前一年有很大的提高。通過遼寧工業產值與國民生產總值關系的比較，我們也很容易看出，在改革開放初期，遼寧國民生產總值很大一部分依賴于工業生產總值，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和調整，遼寧國民生產總值保持著一個較高的發展速度，但從趨勢上看仍然與工業總產值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相關關系。（表2，圖1）

（二）遼寧利用FDI現狀分析。《遼寧省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指出，2006年年末遼寧的對外貿易國家（地區）217個，對外出口額位于前五名的是日本、美國、韓國、新加坡和香港。其中，全年對日本出口68.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2%；對美國出口41.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0%；對韓國出口33.7億美元，增長16.9%；對新加坡出口12.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8.6%；對香港出口10.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3%。我們從改革開放開始的遼寧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趨勢來看，總體上處于一個上升趨勢，尤其在近幾年保持了一個較為快速的增長，在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外資金額282，410萬美元，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外資金額540，677萬美元，2004年是2003年的1.91倍。（圖2）

三、FDI在遼寧工業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遼寧所走的工業化道路，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優先發展重工業，建成了以鋼鐵、機械、石化等產業為支柱的重工業基地，這種產業結構在一段時間內對于遼寧的工業化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結構似乎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

（一）工業化水平技術含量偏低，產業結構升級緩慢。遼寧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初期的重工業基地，普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這一過程按照工業化演進的一般規律，隨著消費結構的變化，必須經歷由原材料工業為中心向高加工度化工業為中心轉變，由傳統產業為主向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轉變的過程，很多遼寧傳統的重工業企業仍然沒有完全轉型，很多低效率的重工業生產仍然在運作，整體產業結構升級較慢，在煤炭、鋼鐵等具有壟斷優勢的行業，并沒有積極利用外資，改進技術升級。

（二）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日趨突出。遼寧作為工業化發展的大省，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對于環境保護方面的要求日趨加劇，這對于更好地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中，環境問題也是一直關注的焦點，由于過去的產業結構所決定的重污染企業比較多，雖然在進行產業轉型升級，但是環境污染問題依然比較突出。

（三）市場機制不完善，外商企業進入障礙多。首先，由于遼寧大型的重工業企業的性質仍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體制僵化，效率低下問題很顯著，而且由于各種原因，國有企業并不能與外商企業進行多種形式的交流合作，很多國外的技術和管理方式并不能被國有企業所運用。其次，目前外商投資雖然有很多優惠政策，但是政府的審批環節之多，低效率的審批手續還是挫傷了很多外商企業投資者的信心。

四、利用FDI促進新型工業化政策建議

我們倡導新型工業化，就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道路。針對遼寧的具體情況，利用FDI促進新型工業化的政策是很值得借鑒和參考的，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

（一）擴大FDI規模，改善政策環境。對于每一個省份或者地區，要加快工業化的進程，離不開外商直接投資，而要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資，我們需要不斷完善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良好的投資環境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外商投資者的信心。同時，還要不斷改善政策環境，對于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外商投資，要給予政策上的支持，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利用外資加快實現工業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