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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市場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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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市場論文

    第1篇

    姚德權和王帥(2010)認為產融型控股集團的風險容易在內部進行傳導,子公司的風險往往會傳遞到其他子公司或公司總部。[4]文柯(2012)認為一方面產融結合是產業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產業資本尋求更高收益的結果,另一方面,產融結合也容易引發現金流斷裂,風險傳染等一系列風險。[5]王帥(2012)的研究結果表明產融型企業集團在運營期間面臨的風險為利率上升以及利率波動率上升的風險。[6]總的來說,目前,對產融型企業集團的權益市場風險以及利率市場的風險關注相對較多,而對于其外匯市場風險,目前的研究還比較少見。在以往關于外匯風險的研究文獻中,一些學者運用了技術方法,例如Probit、Logit、PanelData、NNs支持向量機等來對匯率波動的行為進行描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外匯風險的預測(Taylor,1995;[7]Rizzo,1998;[8]Wieland和Westerhott,2005;[9]Ruiz,2009;[10]謝赤,等,2008[11])。此外,一些學者,如Pai等(2009)針對單一模型的技術缺陷,嘗試運用Hybrid模型,綜合利用各類模型的優點來提高對外匯風險的預測準度。[12]以往的研究為匯率波動行為的描述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方法和實證結論,但這些研究并沒有較好地針對特定經營主體來分析外匯市場風險。本文從產融型企業這一經濟主體出發,運用中國產融型企業的相關數據來進行研究,從而發現產融型企業集團外匯風險的相關規律和特征。

    二、產融型企業集團外匯市場風險傳導的路徑分析

    產融型企業集團的外匯市場風險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所持有的金融資產容易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其金融資產價值會隨匯率變化而變化;二是如果其匯率敏感性資產和負債的結構不合理,匯率的變化也會產生風險。由此可見,產融型企業集團的資產價值受到匯率變化的影響。針對第二種情況,將產融型企業集團的資產劃分為匯率敏感性資產和非敏感資產,分別用A1和A2表示,同樣地,負債也可以分為匯率敏感型負債L1和非敏感負債L2,令資產和負債的報酬率分別為R1a與R2a,以及R1l與R2l。由此可知,產融型企業集團的資產和負債受到匯率的影響,如果敏感型資產和負債的結構不合理,產融型企業集團極易由于資產負債價值不匹配而產生流動性風險,而這種流動性風險也很容易傳導至集團公司的各個部門。

    三、產融型企業集團外匯市場風險傳導模型構建

    分別針對以上兩個方面的影響,構建兩類不同的實證模型來分析外匯市場風險對產融型企業集團的影響。對于金融資產價值渠道的外匯市場風險傳導,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進行風險傳導的度量。在進行產融型企業集團金融資產價值對其他變量(包括自身的過去值)的回歸時,如果把匯率變化的滯后值包括在內能顯著地改進對產融型企業集團金融資產價值的預測,我們就說X是Y的(格蘭杰)原因。對于第二種類型的風險傳導,本文設計匯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模型如下:對式(14)和(15)進行聯立求解,可以得到聯立方程的回歸系數,通過回歸系數可以推導一定時期內產融型企業集團的外匯風險狀態。參數及其經濟含義如表1所示。

    四、產融型企業集團外匯市場風險傳導的實證研究

    (一)實證研究樣本

    考慮到數據收集的可行性,本文采用已參股金融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具體包括雅戈爾、東方集團、泛海建設、新希望、廣船國際、洪都航空、金融街、中糧地產、中孚實業、中集集團、兩面針、皖能電力、皖維高新、吉林敖東、遼寧成大、東方創業、蘭生股份、申能股份、廈門國貿、東方創業、首鋼股份、湖北金環、錦江股份、武鋼股份、華茂股份、寶鋼股份、長江電力、南京高科、杉杉股份、閩福發A、中金嶺南、航空動力、華新水泥、美菱電器、新華制藥、友利控股、亞泰集團、葛洲壩、海欣股份及其參股的金融企業。樣本數據的期限為2000~2012年。數據來源于金融統計年鑒以及國泰安數據庫(CSMAR)。

    (二)外匯風險度量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定義匯率收益率(Rer)為:Rer=lnERt=-lnERt-1(16)其中,ERt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水平值。在樣本期內,匯率收益率序列有一定的波動集聚性,其匯率風險在某一段時間可能會集中釋放。從Granger因果關系模型來看,宏源證券和東北證券等少數金融企業的資產價值受到匯率變化的影響,對應地,其參股企業如華茂股份、亞泰集團等企業的股權資產價值也受到匯率變化的影響,因此,這些企業在管理過程中,需要更多地關注匯率的變化,對金融資產進行更合理的配置,同時,其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也要關注匯率變化,防范因匯率變化而帶來的投資損失。

    (三)匯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模型參數估計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由于自變量中包括有因變量的滯后項,所以先對模型進行D-W檢驗來判定模型是否存在自相關情況。分別對各個模型進行D-W檢驗,發現D-W值在2附近,因此運用最小二乘法對式(14)和(15)進行參數估計是合適的,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從以上模型可知,匯率風險缺口管理模型系數并不顯著,這反映出匯率的變化和波動率的變化對產融型企業集團在金融市場進行資本運營尚無顯著的影響。

    五、結論

    第2篇

    國際外匯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成交量連續向上突破。自1995年開始,國際清算銀行每隔三年對外匯及衍生市場業務進行調查,并于調查年的九月份公布初步結果,12月份公布最終結果。參與調查的中央銀行大多數來自世界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絕大多數為經濟與合作組織成員,其外匯交易占全球的90%以上,因此調查結果非常權威,常被廣泛引用。以2013年4月的平均匯率計算,1998年、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和2013年的外匯市場規模分別為1.7萬億、1.5萬億、2萬億、3.4萬億、4萬億和5.4萬億美元,增長速度分別為-12.69%、35.73%、65.82%、17.57%、34.67%;按名義匯率計算,外匯市場增長速度分別為-18.86%、56.09%、71.87%、19.46%、34.06%。跟1998年相比,2001年4月傳統外匯市場交易額大幅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歐元啟動后,取消了歐洲貨幣體系中成員國貨幣之間的交易,降低了外匯交易總量。我國外匯市場交易起點低,但發展速度快。人民銀行沒有參與2001年之前的調查,有關數據無從得知,但自2004年以來,我國外匯市場的日均成交量先后達到10億美元、90億美元、200億美元和440億美元。在世界范圍內,我國外匯市場規模還是偏小。我國經濟規模位居世界第二,也是除美國之外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但我國外匯市場規模僅與韓國、瑞典并列第十四;在亞太地區,尚不及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亞和香港的市場規模,而且差距還相當大。英國和美國繼續鞏固了它們在外匯市場的領先優勢,削弱了歐洲其它區域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如法國、德國和瑞士。

    二、人民幣外匯交易的區域分布特點

    人民幣外匯成交量在不斷提升。我國外匯市場規模小于人民幣外匯市場規模,因為人民幣外匯市場既包括國內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外匯交易,也包括境外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外匯交易。2001年4月,在國際清算銀行調查統計的30多種貨幣中,人民幣外匯成交量排名很靠后,僅居第35名;2004年4月(匯改前夕),人民幣外匯成交量排名上升至第29名;2007年4月升至第20名,其市場份額達到0.9%,排名向前進了3位。2013年4月,外匯市場最活躍的九種貨幣依次為美元、歐元、日元、英鎊、澳元、瑞士法郎、加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幣,居前三的貨幣外匯成交量分別為4.7萬億美元、1.8萬億美元、1.2萬億美元,排名居后的貨幣成交量從英鎊起分別為6312億美元、4617億美元、2755億美元、2441億美元、1353億美元、1196億美元。不難看出,人民幣外匯成交量的真正突破點在于2013年4月,其市場份額達到2.2%,也首次從“其他貨幣歸類”中脫穎出來。就交易的貨幣對而言,人民幣對美元交易日趨活躍。在剔除本地經紀商間的重復計算后,人民幣對美元的交易成為全球第最活躍的貨幣對(2.1%),僅次于美元對歐元(24.1%)、美元對日元(18.3%)、美元對英鎊(8.8%)、美元對澳元(6.8%)、美元對加元(3.7%)、美元對瑞士法郎(3.4%)、美元對墨西哥比索(2.4%)。這充分反映了我國的國際經濟地位迅速上升,國際外匯市場越來越多地關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化趨勢。為了幫助中小企業規避匯率風險,1996年香港和新加坡先后推出了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合同的交易(Non-deliverableForwards);2006年8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推出了人民幣對美元、歐元和日元的期貨和期權產品。人民幣外匯交易的地理區域比較分散。其中,我國境內的交易只占22.71%,境外人民幣交易還沒有形成一個主要中心,香港、英國和新加坡成鼎足之勢。跟人民幣交易相比,其他主要貨幣的交易量集中在境外市場,英國和美國占盡國際金融中心的地利優勢,而其他金融中心至多是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難以挑戰倫敦和紐約的競爭地位。這也是中英兩國在金融方面合作的主要目標,即倫敦打造成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香港也有其競爭優勢:其離岸人民幣存款由2004年2月的不足9億元飆升至2013年10月的7816億人民幣;其人民幣實時清算體系為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等其他機構提供服務。外匯市場是個高度開放的金融市場,而非完全的本土化市場,因此跨境交易是外匯市場的根本特點。換言之,一國或地區發生的外匯交易必然包括境內交易和跨境交易兩部分,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跨境交易占比較高。全球主要外匯交易中心(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香港和澳大利亞)的跨境交易占比很高,幾乎占五成以上,而離岸中心的占比尤其高。相比之下,2013年4月,我國外匯市場的跨境交易占比僅為16.17%,居表中所列國家或地區之末。我國外匯交易市場主體缺乏來自境外的市場參與者。也就是說,我國外匯市場的對外開放力度不夠,或者境外機構沒有積極參與市場的交易活動。

    三、外匯市場發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外匯市場的最初發展動力源于國際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業務往來,但資本項目交易后來者居上,成為現代匯市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一般而言,一種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可用五個指標測算:國際貿易結算中的計價貨幣、國際借貸業務中的標價貨幣(國際銀行信貸市場)、國際證券市場的標價貨幣、官方儲備貨幣中的標價貨幣、外匯市場的成交量。由于國際貿易中的計價貨幣數據難以獲取,并且也沒有國際機構進行過權威的統計,各種貨幣在國際貿易中的計價地位僅限于推測。相反,主要銀行的跨境業務、國際債券市場規模和外匯儲備的貨幣構成均有系統、連貫的統計資料,因此可信度很高。國際主要貨幣在外匯市場的成交量跟該貨幣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地位高度相關。除了國際債券市場外,主要貨幣在國際銀行業務中的地位以及在官方外匯儲備中的占比跟在外匯市場的排名完全一致。我國銀行的國際業務不活躍,人民幣在國際債券市場的表現也比較沉悶。人民幣國際化缺乏強大的金融市場做后盾。這里所指的金融市場包括在岸金融市場和離岸金融市場。如果我國在岸金融市場高度發達、高度開放,離岸金融市場的人民幣資金池子具有較強的深度和廣度,那么國際資本流動會進一步提高國內市場和離岸市場的效率和競爭力,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才會實現質變過程。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起步較早,但離岸人民幣借貸業務并不活躍,人民幣資產品稀少,人民幣利率低于在岸的利率水平,許多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目的不在于投資,而是等待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有關國際銀行和外匯儲備的統計數據沒有提供詳細的貨幣分類數據,本研究僅選取國際債券和外匯市場數據,采用面板數據方法分析外匯市場與國際債券市場的長期關系。文章的外匯成交量數據取自國際清算銀行的《央行每三年一度調查:全球外匯市場活動》,時間跨度為1998-2013年。國際債券市場數據取自國際清算銀行出版的《季度評論》(QuarterlyReview)各期。另外,國際清算銀行只公布季度末數據,但三月份的數據跟四月份的債券市值(存量)差別不大,所以本研究選取三月份的數據以替代無法獲取的四月份數據。文章選取了澳元、加元、歐元、港元、墨西哥比索、新西蘭元、挪威克朗、英鎊、新加坡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美元和日元的外匯成交量及其標價的國際債券存量。文章采用面板數據方法分析這些國家貨幣與國際債券市場的關系,首先依照通用的計量技術先對原始數據對數,然后建立合并數據表。為了排除偽回歸,本文先對合并后的外匯交易量和國際債券市值數據作單位根檢驗,結果詳見表6。檢驗結果表明,這些面板數據的序列為非平穩序列,均存在單位根,p概率值等于1,即我們只能接收原序列存在單位根這個事實。但一階差分序列為一階單整序列,其概率值為零,我們否認一階差分序列存在單位根,這些時間序列服從I(1)如果僅考慮以標價貨幣發行的國際債券市值,相同系數、加權模型表明,以一國或地區貨幣標價的國際債券市值每增長1%就會引起該貨幣外匯成交量增長0.12%,且各項統計量均顯著。這充分說明,一個國貨或地區貨幣的國際化程度是外匯市場規模的決定因素之一。貨幣國際化程度越高,用該貨幣標價的國際資產就越多,貨幣兌換就越活躍,外匯交易量自然就大幅度提高。

    四、我國離岸金融中心建設與人民幣外匯市場

    綜合上述分析,發展和壯大人民幣外匯市場的關鍵是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而后者發展的關鍵是必須有序開放我國資本項目。我國自貿區建設的重要目的就是進一步擴大金融對外開放、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其實,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就是逐步實行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其必然結果便是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人民幣跨境使用所指的領域主要是國際貿易、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銀行信貸,次要領域則是衍生品交易。《中國人民銀行的關于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實際上勾畫出離岸人民幣金融中心建設的藍圖。自從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推出以來,人民幣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結算占比大幅度提高,現已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結算貨幣。2011年,我國以人民幣結算的對外商品貿易占總比的6.6%;2012年占比提高至16.7%。香港的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發展尤為迅速,僅2012年就達到了2.6萬億人民幣。我國自貿區的離岸中心建設目的之一就是要強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這一趨勢,因為在岸企業以人民幣支付的海外進口是非居民的人民幣資金來源。除了用于進口貿易外,非居民的人民幣資金主要用于購買人民幣資產,也就是說,我國的相關政策必須擴大境外人民幣資產池子,并解決境外人民幣回流問題。如何擴大境內外人民幣資產池子?這是新一輪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國出臺的相關政策放松了管制,從某種程度上方便資金的流動。人民銀行的《意見》規定,上海自貿區采取了分離式賬戶管理模式,放寬了區內資金向境外流動限制,還允許區內企業的境外母公司在我國境內發行債券,也允許區內企業從境外市場進行本外幣融資,但政策趨于謹慎,依然保留了已有的一些管理限制。資金流動僅限于區內居民貿易賬戶、非居民貿易賬戶、境內非居民賬戶和境外賬戶之間的資金可以自由劃轉;賬戶內本外幣不得自由兌換,自貿區內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機制功能被限制。區內居民貿易賬戶因經常項下業務、還貸、實業投資及其他符合規定的跨境業務與境內區外的銀行結算賬戶發生的資金流動被納入跨境業務管理。就直接投資而言,有關規定有審批制度改為向銀行直接辦理,簡化了辦理手續,從某種程度上方便跨境人民幣投資。其實,我國對外商直接來華投資的政策比較寬松,因此新規定實際上促進國內企業自己用人民幣或外幣對外直接投資。自我國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我國的資金一直為正數,特別是1993年以來,年流入凈額達到300億美元以上。

    自貿區設立能否扭轉這一趨勢?跟直接投資相比,證券投資規模更大,對人民幣外匯市場影響力更強。然而,《意見》對跨境證券投資的政策規定不多。截止2012年底,國外對中國的證券投資規模為6442億美元(約合2.3萬億人民幣),其中股票投資為5066億美元,占我國股票總市值13.7%。這表明,我國現有的金融市場開放水平不高,法律建設還有待完善。境外資金進入國內金融市場的限制依然較多,《意見》也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突破,基本沿襲了2011年12月公布的人民幣合格國外境外投資者做法。區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可按規定進入上海地區的證券和期貨場所進行投資和交易。這顯然是指區內的境外金融機構和企業,因為本國金融機構和企業無需繞道進入這些市場?!鞍匆幎ā笔侵甘裁匆幎ǎ窟@應該指現有規定?!兑庖姟吩试S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可在一定額度內進入境內銀行間市場展開拆借或回購交易,也沿襲了人民銀行2010年8月公布的辦法。事實上,市場開放度依然受到額度限制。在對外方面,《意見》允許符合條件的區內企業按規定開展境外證券投資和衍生品投資業務。顯然,這是針對國內企業,因為境外企業無需繞道中國再投資境外金融市場?!鞍匆幎ā庇质侵甘裁匆幎??換言之,國內資金在境外進行證券投資依然受到限制。在融資方面,《意見》允許區內企業的境外母公司可按國家有關法規在境內資本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目前的困境時除了少數國際金融機構外,尚無境外企業在我國發行人民幣債券?!兑庖姟吩瓌t上允許試驗區的中外合資企業、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其他組織可按規定從境外融入本外幣資金,但嚴格限制本幣的使用范圍,即不得用于有價證券和衍生品投資,也不得用于委托貸款。《意見》沒有涉及國際銀行信貸業務。資本自由流動是離岸金融中心存在的必須條件,也是本幣國際化的先決條件之一。在這些大量頻繁的金融交易活動中,本幣國際化就水到渠成,無需刻意去為之,因為它有著強大的現實基礎。作為大額、高頻金融交易的后盾,自貿區的金融基礎設施必須達到世界一流水準,必須構建多幣種、多層面的平臺,實時處理涉及主要本幣和外幣交易,覆蓋了包括銀行、股票和債券的多種金融中介渠道,并與周邊國家的有關系統無縫聯接。我國現有境內外幣支付體系,而跨境支付體系尚在研究和規劃中。2012年,境內外幣支付體系處理業務111.05萬筆,金額為5327.37億美元。相比之下,香港美元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USDCHATS)同期處理業務381.7萬筆,金額為40256億美元;香港人民幣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RMBCHATS)同期處理業務108.7萬筆,金額為62萬億港元。可見,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遠達不到國際水準,依然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五、結論

    第3篇

    我國目前進出口貿易情況

    2003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851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7.1%。其中出口額4384億美元,增長34.6%;進口額4182億美元,增長39.9%。對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出口均增長較快(見表1)。

    從數據中我們不難發現我國對歐盟的貿易額在迅速增加且增速超過了美國。同時,美元的強勢地位在相對衰落。這樣一來,外貿結算中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比例相對下降,而以歐元等為計價單位的比例會上升?,F在我國實際上實行的是近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制度消除了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波動,但卻不能消除人民幣與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目前的進出口狀況表明我國進出口企業承擔的匯率風險在增大。

    我國外匯儲備與存貸狀況

    據中國人民銀行黃金和外匯儲備報表顯示,截止2004年6月,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高達4706.39億美元。其中美元占據一半多。截止2003年報11月,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含外資)外匯存款余額為1505億美元,其中企事業單位外匯存款余額達538億美元,而儲蓄存款余額則為861億美元。同時,至11月末,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含外資)外匯貸款余額為1306億美元。從2002年初起,美元大幅貶值對于我國高額的外匯儲備與存貸額產生了負面影響。

    從我國進出口貿易和外匯儲備與存貸情況來看,我國的企業和銀行有歸避外匯風險的需求。

    外匯期貨在我國是否有需求

    我國外匯現貨交易的情況

    我國外匯交易在市場結構上,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客戶與外匯指定銀行之間的交易;二是銀行間的外匯交易,包括外匯指定銀行之間的交易和外匯指定銀行與中央銀行之間的交易,后者占據主導地位。

    據中國人民銀行外匯交易統計表的統計數據,2004年上半年銀行間外匯市場共123個交易日,四種交易貨幣總成交量為793.19億美元,比2003年上半年(590.75)增長34%。(見表2)

    從表2不難看出,我國外匯交易量漲幅明顯,尤其是對港幣與日元。但是交易量最大的美元,其匯率變化幅度卻是微小的。

    遠期結售匯業務

    遠期結售匯業務是目前國內市場惟一的保值工具。所謂“遠期結售匯業務”是指外匯指定銀行與境內機構簽訂合同,約定將來辦理結匯或售匯的外匯幣種、金額、匯率和期限;到期外匯收入發生時,即按照遠期結售匯合同辦理結匯或售匯。通過辦理這項業務,境內機構可以在涉及外匯資金的投資、融資以及國際結算等經營活動中達到“避險保值”的目的。

    但由于對國際匯市變動的方向可預見性差和美元對人民幣匯價的相對穩定的原因,我國的遠期結匯業務并未發揮其真正的保值作用。

    我國目前外匯市場存在的問題

    從我國外匯現貨市場和遠期結售匯業務來看,我國的外匯市場至今發展仍不成熟,缺點包括:第一,外匯市場組織體系不健全。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完整的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應包括央行、外匯銀行、客戶(企業、個人)和外匯經紀人,而我國目前外匯市場上實際只有兩個主體:央行和外匯銀行,而沒有實際意義上的經紀人。第二,在交易性質上,我國的外匯交易市場僅是一個與現行外匯制度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不具有現代外匯市場所具有的金融性。第三,從市場公平上看,由于實行銀行結售匯業務,企業貿易和非貿易項下的外匯需賣給銀行,因此外匯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供求關系不平衡。第四,從對外聯系上看,我國的外匯市場與國際市場基本上是隔離的,因而對國際匯市的變動預見性較差。

    外匯期貨的意義與特征

    外匯期貨是指在有形的交易市場,通過結算所(ClearingHouse)的下屬成員清算公司(ClearingFirm)或經紀人,根據成交單位、交割時間標準化的原則,按市場價格購買與出賣遠期外匯的一種業務。

    外匯期貨的特點在于:

    外匯期貨交易所交易的貨幣必須為特定的國際性貨幣,例如英磅、美元等硬通貨。

    買賣雙方須通過指定交易所以公開喊價的方式進行交易。期貨交易與遠期交易不同,買賣雙方必須在指定的交易所(如IMM)進行交易;交易所為保障每位參與者都有公平參與的機會,采用公開喊價的方式進行期貨交易。同時,買賣雙方必須委托經濟人才能在交易所內買賣,因此這種交易方式具有匿名保密的效果。

    成交合約標準化是期貨市場與遠期市場的另一種重要區分。標準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交易數量標準化——每一份外匯合約都由交易所規定標準交易單位。例如,英磅期貨合約的交易單位為每份25,000英磅交易時,參與者只需告訴經紀人需要買入或賣出多少份即可;交割日期標準化——國際貨幣市場所有外匯期貨合約的交割日期都是以3月,6月,9月,12月作循環,且交割月的第三個星期三為該月的交割日。

    最小價格波動幅度。國際貨幣市場對每一種外匯期貨報價的最小幅度都作了規定。在交易場內,經紀人所作的出價或叫價值只能是最小波動幅度的倍數。

    清算中心與保證金制度。到期交割需通過清算中心進行,且清算中心有保證買賣雙方履行契約的義務。保證金是指在進行期貨交易時,期貨交易者為了確保合約如期、正常履行而在交易所指定的賬戶中存入的款項,作為履行合約的財力保證。

    標準化的合約減少了因對合約內容的疑義而產生的貿易爭端。對交易者匿名保密,可以保護進出口商的商業機密。同時,清算中心與保證金制度,可以確保雙方履約的能力,避免信用風險的產生。

    從外匯期貨市場的意義與特征來看,在我國設立外匯期貨市場不僅可以幫助企業和金融機構規避外匯風險與信用風險,同時可以完善我國外匯市場的組織體系、加強我國外匯市場同國際外匯市場的聯系,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但是人民幣不是國際性貨幣,因而不能直接進行人民幣對外幣的期貨交易。

    外匯期貨市場一旦建立,能否發揮作用

    外匯期貨的功能

    外匯期貨作為期貨的一種,主要有兩種功能:價格發現與避險。

    價格發現

    價格發現的意思是透過期貨市場去了解未來現貨的價格。買賣期貨合約是雙方同意在未來某個時點以目前決定的價格進行交易,因此期貨價格和人們預期在交割時的現貨價格必定有關,而且精確性往往比其他預測方法要高。若人們可以預期未來的價格,那么在作消費或投資時可以考慮更周到,決策結果可以更有效益。

    利用期貨價格估計未來現貨價格是否有效,則取決于估計的精確性。由于期貨交易是集中在交易所進行的,而交易所作為一種有組織、規范化的統一市場,集中了大量的買者和賣者,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形成價格,它基本反映了真實的供求關系和變化趨勢。

    避險

    避險的基本概念是將風險轉移出去,規避價格變化所可能帶來的損失。外匯期貨市場可以規避各種因匯率變動所產生的風險。一般而言,有交易風險和換算風險兩種。交易風險是指涉及實際交易將一貨幣轉換成另一貨幣時發生的外匯風險。在進行會計處理時,將一種貨幣轉換之另一種貨幣因匯率變動造成資產或負債值改變的風險,此時沒有實際的外匯交易,稱之為換算風險。

    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有很多,如通貨膨脹率、利率差異、經濟增長率差異、預期因素、中央銀行的干預、政策差異、國際收支狀況。

    我國的匯率政策及特點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匯率并軌,建立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因此,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一匯率制度的特點是: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是決定人民幣匯率的主要依據,中國人民銀行根據銀行間外匯市場前一天的匯價,決定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并通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和國際市場各種可自由兌換貨幣的匯率,套算出人民幣對其他各種可自由兌換貨幣的匯率,該匯率是當日各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以及外匯指定銀行與客戶之間進行外匯與人民幣買賣的交易基準匯率。

    但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一直穩定在1:8.27左右,同時我國外匯市場上供求關系不平衡,因此人民幣匯率實際上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政策。

    調節匯率的方法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和行政手段。匯率并軌后,國家成立了外匯公開市場操作室,及時吞吐外匯和人民幣,以保持匯率的穩定。我國中央銀行利用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利率政策以及各種法規制度,調節和監控外匯市場,使其有序地、規范地運行、必要時對外匯市場進行直接干預,確保匯率穩定和經濟發展。

    中央銀行對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實行限額比例管理。央行規定,各外匯銀行持有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超過其高限比例部分,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賣出;而在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降低到其低限比例以下時,則應及時從銀行間外匯市場購入補足。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的發展水平和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不一定能發揮出來。它需要大量的信息和與國際貨幣市場的聯系,才能對未來價格做出精確的估計。而我國目前遠期外匯市場的匯率走勢預測都存在很大誤差。

    避險功能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對除美元以外的國際性貨幣。我國居民經常進行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兌換,但由于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使得我國居民的避險意識不強。

    結論

    我國目前企業與銀行有利用外匯期貨市場規避外匯風險、進行套期保值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國的匯率政策和外匯市場的缺陷,雖然可以建立外匯期貨市場,卻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

    筆者認為可以有兩個方案來建立我國的外匯期貨市場:

    一種是像當年臺灣建立股指期貨市場一樣,先開放國內投資者從事國外的外匯期貨交易,然后再建立國內的外匯期貨市場??梢栽趪鴥仍O立外匯期貨經紀商,國內的居民可以通過國內外匯期貨經紀商的交易通道在國外外匯期貨市場從事外幣對外幣的外匯期貨交易。等到我國完全開始實行浮動匯率政策,人民幣具有國際性貨幣性質后,再開放國內外匯期貨市場。那時,我國的外匯期貨經紀商已經積累了一定的操作經驗,同時居民的避險意識也增強了,這樣外匯期貨市場的功能就可以充分發揮出來。

    另一種方案是現在經常被討論的:先進行國內企業、居民、機構外幣對外幣的期貨交易,來套期保值。在操作上,與國際主要期貨市場進行合作和聯網,做國際外匯期貨市場的一部分,以獲得經驗,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后,再放開人民幣與其他外幣的期貨交易。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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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簡淑綺,《從臺灣外匯管理制度之演進看中國外匯制度之未來可能發展》,臺灣經濟研究月刊,2003.11

    5.劉玉操,《國際金融實務》,東北財大出版社,2001

    6.卓駿,《國際金融實務》,人民郵電出版社,2003

    7.景學成,《國際金融發展與中國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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