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就業比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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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經濟雜志》2015年第四期

一、問題的提出

2000年代初以來，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日益突出，甚至出現大學畢業生“蟻族”和“大學畢業生與農民工工資趨同現象”[1]，導致許多農村地區再度興起“讀書無用論”，農村高中生棄考現象日益普遍。高考棄考現象是一種放棄高等教育投資行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不再相信“讀書能夠改變命運”。而“讀書能否改變命運”本質上是“教育能否促進社會底層向上流動”，那么，當前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是否意味著“教育不能促進農村學生向上流動”？準確評價、判斷這一命題，需要對大學畢業生與未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工的就業和職業發展狀況進行全面比較分析，這對于農村學生的高等教育投資選擇具有重要意義。盡管國內不乏對大學畢業生就業、農民工就業的研究，也有關于二者的對比研究，但是對大學生與青年農民工就業的比較研究并不多見。與父輩農民工相比，青年農民工（也稱新生代農民工）通常是指年齡在16-30歲之間、戶籍為農村、進城務工的第二代農民工，他們中的大多數與大學畢業生年齡相仿，因此青年農民工與大學畢業生的可比性更強。比較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的就業狀況有利于更準確地探討高等教育對農村學生就業及社會流動的影響，檢驗高等教育在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的背景下能否改變農村學生的命運。基于此，本文擬對二者的就業進行比較研究，并為農村學生的高等教育投資提供建議。

二、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就業率和工資水平比較

根據勞動經濟學理論，就業率和工資水平是反映勞動者就業狀況的兩個最主要的指標，因為這兩個指標不僅直接影響就業者的收入，而且容易量化，具有客觀性。從就業率的角度來看，按照統計時間節點，大學畢業生就業率通常分為初次就業率（統計時間截點為7月1日，即大學生畢業離校時間）和總體就業率（統計時間截點為12月底，即畢業半年后的就業率）。一般而言，由于大學生畢業后進入勞動力市場存在一定的擇業期，所以，我們認為，大學生的總體就業率高于初次就業率，并且更能準確反映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就業狀況。表1顯示，2007-2013年間，大學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68.0%-72.5%，平均值為70.93%；大學畢業生總體就業率為85.5%-91.4%，平均值為88.81%，遠遠高于初次就業率。由于鮮見專門針對青年農民工的就業率數據，我們退而求其次地以農民工就業率數據作為替代。有數據表明，進入城鎮的農村勞動力，大部分都實現了就業，勞動參與率高達90%。在經濟活動人口中，農民工就業率在98%以上，失業率不到2%。[2]此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調查數據，2009年外出農民工的就業率超過97%。[3]據此可以估算，青年農民工就業率高于90%。以上數據表明，盡管大學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僅為70%左右，遠遠低于青年農民工就業率，但大學畢業生總體就業率略低于青年農民工就業率，二者的差距并不明顯。

從工資水平的角度看，工資是雇主或用人單位以貨幣形式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在本質上是勞動力的價格或價值，它是衡量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一個關鍵指標。表1顯示，2007-2013年間，大學生畢業半年后的月工作收入呈逐年增長趨勢，從2007年的1798元增加到2013年的3250元，平均值為2480元。2011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指出：2010年青年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約為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4]由于缺乏其他年份的權威性青年農民工收入數據，以全國城鎮職工收入57.4%的比例來估算其他年份的青年農民工收入。估算結果顯示，2007-2013年間，青年農民工的月收入從1182元增長到2462元，平均值為1793元。這表明，青年農民工月收入上升趨勢十分明顯。這與社會對農民工需求的不斷增加、“民工荒”在全國各地蔓延密切相關。隨著青年農民工工資逐年不斷上升，以至于出現“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工資趨同”的現象。盡管如此，2007-2013年間，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仍然高于青年農民工，二者差距平均值為716元。以上分析表明，盡管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略低于青年農民工，但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仍然高于青年農民工。由于就業狀況不僅包括就業率和工資水平，還包括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和職業發展前景等方面，因此，只有進行全面比較，才能準確揭示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的就業差別。

三、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工作時間比較

工作時間長短既影響勞動者個體工作和生活的和諧度，又影響勞動者個體的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進而影響勞動者個體的就業質量和生活質量，因此也是衡量工作質量優劣的重要指標之一。[5]《勞動法》規定，1995年起，國家實行五天工作制，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個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但是，許多數據表明，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明顯偏長。例如，有調查顯示：青年農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個小時，與其他年齡段的農民工勞動強度相比并沒有顯著的差異。[6]另有資料顯示：約60%的青年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近五成青年農民工日工作9-10小時，五分之一的青年農民工日工作時間在11小時以上。[7]由表2可知，2006年、2008年青年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多達56小時、57小時，分別超出法定工時12小時、13小時。另外，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時間還存在不確定性，這與青年農民工從事的行業有密切聯系。在服務業中就業的青年農民工人數較多，這一行業提供的大部分是輕體力的工作，但通常勞動時間較長且不固定，“幾班倒”、拖延下班時間、剝奪休息時間的現象屢見不鮮。建筑業中的青年農民工勞動時間不固定的情況也普遍存在，他們雨雪天無事可做，遇上搶工期又必須加班加點，工作時間常常缺乏規律。由于缺乏直接的關于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工作時間對比性的調查數據，以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工作時間區別來替代。表3顯示，2003年至2011年間，城鎮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時間就越短。大學專科和本科學歷者的周平均工作時間比高中及以下學歷者短3-5小時，二者差距明顯。這間接表明，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時間少于青年農民工。大學畢業生工作時間少于青年農民工，與二者所在的行業密切相關。研究顯示：就業人員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0小時所占比例最大的行業有：教育（67.8%），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66.7%)，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65.6%），金融業（64.4%）；就業人員周工作時間大于或等于48小時所占比例最大的行業有：住宿和餐飲業（49.4%），批發和零售業（47.5%），建筑業（46.6%），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45.3%）。

青年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建筑業和公共服務業，這幾個行業是周工作時間超過48個小時所占比例最大的行業，即工作時間普遍較長。而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0個小時的行業（教育，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金融業）主要需要知識和技術技能型勞動力，是大學生就業的主要行業。總之，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比大學畢業生更長，并且工作時間不固定，被迫延長工作時間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四、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工作環境比較

工作環境是指勞動者所處的工作場所的各種環境條件。工作環境對勞動者身心健康有重要影響，是衡量就業質量的又一個重要指標。不同行業和職業的工作環境往往差異很大，分析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的工作環境差異，可從行業和職業的角度進行比較。青年農民工就業的主要行業是制造業（32.4%）、批發零售業（21.9%）、建筑業（11.2%）和公共服務業（10.9%）。[9]制造業中的農民工作為一線工人從事生產加工、制造等工作，工作環境一般是工廠廠房和車間，很少有專門的員工休息室和茶水間，流水線式的工作任務量大，工作講速度重效率，工作內容重復循環，單一乏味，工人與冰冷的設備、零件、器具打交道，活動范圍有限，工作環境中人情淡薄，員工之間缺少人際交往和溝通，員工很難從工作中找到歸屬感。批發零售業一般以私人個體和家庭集體經營為主，工作崗位有搬運工、物流配送員、分揀員、普通銷售員和貨物管理員等。這一行業的新生代農民工靠體力勞動獲得報酬，工作地點多為密閉陰暗的倉庫或者配發貨間，工作環境艱苦惡劣，大部分勞動關系不正規，缺少制度化和規范化的管理及對應的法律保障。建筑行業是“艱苦勞累”的代名詞，從業者大都為男性，女性比例明顯偏低。這種自發的分工主要是由建筑業的工作性質決定的，這一行業一般是繁重的體力活和高強度高耐度的技能活。室外作業工作強度大，危險性高，避免不了風吹日曬，鋼筋水泥的環境中塵土漫天，空氣質量差，對體能和身體耐力要求高，又由于建筑行業的勞動者教育水平低，維權意識淡薄，流動性大，一般無法與用工單位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公共服務業中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人數較多。由于公共服務行業提供的是各種不同類型的服務，這對從事此行業中的勞動者心理素質和工作態度要求比較高，他們的工作靈活性大，在以“顧客至上”為基本理念的服務業中，面對不同的服務對象和顧客要求，勞動者更容易產生心理上的苦悶和恐懼，職業熱情也會隨之下降。

與青年農民工從事的行業不同，大學畢業生所在的行業大多具有專業技術性強的特點，工作環境也有著顯著不同。根據《2011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2010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后工作最多的行業類是金融、銀行、保險和證券業，其次是電子電氣儀器設備及電腦制造業，這些職業都是以專業技術工作為主。除了各類專業技術工作外，也有大學生從事各類企業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還有一些從事技術輔助性工作和較少的服務類工作。大學生主要靠提供腦力勞動和專業技能技術來獲取勞動報酬，工作穩定，工作地點多為室內，環境較好，配備單獨的工作格子區間或者辦公室，工作時間八小時制居多，加班會有對應的補償加班費，所在單位實行人性化管理，重視員工物質和精神需求，關注員工情感的動態，員工享有平等和受尊重的權利。從職業的角度看，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標簽對應的是“白領”，他們所處的工作環境干凈整潔，工作氛圍舒適和諧，人與人之間能彼此信賴和尊重；而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標簽接近于“藍領”或者還不如“藍領”，與辦公室工作人員不同，他們的工作環境往往比較惡劣，不僅談不上舒適優雅，而且可能對身體健康存在直接或潛在的危害。總之，大學畢業生和青年農民工從事的行業和職業不同，導致大學畢業生的工作環境明顯優越于青年農民工。

五、大學畢業生與青年農民工職業發展前景比較

職業發展前景顯著影響就業者的未來收益，因此，也是衡量就業質量的重要指標。就業者的職業發展前景在根本上決定于其所處的勞動力市場類型和所處的行業類型。一方面，根據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勞動力市場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業、大機構的工作崗位；就業穩定、職業有保障、工資高、工作條件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晉升機會。一般而言，能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者往往需要受過高等教育。次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小公司、小企業、小機構的工作崗位；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大、工資低、工作環境差、規章制度嚴厲、晉升機會少。一般而言，那些難以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者只有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例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求職者。在我國，次要勞動力市場廣泛存在于農村和城市的傳統部門。

在勞動力市場存在分割的條件下，青年農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較低，他們很難通過正規就業渠道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而基本上是通過非正規渠道就業于非正規部門，現實中他們多從事的是體力工作。有調查表明，外出務工期間有50%以上的農民工每年更換工作次數超過3次以上，甚至有3.5%的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年更換工作次數超過5次。[10]青年農民工不享有或享有很少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而且由于他們往往從事簡單的生產性或服務性工作，很容易被替代。有研究顯示，近四分之一的（25.4%）新生代農民工從事非全日制、臨時性工作，其中打零工、散工的比例達到17.7%。[11]由此可知，青年農民工工作改換頻繁，就業極不穩定。工作缺乏穩定性顯然不利于未來的收入增長，更談不上良好的晉升機會，這是影響青年農民工業發展前景的一個原因。相對而言，大學畢業生因教育優勢，符合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教育條件。也許畢業之時，他們暫時未能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但是他們潛在的綜合素質使得他們以后仍然有機會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獲得更高的收入和晉升機會。這一點是絕大多數青年農民工不可比的。調查數據表明（見表4），大學生在畢業三年后的工資水平大幅度上升，2007-2010屆大學畢業生三年后的月收入分別為4388元、4445元、4755元、5301元，比畢業半年后的月收入分別增長2279元、2555元、2625元、2822元，增長幅度都超過一倍左右，并且各屆畢業生中均有大約10%的月收入超過1萬元。同時，各屆均有超過50%的大學生畢業三年內獲得了職位晉升，平均晉升次數約1次。這充分表明，大學畢業生具有良好的職業發展前景。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和青年農民工職業發展前景的區別，也與二者進入的行業不同密切相關。我國行業間收入差距懸殊，收入不平衡現象比較嚴重。不同行業的收入排名情況，可以反映不同類型的行業和工種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差異。總體來看，壟斷性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和知識密集型行業的收入高，而勞動密集型行業、競爭性行業的收入低。據有關數據顯示：2013年就業人員年度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排名依次是金融業（99653元），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90915元），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76602元）。就業人員年度平均工資最低的四個行業依次是：農、林、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不同行業對就業者的受教育水平要求不同，總體上看，平均收入水平高的行業對就業者的受教育水平要求更高。例如，工作收入較高的幾個行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需要的是知識和技術技能型勞動力，所以農村籍大學生比青年農民工具有競爭優勢，而教育水平低的青年農民工往往與之無緣，只能進入其他收入較低的行業。調查表明，青年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建筑業和公共服務業，這五個行業對應的2013年度平均工資分別為46431元、34044元、50308元、42072元、38429元，這些行業從2007-2013年連續七年的收入都低于所有行業平均水平。可見，青年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因為受教育水平的不同而進入收入水平差距明顯的行業，而不同類型的行業和職業預示著不同的工作發展機會和收入前景。

總之，大學畢業生憑借其學歷優勢，更有機會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收入較高的優勢行業，因此職業發展前景明顯優于青年農民工。

六、結論及對策

從就業率與工資水平、工作環境、工作時間和職業發展前景等四個方面的對比分析發現：盡管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略低于青年農民工，但是大學畢業生收入高于青年農民工，并且有機會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和優勢行業，職業發展前景更好，未來的收入增長幅度更快，有較多的晉升機會，而青年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更長，工作環境相對惡劣，總體上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仍然顯著優于青年農民工，表明當前盡管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高等教育的社會流動功能弱化，但是高等教育依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農村籍青年的身份，改變農村學生的命運。因此，為了有效促進農村學生向上流動，政府、高校和農民家庭應采取相應對策。第一，農村學生應著眼于長遠收益，不要輕易放棄高等教育機會。教育經濟學理論表明，高等教育給個體帶來的收益具有長期性多樣性。從時間維度來看，年齡-收入曲線和工齡-收入曲線是衡量就業者職業生涯中收入變化的兩個重要指標，因此，不同受教育程度者的年齡-收入曲線和工齡-收入曲線能準確反映不同受教育程度者之間的職業發展差別。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對于相同年齡或工齡的職工，教育水平越高，工資水平就越高，大學本科和大學專科學歷者的收入曲線均高于高中學歷者。可見，從時間維度來看，高等教育學歷者相對高中學歷者教育回報更高。而且，從教育收益的類型來看，教育經濟收益并不是教育收益的全部，事實上，接受高等教育對于個體還具有多方面的非經濟收益，例如豐富個人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質量，獲得消費性收益。教育的消費性收益是指在人的一生中由教育所帶來的非貨幣回報，包括受教育期間的即期收益和完成教育之后的延期收益。大學生活期間的學習能夠滿足大學生了解自身、了解自然和社會的求知欲望，大學生可以參加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和體育活動，提高個人的文化修養和文化欣賞能力等；大學畢業后，大學畢業生通過接受大學教育優化消費觀念，增強理性消費，提高消費技能，豐富消費方式，能夠從閱讀、藝術欣賞、思考等活動中獲得更大的精神享受。并且，受過高教育水平的人會搜集和學習健康方面的知識和信息，更加注意營養，能夠自覺的減少不健康行為和增加有利于健康的行為，從而提高了健康水平。

以上非經濟收益盡管不能以貨幣來衡量，但是同樣能增加個人的效用，增強人生幸福感，而且這些收益伴隨人的一生，價值之大，難以估量。總之，農民家庭（即使是貧困家庭）應著眼于高等教育的長遠收益，盡力克服暫時的經濟困難，選擇普通大學或高等職業教育，而不應輕易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具體而言，社會媒體加大宣傳高等教育的多方面價值，引導農民階層進行高等教育投資；尤其是要重視大學畢業生總體就業率和初次就業率的區別，總體就業率才準確反映大學生就業的真實狀況，過分強調大學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將夸大大學生就業難，導致公眾對高等教育失去信心和希望。所以，公布大學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的意義不大，并且具有不小的負面作用，社會媒體應該更多地宣傳大學生總體就業率。從政府的角度來講，應在高校收費方面對農村籍大學生予以照顧，以削弱高校收費對農村籍學生入學機會的制約作用，同時應加大針對貧困生的獎助學金的支持力度，完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提供更多的勤工儉學崗位，以減輕農村籍大學生及家庭的經濟負擔。

第二，改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農村籍大學生）就業質量，提高高等教育收益率。從高校的角度來講，一方面應在教育教學及專業設置過程中充分考慮農村籍大學生的特點及需求，多渠道增強其綜合素質，提高其求職競爭力，同時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以增強大學生人力資本，提高其就業質量；另一方面應充分發揮在大學生就業指導與服務中的主渠道作用，建立包括就業指導、信息、人才測評、畢業教育、就業政策、就業形勢等全程化的信息服務平臺，在此過程中對農村籍大學生給予更多的關心與幫助，為其提供更多的就業信息與求職渠道，切實提高其就業率和就業質量。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來講，應為農村籍大學生營造公平合理的就業環境，如對大學生招聘環節進行規范，建立公平就業的競爭機制，消除暗箱操作的運作空間，以降低社會資本短缺對農村籍大學生就業的不利影響，保障大學畢業生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

第三，加強青年農民工技能培訓和繼續教育，提高其人力資本存量。青年農民工盡管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可以通過加強技能培訓和繼續教育增加其人力資本存量，達到提高其收入和促進其長遠發展的目的。為此，政府應加大對青年農民工技能培訓的財政支持力度，建立多元化的技能培訓模式，如依托職業院校，或借助遠程教育網絡服務平臺，或制定合理的補償和激勵機制，鼓勵企業對青年農民工進行技能培訓等。此外，政府應加快對繼續教育成本分擔、質量管理、學習成果認證與轉換等方面的制度建設。各級各類學校一方面應對有返校意愿的青年農民工予以關注，為其報考、備考提供相應的指導與幫助；另一方面，應積極開展針對青年農民工的繼續教育工作，如舉辦夜間培訓班、周末培訓班等，滿足青年農民工需求，同時還應加強與企業的交流合作，及時了解企業的培訓需求，為其提供相應的理論指導與服務。

作者：吳克明 余晶 盧同慶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華中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