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金融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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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根據North(1990)的制度變遷理論，一種經濟制度由于某些歷史性事件的發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額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經濟制度更具有經濟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廢除這一由歷史性事件的先行發生而形成的經濟制度，選擇一種新的經濟制度是非常困難的，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往往具有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對于各個經濟主體，對新形成的經濟制度適應得越快，越能從中獲得制度租金，從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階層。新的既得利益階層的形成有利于維持制度的穩定性，但同時也會由于擔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變革，使經濟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劣化，這就是經濟制度的適應效率(adaptiveefficiency)問題。既得利益主體對制度變革的抵制越強烈，制度的適應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來的經濟制度在原來的經濟環境下具有經濟合理性，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原有經濟制度就不再能夠有效地發揮其積極作用，甚至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靈活的、能很好適應經濟環境變化的經濟制度能夠通過自身的變革而繼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僵化的、適應效率低下的經濟制度會在變化了的經濟環境中日趨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經濟制度所代替，而此時國民經濟往往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戰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徑依賴
二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從金融制度結構的層面看是以銀行為中心，銀行與企業之間保持長期的和多方面的關系。從金融管制的層面看，銀行業受到政府的嚴格保護。而在30年代之前，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與銀行業在企業融資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對銀行實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銀行制度)。決定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關鍵因素，一是1927年的銀行危機，二是戰時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銀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發生了大規模的存款擠兌和銀行破產風潮，一年之內共有45家銀行破產，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稱為昭和銀行危機。雖然銀行危機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后發行的“震災票據”得不到妥善處理而導致存款擠兌和銀行破產，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對銀行業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銀行條例沒有最低資本金和貸款風險控制方面的規定，銀行業的特征是數量多、規模小。
與美國政府在30年代的銀行危機后建立以存款保險制度為核心的銀行監管和金融安全網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機處理對策是銀行業的集中。1928年開始實施的銀行法要求普通銀行的資本金達到100萬日元，資本金不足的銀行只能通過與其他銀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資本金，自我增資不予以承認。大藏省提出了“一縣一行”的銀行合并目標，由于有些銀行不愿失去獨立的經營權力，當時的合并并不順利，直到進入戰時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實現了“一縣一行”的目標，這些銀行就是二戰后的地方銀行。同時，國民儲蓄不斷向屬于財閥系統的大銀行集中，這些大銀行就是戰后的都市銀行，作為戰后日本銀行體系主體的都市銀行和地方銀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發動侵略我國的滿洲后，日本進入了戰時金融管制時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資金分配，以保證軍需企業的優先資金供應。1944年開始實行“軍需企業指定金融機關制度”，根據這一制度，各軍需企業與銀行“配對”，銀行不僅保證“配對”軍需企業的資金供應，還積極參與“配對”軍需企業經營管理和財務監督。舊財閥體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業，戰時“配對”體制下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密切關系保存了下來，戰時軍需企業的指定銀行大多成了戰后這些大企業的主銀行，這就是戰后日本主銀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戰時金融管制嚴重地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債券的發行，而“公司利潤分紅及資金融通令”(1939年)對股票分紅和股東權限的規定嚴重限制了股票市場的發展。
1．2銀行保護政策的形成
由于戰時金融管制嚴重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戰敗后的經濟重建只能依靠銀行體系，通過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制度實現經濟的增長，日本政府對銀行業的保護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銀行業和證券業的分業經營、控制發放新的銀行執照嚴格控制新的競爭者進入銀行市場，二是通過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價格競爭。
實行利率管制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是，當時國內的利率水平明顯高于國際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過降低利率來降低企業的借款成本，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成為當時重要的金融政策課題。戰敗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國內儲蓄，嚴格的外匯管制又限制了外國資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貸款利率管制兩個方面，由于當時的日本國民除了銀行存款之外沒有其他的金融資產可供選擇，政府對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貸款利率沒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內的短期貸款利率雖然受到管制，銀行可以通過低利率的企業存款等辦法調整實際的貸款利率，因此對貸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這意味著低利率政策為銀行創造了獲得壟斷利潤的機會。吸收的存款越多，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由于嚴格禁止贈送禮品等隱性價格競爭，要擴大存款唯一的途徑是擴大營業網點。
2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的適應效率
戰后的日本金融制度為銀行提供了盡可能多的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的動力，在經濟高速增長期，企業的投資需求旺盛而國民儲蓄不足，這種動力無疑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進入經濟成熟期后，大企業投資需求減少，貸款擴張的沖動助長了泡沫經濟的形成和膨脹，銀行貸款組合的風險也隨之增加。一旦泡沫經濟破滅，金融制度本身的危機也就在劫難逃。
2．1戰后日本金融制度與高速經濟增長的關系
在50～70年代初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大企業對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投資需求旺盛，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的主銀行。80年代以來，日本和西方的學者從主銀行制度入手對戰后日本金融制度和高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作了大量的研究，雖然有不少學者認為主銀行制度下銀行和企業之間長期的、多方位的密切合作有利于減少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但是迄今為止，主銀行制度是否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在學術界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本文試圖在金融約束(financialrestraint)理論的框架下分析戰后日本的金融制度對高速經濟增長的貢獻。以麥金農和肖為代表的新古典金融發展理論認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會損害經濟的發展。但是，8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的金融自由化以及隨后發生的金融危機的現實，對新古典金融發展理論構成了很大的威脅，金融約束理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雖然金融約束與金融抑制都包含利率管制，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在金融抑制下，政府通過利率管制從民間金融機構獲得制度租金，而在金融約束下政府讓民間金融機構保留制度租金。第二，在金融抑制下，實際利率(由政府制定的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往往是負值，而在金融約束下，利率管制相對溫和，實際利率為正值。
政府通過利率管制使民間銀行獲得一定的制度租金可以從兩個方面改善銀行的激勵結構。第一，制度租金和特許權價值(銀行存續期內制度租金的現在價值之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銀行的道德風險，促使銀行加大在企業監督方面的投資。因為一旦由于銀行的資產組合風險太大，或者對企業的監督不力而導致銀行破產，銀行的特許權價值也就不復存在了。第二，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越多，銀行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為了吸收更多的存款，銀行就會積極地增設營業網點，而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銀行對營業網點的投資有利于動員更多的國民儲蓄，抵消存款利率管制對國民儲蓄的負面影響。換言之，銀行部門對營業網點的投資具有正的外部效應，投資的社會收益大于銀行自身的收益。
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政府的利率管制相對溫和，實際利率依然為正值，加上銀行營業網點的發展，使得日本的儲蓄并沒有受到嚴重的抑制。而銀行獲得的制度租金(特許權價值)又促進銀行加強對借款企業監督，從而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和促進經濟的高速發展。因此，可以認為戰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是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的。
2．2經濟成熟期后日本金融制度的劣化
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開始進入成熟期。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機后的通貨膨脹使名義的經濟增長率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上。進入80年代后，隨著通貨膨脹的終息，名義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大企業的投資需求開始減少，國民經濟從儲蓄不足變成了儲蓄過剩。盡管如此，銀行業的目標依然是要維持貸款規模的高速增長，為此，大銀行開始轉向高風險的中小企業貸款和商用房地產貸款市場。由于經濟發展速度的下降，貸款余額占GDP比重從70年代的70％上升到80年代末的110％，正是這種貸款規模的擴張沖動助長了泡沫經濟的形成和膨脹。
擴張沖動的根本原因是戰后初期形成的銀行保護政策。有政府的嚴格保護，沒有銀行認為自身有破產的風險，而在低利率政策下，貸款規模越大，銀行的利潤也就越多。因此，雖然戰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特別是政策層面的金融管制促進了50—70年代初的經濟高速發展，當經濟進入成熟期后，原來的金融制度賴以發揮效率的經濟環境已不復存在，這樣的金融制度的繼續存在就開始扭曲銀行激勵結構，損害國民經濟的健康成長，而金融制度自身也一步步地走向危機。
2．390年代的金融制度危機
進入90年代后，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和股票房地產價格的下跌，中小銀行和住宅金融專門公司的經營困境和破產問題就開始出現，但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和銀行都沒有意識到這是金融制度危機的開始。銀行一方面通過持有公司股票的資本利得的會計處理來掩蓋經營上的虧損，一方面強烈抵制對外公開不良債權信息。
1995年大和銀行紐約分行在美國國債投資中心的巨額損失事件動搖了國際社會對日本銀行業的健全性和政府金融監管能力的信心，其重要的標志是日本溢價(JapanPremium)的出現。
到1997年金融危機從周邊地帶發展到了中心地區，三洋證券、北海道拓殖銀行和三一證券等大型金融機構相繼破產，雖然在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21銀行(以大銀行為主)注入了1兆84日元資本金，日本溢價還是大幅上升。到1998年秋，作為日本長期信用機構核心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和日本債券信用銀行已瀕臨破產。
面對嚴重的金融危機，日本政府制定了包括60兆日元的政府資金援助在內的金融制度安定化計劃。該計劃以“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化法”為核心，根據“金融再生法”，設立了特別政府管理制度(一時國有化)和金融管財人制度。根據“早期健全化法”，政府通過購買銀行的優先股和次級債券增加銀行的自有資本。政府暫時接管了日本信用銀行和日本債券銀行，并對18家大銀行注入了7兆4592億日元的資本金。同時，根據“金融再生法”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員會，設立了債權整理回收機構(日本版RTC)。
這些緊急對應措施避免了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國際社會對日本金融制度安定性的信心也開始恢復，日本溢價開始消失。但是，金融危機的最大隱患——銀行的不良債權問題并沒有由于政府資金的投入而改善，不良債權不斷增加。
到了今年3月，受美國經濟減速和股市下跌的影響，日本的股價指數也急劇下跌，日經平均指數曾跌破12000點。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再次引起國際社會的擔憂。由于日本的銀行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股市的持續下跌將使銀行無力處理不良債權，使銀行達不到巴塞爾協議的資本充足率要求甚至破產，而日本大銀行的破產不僅會嚴重損害日本金融制度的安定性，對國際金融制度都將是嚴重的打擊。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了緊急經濟對策，通過成立專門的“股票購買機構”緩解因銀行減持公司股票給股票市場造成的壓力，同時要求大銀行對實質上已破產或瀕臨破產企業的不良債權，在兩年之內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剝離，以恢復國際社會對日本銀行業的信心。
3市場競爭與制度變遷的適應效率
日本金融制度危機的一個這樣教訓是，進入經濟成熟期后，金融當局并沒有改變對銀行的嚴格保護政策，從而扭曲了銀行的行為。實際上，低利率政策到1994年才完全廢除，而且是迫于美國的壓力，即為了減少日美經常收支不平衡和貿易摩擦，日本才同意開放境外日元交易并分階段取消利率管制。而銀行業與證券業的“放火墻”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推倒，銀行和證券公司只能通過子公司的形式實現業務滲透。
如何解釋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對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非效率性呢?CoastandMorris(1995)從更一般意義上分析了制度慣性(政策慣性)問題，認為抵制制度變革的主要力量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主體不愿失去舊制度帶給他們的制度租金；二是制度變革需要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協調，而制度變革的交涉成本(bargainingcost)往往高于維持舊制度的交涉成本；三是在舊制度形成之初，各利益主體的適應性投資具有沉淀成本的性質，當制度變革后，當初的投資就可能變得沒有價值，對當初適應性投資的保護也就成了抵制制度變革的力量之一。
具體到戰后初期形成的日本金融制度，由于擔心失去壟斷利潤，銀行業自然會抵制金融制度的變革，壟斷利潤越大，制度變革的交涉成本也就越高。為了適應戰后初期形成的金融制度，日本銀行業在組織體系和人力資本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投資，比如負責與政府部門打交道的計劃部門在銀行內部組織結構中最為重要，因而在計劃部門配置了最優秀的人才。而當金融制度變革后，這方面的投資就很可能失去其價值，對這部分投資價值的保護也成為制度變革的抵制力量之一。
在日本的一個慣例是，金融當局(大藏省和日本銀行)的官員退休后往往到民間銀行部門擔任重要職務，銀行保護政策下的一部分壟斷利潤就以“京官”再就職的形式轉移到了金融當局，其結果是金融當局也有積極性維持原來的金融制度。
給定一個健全的金融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制度危機對經濟增長的嚴重損害，金融制度的適應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決定一國金融制度適應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要從理論上對這一問題做出完美的答復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盡管如此，對半個世紀以來日本金融制度的形成、發展和最后走向危機的歷史考察，我們的一個強烈直覺是，競爭程度是決定金融制度的適應效率的重要因素。新的競爭者的進入可以減少既得利益階層的制度租金，可以打破既得利益階層的均衡，從而使金融制度保持一定的靈活性，更好地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因此，市場競爭的意義，不僅在于提高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還在于提高制度資源的適應效率。
4結語
第2篇
作者：耿傳輝 單位：吉林大學學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國金融危機與金融倫理缺失
在這場危機中首當其沖的投資銀行更是面臨著整個業務全面萎縮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業的影響，美國和歐洲的股市紛紛發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連續跌破歷史紀錄。金融機構與股市的糟糕表現對實體經濟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從事汽車、建筑、房地產等行業的企業紛紛出現大規模的虧損與破產，其他各行業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如今，美國的次貸危機、歐洲的債務危機已經從單純的債券市場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很多國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響，經濟陷入衰退。各國開始聯合行動，試圖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但是到今日，這些行動和方法還是乏善可陳，沒有對危機的緩解起到決定性作用，金融機構的風險依然巨大，投資者的信心依然在冰點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樣繁多的歐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濫用？是什么讓無數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著巨大的風險去持續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額利潤？是什么使得本應該堅不可摧的法律與規則在這場危機面前變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許有很多，但其中長久以來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問題就是金融倫理的缺失。從金融倫理的視角分析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可以說在金融服務行業、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倫理缺失問題。（一）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作為金融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和金融市場委托——關系中的人，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將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利益和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由于金融服務是以一種合同關系提供給客戶的，大多數的倫理難題都與公司對客人的義務有關。在這種客戶與服務提供者的關系中，有些做法與實踐顯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則具有相當的爭議性，并且每種做法與時間都有一個灰色區域。在這個灰色區域內，可接受行為與不可接受行為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而正是這些模糊的灰色區域，成為金融市場中最危險的地帶，并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在金融市場上，金融服務行業可能出現的違反金融倫理的行為有很多，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虛假與誤導性聲明；欺詐；隱瞞相關重要信息；炒單；不進行合適性推薦與風險公布。這幾種行為違背了金融市場對于金融服務行業基本金融倫理的要求。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上述一種或多種違反金融倫理要求的行為，并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3］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導火索是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美國次級按揭客戶的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達到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次級債危機就產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來，美國的住房市場出現低迷，新開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銷售量開始下降，房價也開始走低，住宅市場的周期波動不僅影響著美國經濟，也給銀行和金融業帶來不小的沖擊，其中，次級債危機成了引發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危機的導火索。［4］商業銀行作為次級抵押貸款的發放者，在貸款發放之時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次級抵押貸款可能存在的風險，也沒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資者說明這種風險的存在。商業銀行為了盡可能地提高利潤與收入，完全沒有按照委托——關系中的要求保護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將委托人的資產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這種風險在不久之后隨著以投資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的不斷進行，各種基于次級抵押貸款的新型債券的發放與銷售，使這種風險迅速傳至美國的信貸市場。近年來美國旺盛的信貸需求使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意識普遍淡化，為提高收益而忽視操作風險的傾向在業務擴張中亦不斷強化。違約事件集中暴露后，許多金融機構陷入了不良資產激增、抵押品贖回權喪失率上升和資金周轉緊張的困境，加之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期放緩，一些金融機構提前催收可疑貸款的措施進一步增加了違約事件的發生。信貸資產質量問題的暴露又很快傳導至資本市場。在上面整個過程中，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險公司的各個金融機構都對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負有金融倫理層面的責任。這些金融機構違背了自己在委托——關系中的義務，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況下將委托人的資產大規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風險的次級抵押債券及其衍生品市場之中試圖賺取高額利潤，而當最終信用泡沫破裂時，委托人的資產均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險公司，作為為金融市場中可能存在的違約現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機構，美國的保險公司為了獲得高額的利潤不顧投保人的利益，將大量的保險金投入到次級貸款及其衍生產品的市場，通過為這些產品提供擔保來獲取利潤。而當危機爆發，借款人無力償還時，巨額的保險賠償直接導致了大量保險公司的破產和投保人利益的損失。以美國最大的保險服務提供者美國國際集團(AIG)為例，據AIG2007年底的數據，在CDS產品上，AIG擔保的總金額高達5273億美元。也就是說，在最差的情況下，這是AIG要賠付的最高金額。除了AIG的金融產品部門“販賣保險”以外，AIG的人壽保險部門還同時購買了大量的MBS(房貸證券化)產品和CMBS(商業房產按揭貸款證券化)產品。據AIG2007年年底數據，整個2867億的投資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計算，AIG人壽保險在這兩塊資產上的風險敞口也達到近890億美元。如此巨大的風險敞口已經將曾經的保險業巨頭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產的邊緣。［5］（二）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倫理問題在這場由次級抵押貸款引發的金融危機中，金融創新以及由此產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次級抵押貸款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債券的爆炸性的運用最終導致了資本泡沫的形成。所謂金融創新是指變革現有金融體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標是獲取現在無法取得的高額利潤。金融創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來實現，目的是為了提高金融運營效率，其手段是通過銀行運用貨幣乘數效應和金融市場效應，加大對實體經濟的貨幣供給，加快財富的積累速度。在這個過程中，宏觀上是金融組織、金融制度的創新，微觀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創新，根本目的是節約資本量的使用，加快資本的周轉，實現風險的緩釋、對沖和轉移。這個過程是通過使用金融杠桿、金融產品來實現金融市場間風險的轉移。但金融杠桿若被隨意、過快放大，且風險的轉移和傳遞得不到有效監管，就極易導致金融泛濫，這正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過程中，同樣要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首先，從委托——關系的角度來說，作為委托——關系中的人的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時應當充分考慮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為委托人帶來過高的風險，這種衍生產品的運作方式與風險情況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會因這種衍生產品的廣泛運用而受到損害，這些都應當是金融服務行業所考慮的內容。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這樣的考量顯然被金融機構所忽視了。具有較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住宅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及相應的保險服務等各種金融產品不斷地被設計出來并投放于市場之上。這樣的行為本身已經違反了金融倫理對人義務的要求。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這種不負責任的過度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也導致了整個金融市場風險的增加和不穩定性的提高，對公共利益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風險功能也有放大風險作用，極具兩面性。華爾街投行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事實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和波動。次級抵押貸款、CDS、MBS等一個又一個衍生產品以追求高利潤為目的被創造出來，這種過度的創新與形式上的復雜化，導致了金融衍生品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使得整個金融市場結構變得脆弱不堪。盡管如此，把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作為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未免太過苛責。真正應該為金融危機負責任的，是開發和買賣這些衍生產品的人，他們違背了金融市場中金融倫理對他們的要求，過度追求短期內的高額利潤，而忽略了這種行為可能對委托人和整個市場帶來的影響。因此，在加強對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監管的同時，也應當重視金融倫理在金融市場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的金融倫理問題政府機構作為金融市場上法律與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政府機構在金融市場上的參與主要分兩個層面，其中政府監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場制度設置，引導市場發展方向，規范市場行為，實現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矯正市場失靈與調控市場發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監督外，政府干預是政府介入市場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隱患或金融危機時，政府對政府監管失效或監管失敗進行的補救行為，即通過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場由非常規運行回復到正常有序的發展狀態。作為金融市場的成員之一，政府機構同樣也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這種制約主要體現在危機爆發前的監管與危機爆發后的干預兩個方面。［6］在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監督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最重要的金融倫理問題就是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場上金融倫理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作為規則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點，并依據此制定出相應的法律與法規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正是美國政府以及相關的機構偏離了金融倫理的要求，過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導致了衍生品市場上監管的缺失。政府監管的缺失導致了金融市場信息失真，市場參與者行為失范與市場運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壞了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抑制與削弱了市場機制的活力和作用。這些都是這次金融危機爆發與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立刻開始積極地介入金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所使用的主要干預手段有兩種，一是修正相關的法律與法規，重建金融市場的秩序；二是對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打擊的金融機構給予救助。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機構依然面臨許多金融倫理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則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由于此次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非常廣，受到影響的行業除了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行業外，許多實體經濟行業如建筑業、房地產業和汽車業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盡管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但是對于大量處于破產邊緣的金融機構來說仍然遠遠不夠。而每一家金融機構都代表了眾多投資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難免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事實上，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更多考慮的是獲得救助的金融機構對于整個金融市場和國家經濟的作用，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屢次斥巨資救助美國國際集團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進行救助時不得不以公平性為代價，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保持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從而使金融危機得到緩解。
美國金融危機的啟示
目前，對于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術層面，如次級貸款的泛濫和貸款標準的惡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過度發展和缺乏監管；信用評級機構缺乏內在約束機制，將大量按揭貸款資產評為AAA級，誤導投資者；金融機構杠桿比例過高；金融機構資產和債務期嚴重錯配(以短期債務來發放長期貸款和購買長期資產)；金融機構過度擴張；華爾街盈利模式存在問題等等。而這些技術層面的弊端，其實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內在缺陷的結果。制度層面的原因主要有四個：（1）所謂“華盛頓共識”導致許多國家不顧本國需要和監管能力，實施金融開放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導致短期債務急劇增加和國際投機資金到處沖擊各國金融體系，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國首創的股權激勵機制導致企業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價；（3）美聯儲2002-2003年的錯誤貨幣政策（連續降息）直接導致信用泡沫和資產價格泡沫、埋下了禍根；（4）國際貨幣體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體制和浮動匯率體系，這個霸權貨幣體系的本質是讓全世界為美國的錯誤買單。［7］金融倫理的缺失是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服務行業人士對于委托——關系中人義務的違背、以追逐高利潤為目的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用對于金融市場公平性的破壞、金融市場上普遍的金融倫理問題導致信用鏈條的斷裂、政府監管過程中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成為金融危機出現和發展的原因。而從更深層的方面來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制度和國際貨幣體系所蘊含的金融倫理問題——不公平性，才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盡管在較短的時間內，重建國際金融制度和貨幣體系并不是一個現實的選擇，但是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卻必須得到所有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重視。無論是從整個市場層面，還是以金融服務行業作為整體，抑或是作為個體的金融人士來說，金融倫理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對于金融市場的另一個重要參與者——政府及其相關機構來說，無論是政府監督還是政府干預，金融倫理都應當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內容。當前，美國金融危機未見緩解，歐債危機已經越過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國之勢，整個歐元區面臨著解體的考驗，而金融領域的危機已開始向實體經濟傳導，這場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長久而深重的。中國金融業當務之急應重視并大力加強金融倫理建設，全面提升金融業核心競爭力。
第3篇
關鍵詞：金融機構；金融監管；發展趨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進程加快，金融創新不斷涌現，金融機構日益轉向多元化經營，一方面促進了各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各國發生危機的潛在可能性提高，這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國金融監管不斷變革，由此金融監管在理論上以及實踐上都呈現諸多新的發展趨勢。
一、國外金融監管理論的發展趨勢
金融監管理論的爭論實際上是圍繞著要不要監管，如果要監管的話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樣的方式進行監管展開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經濟學的興起，金融監管理論呈現出以信息經濟學為分析范式的趨勢。信息經濟學認為在一般市場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完全的現象。金融體系中存在兩類不對稱：一類是金融機構與存款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金融機構與存款者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信息不能有效地傳遞，從而加大了金融市場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場交易效率。另一類是信貸市場上金融機構與貸款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即使沒有政府的干預，由于存在貸款人方面的逆向選擇和借款人方面道德風險的行為，信貸配給可以作為一種長期均衡的現象存在。信息經濟學向人們說明，不僅僅是貸款人，銀行也有可能產生道德風險，這就改變了以往金融監管理論只對貸款人進行監管而忽略了對銀行監管的做法，使監管更為全面。
作為對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理論的回應，2009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公布的新資本協議(《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場監管)作為該協議的第三大支柱載入其中。①
除此以外，還有三種主要的金融監管理論：(1)從金融合同的角度研究金融監管。經濟合同理論，最初是用于工業和公共事業監管領域。金融交易包含著金融機構和金融消費者之間、金融機構和監管者之間、監管者和社會之間顯性和隱性合同的復雜結構。監管可以被視為被監管者和監管者之間的一系列隱性合同關系，合同決定了簽訂該合同的各方應該遵守的行為，以及對違約方可能采取的措施。設計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機構的行為避免或者減少系統性風險，反之，則可能在金融活動中產生系統性風險。所以監管合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金融機構的行為和反應朝著社會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幾乎所有形式的外部監管都存在根本性的道德風險問題。監管既然被視為一種隱含合同，那么由此可能產生的道德風險問題就是它會使投資者認為，既然這些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是經過權威部門授權并得到監督的，那么它們理所當然是安全的。而且，監管者在阻止監管失靈方面的歷史記錄越好，投資者這樣的印象就越深。然而，投資者必須認識到監管的局限性，監管無法消除所有的風險。而且金融市場和金融合同本來就包含著風險，投資者本身也存在發生決策錯誤的可能。(2)金融監管的成本和收益問題。大多數國家對監管機構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較可靠的數據。但對施加于被監管對象所造成的額外負擔卻沒有數據可利用。所以精確計算監管的成本和收益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區分哪些成本是金融機構為了自身風險控制和內部管理所必需的，哪些是由于監管制度所強加的也不是十分容易。但它的意義卻是現實的：監管任何時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權衡中做出判斷，所以，偶爾的監管失靈是否可以視為監管體系(假使已經設計有效)的必要成本，增強監管的強度是否可以消除所有出現的監管失靈，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分析。(3)金融監管的激勵問題。投資者認為監管者保證了金融機構的安全和端正良好的品行，而金融機構認為它們所要做的就是遵守一些監管者所要求的具體規定。雙方認識的差距還可能對監管一方和被監管一方造成逆向激勵的問題。西方學者現在認為監管者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所以有沒有合意的激勵就會影響執法的效果。拉豐和梯若爾及其后來者所發展的激勵規制理論和新管制經濟學為研究激勵性金融監管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
二、國外金融監管實踐的發展趨勢
金融監管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問題，涉及的內容十分龐雜，并且各國在具體的金融監管實踐上更是差異明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進程加快，金融創新不斷涌現，金融機構也日益轉向多元化經營，金融監管呈現新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金融監管的目標從單純強調安
全性向安全與效率并重的方向轉變。20世紀70年代以前，金融監管主要側重于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各國紛紛建立金融安全網，同時對金融機構從市場準人、利率限度、業務范圍等多方面施加了嚴格的限制，最有代表性的是1933年美國頒布的《銀行法》，但這些措施限制了金融機構的自由，造成金融機構經營效率低下。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末，規避管制的金融創新已使不少限制性措施名存實亡，同時人們認識到金融監管給金融業的運行所帶來的成本，于是各國開始采取靈活的應變措施。美國在1999年11月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以促進金融業的效率和競爭力為主要目的；日本從1994年著手進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新誕生的“金融廳”將確保金融體系的安全、活力和金融市場的公正和效率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則提出了“好監管”的六條原則，如“使用監管資源的效率和經濟原則”、“權衡監管的收益和可能帶來的成本”等，顯示了監管當局對效率目標的重視。③
2．監管主體從分散走向集中。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進，金融業務逐漸走向綜合化，分散的監管很難滿足金融業發展的需要，金融監管主體具有從分散走向集中的趨勢，但已經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銀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麥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國于1997年、澳大利亞于1998年分別成立了統一監管機構，并將其移出中央銀行。日本、韓國、新加坡相繼效仿，愛爾蘭、以色列、拉脫維亞、墨西哥、南非、奧地利、德國、愛爾蘭和比利時都有類似改革傾向。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監管并沒有被放棄。④
3．金融監管范圍不斷擴大。在許多國家，金融監管機構無權對銀行的附屬公司或銀行的母公司進行監督檢查。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對整個金融形勢做出客觀準確的評價是相當困難的。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難題，必須先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擴大金融監管的范圍；二是統一監督標準和方法。在國際范圍內只有對金融機構進行并表監督，才能使母行(或母公司)及其國內外分支附屬機構在有效的監控下開展業務活動，從而最大限度地從整體上保證各金融機構安全穩健地經營。⑤
4．金融監管手段計算機化。在監管方法上，各國普遍強調管理手段的現代化，充分運用計算機輔助管理，尤其是實時清算系統在金融監管中的運用，并且促進金融機構日常監督、現場檢查和外部審計的有機結合。⑥
5．金融監管內容標準化。在金融監管內容方面，各國金融監管體系也呈現了一些共同特征，逐步統一資本充足性的國際監管標準；流動性管理也普遍強調區別對待，強調監管靈活性和依賴經驗對監督的重要性。⑦
6．金融監管方式從單一合規性監管轉向合規陛監管與風險性監管并重。合規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金融機構執行有關政策、法律、法規情況所實施的監管。合規性監管注重事后的補償與處罰，不能起到風險預測和防范的作用，使監管者長期扮演“救火隊”的角色，監管效率低下。風險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程度、資產質量、流動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實施的監管，以求最大限度地減少金融風險及其影響。風險監管較之于合規性監管的最大優點在于它側重于對風險的事前防范，能夠及時地和有針對性地提出監管措施。國際銀行監管組織相繼推出了一系列以風險監管為基礎的審慎規則，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國家和轉移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實施全面風險管理。⑧
7．金融監管體系的集中統一化趨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深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金融業由分業向混業經營的趨勢在進一步加強。在美國，先后開放銀行從事公債回購以及以子公司方式經營證券承銷業務。當金融市場變得越來越一體化時，通訊和計算機的運用使得金融風險在現行監管體系下難以集中控制和監管，這就要求更集中或者至少很協調的監管體系——監管體系應適應被監管的對象的變化而變化。在英國，新的工黨政府已提出將所有金融機構的管制(包括銀行的監管)歸到證券投資委員會的領導下。⑨
8．金融監管體制的組織結構體系向部分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過渡。各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組織結構千差萬別。英國的大衛T·盧埃林教授1997年對73個國家的金融監管組織結構進行研究，發現有13個國家實行單一機構混業監管，35個國家實行銀行、證券、保險業分業監管，25個國家實行部分混業監管，后者包括銀行證券統一監管、保險單獨監管(7個)；銀行保險統一監管、證券單獨監管(13個)以及證券保險統一監管、銀行單獨監管(3個)3種形式，并且受金融混業經營的影響，指定專業監管機構即完全分業監管的國家在數目上呈現出減少趨勢，各國金融監管的組織機構正向部分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過渡。⑩
9．金融監管更加注重風險性監管和創新
業務的監管。從監管內容看，世界各國監管當局的監管重點實現了兩個轉變：第一，從注重合規性監管向合規性監管和風險監管并重轉變。第二，從注重傳統銀行業務監管向傳統業務和創新業務監管并重轉變。⑾
10.金融監管越來越重視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制度和同業自律機制。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是實施有效金融監管的前提和基礎。世界金融監管的實踐表明，外部金融監管的力量無論如何強大，監管的程度無論如何細致而周密，如果沒有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而功半，金融監管效果大打折扣。許多國家的監管當局和一些重要的國際性監管組織也開始對銀行的內部控制問題給予前所未有的關注。金融機構同業自律機制作為增強金融業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國普遍重視。以歐洲大陸國家為代表，比利時、法國、德國、盧森堡、荷蘭等國的銀行家協會和某些專業信貸機構的行業組織都在不同程度上發揮著監督作用。盡管金融業公會組織在各國監管體系中的地位不盡相同，但各國都比較重視其在金融監管體系中所起的作用。⑿
11．以市場約束為基礎的監管體系正在形成。巴塞爾委員會《新資本充足框架(征求意見稿)》對1988年制定的《資本充足協議》做出了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內容是將外部評級引入風險管理框架，要求銀行使用公共信息確定其風險加權資本，根據評級公司的評級確定信貸風險權重，新框架的適用對象仍是那些在國際業務領域活躍的大型國際性銀行。歐洲委員會公布了一些關于新的資本充足性規定的建議，將比巴塞爾資本協議所針對的范圍更大，涉及所有的銀行和證券公司，該規定試圖將真實風險與資本金更緊密地聯系起來。⒀
12．金融監管法制呈現出趨同化趨勢。金融監管法制的趨同化是指各國在監管模式及具體制度上相互影響、相互協調而日趨接近。由于經濟、社會文化及法制傳統的差異，金融監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區風格，在世界上影響較大的有兩類：一是英國模式，二是美國模式。20世紀70年代以來，兩種模式出現了相互融合的趨勢，即英國不斷走向法治化，注重法律建設；而美國則向英國模式靠攏，不斷放松管制的同時增強監管的靈活性。⒁
13．金融監管法制呈現出國際化發展趨勢。
隨著金融國際化不斷加深，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跨越了國界的局限，在這種背景下，客觀上需要將各國獨特的監管法規和慣例納入一個統一的國際框架之中，金融監管法制逐漸走向國際化。雙邊協定，區域范圍內監管法制一體化，尤其是巴塞爾委員會通過的一系列協議、原則、標準等在世界各國的推廣和運用，都將給世界各國金融監管法制的變革帶來沖擊。
14．金融監管全球化的趨勢在不斷加強。隨著金融業的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上不穩定性增大，金融風險在不同國家之間相互轉移、擴散的趨勢不斷加強，單靠一國或一家銀行控制金融風險已變得力不從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國監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觀上為跨國銀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逃避各國監管從事高風險甚至非法的經營活動創造了條件。而且，跨國銀行由于在別的國家領土上進行經營，本國監管部門鞭長莫及，監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統一監管的進程中，巴塞爾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委員會頒布的一系列監管原則成為銀行業國際監管的重要標準。盡管這些協議原則在世界范圍內不具有硬性約束力，但由于其適應了國際金融監管的現實需求，因而得到了國際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和各國監管當局的普遍運用⒂
三、結論
金融監管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進程加快，金融創新不斷涌現，金融機構也日益轉向多元化經營，金融監管呈現新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金融監管范圍不斷擴大；金融監管手段現代化；金融監管內容標準化；金融監管方式從單一合規性監管轉向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并重；金融監管體制的組織結構體系向部分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過渡；金融監管更加注重風險性監管和創新業務的監管；金融監管越來越重視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制度和同業自律機制；以市場約束為基礎的監管體系正在形成；金融監管全球化的趨勢在不斷加強；金融監管體系的集中統一化趨勢；金融監管法制呈現出趨同化、國際化發展趨勢。
注釋：
①③④吳源從．西方國家金融監管的新趨勢及對我國的啟示[J]．海南金融，2006，(9)：32—35．
②張慧蓮．論西方金融監管理論的最新發展[J]．成人高教學刊，2004，(6)：18—21．
⑤⑥⑦⑨⒀高峰．國際金融監管發展趨勢[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1，(4)：2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