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管理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開發管理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1.1系統結構設計的安全性

所謂系統結構的安全性設計是指在不影響系統工程正常施工的前提下,系統結構能夠承受各種外界環境因素的影響,有一定的防災害性能。并且能夠在一定的突發狀況下面前有一定的防控強度。安全性是系統工程建設的剛性要求,任何系統的建設都要將工程設計的安全性作為第一考慮因素。2.2系統結構設計的經濟性與適用性經濟性建立在安全性的前提條件之下的,只有保證了系統結構模式的安全性,才能夠考慮建筑系統工程的經濟性和適用性。在一般的情況下,系統工程首先要有良好的內部穩定條件和設計前景規劃,進而為社會創造出良好的服務系統工程。

1.3系統結構設計的耐久性和實用性

一般科學定義情況下系統結構的可靠性,不僅包括系統結構的安全性和實用功能的強大性,也包括系統結構設計的長期穩定性,安全時效性、以及耐久性,并且耐久性是衡量一項系統可靠與否的標志.因此,要想全方面的提高系統工程使用效果需求,在系統結構的設計中就必須要充分考慮其設計結構的有效期限從而進行良好模擬使用環境分析,進而有效提高其結構的安全性能。

2信息管理系統開發的問題化分析

(1)加強系統設計項目的結構安全性設計是充分保證系統工程進行安全運行的有效前提,因此就要聘請富有經驗并且技術水平較高的專業設計師來進行衡量和設計,同時設計師要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和全方位的設計實力,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設計的可靠性,專業性和適用性。

(2)無論是設計單位或者是設計師要不斷提高自身的設計水平,以設計安全可靠的系統工程藍圖為設計目標并且要不斷的加強自身專業知識的學習,努力提高設計能力,從而保證設計工程的長期可靠性。

(3)要對設計的系統工程項目進行全面的設計計算和系統模擬化分析。通常情況下,設計師要考核系統計算項目是否達標,是否符合設計需求。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實際設計計算體系,保證系統質量的達標。

3結語

第2篇

關鍵詞：契丹／礦產／冶煉

契丹民族是中國北方的一個歷史比較悠久的民族，有先進的金屬開采、冶煉和制造技術，契丹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創造了自己的金屬冶煉和制造技能，同時在自己的手工業基礎上廣泛的吸收和采用了中原的先進技術，使其金屬冶煉和制造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契丹境內礦產種類較多，儲量豐富，為契丹的礦業開發和金屬冶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遼代的礦產資源概述

契丹民族的金屬冶煉和鑄造業歷史很早，早在耶律阿保機之前，契丹民族就有了自己的采礦和冶鐵及制造技術，有曷術部落，其地多產鐵，“曷術”即契丹語鐵的意思，根據《遼史》記載，契丹民族有金、銀、銅、鐵等礦產資源。并且“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三黜古斯，曰手山”[1]的開采記載和管理機構。

契丹民族的礦產資源開采的歷史很早，早在公元900年左右就開始開采和利用金屬礦產。耶律阿保機在占領室韋的領土之后，“坑冶，則自太祖始并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遼史·食貨志》，室韋在契丹的東北部，在現在的黑龍江省境內，但根據契丹國志記載，應該是蔑劫子，“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2]?！疤娌⒅T蕃三十六國，室韋在其中”(《契丹國志·諸蕃記》)，蔑劫子也應該在其平定之列。耶律阿保機在平定北方諸國之后，不但取得了其地的礦產資源，也得到了冶煉和制造技術，并且設立了專門的“鐵坊”、“軍器坊”等管理部門。

渤海國在遼寧和吉林的東部，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機征服了渤海國并取得了其地的鐵礦資源，《續文獻統考》和《遼史》都記載“神冊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日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礦，置采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3]，就是現在的鞍山和遼陽一帶，考古挖掘也證實了在鞍山市首山“現煉鐵爐址和煉渣，堆積厚達一米多。遼初已具備了一定的金屬冶鑄技術和原料等條件”[4]。

在燕山山麓的北部，即現在的平泉、寬城、灤平、隆化等縣也發現大規模的遼代采礦和冶煉遺址，遼史記載“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礦。命置冶”(《遼史·食貨志》)，可能即是此地。據河北省承德地區文管所調查，有銀礦、銅礦、鐵礦等開采和冶煉遺址多處。

遼史記載“澤州，采煉陷河銀冶”(《遼史·地理志》)即位于此處，“遼澤州即今平泉縣會州故城，陷河，即今平泉、寬城兩縣境內的瀑河，陷河銀冶所指是分布在陷河兩岸的多處銀礦，我們共發現古礦洞26眼”[5]。另外還發現了大量的居住址和冶煉遺跡，有生活用具、遼代的磚瓦、冶煉爐渣和金屬塊。

1993年10月，在龍煙鐵礦礦區發現的古煉鐵遺址(在河北省赤城縣田家窯鄉境內)，經國家考古部門鑒定，為距今900多年前的遼代煉鐵遺址。“龍煙鐵礦地處河北省赤城縣、宣化縣境內，因赤城縣龍關、宣化縣煙筒山在同一礦脈上，這一綿延百余里的鐵礦得名龍煙鐵礦。‘其礦層之厚、鐵質之佳，亦足為世界太古紀以后，水成鐵礦之罕見者，且水成鐵礦之屬元古界者，推龍煙為首創，腎狀、鮞狀礦并生，亦為它礦所未有。’并在遺址上采集了爐渣和渣鐵標本，經宣鋼中心化驗室鑒定，渣鐵中含有7％的Fe2O3，屬用赤鐵礦冶煉，含硅18％，全鐵54％，正與辛窯一帶的礦質、品位相同”[6]。并測定其年代為964±60年，為公元1020—1170年，應屬遼、金時代的煉鐵遺址。

契丹人除了開采金屬礦床，也開采砂礦床，“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煉得成鐵?！?《契丹國志·王沂公行程錄》)

除了上述礦產之外，《遼史》還記載有其他礦產地，在“圣宗太平間，于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礦，興冶采煉”(《遼史·食貨志》)。

2遼代礦產資源的開發和金屬冶煉

契丹民族的礦產資源的開發和金屬冶煉技術總體上講，已經和中原的冶煉水平相當，這可能與大批的中原技術流入契丹有關，契丹民族無論對開采、冶煉還是鍛造分工十分明確，有專門的開采、冶煉等部落和管理機構。有專門的“打造部落館。惟有番戶百余，編荊為籬，鍛鐵為軍器?！薄镀醯尽ね跻使谐啼洝窂默F在考古情況推斷，遼代的冶煉地多在礦產地附近，但也有在異地的?，F已發現冶煉遺址多處，有銅、鉛、鐵等冶煉遺址和打造遺址。

根據河北文館所調查，在隆化縣隆化鎮遼北安州故城北側，發現銅作坊一處，曾出土了作為原料的殘破銅300余斤和大量的炊具。在寬城縣龍須門鄉王家店村，發現鉛錠五塊，在隆化縣隆化鎮北，發現大面積的鑄鐵遺址，殘存有熔爐的部分殘體，在隆化縣韓麻營村出土有完整的遼代鐵鋤，并有鐵砧子等鐵器出土[5]。其他的考古發掘也證實“遼上京附近坑冶遺址規模相當大，鞍山市首山、河北平泉羅杖子、赤峰遼祖州、饒州、中京遺址都有發現煉鐵爐址和煉渣，堆積厚達一米多”[4]。

3遼代礦產資源的利用

遼代的金屬制品種類較多，從現今的考古發現遼代制造的金屬產品主要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品、軍事武器等幾大類，主要以農業生產工具為主，還有手工工具、生活用具及兵器，其中鐵制工具占很大比重。生產工具類：生產工具是契丹民族利用金屬制品的主要方面，主要以鐵制品為主，現今的考古發現，在承德地區發現有大量的生產工具，如鐵犁鏵、鐵鋤、鐵鐮、鐵刀、鐵鏟、鐵鎬、鐵槌、鐵砧子、銅犁鏵、鐵鑿等。考古工作者在中國東北地區出土了大量遼代的鎬、鋤、鏵、鐮、鍘刀、叉等鐵制農具。在北京地區(遼南京)也有遼代鐵制農具出土，“通縣東門外，順義大固觀、上輦，懷柔上莊，房山焦莊等處出土過幾批，多是農具和生活用具，有鏵、犁鏡、耘鋤、鎬、鐮、鍘刀、禾叉……”[7]。生活用具類：此類物品的金屬種類較多，有金、銀、銅、鐵等，考古發現的物品也比較豐富，出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如鐵鍋、鐵爐、鐵剪、鐵熨斗、鐵提梁壺、三足鐵鼎、六折金鐵釜、銅鍋、銅釜、銅壺、銅盆、銅鈴、銅車川、帶鉤、鐵勺、鐵鎖、鐵鈴、銅鏡等。其他如：刀、斧、鉤、鉗、刀斗勺、漏勺、雙耳釜、叉、矛、甲片、錘、鎬、馬蹬、腳鐐、鐵鏈、熨斗、劍刀、剪刀、鎖、鋤、犁等，應有盡有。特別是隨葬品類：有鎏金銀冠、銀碗、鎏金銀琢、銅琢、銀琢、銀蓋臉、銅蓋臉、銅盂、銅絲網、雞冠壺以及遼代的碗、碟、杯、盤等瓷器[5]。遼代的兵器類制品以鐵制品較多，如鐵劍、鐵刀、銅骨朵、鐵鏃、鐵棘藜等。

契丹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的掌握了金屬開采、冶煉和金屬制造技術，無論從歷史文獻記載和現今的考古發掘來看，契丹的金屬開采規模很大，冶煉和制造技術先進。所制造的物品以兵器類、生產工具類和生活用具類為主。

參考文獻：

[1](元)脫脫．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宋)葉隆禮．契丹國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張鴻釗．古礦錄[M]．北京：地質出版社，1954．

[4]馬利清．從鑄幣業的發展看遼代經濟的盛衰[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33(3)：32—35．

[5]田淑華，石硯樞．從考古資料看承德地區的遼代礦冶業[J].文物春秋，1994，(1)：76—78．

第3篇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數日本人還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報紙相繼報道了一條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責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產品違反伊斯蘭教徒信條，命其三周內收回所有上市產品。隨后，該公司日方社長及日方數名人員被逮捕，工廠暫時停工（注1）。

據報道，該公司1998年起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了美國產的某種酶，而這種酶乃是從豬內臟提取的。人口近二億的印尼國民的80%~90%是伊斯蘭教徒，印尼市場出售的食品都要貼有伊斯蘭教徒可以食用的標志。2000年9月，該公司再次申請可食用標志時，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當局勸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產品。然而該家公司只更換了生產環節的酶，沒有在流通環節上采取行動，以至于發展到被公開指責并被公開要求回收其產品的地步。數日后，印尼總統及當地大學的教授先后發表最終產品無問題的見解，社長等人被釋放，工廠在更換酶之后重新開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決。

然而各種現象表明，此事引起的嚴重后果遠未結束：味素產品在事件后迅速從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頭小賣鋪里消失；有些市民在聽到廣播后，將已買的味素當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一些憤怒的人舉行抗議游行并在寺院前當眾焚燒味素包裝袋（注2）。據報道，該公司四種產品年產約4萬噸、其中90%在當地消費。這樣，即使是短暫時期內的停止銷售，也可推知其損失相當嚴重。此外，味素產品在其他伊斯蘭國家的銷售亦受到影響，在東京證券市場上，日本味素總公司的股票價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擁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進入印尼市場、其產品在印尼調味料市場銷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產的味素產品產量約占味素公司全球產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擁有長期在其他國度生產、銷售、經營經驗的公司，為什么還會產生此類問題？事件之后，各種推測假說紛紛出臺，這里無意去一一辨別。作為非直接經營者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去苦慮今后的具體經營方針或對策，而是應當從這件事的發生背景去重新認識開發異文化國度的經濟市場和進行異文化交流時應注意的問題。

二事件告訴我們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發生著人員的互動、文化的互相接觸。尤其是經濟方面的交往，幾乎象一日三餐一樣平常和頻繁。人們會把他國持有的信仰或各種習俗作為“奇風異俗”來介紹，但是有多少自詡為文明國、先進國的國民們平等地把這些習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員所擁有的一種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會平等地看待其他國度的文化而企圖去接近或進入這個文化，就會在這些異文化氛圍里開展經濟活動時碰到異文化交流潛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沒有機會去當地做調查，無從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場和印尼國民們日常餐飲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狀況，也無從得知味素產品幾時東山再起重建國民對其產品的信賴、重振當年雄威。但是憑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覺，有一點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來，實是“任重道遠”之事。因為該公司不只是簡單地違反了該國家的生活習慣，它所犯的過錯是觸犯了其國民的信仰、傷害了持有異文化的消費者們對其產品以及對產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賴，因而是致命的。

這件事表明日本企業對其進入的國外社會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過高估計了自己對該地區文化的認識能力。企業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認為已達到對異文化的理解。而該地區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對日本企業認識異文化的評價是不合格，并且這種評價以文化沖突導致經濟問題的最壞形式來表達。異文化理解度的差異將會導致經濟交流的失敗，這對欲在21世紀開發異文化經濟市場或者準備進行異文化交流的企業或國家、民族集團來說，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教訓。

從歐美起步的現代文明，總是以自己的文化為標準衡量其他的文化，從而持有優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擁有者們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為基準，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認歐美文明的先進、主動引進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齊的國家或民族，也未必就會完全丟棄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多種文化都欲在21世紀的地球上獲得生存的空間，文化個性的強調與重視，將是21世紀文化的一個特性。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僅僅帶著經濟目標和經濟頭腦進入另一國家或民族的異文化區域，而不在事先盡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則不僅無法順利開展經濟活動、獲得經濟利益，還會碰到異文化的厚重墻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誤解或糾紛之漩渦，最終招致經濟損失甚至引起兩種文化間的重大社會問題。

對企業來說，海外經濟市場是極富魅力的。但是，進出于海外各國的企業如果只有經濟眼光，則會掉入看不見的異文化陷阱。國際經濟市場的開發，應警惕伴隨經濟活動的異文化交往的暗礁。這是味素事件告訴我們的教訓。

三異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對。兩國之間有著漫長的歷史關聯，無論文字、飲食還是居住、穿著諸習俗都可以找出千絲萬縷的關系。出于這種文化背景，兩國之間存在著一種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經滲入很深的意識：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彼此間已不存在文化再認識問題。日本的文化皆從中國傳入，兩文化之間極為相似，持有這種錯覺的人在日本和中國似乎都不是少數。對中日文化的敘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見的相同相似的現象上。而實際上，中日之間因文化意識和習俗的不同而招致誤解的各類“小事件”今日仍頻頻不絕。這類誤解“事件”的頻發和錯誤認識的積累，小則傷害個人間的交往，中則影響企業的經濟運營，大則損害國民形象、甚至會造成民族間的隔閡。限于時間，本文不做理論分析，以下僅從生活習俗方面舉若干事例。

顏色――日中兩國對顏色的認識有著分歧。日本將紅白雙色用于喜慶場面、把黑色服裝視為正式禮服，白色則代表神圣和潔凈。因此，生日賀禮或病愈慶賀、賀升遷、升學以及婚禮賀喜時，都會有紅白雙色彩帶裝飾的禮物；婚禮時也會看到許多著黑西服戴白領帶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著黑服出席中國人的婚禮，或以紅白雙色裝飾賀禮，如果賀禮的受禮方或婚禮當事人對日本文化毫無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當然，若受禮方是重要的企業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戶的話，其后的交易也許會令人擔心。

數字――中國有“四平八穩”、“四六成雙”之說，用具多以四個為一套。而日本忌其與“死”同音而極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飯碗都是五個為一套，塊莖類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數時，也一般改為五個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贈送4件一套的禮品，也許他會稍感驚訝；如果面向日本市場銷售產品，4個一套的國內程式也需要改變。

在日本，9也因其發音與“苦”相同而不大受歡迎。另外，婚禮時慶賀二人結為“一個”家庭，形成“一個”共同體，因此要極力避免2的出現，認為這意味著二人會分手。即使賀禮金額數字為二萬日元時，也要備成面額一萬和面額五千日元共三張紙鈔。若按照中國習慣，送上“成雙成對”的賀禮或意在賀新婚夫婦天長日久而特意將賀禮金額備為“99”、“499”、“999”時，就可能已經撞上異文化的暗礁了。當然，與4、9這些數字相連的慶賀類產品在日本文化氛圍里的銷售也需要動動腦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將陰陽歷合一，傳統年節基本轉為按陽歷舉行，（有一部份按陽歷推遲一個月舉行）。今日日本國內使用的掛歷大部分只印有陽歷。但是，中國至今仍然保持陰歷和陽歷雙軸運轉方式。不了解這一差異的日本大學生于陽歷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間專程前往中國欲看中國的正月情形卻失望而歸；陽歷的7月7日特意向中國的留學生問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卻是“今天是紀念日！”當然，預期的一場有關習俗的對話也就此打住了。當然，只印有陽歷的日本產的掛歷，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量也會有限吧。

此外，結婚、喬遷賀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壽時，中國人避免“送鐘”，贈送龜或貓頭鷹也不宜于中國文化氛圍。

日本國民相互贈送日常生活消耗品為的是不會使受禮方感到接受了棄之可惜之物，但是掛面或小咸菜類在中國未被列入禮品名單；極小的物品會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氣”；接受毛巾或洗衣粉類“禮物”的中國民眾，會發問“是不是覺得我們臟？”

在日本，按照中國習慣去過于關心他人有時會被認為是干涉隱私；在中國，按照日本習俗出于尊重他人隱私而保持距離，有時會被認為是冷淡?！?/p>

不了解中日兩國文化的相異之處以及在日常生活細節方面的表現和兩種文化交往時的注意事項，則會出現上類文化小沖突。以上事例僅僅是與生活意識、習俗相關的例子，屬于文化沖突的淺表層次。倘若觸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諸問題，導致的則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滿或不解，包括經濟在內的各方面都難免受影響。這也對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課題：如何將研究成果還原于社會、為兩國民間文化交往提供正確的知識。

列舉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說明：相距遙遠的兩種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確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間亦存在著流于膚淺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難的問題。異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斷與頻頻發生的誤解，說明真正認識一種文化之難、輕信自我判斷基準的危險性。

同時說明要深入理解一種文化，需要極大的時間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學科大有發揮空間。

味素事件并不僅僅是日本文化與伊斯蘭信仰間的沖突，不能用兩種文化相差太大作為解脫之辭。人類集團的活動，無疑都帶有其文化背景。對待事物的態度與解釋則表現出信仰的不同。過于相信現代化科學技術和自己的經濟能力，輕易地將對方的行為視為迷信、非文明等，這種帶偏見的文化認識尺度是導致異文化經濟交往失敗的所在。對從事多種文化研究的人們來說，這個事件提出了如何確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認識的尺度”這一問題。這種尺度應當具有廣泛的通用性，無論國家相距遠近，文化上是否有關聯，都可以依照同一種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檢驗，以保證能用較客觀的態度看人看己。這種尺度應包括這樣一些基本要素：不盲聽妄信、不輕易對他文化下結論；拋棄文化優越感、克服文化偏見、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識；等等。

要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的深入理解，不僅需要企業有意識地努力，還需要有相當量的對異文化的正確解釋與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對開發國際經濟市場的企業來說，何種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觀的衡量尺度問題，怎樣才能達到這種真正的理解即社會科學向經濟界提供參考的學術可能性問題，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臨的課題。

四國際經濟市場開發與民俗學的作用

現代經濟、國際市場與民俗學，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是相距甚遠毫不相干的領域。但是，發生于21世紀初始的經濟界的事件，為民俗學科指出了在21世紀的新的活動空間。

要使企業進入國際經濟市場，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經濟、歷史、社會等多方面的綜合信息。文化氛圍的異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間信仰、生活習俗的異同等等，處理不好有時會成為毀壞相互信賴關系的導火索。

中國有句古話，要“入鄉隨俗”。而在今日社會，需要事先問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鄉”后順利地“隨俗”。企業是盈利單位，它以經濟運營為主要目標。一般中小企業無力安置專人或設置專門研究異文化的部門。以研究各“鄉”之“俗”、即以文化為研究對象的民俗學科，在積極開發國際市場的經濟界恰恰可以發揮作用。民俗學關于他國、他民族習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企業開發新經濟市場時的參謀，促進經濟界對異文化的客觀理解，幫助企業先知其俗再進入其鄉以便順利展開經營工作。

民俗學在追蹤研究傳統的遺留以及描述農村地區習俗變遷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為經濟界理解異文化、開發異文化地區經濟市場的重要參考資料，這是否可以作為民俗學在21世紀的一個緊迫任務呢？民俗學研究的經濟效果，只靠計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營業額是無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對異文化理解的國際經濟市場開發，只能是構建在沙灘上的城堡。要開發國際經濟市場并長久將其維持下去，則需要借助社會科學的力量打好理解當地文化這一經濟發展的地基。民俗學研究的經濟效益，民俗學在現代社會可以發揮的作用之一，可以體現在經濟界文化顧問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著直接進入經濟運營系統，然而其產生的經濟效益大得多。

積極開發國際市場的經濟界，向民俗學者們提供了民俗學在現代社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學術空間。新的學術空間也向民俗學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學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為努力的目標，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異同而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同一國內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條件允許時積極研究其他國家的民族文化，運用比較研究這面鏡子，認識他國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對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認識。

在異文化地區發展經濟，需要對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幫助經濟界理解異文化的社會學科之一，是民俗學。這是從一個跨國經濟沖突中得到的啟示。

注1：見《朝日新聞》2001年1月5日、1月9日、《讀賣新聞》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報道。由于沒有前往當地實地調查的機會，只能借助報紙報道等文字資料，在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