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文學拓荒期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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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新馬華文文學研究“拓荒期”的成績

“拓荒期”新馬華文文學研究頗有成績，主要呈現為如下幾個研究向度：

（一）新馬華文文學思潮、發展及概況研究關于新馬華文文學思潮的研究，歸僑作家韓萌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爭論及其他》[1]是這階段最早有所涉及的論文。韓萌認為，從萌芽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那一階段的南洋華僑文藝活動，“可以說只是中國文藝運動主流的一派支流。”但二戰后華籍文藝工作者“也開始正視當地人民的利益這一種神圣任務了”，“馬華文藝”創作問題的爭論便可證明。作者韓萌進而肯定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肯定文學創作和生活的關聯性。對新馬華文文學思潮研究做出重要成績的是凌彰的《新加坡華文文學思潮的變遷》。[2]作者首先界定新加坡華文文學概念，“新加坡華文文學是新加坡公民使用本國一種官方語文———‘華文’創作的反映新加坡人思想感情和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這種華文文學作品的作者和題材完全是新加坡的，也就是說它是新加坡的文學，而不是中國文學。”概念特別強調了新加坡公民身份、作為官方語文的“華文”語種和內容的本土性，這是較為嚴格的界定，一定意義上排斥了“僑民意識”。論文重點依據新華文學的本土特色，將新華文學思潮劃分為戰前、戰后和新加坡獨立后幾個階段進行描述。作者認為，“戰前的馬華文學反映的基本上是僑民的意識”；戰后馬華文學思潮有新的發展變化，新民主主義文學的肯定和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強調是其一，提倡健康文藝和“愛國主義的大眾文學”也是新特點；新加坡獨立以來的華文文學思潮主要表現為：繼承現實主義傳統、強調新加坡國家意識、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和開展“建國文學”運動等幾個方面，論文肯定新華文學“己逐漸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中心”。總體而言，論文對新加坡文藝思潮在各歷史階段發展特色的概括性論述，有相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契合新加坡華文文學發展的歷史走向。不過，作者對“新華文學”的概念論定，雖有相當的科學性（尤其是強調“華文”是新加坡“官方語文”，表明了新華文學在新加坡國家文學中的正宗地位。這對于大陸學者習慣性認為海外華文文學在華人居住國屬于邊緣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的認知，是一個極大的沖擊），也有些失之偏頗，比如它規定“這種華文文學作品的作者和題材完全是新加坡的”，就可以商榷。筆者以為，“作者”是新加坡的，但“題材”不應該限定。只要是“新加坡公民”使用“華文”創作和體現“新加坡意識”的文學，就是“新華文學”了。對新馬華文文學發展概況作出重要評述的是陳賢茂、溫文認兩位學者。1985年陳賢茂就發表了《新加坡華文文學簡論》。[3]首先，陳賢茂以二戰和新加坡獨立建國兩大政治事件為外在標記，同時，以“馬來亞意識”和建國后新華文學獨立發展為內在標準，將新加坡的華文文學史，大略分為三個時期:“一、戰前(1919~1942)，二、戰后至新加坡獨立前(1945~1965)，三、新加坡獨立以后(1965~)。”其次，作者依次分析了新華詩歌、散文和小說的發展狀況和各階段特點、代表作家作品，有助于讀者對新華文學產生較為系統和感性的認識。陳賢茂的《新馬華文文學發展概況》[4]對新馬華文文學發展軌跡作了更為詳細的梳理和評述。此文有幾個觀點值得重視。首先，陳賢茂評述“馬華新文學”(實際上指的即是新馬華文文學)的起源不可忽視，作者肯定“馬華新文學”是在中國影響下誕生和發展；其次，作者認為新馬華文文學史的分期以楊松年的較為合理，楊松年將七十年來的華文文學史，大略分為戰前（1919~1942）、戰后至新馬分家前（1945~1965）、新馬分家以后（1965~）三個時期。陳賢茂依據三時期對七十年來的新馬華文文學發展史作了概括性評述，重點評述“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此文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拓荒期”發表，讓中國大陸讀者可以較為清晰地把握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進程，加深對新馬華文文學的認知。溫文認的《略論新加坡華文文學》[5]首先將新華文學發展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并對各個歷史階段的新華文學加以細分。三階段論和楊松年的分期頗為一致，只不過將第一階段微調為“由萌芽期起至二次大戰結束時止(1919~1945)”。論文指出“前兩個階段屬于馬華文學的一部分。”“第三個階段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華文學。”在三階段論的框架中，作者對各階段的新華文學再次加以細致劃分，給了讀者更為清晰的新華文學“圖像”。其次，論文對在“新華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小說進行內容與題材分析。其三，就創作方法而言，論文指出現實主義“是新華文學的主流”。可以說，這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拓荒期”對新華文學發展階段劃分最為細致的一篇論文，它對新華文學各歷史階段的評述有助于國內讀者整體把握新華文學的走向，對新華小說的題材、內容分類也加深了讀者對之的印象。對新華文學藝術“現實主義”主流的肯定成為后來大陸華文文學研究學者的“共識”。此外，馬陽的《抗戰時期的馬華文學》[6]主要介紹了抗戰時期馬華文壇，重點對作為馬華文學“戰斗的營壘”的副刊雜志、文藝社團加以評述。此文富有價值的還有對郁達夫在東南亞的文藝活動和創作的評述。作者說，1939年郁達夫半路接手的《晨星》“是當時出版最正常、最具規模的報紙副刊。”郁達夫把大部分心血傾注在《晨星》上，“既把它辦成救亡的戰斗陣地，又把它看作培養文藝新人的園地。”在該刊中，馬華文學的“抗戰救亡”和“抗敵衛馬”的主題更加鮮明。這個時期郁達夫的大批時評和雜感，尤其精彩，“他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藝術境界出現在馬華文壇，受到華僑社會各界人土的喜愛。這時的郁達夫，不再是‘頹喪文人’，而是一個杰出的‘愛國者’。”論文對抗戰時期的馬華文學和身處南洋的郁達夫文學活動，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可以說，1979~1989年中國大陸期刊對新馬華文文學思潮、發展進程及概況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尤其是陳賢茂、凌彰、溫文認三位學者對新馬華文文學七十來年的思潮變遷和發展概況的評述，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首先是資料價值，它為后來學者研究新馬華文文學提供了基礎、依據。其次，三位學者對新馬華文文學發展階段的描述大同小異，對此文學脈絡的梳理，使讀者可以較為清晰地把握新馬華文文學在不同階段的主題、題材、文學觀念、創作特色等諸方面的變遷，加深我們對新馬華文文學感性、系統和整體性的認知。

（二）新馬華文詩歌研究學者們對新馬華文詩歌的研究主要體現為三種方式，即“點”“面”結合的詩歌評論、綜合性評述和個案分析。陳賢茂的《新加坡華文詩歌發展的軌跡———讀新加坡華文詩歌四首》[7]和《新加坡華文詩壇的歷史回顧》[8]是最早對新華詩歌加以研究的二篇論文。前文重點是結合新加坡詩歌發展歷程，對戰后新華詩壇誕生的四首詩歌即米軍的《跳“瓏玲”》、牧羚奴的《啞子》、杜南發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箋》加以個案分析。陳賢茂認為新加坡戰前的詩歌多中國題材、散文化傾向嚴重；戰后初期“有些詩人開始嘗試表現‘此時此地’的生活”，“很富有熱帶的地方色彩。”米軍的《跳“瓏玲”》即以明快熱情的節奏描繪了跳瓏玲舞的場面；六十年代初期，現代主義詩風在新華文壇引起騷動。牧羚奴的《啞子》可見一斑。進入七十年代，“出現了‘現代’與‘寫實’合流的緩慢趨勢。”杜南發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箋》就能看出此趨勢。總之，論文“點”“面”結合，既梳理了新華新歌幾十年的發展軌跡，同時對四首詩作進行了細讀，且藝術分析獨到貼切，令人敬服。綜觀陳賢茂上述二篇論文，作者論述的策略，都是一方面概述性地梳理從戰前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華詩歌的發展軌跡，一方面對各階段的代表性詩作加以細致的分析，是“點”“面”結合、深入評述的好論文。在1980年代，陳賢茂這種從微觀入手、宏觀論述的學術風格，對于讀者認知較為陌生的海外華文文學，顯然很有意義。李庭輝、陳實兩位學者對新華詩歌的綜合性論述富有創新性。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庭輝的《時代與文藝：戰后新加坡華文詩歌的發展初探》[9]為中國大陸讀者認識新華詩歌提供了新視野。作者將戰后新加坡華文詩歌的發展分為1945年至1966年、1966年至1982年，以及從1982年至今的三個時期，重點分析了新加坡政治勢力、時代背景與戰后新華詩歌的關系。作者說，“在第一個時期里，(以下簡稱馬共)是華人社會的主要政治勢力，因此在二十年左右期間里，華文詩歌活動的情況是左傾的。”當然也有些變化，如1948年馬共的和平斗爭轉為武裝起義之后，文藝避開接觸到政治問題，轉而只就文藝論文藝。“前階段的寫實主義，轉變為這一階段的唯美主義。”鐵戈、米軍、周粲、杜紅等，是第一個時期影響較大的作家。在1966年至1982年期間，馬華文藝受到臺灣國民黨的影響，“取實文藝而興起的便是唯美主義發展到最高峰的現代派文藝。”一般認為領導現代派的詩人是陳瑞獻。1982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領導的政府提倡建立建國文學，有選擇地吸收寫實文學和現代派文學的特點，文學呈現為較復雜豐富的姿態。此論文對于新馬政治、歷史背景的梳理較為清晰，對新馬華文詩歌在戰后的進程介紹得法，當然，它似乎對于彼此（馬華時代背景、政治勢力和馬華文學）之間關系的論述有生硬之嫌。因此，論文雖給學術界提供了新視野，卻也妨礙了作者本人對新馬華文詩歌在歷史進程中本有的豐富生動性的論述。陳實的《熱帶島國的心靈律動———<新加坡華文詩歌選>后記》[10]是一篇不錯的新華詩歌研究論文。論文認為，“現代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在新加坡華文詩歌中是一個糾纏在一起的整體概念。”“現代人性的呼喚”和“文化的回歸”，也是詩集所顯示出來的特點。作者雖然闡述的是《新加坡華文詩歌選》的特點，但實際上也是對新華詩歌發展進程和特點的概論。在個案分析方面，胡凌芝、翁奕波、于燕燕三位作者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胡凌芝的《“有水的地方就有舟，有岸的地方就有歌”———<五月詩刊>巡禮》[11]重點闡述了新加坡《五月詩刊》的創刊意圖、方針和詩刊特色。詩刊創刊表達了對大詩人屈原的紀念，屈原詩魂常在并凝聚了各國詩人的力量，而“放眼天下”的辦刊方針也使華文文學大放異彩。詩刊體現二大特色，其一，題材廣泛，內容多樣，大千世界、宇宙萬物，盡入詩中。其二，《五月詩刊》是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國家的詩人詩作的大會師、大交流。此文是中國大陸最早對新加坡重要文學刊物《五月詩刊》（創刊于1984年5月）的綜合介紹，開啟了大陸學者對新加坡重要詩社、詩人群的學術探索，意義重大。翁奕波的《陽剛與陰柔的共振———劉思詩歌賞析》[12]是對1930年代末新華文壇極為活躍的詩人劉思詩歌的評述。作者以詩意的語言評述說，劉思詩歌“立體交叉一樣繁復的思想，南海波濤一樣洶涌的情感，交匯成一首接一首跳動著時代脈搏的詩篇。”且抗戰前后的劉思詩歌具有與情感搏動的軌跡相應的內在音樂旋律，表現為具有兩種不同的情感脈絡：即“強烈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意識”和“深沉委婉的思念故鄉故國的纏綿之情”，它們在劉思詩歌中形成兩種不同的旋律，譜成了“陽剛與陰柔的共振”。在新馬華文文學研究“拓荒期”，翁奕波此文脈絡清晰、論述較為深入，不失為一篇較好的研究論文。總之，在1979~1989年，陳賢茂首先開啟了新華詩歌研究的先河，并對新華詩歌發展歷程和重要詩作作了較為出色的論述。李庭輝、陳實兩位學者進一步對新華詩歌作出了深入切實的研究。胡凌芝、翁奕波、于燕燕等學者對《五月詩刊》以及劉思、賀蘭寧詩歌的介紹或賞析，又拓展了中國讀者對新華詩歌的認知領域。

（三）新馬華文小說研究新馬華文小說研究中，主要是作家個案研究，有一篇宏觀論述新馬華文小說發展概況的好論文，是杜麗秋、蔡敏、陳凡的《新加坡華文小說的今昔》[13]。作者肯定新華文學“一開始也曾是中國母土文學的延伸”，但有南洋本土特色。這和很多學者將戰前新華文學視為中國文學“支流”的觀點有微妙差別，是難得的判斷。文章重點是對新華小說的發展階段加以劃分和闡述。論文認為，1919年至1942年，是新加坡華文小說的萌芽期和成長期；戰后的1945年至1965年新加坡獨立，“是新加坡華文小說迅速發展的時期。……隨著‘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戰，促進了新加坡華文文學的蓬勃發展。”七十年代新華文學日趨繁榮，“過去描寫華僑在殖民地艱苦勞作、思鄉戀舊的題材以及顛沛流離的生活心態，幾乎已經完全絕跡，代之而起的是扎根創業、奮發向上、建設新家園的新加坡人形象。”“進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華文教育日趨式微，新加坡華文小說的創作再次走向低潮。”論文特別指出有異于現代主義對新華詩歌和散文的影響，“現代主義對新加坡小說創作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文章以新華小說是否受中國文學影響、創作數量和質量變化、新加坡重大政治事件為依據進行綜合考量，對新加坡小說的發展進程進行了較為科學的劃分，其觀點基本上為后來研究者借鑒。可以說，這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拓荒期”較有深度的一篇論文。方北方、姚紫、李汝琳、苗秀是本時期最受重視的小說作家，本時期新馬小說研究就重在對他們作品的個案分析。《華文文學》創刊號就推出方北方研究論文，即忠揚的《馬來西亞華文小說家方北方》，介紹了馬華重要小說家方北方的生平及創作，指出方北方的長篇巨著《風云三部曲》（《遲亮的早晨》、《剎那的正午》、《幻滅的黃昏》）“以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和觀點，來鋪寫幾十年來中國現代史實的小說，而且又是長篇巨著，在中國領土以外的華文寫作界來說，可稱得是獨一無二。”并指出馬來西亞《星檳日報》正連載的《樹大根也深》這部以馬來西亞當地為題材的巨著的完成，“或將給新馬文壇建立了一座劃時代的里程碑。”論述《樹大根深》的文章還有作家肖村的《一卷雄文柄蔚千秋———讀方北方小說<樹大根深>》，重點評論該小說的內容主題、人物形象。肖村所采用的評價標準（包括評論術語）接近現實主義傳統的文學理論，雖較為欠缺自己的個性，不過對于馬華文學史上的老一代華人作家作品而言，也是比較合適的批評方式。陳實的《苗秀前期小說創作論》[15]是1980年代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比較詳實、深入的研究論文，也是新馬小說作家個案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文章分為三部分：“苗秀的作品”、“苗秀的風格”、“苗秀的評價”。“苗秀的作品”闡述了苗秀前期小說的背景、內容、主題、人物形象等，對中篇小說《新加坡屋頂下》作出了頗為深刻的評價。作者說，“在小說中，有著兩個世界。一個是娟妓、賭鬼、流氓、小偷、私會黨等社會渣滓構成的畸形世界；另一個是善良的賽賽、俠義的陳萬、好心的新秋月和銀花等人構成的小人物世界。后者是一個溫暖的角落，有著人與人之間以沫相濡的友誼、和諧及溫愛。苗秀一方面為我們展示了那些受壓迫、受歧視的人們所受的生活磨難，一方面通過對這些小人物善良心靈的挖掘傳達出對一種美好社會關系的朦朧追求。這不僅是他人道主義精神的反映，也是他要求改革社會的民主理想的藝術化。”“苗秀的風格”部分肯定了苗秀的現實主義風格，贊譽他“創立了新加坡華文文學語言的新風格。”“苗秀的評價”部分，作者說，時代和歷史把他推上了史詩作家的位置。但是，苗秀的小說還缺少一種史詩般的雄闊氣魄，“這就使苗秀面臨一個矛盾的境地———他是處于史詩地位的作家，卻未能生產出史詩式的偉大作品。”論文突出對苗秀重要作品的評論，又全面地綜合論述了苗秀作品的內容、主題、人物系列、風格，在此基礎和前提下，進一步將苗秀的文學創作上升到文學史意義的評估，可謂論述綿密、層層深入。而且對苗秀作品的全面、綜合論述，可謂典型的作家論，提升了“拓荒期”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品格。云林的《讀<秀子姑娘>》是對于姚紫名作的深入解讀。《秀子姑娘》是姚紫南渡新加坡后的第一部小說，1949年在《南洋商報》連載，繼而由《南洋商報》印成單行本，“成為新加坡文壇上空前的暢銷書。”云林認為，語言的優美、情節的生動、敵國男女戀愛的浪漫是小說吸引讀者的“外衣”，“藝術構思的新穎，人物性格的復雜多樣，對于戰爭與人性的深沉思考，則給小說帶來了一種內在的意蘊。”“秀子姑娘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對以往人物形象單一化、類型化的突破。”論文對秀子這個人物性格的論述富有新意，并頗為透徹。同時，作者對《秀子姑娘》主題意蘊和成功的人物塑造所體現的文學史意義的評估，也頗為中肯。因此，文章雖短，卻有其值得推薦的意義。蘇衛紅的《李汝琳小說創作淺論》分析了在新加坡華文作家行列有“文藝長跑者”美稱的李汝琳小說特征。論文以《新貴》、《漂浮》、《公關荊》、《懊悔》、《內疚》、《姐妹倆》等文本為例，重點分析了作家筆下類型人物：一類是處于新馬華人社會多種政治勢力較量中的小人物如小政客、小爬蟲、市儈人物，一類是生存于新馬華人社會生活夾縫中的小人物，即背負生活重擔的體力勞動者及受盡歧視的小知識分子。論文認為，作者借小說人物描述，寄寓了懲惡揚善的道德力量。總之，在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處于“拓荒期”的1979~1989年，新馬華文小說研究的局面已經打開，主要表現為：其一，方北方、姚紫、苗秀、李汝琳、蓉子等重要新馬作家浮出研究的歷史地表，并成為此后研究者持續、重點關注的新馬作家；其二，新馬華文小說發展概況和重要作家文本的主題、題材、人物形象、藝術風格等各方面，都納入學者的研究視野，也就是說，學者們對新馬華文小說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有了全方位的考察視野，為下階段新馬華文文學研究的深化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四）新馬華文散文研究新馬華文散文研究貢獻最大、研究最早的是前輩學者陳賢茂。其《散文創作的新嘗試———讀杜南發的散文<海上>》指出，《海上》是運用現代主義表現手法進行新嘗試的獨特散文，它沒有傳統散文中那種實實在在的情、景、事，它使人“模糊地感覺到一種氛圍，一種心境，一種情緒”。不過，細讀杜南發的《海上》，它也隱約暗示了上世紀東南亞排華，無數華裔被迫漂向怒海掙扎求生的痛苦背景，這是殘酷現實的背景。《海上》很短，陳賢茂的解讀文章也很短，但卻能貼切地把握杜南發散文的情緒和內涵，實屬難得。陳賢茂的《對傳統的懷戀與對現實的省思———讀<歸去來兮>和<繁華邊緣>》[19]所論兩文是新加坡一次“金獅獎”小說組和散文組的第一名，陳賢茂發現它們有近似的思想內涵，“都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淡淡的懷舊情緒，以及一種由于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加速西化所帶來的心理負荷和疲憊、厭倦的情緒。”綜合小說和散文兩種文體，對新馬華文文學進行比較論述，陳賢茂開創性的研究思路頗有意義。此外，肖村的《馬華文學的郁郁綠蔭———<葉的事業>讀后》是一篇閱讀隨筆，肯定甄供及其雜文集《葉的事業》對馬華文壇的默默貢獻。王振科的《那“一絲小小的愛”———評周粲的散文新作<都市的臉>》[20]從“于細微處見精神”、“于平凡中含深情”、“于樸實中顯文采”幾個方面，評述了周粲第九本散文集《都市的臉》的特色和風格。王春煜的《南洋的風俗畫與風景畫———新華作家<莫河散文選集>序》重在對作家散文“鄉土”特色和“善于以情為文”特征的論述。當然，作者也指出選集有些篇章的浮淺和直露。可以說，新馬華文散文研究比較單薄，學者們關注的作家只有新加坡的杜南發、莫河、周粲和馬來西亞的甄供。陳賢茂的研究思路和論述深度都值得肯定，王振科、王春煜、肖村三位學者也開拓了新馬華文散文研究的園地，但相較于豐富的新馬華文散文創作來說，學者們的研究領域有待拓展，論述也有待深化。

二、中國大陸新馬華文文學研究“拓荒期”的意義

在中國大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拓荒期”，廣東省、福建省的高校、社科院研究機構得風氣之先，率先開始了此領域的文學“耕耘”，但研究還限于東南亞和歐美兩大華文文學“版塊”。由于地緣、血緣因素，東南亞華文文學率先獲得中國大陸學者的青睞，成為“拓荒期”中國大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重鎮和中心。又由于新加坡、馬來西亞是東南亞諸國中社會政治相對穩定、種族沖突相對平和、華文文學創作更為繁榮的國度，因此，在“拓荒期”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板塊”中，新馬華文文學研究是重點和焦點，泰國次之，菲律賓和印尼華文文學研究則處于萌芽狀態。

正是因為在中國大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拓荒期”，新馬華文文學研究處于重鎮和焦點的特殊地位，因此，“拓荒期”中國大陸的新馬華文文學研究也有其特殊的意義。其一，對新馬華文文學的研究，率先打開了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視野，并將漢語文學研究拓寬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拓展了漢語文學研究的疆界，意義極其重大。自此以后，漢語文學研究在世界范圍內連綿一體，形成世界格局的華文文學研究。我們會發現，漢語文學和英語文學、西班牙語文學、阿拉伯語文學、馬來語文學一樣，在世界格局中凸顯其作為重要“語種文學”的地位和價值。其二，在“拓荒期”，新馬華文文學研究代表了中國大陸學者“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水平，同時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文文學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模式，帶動了學者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熱情。在1980年代中國大陸學者熱心于新馬華文文學研究的時候，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研究成績還非常有限（只有泰華文學研究略好），歐美的華文文學研究也還處于起步的“蒼白”階段，許多國家的華文文學研究還是“不毛之地”。就作家個案而言，對身居美國的白先勇和身居瑞士的趙淑俠兩位作家的研究，有一定的學術深度。但“拓荒期”新馬華文文學研究已經達到了較好的水平，成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華文文學研究可資借鑒的學術資源，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華文文學研究的成長起了良好的促進、“導航”作用。

筆者梳理和評述中國大陸“拓荒期”的新馬華文文學研究，不僅具有一般的資料價值，也有利于我們理清中國大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源頭和初始階段的學術價值，進而使學術界對“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發展進程有一個略為清晰的認知“圖像”，為學科建設略盡綿薄之力。

作者：向憶秋 單位：閩南師范大學 閩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