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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應地域環境的建筑形態
任何一種地域建筑形態的形成和發展都是和當地自然環境分不開的。敦煌地區干旱少雨、多風沙的氣候特征直接影響了這一地區的建筑形態及其構造方式。在生產力水平有限的歷史條件下,民居是最能直接反映建筑與氣候關系的。據考證,敦煌民居的原型來自集防御和居住于一體的古代“塢壁”,是一種構筑在村落外圍、起屏蔽作用的土堡,也叫“庳城”。這種建筑最初是一種應對戰亂的軍事防御設施,后逐漸演化成為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墻壁既厚且高,開窗較少,封閉性強,不僅能夠發揮御敵、防盜之功能,且能遮擋風沙與日曬,是在特殊社會條件下,人與自然環境共生的產物,具有很強的社會適應性和環境適應性。這種建筑型制在嘉峪關魏晉墓的畫像磚上和莫高窟第257窟須摩提女故事畫中都有生動體現。隨著住宅形態的演進,敦煌曾出現過一種稱為“堡子”的民居形態,規模較小的稱為“莊子”,除沿用傳統的高大塢墻外,又增添了完備的遮陽構件,使建筑室內物理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對地域氣候的適應能力也進一步增強。
石窟寺堪稱敦煌藝術的寶庫,也是特殊地理環境造就的特殊建筑形態。為防止洞窟內壁畫、雕塑受到風沙和陽光的損害,石窟寺均設有前室。在此基礎之上,唐宋時期有的石窟寺前還筑有“飛閣”。如敦煌遺書《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記》載:“敦煌之東南,有山曰三危。結積陰之氣,成凝質之形,千崚嶒峰,磅礴萬里。……鑿為靈龕,上下云矗。構以飛閣,南北霞連。依然地居,杳出人境……”,而且建筑檐口起翹較小,擋沙、遮陽作用大于防雨作用。近代對一些石窟寺進行修復時,又在石窟前室前加建了較深的門洞。石窟寺外在建筑形式的不斷變化和功能構件的增加足以說明其是適應自然環境的產物。此外,建造民居和修筑城墻及其附屬防御工事等所用的建筑材料及與之相適應的構造方式,也深刻反映了對敦煌地理氣候條件的主動適應。修筑墻體時,工匠就地取材,充分利用當地盛產的蘆葦、紅柳、沙石和土坯等分層夯筑,既堅固耐久,又經濟實用,任憑風沙、日曬和寒冷,都不會影響其物理性能,深刻地反映了古代敦煌勞動人民對自然環境的認知能力和理解水平,從而賦予建筑以鮮明的地域特色。
二、多元建筑文化的薈萃融合
在歷史上,敦煌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誠如《敦煌縣志》中所載:(敦煌)“雪山為城,青海為池,鳴沙為環,黨河為帶,前陽關而后玉門,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陜之咽喉,極邊之鎖錀”。良好的區位優勢和跌宕起伏的政治、軍事情勢也決定了敦煌中西交通重鎮的歷史地位,史稱“華戎所交一大都會”,自漢唐以來,絲路交通的興衰變遷、民族分布和遷徙、與于闐、波斯等地的往來、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和影響、佛教的東漸等都對敦煌及其周邊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多民族文化的頻繁交流、融合與積淀,使敦煌地區形成了不同于內地的文化形態,集商貿、戰爭、宗教、農耕等多種文化于一爐,并在建筑上有所體現。由于建筑實物稀少,學界對敦煌建筑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石窟中的壁畫,從中探討敦煌建筑歷史與文化的變遷。石窟建筑畫是敦煌民間建筑汲取中華建筑文化營養之后在藝術上的形象,傳達了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感悟、體驗、模擬和想象,多方面地揭示了敦煌地區傳統建筑的文化內涵。敦煌壁畫中對建筑的描繪多出現在以故事畫和經變畫為題材的畫面中,類型十分豐富,有佛寺、城垣、住宅、宮殿、塔、闕、監獄、墳墓、穹廬、帷帳、舞臺、草庵、客棧、酒店、屠房、橋梁等形式,幾乎囊括了中國古代社會全部建筑類型,而且細部作法和色彩裝飾也異彩紛呈,在很大程度上的彌補了魏晉南北朝到中唐以前大約五百年中建筑歷史資料嚴重匱乏的缺憾,證明了中原地區建筑文化在敦煌地區的薈萃、延續與傳承。
此外,將敦煌建筑尤其是佛教建筑放置到整個東西方佛教文化的視野中,也能顯示出敦煌佛教建筑自身的鮮明特色。佛教西來,必然要經過敦煌這一交通樞紐,從公元366年開鑿石窟,歷經隋唐一直持續到清代,共留下洞窟439個,壁畫四萬五千多平方米,彩塑像兩千身,是現存佛教藝術最偉大的寶庫。受印度佛窟形制的影響,早期敦煌石窟佛寺一般以印度阿旃陀等石窟為藍本,加上對敦煌地區惡劣自然環境的應對,從而具有了很多不同于內地佛寺建筑的特點,對豐富中國傳統佛寺建筑作出了積極貢獻。此外,敦煌石窟建筑深受中原地區建筑,尤其是庭院式建筑的影響,佛寺與宮殿、衙署、宅第相融合,衍生出縱深組合式院落布局。這標識著不同類型的佛寺建筑,在中國佛教建筑中并行不悖,在內容上統一,形式上互補,使中國傳統建筑有了新的主題。
三、彰顯風水的“擇居”理念
“風水”是中國文化孕育出來的人居環境觀,古稱堪輿、陰陽、形法、地理、青囊、青烏等,是古人經過對自然環境的細致觀察,將自身生活融于自然庇護之下的產物,并逐漸形成一門學問,用以指導住宅、村鎮及城市等人居環境建造,因而,風水也叫作“風水術”或“堪輿學”。因為“風水”關人之禍福吉兇,盛衰榮辱,故敦煌當地民眾對此格外重視。如《宅經》開篇就明確指出:“壽命短長,一代盛衰,百年榮辱,占宅者,見刑(形)勢氣色,草變遷移,禍福交并,吉兇代謝。……就此種其最要者,惟有宅法是真秘術”。當地民眾對此深信不疑,并將“風水”作為一種“擇居”理念。
重視人和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是這種“擇居”理念的核心。正如《宅經》所描述的:“宅以形勢為骨體,以泉水為血脈,以土地為皮肉,以草木為毛發,以屋舍為衣服,以門戶為(襯)帶,若得如斯是儼雅,乃為上吉。”可見,宅地環境的選擇必須考慮和處理好住宅與其周圍諸環境要素之間的密切關系,尤其是要求土地、草木、泉水等諸環境要素皆備。身處這樣的環境,居住者才可能安居樂業、子孫繁衍、生生不息。《說文》對:“宅”的解釋是“所托居也”,開門見山地指出了宅是人最基本的生活場所,與人的生活關系極為密切。后來的《宅經》也延續了這種思想,同樣強調“宅”對人的重要———“夫宅者,乃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凡人所居,無不在宅,唯只大小不等,陰陽有殊,縱然客居一室之中,猶(有)善惡,大者大說,小者小論,犯即有禍,鎮而禍止,亦猶藥病之義也。故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盛,若不吉,即門族衰微”。對于宅來講,主要是求其居安,只有居安才能家代昌盛,子孫繁衍,所以宅是人之本。
《宅經》又引《子夏》云:“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可見,宅和人之間是一種相互扶持、相互依存的關系。也就是說,人居環境的選擇必須考慮到采光、防潮、保溫、隔熱和防風沙等因素。這在《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中就有明確規定。
(1)住宅必須向陽。“陽宅福在南,德在西”。“南行東入門為陽宅”。“南入門為陽宅。”敦煌地處北半球地區,住宅方位的選擇一般情況下都采用坐北朝南的格局,以保證室內干燥,光照充足,冬天溫暖,夏天涼爽,對人的健康無疑也是極為有益的。
(2)住宅必須居高。“凡宅北高南下,名曰韓地,一名地藏之地,居之長富,食口五十人。其地東有流水,即名齊地,居之五年小富,十二年大富,生貴子。如南有流水,名曰魏地,居之富,宜子孫、六畜,食口七十人,生貴子”。“凡地形平正,中央小高,有橫西流一水者,居之絕世”。“凡安宅前下后高,有水東南流,居之富貴,宜子孫”以上三條都特別強調住宅要建于高處,并且有水向南、東南方流,唯有這樣,才能旱澇保收,年年豐收,才能“居之長富、宜子孫”。同時,將住宅建于高處,一方面可以防止住宅基址受潮損壞、致使房屋倒塌;另一方面還是基于對居住者身體健康的考慮,空氣新鮮,光照充足。
(3)住宅必須保溫、隔熱和防風沙。敦煌地區氣候條件惡劣,冬季寒冷,夏季燥熱,常年風沙大,這樣的氣候條件決定了在進行住宅環境選擇的時候,必須考慮到住宅的保溫、隔熱和防風沙等方面的因素。《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云:“四方高,中央下,名為周地,一名地藏之地,居之富貴”。“凡四方高,中央下并有水洼,地唯邊不出,名曰宮地,居之宜子孫,富貴”。可見,居住環境的選擇特別強調地的封閉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起到保溫、隔熱和防風沙的作用,且用“居之富貴”、“宜子孫”等“吉利”之象加以引導,使民眾樂意接受。
四、對當地建筑文化的現實意義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地域建筑文化受到強烈的沖擊,致使國內很多城市的建筑形態和城市風貌失去了自身的特色,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尷尬局面,敦煌自然也不能例外。回顧敦煌地區傳統建筑文化發展及其取得的顯著成就,可以總結出一些對當代建筑具有創新意義的啟示。
1.立足地域實際的設計定位建筑傳統是前人營造智慧的結晶,經受過歷史的檢驗,理應受到重視。對今人而言,學習古人尊重自然,因地制宜,順應當地的氣候條件,可以使現代城市建設與傳統結合,延續城市文脈。同時,要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就地取材,物盡其用,不但節省成本,還能有效提升現代建筑的綠色程度。
2.汲取傳統智慧,彰顯地域特色雖然傳統建筑的材質與形式已經過時,但負載其上的歷史和文化卻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財富,可以穿越時空,理應發揚和傳承。作為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者和設計師,可以從敦煌地區傳統建筑中提取智慧,指導現代城市建筑,創造具有地區和時代特征的新敦煌,使傳統建筑文化發揚光大。
3.以風水理念構建和諧環境作為中國古人長期生產和生活經驗的總結,風水已經成為中華建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我們尊重和借鑒,深入研究其合理內涵,挖掘精華,將其作為敦煌地區人居環境設計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理念,對實現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結語
一方水土養一方建筑。通過對敦煌地區傳統建筑文化的梳理和探討,發掘該地區傳統營造規律,我們發現,敦煌地區的傳統建筑,不僅深受地區自然環境的影響,還與歷史發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深入研究和挖掘敦煌地區建筑的文化特色,有助于這一地區在現代化建設中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有助于該地區建設中倡導“與地域環境融合”的設計理念,有助于延續地域建筑文脈,從而為社會主義“特色城鎮化”的建設提供指導和借鑒。
作者:許文芳單位:吉林建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