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邊境基礎教育的發展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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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施效果看,越南政府秉持教育為第一國策的原則,在招生和生活方面也對邊境少數民族學生實行特殊照顧的政策,如對邊境民族地區學生采取加分政策,對邊境地區“民族普通學校”的學生實行免費特殊教育,即免教科書費、學雜費、吃穿費。另外,在校學生每個學期還享受國家助學金12萬越盾,2002年,進一步提高到14萬越盾。[3]1998—2000年教育法實施的兩年多時間里,97.7%的鄉、坊、鎮,已驗收完成國家標準的掃盲任務和普及小學教育任務,掃盲率達到94%。[4]這說明了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越南政府對邊境少數族群基礎教育的優先關照。1995年3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四條指出:國家保障教育事業優先發展。2006年6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22次會議對1986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作了修訂,其中第6條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保障農村地區、民族地區實施義務教育,保障家庭經濟困難的和殘疾的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第17條規定:地方政府保證對邊境居住較為分散的少數民族地區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均等機會。在經費保障上也體現中國對邊境少數民族基礎教育優先發展的政策,其中除了第42條規定的“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用于實施義務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應當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比例”之外,第44條和45條還分別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對家庭經濟困難的適齡兒童、少年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和“向農村地區學校和薄弱學校傾斜”。近期頒布施行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第9條規定“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義務教育的轉移支付力度”,再次表明了支持邊境地區和民族自治地方貧困縣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全面提高少數民族及民族地區教育發展水平的決心。可見,中國的法律與政策規定對邊境少數族群基礎教育發展的重視程度不亞于越南。從實施效果看,以廣西為例,自2000年實施“國家西部地區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廣西教育扶貧工程項目”、“廣西邊境大會戰教育項目工程”以來,經過奮力攻堅,廣西于2007年通過了國家“兩基”達標驗收,成為第一個通過國家“兩基”驗收的少數民族自治區。2010年,廣西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達到99.32%,初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106.65%,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為85%。上述工程都無一例外地向農村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邊境地區中小學校傾斜,使得邊境農村全面實現免費義務教育,確保了邊境地區適齡兒童少年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同時,地方政府將邊境國門學校建設專項工程作為為民辦實事—教育惠民工程的重點項目來抓。以廣西憑祥市為例。2011年9月1日,憑祥市實施義務教育階段在校農村寄宿制學生營養改善工程,在國家實行義務教育“一補”政策的基礎上(小學每人每天生活補助3元,初中生每人每天4元),給每位義務教育階段在校農村寄宿制學生每天再增加生活補助4元,小學生每人每天的伙食標準達到7元,初中生每人每天達到8元。從2012年春季學期開始,憑祥市再次提高在校農村寄宿制學生的伙食補助標準,小學生每人每天的伙食標準達到8元,初中生每人每天伙食標準達到9元,實現了義務教育寄宿制學校學生用餐“零負擔”,全年按200天計算的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覆蓋到了邊境初中和小學。另外廣西壯族自治區本級財政從2011年1月1日起,陸地邊境0—3公里范圍內的行政村農村居民邊民生活補助,從2009年每人每月50元的發放標準提高到80元。這意味著,邊境中小學生享受國家的多重關照。

一、邊境民族地區本土教師的培養模式和激勵政策

革新開放以來,越南改革師范招生制度,著力于推動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的加速發展,實行面向邊遠山區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政策。政府在每年招生時都對邊遠山區的少數民族生源實行降分定額照顧錄取,并采取了一所學校幾種辦學模式并存、多功能多層次培養師資的辦法。越南北部省份都相繼開辦了師范中學,實行“三位一體”的辦學形式,同步培養幼兒教師、小學教師和初中教師。各師范中學均設有:高等師范系,即“12+2系”,招收高中畢業生,讀師范兩年,畢業后到初中任教;中等師范系,即“9+3系”,招收初中畢業生,讀師范3年,畢業后到小學任教;另外,還有幼兒師范系、村本系。村本系的生源主要來自山村。學生到師范學校后,第一年集中學習文學(語文)、數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基礎課程。學滿一年后,先回當地做小學教師。過一段時間后,再招回校讀兩年,考試合格后才發給畢業證書。學校根據村級小學或教學點的教學實際以及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水平,對課程設置作了調整,增加主科課時和農村實用的教學內容,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實施“師范讀書—村小學任教—師范讀書”這一靈活新穎的村本系辦學方式后,大大緩解了山區農村教師短缺的狀況,培養了一支穩定的本鄉本土教師隊伍,提高了農村的教育水平。[4]優越的待遇激勵教師安心于邊境鄉村和山區從教。面向邊遠山區實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固然是越南解決邊境民族地區師資短缺的重要措施,但是教師下得去、長期待下去是個后續問題。為此,越南政府在政策上給予了傾斜。如在教師待遇上,越南政府規定:邊境地區教師工作兩年等同于內地教師三年工齡,并按同樣辦法計算其工資。實際上,越南邊境地區的教師工作20年即可退休。住房方面,政府無償劃撥土地給教師蓋房。這樣的激勵措施使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很快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中國這些年為完善邊境少數民族基礎教育教師培養、培訓和交流制度,出臺了很多政策。2006年,教育部、財政部、人事部、中編辦聯合印發通知,在包括廣西、云南等13個西部省區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通過公開招募高校畢業生到西部以及邊境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任教,逐步解決農村師資總量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等問題。2007年,國務院決定在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2007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大力推進師范生實習支教工作的意見》,要求高等師范院校組織師范生到中小學進行不少于一學期的教育實習,此舉緩解了部分邊境地區農村學校教師緊缺的矛盾。2004—2010年,通過實施“農村學校教育碩士師資培養計劃”,共招收1600名優秀本科畢業生到邊境地區貧困縣農村學校任教。2007—2010年,在邊境地區共招收12686名免費師范生,占免費師范生總數的27.73%。2006—2010年,為邊境地區共招聘特崗教師7.1萬人,約占特崗教師總數的38%。

這幾年,廣西、云南通過實施“國培計劃”、“區培計劃”、“省培計劃”等形式,采取集中培訓、遠程培訓、送教下鄉等模式,大規模、高效益開展農村教師培訓,促進農村教師專業化發展。為了鼓勵和支持優秀教師到條件艱苦的民族地區任教,在“下得去、留得住”方面,廣西實施農村學校教師周轉宿舍建設計劃,打算到2015年,基本滿足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任教的特崗教師、支教和交流教師、離城鎮較遠的邊遠艱苦地區教師以及寄宿制學校教師住宿的需求。除了實施農村學校教師周轉宿舍建設計劃外,在調研中,筆者還看到部分邊境縣市在城區已經規劃或正在建設由教師個人集資的教師安居工程,包括邊境農村中小學在內的教師都能享受一套限價房。在工資待遇方面,2006年頒布的《義務教育法》第31條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在民族地區和邊遠貧困地區工作的教師享有艱苦貧困地區補助津貼。”事實上,邊境地區的教師多年來一直享受邊境工資補貼。在2012年9月7日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除了強調“鼓勵地方政府將符合條件的農村教師住房納入當地住房保障范圍統籌予以解決”外,還特別指出:“依法保證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對長期在農村基層和艱苦邊遠地區工作的教師,實行工資傾斜政策。”[5]這無疑解除了扎根邊境的教育工作者的后顧之憂。

二、兩國政府支持少數族群地區中小學實行雙語教育

1992年版《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各民族有權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和文字,維護民族特色,發展本民族美好的風俗、習慣、傳統和文化。國家與社會保護和發展具有民族性、現代性和文明價值的越南文化,繼承和發揚越南各民族文化。”[6]憲法規定明顯體現于邊境民族地區教育語言的使用中。越南政府支持雙語教育。1991年8月頒布的《普及小學教育法》第4條規定:“小學實行越語教育,但同時各少數民族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與越語一起用來進行小學教育。”根據這一規定,各族群不分人口多少,都有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目前,越南53個少數族群中有26個族群還保留了自己的文字。但事實上,這些少數族群保留的文字大多是晚近時期參照越語文法創建的。現在的越南文字是使用拉丁字母書寫的文字,叫做國語字(ChQucNg),于20世紀開始全面使用,目前越南有85%～90%人口將它作為母語。盡管越南岱—儂族和泰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但拉丁岱—儂文基本上是用越文字母拼寫,其他族群都直接使用越南的國語字(即越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12條指出:“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同時指出:“漢語言文字為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基本教學語言文字。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進行教學,應當推廣使用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和規范字。”1957年中國國務院批準以拼音文字為特征的壯文在壯族地區推行使用。但是,50多年的壯文推行成效甚微,因為使用漢字已經成為壯族人民的習慣。有學者稱:由于長期接觸和使用漢字,壯人心中已產生一種認同心理,即便對自己的古壯字也不叫壯字,而呼sawndip(意譯為生造字、生僻字),無意識中把漢字視為自己的文字。……對漢字的熟視,對外文(以英文為代表的拼音文字)的生分,使壯人自然地對拼音文字沒有好感,有的人戲稱之為“蚯蚓文”,加上不習慣拼音認字,一看到那一長串的字母排成一列列,就產生畏懼心理。所以,雖然宣傳上處處強調拼音壯文“易學易懂”,有些人仍然接受不了。[7]筆者在中越邊境壯岱族群的調研中看到,越南邊境中小學統一使用越文教材,基礎教育學校完全使用越語教學。中國邊境中小學統一使用根據國家教育方針和課程標準采用漢字編寫的教科書。“書同文”從一種歷史哲學意義上偶然的開端,依靠政治力量統一文字、語言,最后是部分的文化整合。[8]

三、幾點認識

通過考察比較中越邊境跨界民族的基礎教育,筆者有如下幾點認識。

(一)多民族國家的民族建設仍秉承民族主義意識不論是安德森稱為第一波的早期歐美國家的民主主義運動,還是被他稱為第三波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各地人民取得全球性勝利,建立被認為是世界普遍國家形式的民族國家,除了少數由單一的民族構成外,絕大多數都是多民族國家。這與民族主義所主張的“每個民族都應該有自己的國家,政治的單位和民族的單位應該一致”的“民族創建”的目標相去甚遠。誠如杜贊奇所預想的那樣:“幾乎沒有任何可能返回到或創造出單一種族的民族國家。”[9]安德森認為:“長久以來被預言將要到來的‘民族主義時代的終結’,根本還遙遙無期。事實上,民族屬性(nation-ness)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價值。”[10]2民族建設因此成為各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可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仍與當代國家從民族性上取得權力的民族建設相始終,“從國家的統一性和穩定性來說,將全體國民在族性上統一起來,也是最便捷的選擇”[11]85。

(二)民族國家實現建設目標的重要路徑是文化認同教育,而學校教育是文化認同教育的必然選擇國家建構民族歷史的“敘述”常常借助文化認同教育作為實現公民的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鄭曉云認為:“文化認同是人類對于文化的傾向性共識與認可。這種共識與認可是人類對自然認知的升華,并形成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準則與價值取向。……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也因此而表現為對其文化的歸屬意識。”[12]國家通過建構文化認同的核心內容——價值體系,通過文化認同教育培育公民的文化歸屬感。因此,在民族國家建設中,文化認同教育對一國秩序的建立和維系具有重要作用,而建立有效文化認同的教育政策是實現公民文化認同的制度保障。安德森主張將民族界定為“想象的共同體”。[10]2勒南則以一種文雅的方式指涉每個民族成員對“共同體”的想象。他說:“民族的本質是每個人都會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時每個人也都遺忘了許多事情。”[13]這是每個民族成員接受民族國家認同教育的結果,而學校教育是文化認同教育的必然選擇。從國家以法律對跨界民族基礎教育的優先照顧、對邊境民族地區教師發展的扶助措施、將普通話作為通行的教育語言以及民族歷史“敘述”的建構中,我們看到邊境少數民族成員“一旦識字率上升,隨著民眾在他們原本一直謙遜地使用,而如今卻被印刷術提升了地位的語言中發現新的榮耀之后”,要喚起群眾的支持就更容易了。[10]77可見,學校教育在民族建設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三)全球化尚不能動搖民族國家的存在,但面對全球化、地區反對利益的訴求和社會變遷的多重壓力,民族國家需要創造出多種用以保證多民族國家內各民族集團的政治參與和經濟文化利益的政策實踐機制當今,“民族國家的權力和權威受到了三方面的威脅,這些來自上層的全球化和國際化的壓力,對民族國家的邊界主權以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提出了挑戰。另外,來自民族國家下面的地區和反對利益的訴求壓力,以及來自水平發現的市場和市民社會變化的壓力。這些因素削弱了國家在經濟管理、社會鞏固和文化認同上的以及制度化構造的能力”[14]。在民族國家之外,形成了軍事陣營或經濟網絡,比如“北約組織”(NATO)和“經濟合作組織”(OCED),以及所謂“三合一組織”,尤其是歐洲一體化建設,使得一些學者似乎找到了想像后民族結構的樂觀圖景的依據,認為“超越民族國家的治理”(MichaelZüm)成為可能,并至少部分地補償了國家在自身功能范圍內喪失的行為能力。[15]事實上,經濟的全球化和世界性區域組織的發展,既沒有改變全球性資源權力分配方式,也沒有改變民族國家作為世界體系基本單位的組織結構,更沒有消弭國家在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包括聯合國和歐盟在內的現代所有世界性區域性組織,實際上都是按照民族國家的原則組建并運行的。[16]當下世界的事實的確如此。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具有非共時性,歐洲國家已進入歐盟時代,而第三世界國家仍在進行民族國家建構。當今的超民族主義并不能涵蓋眾多的第三世界國家。顯然,完全取代主權國家的超民族的理想的實現仍然只是等待的美好未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全球化尚不能動搖民族國家的存在。面對全球化、地區反對利益的訴求和社會變遷的多重壓力,民族國家應該通過完善自身功能范圍內的行為能力,創造出多種用以保證多民族國家內各民族集團的政治參與和經濟文化利益的政策實踐機制。不論是20世紀初盛行于美洲、歐洲和大洋洲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和“整合”(integration)政策,還是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都承認和尊重一國之內多民族文化的存在。在幫助少數民族保護和發揚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同時,又主張各民族在國家層面上的一體格局。已經完成政治上統一的民族國家,“如果說民族建設對于文化統一性的要求仍是必需的話,能夠存續和發展的只能是多樣性基礎上的統一,承認差異、尊重個性基礎上的統一”。[11]113民族國家在支持和幫助少數民族保護和傳承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各民族平等團結的多元一體格局,正是當代世界各民族國家開展民族建設的應有之義。

作者：韋福安單位：廣西民族師范學院華南邊疆問題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