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區教育淺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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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后不久，隨著南京國民政府以重慶作為陪都，西南就成為了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之所在，西南邊疆的興衰安穩成為國民政府考慮的首要內容。當時不論是學界、民間和政府都開始了對邊疆問題的種種研究和探討。作為民間重要力量的一支，基督教全國委員會率先開始了對邊疆問題的研究，開展了影響深遠的邊疆服務工作。受此影響，中國當時一些一流的學者也紛紛加入到研究邊疆問題的行列當中。其實早在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對邊疆問題即有所重視和關注。1930年教育部特設蒙藏教育，這當時的國民政府設置主管邊疆教育行政之開始。[2]不過此時的蒙藏教育司所主管的范圍主要局限在蒙古、西藏兩地。其時還沒有真正提出“邊疆教育”這一概念。根據現有的資料考察，邊疆教育作為官方正式的稱謂形成于設置蒙藏教育司稍后的1931年，這一年前后教育部頒布了《訂定邊疆教育實施原則》文件，該文件確立了邊疆教育的目標、計劃、組織、經費、設備、課程、訓育等七個方面的內容。在其“組織”一欄中有這樣的規定“教育部已有之蒙藏教育司，應積極負責主持邊疆教育”。[3]（P831）至此，蒙藏教育司其只能已不局限于蒙藏兩地，在以后的過程中，蒙藏教育司在主持邊疆教育方面一直處在主要的位置之中。[4]自南京國民政府設置蒙藏教育司開辦邊疆教育以來，隨著時局的演變其教育內涵不斷豐富、擴充。

1928年，東北易幟，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由此進入了以黨治國的“訓政”時期。在教育事業上頒布了普及義務教育的政策。在此背景下，發展邊疆地區義務教育也提上了日程。同時根據《建國大綱》“對于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并使之能自決自治”的規定，教育界人士積極建言開辦邊疆民族教育。1928年5月，在全國教育會議上由甘肅省教育廳提交了一份《融合各民族并發揚文化案》強調，“欲達總理國內民族一律平等之主義，泯西北從來各民族間感情之隔閡，非從促進各民族教育平等著手不可”[5]（P184）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在建制上與教育部其他各司平行的蒙藏教育司，表明了蒙藏教育司已經是中央一級的專門主管邊疆民族教育的行政管理機關。作為國家建設一部分的邊疆民族教育，其主旨在于通過教育事業達到民族之間的融合，同時在政策上對于邊疆民族地區的教育事業予以適當之傾斜，以體現各民族之平等。隨著抗戰的爆發，西北、西南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大后方，特別是西南地區更是國民政府極力經營的重心之所在，所以這一時段的邊疆教育其實施范圍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蒙藏地區，而且教育之重心也由民族平等發展到聚集全體人民的意志以積極抗戰。193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通過了《推進邊疆教育方案》和1941年行政院頒布的《邊地青年教育及認識行政實施綱要》是實施邊疆民族教育的最主要的兩個法規文件。對于邊疆教育之目標有如下規定：“徹底培養國族意識以求全國文化之統一；根據邊地人民個別之特殊環境，切實謀其知識之增高、生產技能之增進、生活之改善、體育衛生及國防教育之嚴格訓練”。[6]（P203）由上述三個文件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在各階段其側重點不同，詳略不一，但是仍有其一貫的方針：其一，力求邊疆民族教育的推進與普及；其二實施邊疆教育一定要與邊疆特殊環境相適應；其三通過教育之手段以實現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統一以實現中華民族之團結。

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教育可分為抗戰前的草創期、抗戰時期的高潮期及戰后的分流等階段。在不同時期，西南邊疆教育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抗戰之前的西南民族教育

這一時期大致從1931年至1937年，西南邊疆教育多為地方政府和社會力量的領導下實施的。廣西省政府對邊疆教育政策，鑒于過去民族政策之有失妥當，為求統一政治思想，提高文化，于1931年4月成立特種教育委員會，以調查、研究、編輯、設計邊民生活及教育為主，并以開化邊民須從培養師資做起，于1935年1月開辦特種教育師資訓練所，直屬省政府，學生由各縣少數民族人口之多寡，定額保送，班級分師范班及師范預備班兩種。師范預備班又分為甲乙丙三種，依其程度定畢業年限，教育內容偏重于日常應用課程。此外還在61個少數民族居住縣普設各級國民學校，教育邊胞。[7]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貴州的邊疆教育在此一時期也有漸次展開。1935年視察貴州，曾明令貴州省政府在其教育經費中，每年至少應撥付十萬元用于邊疆教育經費。1935年4月，貴州省當局開始重視邊疆教育，成立特種教育委員會。當時駐軍安順的楊子惠面對邊民生活貧苦，文化落后的狀況，力促實施共同進化之教育，以增進民族團結。此后他大力開辦邊疆教育學校，并倡導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改良少數民族服裝，統一語言等邊教工作，對貴州的邊疆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貢獻。193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擬推行西南邊教方案，并議定設立苗民小學14所，其中云南8所，貴州6所，并于各省原有師范學校內，制定幾所學校添設邊民師資班。1936年教育部推出蒙藏回苗教育計劃，統令西南各省在各邊區省份，酌情設立普通小學。是年國民黨代表大會宣言，第七項中有“重邊政、弘教化，以固國族而完成統一。”[6]（P203）縱觀此時西南民族教育我們不難發現呈現以下特點：各自為政、缺乏重心。之所以出現此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在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統一西南之前，中央政府尚無暇對西南邊疆民族教育過問，而西南各省當局立足于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結合自己的轄區的實際情況，漸次展開了邊區教育。并沒有顯示出統一的標準、政策，各自布局是此一時期西南邊疆教育的最大特征。

（二）抗戰時期的西南民族教育

抗戰爆發后，隨著東、南富庶的省份淪陷，當時中央政府為堅定持久抗戰計，立足于背靠大西南作好了持久抗戰的準備，對西南方予以足夠重視，在此背景下，西南邊疆教育進入了繁榮發展階段。為了能夠統一布局，便于在西南順利展開邊疆教育，教育部于1938年在召集有關教育專家之后，草擬了邊教方針及辦理方針原則。193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綜合整理，通過了推進邊疆教育方案。該方案旨在促進民族融合，提升各少數民族文化，鞏固大后方。并且分列各級邊教之中心目標，對于培養邊教師資、編輯民教教材、推進邊疆學校教育及研究邊教制度等均有明確規定。1941年教育部又公布了《邊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實施綱領》。至此以后辦理邊疆教育方有了一個明確的宗旨。在中央政府的重視之下，先后在西南各省設置國立師范邊疆學校、職業學校。如貴州的榕江國立貴州師范，云南有昭通國立西南師范、國立大理師范、國立麗江師范，西康有國立康定師范、國立巴安師范、國立金江初級實用學校、國立西康初級實用學校，四川有國立松潘初級實用職業學校、國立清溪職業學校，西藏有拉薩小學、扎什倫布小學等。[7]上述學校的最大作用便是提供了邊民教育的師資，為邊疆教育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在此一時期促使西南邊疆民族教育繁榮的發展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大量高校內遷。戰時各地內遷西南的院校（包括院校本地移動者）共61所。其中，大學22所，獨立學院17所，專科學校22所。因重慶為國民政府陪都，是戰時國統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以包括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陸軍大學、中央警察學校、蒙藏學校等48所院校集中在四川，多在渝、蓉兩地。其他院校中，內遷昆明的有10所，桂林5所，貴陽5所，其余則散布在大西南各地。[9]（P352-356）為數眾多的高校內遷對于促進西南地區的文化教育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也為促進西南邊疆教育的發展提供了高素質的人才。

在部分內遷高校中，有許多專家學者帶領學生投身于西南民族地區的教育調察之中。其中尤以大夏大學對貴州民族地區的調查工作成果最為顯著。1945年貴州省政府為促進邊民文化，發展邊民教育，弘揚國族同源理論，融合民族感情，特設立邊胞文化研究會，直屬于省府，內分調查、出版、研究三組。大夏大學就參與了此項工作調查與研究部分，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派人員到安順、定番、爐山調查，完成《安順縣苗民調查報告》十卷、《爐山縣苗民調查報告》十卷、《定番縣苗民調查報告》十卷，每種共計字數二十余萬。此外為配合貴州政府相關民教部門開展工作，大夏大學還分別對貴州少數民族的民俗資料進行了廣泛的搜集。1940年春，社會研究部受當時民政廳的委托，對貴州東西兩路邊區少數民族社會狀況進行調查，完成《貴州省西北路各縣苗夷社會調查報告》。[10]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廣泛運用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以及語言學等多種學科對貴州少數民族進行綜合對比研究；在調查方法上通過實地的田野調查，使得貴州少數民族的研究由傳統的“印象之學”轉變到“事實之學”。[11]此外他們的調查工作對于貴州邊疆教育的展開也提供了豐富而又扎實的一手資料。縱觀抗戰時期的西南民族教育可以說成效顯著，成果頗豐。西南各省在中央政府統一調度下，依據相同的教育宗旨，為了共同的抗戰目標對邊疆教育的功用、師資、制度、宗旨等也有了清晰的認識。而且不同種類的學校也不同程度地開辦，為西南邊疆教育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結語

雖然抗戰期間西南邊疆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由于當時國民政府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特有的大漢族主義，在實施邊疆教育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就有民族歧視心理等，這對實踐中的邊疆教育就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此外，西南邊疆教育也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如師資平凡、教學無方、語言風俗、[13]學校分散，少數民族子弟就學困難、設備簡陋，民族學生畢業后不能就業、民族感情不融洽、經費困難，邊胞保守性太強、教師待遇太低等諸多現實性的問題。產生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在當時的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當時的政府不會花費太多的精力與資源用在邊疆教育上，這就導致效果并不明顯。后來隨著內戰的爆發，國民政府更不會把邊疆教育放在施政的要務之中，致使戰后的邊疆教育呈現如下兩種趨勢：一，邊疆教育的獨立性逐漸喪失。抗戰勝利后，部分省份的邊疆教育逐漸與國民教育合流，邊疆教育機關相應的也予以裁撤，邊疆教育經費依附于國民教育經費之下；二，邊疆教育由特殊到普通化。抗戰前后西南邊疆教育作為特殊的教育種類是當時政府和民間公認的。在制度設計、教育宗旨、師資培訓、學校設置上都是專門為邊疆教育而單設的，但后來此種特殊性日趨喪失。

作者：何騰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