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毒情形勢表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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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

摘要：

當前我國面臨著問題加速蔓延的嚴峻形勢，而關于引發加速蔓延的國內因素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和系統化。除了學術界已經分析的原因，還有四個方面的因素也需考慮：國內人財物廣泛而高速度的流動客觀上給禁毒工作帶來了挑戰；對合成問題的認識和應對在不斷調整完善之中；禁毒工作中打與防結合的偏差；禁毒執法部門發現能力、執法能力的增強。

關鍵詞：

毒情形勢；國內因素；合成；打防結合

一、當前毒情形勢——加速擴散

2009年以來我國各項禁毒指標數據增長快速，禁毒形勢異常嚴峻。作為禁毒部門官方文件的《禁毒報告》在描述毒情形勢上的措辭也從2010年、2011年的“不容樂觀”，逐步轉變到2012年、2013年、2014年的“嚴峻”和“嚴學報峻復雜”。2014年中央《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受國際毒潮持續泛濫和國內多種因素影響，我國問題已進入加速蔓延期，毒情形勢嚴峻復雜”，這應該是目前對我國毒情形勢的基本權威判斷。之后的2015年《禁毒報告》中表述為“快速發展期”，《2014年犯罪形勢報告》也提到國際毒情的“加速擴散期”。從以往《禁毒報告》和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發現，也有擴散、蔓延之說法，但是將加速擴散稱為一個時期進而逐步表述為“加速蔓延期”，僅是近兩年來的提法。那么，圍繞這樣一個表述，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思考：一是加速蔓延期是否是一個問題發展的必經階段，是否對這樣一個加速蔓延期早有預知，是否可以根據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國各自的治理經驗來分析判斷加速蔓延期。更為關鍵的是這樣的加速蔓延期將持續多長時間，加速蔓延之后的問題是何種狀態。第二個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我國目前毒情形勢進入“加速擴散期”。對于該問題，《禁毒報告》《犯罪形勢報告》《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均表述為國際國內或境內境外兩個方面。其中“國內多種因素”成為一個出現頻率較高的表述，然而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對國內多種因素的系統化和具體化闡釋。中央《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中無論是源頭治理的基本原則還是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都必須建立在準確分析當前形勢加速擴散的原因分析上。只有對原因進行科學分析，才能真正做到源頭治理，實現有效預防。由于犯罪的境外因素往往涉及國際禁毒合作、毒源地國家政治秩序與社會穩定、主要國家禁毒政策等方面，絕非中國自身的努力就可以有良好效果。更何況，目前我國犯罪問題的國內因素也逐步上升到主要方面。也只有基于此種認識，才能更加準確地判斷禁毒形勢，制定科學政策。本文嘗試在現有國內多種因素研究的基礎上對部分因素進行分析。

二、有關犯罪原因的現有研究評析

犯罪作為一種犯罪類型，其犯罪原因是指引起、促成和影響此類犯罪的各種因素。關于犯罪的國內原因，在理論界有較多的研究，大體上都是從歷史、經濟、社會控制、需求等幾個方面展開。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我國犯罪的泛濫，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畸形的經濟意識；抑控機制弱化；國際犯罪和地理環境的影響；歷史余毒的影響；日趨龐大的‘消費市場’是犯罪的一大動因”。[1]而到目前，關于犯罪的國內原因，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防毒、控毒機制弱化，客觀上縱容了犯罪；我國部分地區經濟極度貧困是導致犯罪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犯罪所帶來的巨額利潤，是驅動犯罪的原動力；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是我國犯罪泛濫的刺激性因素；我國已由無毒國、過境國轉變為生產國、輸出國。”[2]69以上論述基本準確地揭示了我國特定時間段犯罪的國內原因，但對當前問題加速蔓延的原因分析還有待調整和補充。第一，有關歷史原因的分析，如果把研究的視野在時間維度上放得夠長，是具有較強解釋力的，但如果用于分析和解釋近年來的加速擴散問題，直接性略顯不足。第二，制毒販毒犯罪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為了獲得經濟收益，但如果因此就將此類犯罪的發生歸結于當地的經濟貧困并就此提出對策，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為從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情況來看，此類犯罪并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下降，其根本原因在于犯罪的高額收益是任何正常的經濟投資活動根本無法比擬的。第三，龐大的消費市場，從無毒國、過境國轉變為生產國、輸出國，這兩個因素是犯罪的刺激性和滋生性因素，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可理解為犯罪加速蔓延的結果。故而，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國現代化進程和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有哪些關鍵性、具體性因素和問題的發展具有更為緊密的關聯性，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全球性的資料表明，2000年來，除極少數特例外，幾乎世界各國的犯罪率、犯罪類型、犯罪人口和犯罪區位分布變化對現代化進程的依賴程度都令人難以置信”。[2]72那么具體到犯罪問題，“人類至少在新石器時代極易接觸罌粟”[3]，使用大麻的歷史可能還早于罌粟和古柯，而且也認識到這些原植物的麻醉和興奮作用，但直到人類社會進入現代化之前，并沒有形成社會問題。除了現代化的化工提純與合成技術是一主要原因外，必定還與現代化、工業化的生活模式、價值觀念、全球化進程等有著必然的聯系。對此也有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認為“新型犯罪是現代化的產物和發展結果”，其“數量和種類都是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不斷增多的。”[4]但相關研究絕大多數為定性研究，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圍繞這種關聯性的實證性、系統性研究成果。實際上，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也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之中。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中的問題發展變化應該能提供一些研究的參照。以美國為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開始進入后工業時代，“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在美國社會具有常在性和歷史性，但在20世紀60年代泛濫絕對不是偶然，而是在二戰后進入后工業社會的美國資本主義迅猛發展和社會動蕩不安的背景下，物質上的幸福沒有給嬰兒潮一代青年人帶來精神上的愉悅，各種歧視、偏見和不正義的現象促使他們懷疑和反抗。”[5]依據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如果僅以人均GDP達到9000美元以上來衡量，我國北京、上海等地到目前為止已經進入了后工業社會。[6]中國這一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與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發展有些許相似，故而在問題發展態勢的分析方面有一些經驗借鑒的基礎。

三、國內部分影響因素的初步分析

圍繞我國問題加速蔓延的“國內多種因素”這一表述，在現有關于犯罪國內原因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當前問題進入“加速蔓延期”的部分國內原因嘗試進行初步分析，以期有助于解讀當前的禁毒形勢。

（一）人財物的高速流動性客觀上增大了禁毒的難度

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是人財物廣泛而高速的流動，而人財物的流動反過來又助推市場經濟的發展，從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從人員來看，根據《2014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除城市客運系統，全社會鐵路、公路、水路、民航等完成客運量220.94億人、旅客周轉量30097.39億人公里，顯然如此規模的人員流動必定伴隨著大規模財物的流動。從物流來看，根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100EC.CN)監測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139.6億件，同比增長51.9%[7]，平均每天業務量超過3800萬件。然而與人財物如此大規模流動相伴隨的便是犯罪的跨區域性和流動性極強、犯罪方式傳播迅速，特別是對販賣槍支彈藥與販賣等這些典型的買賣型對向犯罪更是如此。①雖然是一種非法的商品，但依然遵循著商品交易的主要規律，有市場供求雙方，有各種利益鏈條，及其前體夾雜隱藏在如此規模的合法商品流通中進行販運，其發現、經營和查緝難度之大可想而知。②同時，繼續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也將會越學報來越大，中國也將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進程進而實現現代化。境內外之間的人財物交流規模會更大、頻率也會更高，在國際問題加速蔓延的大背景下，中國自然不可能獨善其身，也不可能完全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徹底消除本國的問題。雖然我國毗鄰毒源地的云南、新疆等省區不斷加大禁毒力度，公安邊防部門也不斷強化邊境查緝工作，但整體緝獲量依然有限。相對應的是國內禁毒區域、部門協作機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在情報資源共享、禁毒戰果分配等方面依然存在著不足，有待進一步優化。

（二）對合成問題的認識和應對在不斷完善提高之中

與其他相比，合成無論是生產、販運模式還是吸食人群、吸食場所、對人體作用都具有比傳統更容易擴散的特性。生產流程不像鴉片、大麻一樣受制于自然環境的影響，無周期限制，制作工藝愈加簡化，制作成本愈加低廉。在販運上難以像來自于金三角、金星月的可以追蹤到較為固定的販運通道，制作地、販運通道變化大。特別是在濫用方面更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模式，滿足了快節奏、高壓力下生活的人們尋求放松、發泄的內在需求。這些特點決定了對新型合成犯罪的打擊難度要遠大于傳統犯罪。“生產不依賴于原植物材料，有多樣化的制毒原材料和制毒工藝，生產靈活性強，販運路線和濫用模式變化迅速。”[8]但中國面臨的問題長期以來一直以海洛因等阿片類為主，歷史上的鴉片戰爭更是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了慘痛記憶。我國雖然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就開始面臨新型問題，但傳統特別是海洛因在我國犯罪結構中的比重居高不下。進而長期以來禁毒工作的理念、機制更多是以阿片類為主。當合成伴隨著海洛因的高峰逐步結束而迅猛發展時，在打擊傳統犯罪方面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機制不見得能夠有效地應對合成犯罪。由于原有的禁毒理念、禁毒機制等調整不夠及時，無論是案件中的情報工作、偵查經營還是吸毒人員的發現查處都會偏向傳統，由此形成的禁毒統計數據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合成問題，自然基于禁毒統計數據進行的形勢判斷也就可能形成滯后甚至偏差，從而使對合成問題的判斷缺乏預見性，使得合成問題在國內已發展到如此大的規模。

（三）禁毒工作中打與防的結合偏差

我國古代醫學就有“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的觀點，中醫對人體疾病的治理理念與社會問題的治理理念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預防就是以“治未病”為目的。打防結合、預防為主是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幾次嚴打之后逐步總結形成的社會綜合治理方針。1991年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打防并舉、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指導原則，1997年黨的十五大又明確確定“打防并舉、預防為主”的治安治理方針。犯罪危害的外部性特征決定了其比任何一種犯罪對社會的危害影響更深、更遠，本身就是社會治安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打防結合、預防為主的指導方針自然也是禁毒工作所應遵循的。從早期“四禁并舉、堵源截流、嚴格執法、標本兼治”到2008年禁毒法所確立的“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禁種、禁制、禁販、禁吸并舉”，再到《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中提出的“源頭治理”，都將預防置于首要戰略地位。然而在具體的禁毒實踐中，重打輕防的作法較為普遍。因為一方面預防是一項長期的基礎工作，需要長期的投入和關注，其成效的顯現也具有長期性，各級禁毒部門在短期內根本無法取得明顯成績，偏向打擊就成為一種近乎本能的選擇。另一方面，“打擊是有形的，案件的偵破、罪犯的抓獲與懲罰都是可以用統計顯示出來的；防范是無形的，是從根本上對犯罪的主體和客體進行預防，防止可能發生的案件是無法用數字統計說明的。”[9]這就使得在量化考核盛行的背景下，禁毒工作評估和考核也就偏向了打擊方面，從而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禁毒執法領域的核心理念是打擊，‘預防’在大多數的執法、偵查工作中都被選擇性地忽視。”[10]

（四）禁毒執法部門發現能力、執法能力的增強

由于犯罪屬無被害人犯罪，且極具隱蔽性特征，對此類犯罪的測量也就只能依賴于禁毒執法機關禁毒執法過程中的統計數據。雖然由于犯罪暗數的存在、統計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及禁毒法律規范的立改廢，禁毒執法機關統計的數據也并不能完全準確地反映犯罪的實際情況。但即便是這樣，該數據也最接近于犯罪的真實情況，對犯罪形勢的分析判斷和預測預警，也只能依賴于禁毒執法部門的統計數據。“因為官方犯罪統計是測量犯罪現象的傳統依據”，“是最具持續性并且覆蓋面最廣的一種犯罪測量方法。”[11]目前國際社會對于犯罪形勢的判斷，除了原植物種植規模可以通過衛星監測來進行準確評估產量外，其余指標均是根據各國禁毒執法機關破獲案件、繳獲數量等來進行分析的。那么，禁毒執法機關發現能力、執法能力的增強，必然會使禁毒執法過程中的各種統計指標如繳獲量、破獲案件數量、抓獲涉毒犯罪嫌疑人、新發現吸毒人員數量等在短期有明顯增加。隨著我國禁毒工作專業化、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禁毒執法機關發現能力、執法能力也不斷提升。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實名制的廣泛實施和各類治安管理信息系統在行業場所管理中的普及使用，使得公安機關對人特別是涉毒高危人員的吃住行銷的管控能力有了很大的增強。二是吸毒人員動態管控機制的建立和完善，能有效地對入庫吸毒人員進行動態監控，及時發現吸毒行為，更能拓展未登記入庫吸毒人員。從《禁毒報告》來看，吸毒人員統計數量迅速增長時間點恰恰與動態管控機制逐步完善、系統拓展應用功能逐步廣泛利用的時間點基本吻合。應該說這二者之間毫無疑問存在關聯性，但具體關聯程度如何，還有待深入分析。三是逢嫌必檢措施的實施。公安部禁毒局在2014年百城禁毒會戰中部署指導各地積極推行“逢嫌必檢”措施，極大地提高了對隱性吸毒人員的發現能力，北京、山東等地查獲吸毒人員和新發現吸毒人員同比增幅達到200%以上。[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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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14年全國快遞業務量139.6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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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張遠煌.犯罪學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21.

[12]封歡歡.公安部確定108座禁毒會戰重點城市推行“逢嫌必檢”

作者:鄭永紅 單位:甘肅政法學院公安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