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俗文學的社會歷史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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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俗文學具有很大的社會文化影響力，俗詩、變文、曲詞、話本小說與謠諺等在民間有著廣泛深刻的影響，其通過通俗易懂的形式、引人入勝的情節，反映了唐代社會百態，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學史價值，而且從多方面展現了當時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尤其展示了傳統士大夫詩文中較少關注的社會問題，因而其社會歷史價值與其文學史價值一樣不可忽視。

關鍵詞:唐代;俗文學;社會歷史價值

自古以來，人們對唐代詩歌、散文等雅文學的愛好與研究趨之若鶩，而對唐代俗文學則視而不見。事實上，唐代俗文學在當時的民間生活中卻如火如荼地發展著，很多俗文學活動幾令萬人空巷，具有很大的社會文化影響力，因而在唐代文學之苑中理應占有一席之地。加之唐代俗文學浸潤于唐代社會文化的大環境中，因而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學史價值，而且從多方面展現了當時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尤其展示了傳統士大夫詩文中較少關注的社會問題，因而其社會歷史價值與其文學史價值一樣不可忽視，在此略作探討，以拋磚引玉。

一、俗詩的社會歷史價值

唐詩是中國詩歌史上最瑰麗的奇葩，千載之下，人們仍耳熟能詳。然而這主要是指唐代的雅詩。但自敦煌藏經洞打開之后，唐代俗詩的魅力也散發出奪目的光彩。它用普通大眾鮮活的口語，敘述、白描與議論的手法，描繪了一幅幅生動的大眾生活圖景，揭示了唐代社會底層的人間百態和社會思潮。唐代的民間俗詩作者以王梵志、寒山等為代表，他們的俗詩本身就可補史缺。在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前，人們并不知道唐代俗詩如此豐富，而且其中蘊含的很多思想內容都是史籍或雅文學作品中不曾記載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上俗文學歷來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另一方面，史籍和雅文學作品的話語權都把持在統治階層或文人士子手中，他們對底層社會的了解與關注畢竟是有限的。而王梵志、寒山等俗詩的創作者長期生活在普通大眾之中，對底層社會的生活非常了解，故而，他們反映廣大底層民眾生存狀態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彌補了正統文學之不足。唐代俗詩首先從社會底層的視角展示了當時社會的種種不平與黑暗，表達了對不平等社會的強烈不滿和對下層民眾的深切同情。如王梵志的《貧窮田舍漢》:“貧窮田舍漢，庵子極孤凄……黃昏到家里，無米復無柴。男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里正追庸調，村頭共相催。幞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體上無裈袴，足下復無鞋。丑婦來怒罵，啾唧搦頭灰。里正把腳蹴，村頭被拳搓。驅將見明府，打脊趁回來……舍漏兒啼哭，重重逢苦災。”［1］651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本已饑寒交迫，還要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欺凌和壓迫，故而常常有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感覺。《你道生勝死》中“你道生勝死，我道死勝生。生即苦戰死，死即無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長頭饑欲死，肚似破窮坑。遣兒我受苦，慈母不須生。”［1］622窮人生不如死，而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則是有錢人的驕奢淫逸、為富不仁和與官府的沆瀣一氣。《富饒田舍兒》中云，他們“橫上飼肥馬，仍更買奴婢”。“窖內多埋谷，尋常愿米貴”。即使“里正追役來”，也是“曹司一家事，縱有重差科，有錢不怕你。”［1］645在王梵志筆下，我們看到了富家子奴婢無數、牛羊成群卻為富不仁、囤積居奇，千方百計壓榨窮人，并與官府相勾結，逃避賦稅與徭役。而貧賤之家本就“無米復無柴”［1］651，還要遭受里正等人的毒打和欺凌，這類作品在其筆下比比皆是。又如《可笑世間人》云:“貧窮無處得，相接被鞭拷。”［1］24《兀兀自繞身》更是“切迎打脊使，窮漢每年枵。枉法剝眾生，財是人髓腦”［1］702等等，這些與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著相同的社會意義。而寒山的詩也深刻揭露了社會的苦樂不均及賢才的無路可走:“富貴疏親聚，只為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急須歸去來，招賢閣未啟。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2］325這種社會底層的透視，揭示了社會最真實的畫面，表達的也是最廣泛民眾的喜怒哀樂，其社會意義不言自明。寒山本著“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凈。慳貪繼日廉，諂曲登時正”［2］15的目的，關注社會現象，揭示社會的不公與民眾的痛苦。如《新谷尚未熟》:“新谷尚未熟，舊谷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踟躕。夫出教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多為累愚。”［2］329在此，我們看到了貧富嚴重不均，及富人為富不仁的無奈現實。末二句寓含了對富家“慳惜不救乏”的強烈譴責。

其次，這些俗詩還深刻揭露了唐代戰爭及府兵制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在王梵志詩中，底層民眾活著的結果往往就是“生即苦戰死”［1］622，而唯有死才能擺脫無窮無盡的徭役和兵役:“死即無人征。”［1］622即使是本無服徭役義務的婦女在現實生活中卻也不得不與男子一樣，《相將歸去來》中“婦人應重役”［1］626正是對下層婦女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因而，他的詩中充滿了底層百姓因人生苦難而產生的樂死惡生的思想，正如《我昔未生時》中所云:“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饑。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1］729底層百姓向天控訴，發出了憤懣的強烈呼聲。再次，在展示唐代民風民俗方面，俗詩也精彩動人。如王梵志詩《生時不共作榮華》:“生時不共作榮華，死后隨車強叫喚。齊頭送到墓門回，分你錢財各自散。”［1］750一群急欲瓜分死者錢財的不肖子孫，不但送葬時哭得十分勉強，竟然連葬禮都不肯完成就草草返回瓜分財產。這種唯利是圖的情景，在王梵志的其他詩歌中也多有描繪:“吾富有錢時，婦兒看我好。吾若脫衣裳，與吾疊袍襖。吾出經求去，送吾即上道。將錢入舍來，見吾滿面笑。繞吾白鴿旋，恰似鸚鵡鳥。邂逅暫時貧，看吾即貌哨……圖財不顧人，且看來時道。”［1］14全詩通過丈夫有錢時妻子的討好體貼與貧窮時妻子的無情嫌棄形成的鮮明對比，諷刺了嫌貧愛富、唯利是圖的思想。而寒山的“千個爭一錢，聚頭亡命叫”［2］193也形象地諷刺了社會上唯利是圖的丑惡行徑。寒山的“丁防是新差，資財非舊存”［2］327也通過妻子在丈夫戍邊之時拋棄丈夫，并攜家財嫁與他人的事情，揭示了世風的澆漓。類似的情況在王梵志的《撩亂失精神》一詩中也有體現:“妻是他人妻，兒被后翁使。奴事新郎君……錢財他人用，古來尋常事。前人多貯積，后人無慚愧。”［1］45此外，唐代俗詩中也生動刻畫了當時很多借僧道之名、行斂財混吃之實的偽宗教徒的丑惡嘴臉，讓我們對唐代教門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如王梵志的《道人頭兀雷》:“……本是俗家人，出身勝地主……飽吃更索錢……愚肚元無物。生平未必識，獨養肥沒忽。蟲蛇能報恩，人子何處出?”［1］103又如《眾生頭兀兀》:“心里唯欺謾，口中佯念佛。”［1］751而《童子得出家》也活脫脫刻畫了這幫人的丑惡嘴臉:“生佛不拜禮，財色偏染著。”［1］673這些都真切刻畫了教門中的亂象，當然，這種亂象有著復雜的社會與心理根源，茲不贅述。另外，王梵志詩也勾畫了很多守財奴的滑稽形象，如《借貸不交通》:“有錢怕人知，眷屬相輕薄”［1］88以及《大有愚癡君》中“有錢不解用”［1］33的“葛朗臺”形象，廣泛反映了底層社會的思想傾向。王梵志詩歌在反映唐代社會制度方面，也有可補正史之不足的內容，如《你道生勝死》之“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1］622，描述了唐代以十六歲“中男”服役的情況，而兩《唐書》均無此項制度的明確記載。這些俗詩的作者一般都是地位低下、一生清貧之士，因而對俗世的生活最為了解，所以刻畫得也最為真切，如王梵志《他人騎大馬》:“他人騎大馬，我獨騎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1］756而寒山也說:“寒山有一宅，宅中無闌隔。……房房虛索索，東壁打西壁。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借。”［2］440雖然其中不免有點兒阿Q精神，但也往往能給大眾以有益的啟示。

二、變文與曲詞的社會歷史價值

敦煌變文及敦煌曲詞中，更包含了極其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與唐代社會觀念，為我們洞悉唐代社會打開了一扇天窗。敦煌變文主要分為佛陀變文和世俗變文，分別以佛經故事和世俗故事為主要內容。佛陀變文雖然主要為宣揚佛經教義，且往往充斥因果輪回等思想，但其勸人向善、戒人惡念的動機無疑仍具有積極的因素。相較而言，世俗變文以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及現實生活為題材，通過生動的敘事寫人，深刻揭露社會的種種黑暗，歌頌正義與光明，具有鮮明的積極性。如取自真實歷史的《伍子胥變文》，以超長的篇幅展現了一個較之《左傳》和《史記》更加曲折動人的歷史故事，且在揭露統治者的荒淫殘暴和歌頌勇敢正義的復仇意志與不畏強暴的斗爭精神方面，勝過《左傳》與《史記》。同樣演繹歷史故事的《李陵變文》，以動人的敘事塑造了一位更加豐滿且明顯有別于《史記》《漢書》的李陵形象。變文通過對李陵在敵我力量無比懸殊的情況下，率領士卒拼死作戰以及對大量細節的刻畫，揭示了李陵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刻畫了李陵的無比忠勇。比如李陵在單于的火攻面前，命令士卒焚燒自己軍前的茅草，以火止火，充分表達了李陵的智慧與膽識。在單于因為長久損兵折將無法取勝而準備退兵之時，叛徒出賣了李陵，李陵的軍隊只有五千人并已彈盡糧絕，且并無后援。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陵仍勇敢地以五千步卒頑強地與匈奴十萬大軍作戰。在此，講唱者引述歷史并通過心理刻畫描述了李陵的忠勇及對李陵遭遇的深切同情:“傳聞漢將昔時蒙陳(塵)，慣在長城多苦辛。三十萬軍猶怕死，況當陵有五千□(人)。軍中有事須成援，數將同行不同戰……其時將軍遭洛薄，在后遺兵我遣收。臥氈若重從拋卻，輕時任意留。逢水且須和，逢冰莫使咽人喉。隔是虜庭須決命，相殺無過死即休。國中圣主何年見?堂上慈母拜未由!今朝死在胡天雁，萬里來飛向霸頭。”［3］129唱詞一開始引述當年漢高祖劉邦三十萬大軍被匈奴圍困于白登之事，以此類比李陵的困境，以五千彈盡糧絕的步卒對抗匈奴的十萬精兵，這本已讓人產生無比的同情與哀嘆，而“軍中有事須成援，數將同行不同戰”則批判了這次對匈奴作戰中最高軍事統帥的錯誤指揮，使得軍隊之間不能形成及時的相互增援，從而導致了李陵的被陷絕境，激發了聽眾對李陵的深切同情及對統治者的指責之情。之后，演唱者又深情描述了李陵及兵士的困苦，即便如此，他們仍堅持慘烈地戰斗，扔掉重物，以冰水解渴，而“隔是虜庭須決命，相殺無過死即休”揭示了李陵拼死殺敵、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之后的四句，既表明了李陵的忠孝之心，又進一步強化了他誓死邊庭的決心。讓聽眾在深切的理解與同情之中也產生了敬服之心。此外，變文還通過李陵在無奈投降之時的心理刻畫及其妻子在臨刑前的真情表白，又一次揭示了李陵的投降是詐降，是暫時的策略:“須運不策之謀，非常之計，先降后出，斬虜朝天……李陵弓矢俱無，勒轡便走，兇(胸)望漢國號(啕)大哭。赤目明心，誓指山何(河)，不辜漢家明主。”［3］129－131這是在前面同情理解李陵基礎上的進一步肯定。而李陵妻子在臨刑前的一番表白，更具有鮮明的民間色彩，反映了民間的判斷:“新婦被法啟尊婆:‘枉法嚴刑知何奈!君主受佞無披訴，生死今朝一任他。呼喚上天無可戀，妾共老母同災變。君在單于應不知，與君地下同相見。’”［3］132“枉法嚴刑”與“君主受佞”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漢武帝，他聽信讒佞，枉法斷案，冷酷寡恩，不僅害了李陵，還殘害他的全家，殘害無辜的史官司馬遷，從而也進一步支持了李陵詐降的判斷。

《李陵變文》一改傳統對李陵投降的絕對批判傾向，重新客觀理性地審視這一歷史事件，肯定了李陵的智勇，對他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批判了最高統治者聽信讒佞，枉法斷案，殘暴寡恩的罪惡行徑，表達了民間對于明君圣主的熱切呼喚。這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關系，玄宗寵信讒佞，使大廈將傾，時代呼喚明君賢臣，唯其如此，才能力挽狂瀾，使百姓安居，邊庭安寧。所以，《李陵變文》具有深廣的歷史意義和時代特色。此外，直接敘述唐代歷史的《張議潮變文》雖然文字殘缺嚴重，但對沙洲名將張議潮英雄偉績的描述，卻有驚心動魄之勢:“仆射即令整理隊伍，排比兵戈，展旗幟，動鳴鼉，縱八陣，騁英雄。分兵兩道，裹合四邊。人持白刃，突騎爭先。須臾陣合，昏霧漲天，漢軍勇猛而乘勢，曳戟沖山直進前，蕃戎膽怯奔南北，漢將雄豪百當千。”［4］114該變文生動再現了敦煌地區人民抗擊異族入侵的輝煌史實，熱情歌頌了以張議潮為首的歸義軍將士們高尚的愛國情操，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王昭君變文》是敦煌變文的重要作品。它仍是以漢代王昭君和親故事為原型，但是變文中已經有了很多新的變化。變文之前的昭君故事最早見于《漢書》，之后的《后漢書》也有記載，但他們對昭君的記載一般都比較簡單，只是略記昭君兩嫁單于，生有二子，并老死塞外。其中的昭君形象是文人筆下一個干癟而不受世人重視與憐愛的宮女，幾乎沒有對她的情感、形象進行刻畫，她只是一次和親事件中一個木偶似的人物，是文人心中的一個政治符號而已。但是到了唐代變文中，昭君則被塑造成為一個栩栩如生、血肉豐滿、令人憐愛的形象。變文中“良由畫匠，把妾陵持，遂使望斷黃沙，悲連紫塞，長辭赤縣，永別神州”［4］102、“丹青寫刑(形)，遠稼(嫁)使匈奴拜首”［4］102交代了昭君出塞的原因，變文在史籍的基礎上強化了昭君在出塞途中與入塞之后對故國親人及漢王的思念與盼歸之情，同時也刻畫了單于對昭君的百般恩寵，但是昭君卻始終思戀故國，相思成疾，抱憾而終。從變文可以看出，民間作者對昭君這個苦命女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與體諒，也正緣于此，唐代變文創造性地虛構了單于對昭君的愛情。這既反映了民間的理想愿望及對昭君這類弱女子的樸素關懷，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思潮。昭君變文的寫作年代雖有爭論，但基本認為應在中唐前后。此時唐帝國江河日下，外有回紇的居功搶掠，內有藩鎮的擁兵作亂，疲憊不堪的唐統治者不得不采用公主聯姻的政策。初盛唐時期公主聯姻雖也有政治目的，但當時的唐王朝基本處于強勢地位，所以聯姻公主一般都嫁給功臣、外戚或少數民族首領。而中唐時期的公主則是在王室軟弱衰微的前提下，為籠絡回紇及藩鎮而不得已的聯姻，這種聯姻帶給時人更多的是無奈與酸楚，而這種思想情緒也借著昭君的形象得以宣泄。在《王昭君變文》中人們寫她對故國親人的苦苦思戀及由此而生的愁腸百結，“邊云忽然聞此曲，令妾愁腸每意歸。蒲桃未必勝春酒，氈帳如何及采幃，莫怪適來頻下淚，都為殘云度嶺西。”［4］102表現了世人對昭君及類似女子的深切同情;寫單于百般寵愛昭君，“可汗將為情和，每有善言相向。”［4］102“單于見他不樂，又傳一箭，告報諸蕃，非時出臘(獵)，圍繞煙旨山，用昭軍(君)作中心，萬里攢軍，千兵逐獸。”［4］102一方面表達了世人希望當時眾多的和親事件能夠順利實現它的政治目的，能夠為大亂之后的國家帶來和平與安寧;一方面也摻雜了平凡人情之中對這些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弱女子的美好希冀;而變文中昭君對帝王的思念，不僅是封建正統忠君觀念的表現，也進一步傳達了人們對這些女子肩負的政治使命的期盼，因為忠君的女子才會忠于君王的使命。可以說昭君形象的變化，深刻揭示了唐代的世道人心及社會思潮。

三、話本小說與謠諺的社會歷史價值

唐代的話本小說也深深地鐫刻著唐人的社會歷史觀念。以婚戀觀為例，魏晉南北朝講究門閥世婚制，這種觀念在唐代也非常盛行，士子們以聯姻世家望族顯示其清高、尊貴。《隋唐嘉話》稱:“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晚西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5］14故而唐代的傳奇小說中有很多才子邂逅名門佳麗的故事。如《游仙窟》里男主人公暮色中投宿的是唐代七大姓之一的清河崔姓女郎之宅邸。無獨有偶，盧生在《枕中記》里也是與清河崔氏女子結緣。而《李娃傳》里的鄭公子，《鶯鶯傳》里的崔鶯鶯，無不是世家大戶。而《霍小玉傳》里的霍小玉雖不是“七大姓”之女，但也是“霍王小女”，也是作者眼中的大戶。這些都昭示了時人的婚戀觀，昭示了時人對門第觀念的重視。同時，唐傳奇中也充滿了姻緣天定的宿命觀念。傳奇小說中的姻緣觀念正是唐人婚戀觀的體現。敦煌遺書中所發現的唐代話本雖為殘卷，但卻較為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在宣揚宗教思想的同時，其中對當時社會倫理道德及人性的揭示尤其值得注意。如《唐太宗入冥記》殘卷通過對唐太宗魂游地府而受地府判官勘問的描寫，曲折反映了當時民間對待弒兄囚父之唐太宗的真實態度，同時還揭露了官場營私舞弊、徇私枉法等丑惡本質。《葉靜能話》通過葉靜能種種神奇的道教法術，寄寓了作者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秋胡》殘卷對士大夫鮮廉寡恥、丑惡嘴臉的無情揭露和對普通女性美好品德的肯定，使其更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廬山遠公話》雖具有濃郁的佛家說教成分，但通過遠公被強盜所劫轉為奴隸及被轉賣等事件，深刻揭示了豪強的罪惡及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唐代民間謠諺創作雖難稱豐富多彩，但無疑值得一觀。尤其是在反映唐代社會歷史與政治文化方面，具有獨特的視角。如唐玄宗時民謠《神雞童謠》:“生兒不用識文字，斗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6］2143玄宗開創了富庶繁榮的開元盛世，備受唐代文士之稱頌，杜甫的《憶昔》二首更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詩作，而《神雞童謠》以開元年間行封禪大典卻以雞童賈昌相隨之事，辛辣地諷刺了玄宗的荒淫墮落，讓我們目睹了盛世明主的另一面。而作為官吏代表的吏部侍郎姜晦，無才無能，故時人作歌曰:“案后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姜侍郎。”［7］90不但辛辣嘲諷了銓選制度的腐敗，而且又一次讓我們看到了煌煌盛世不堪的一面。《高黎貢山謠》是一首表現西南少數民族商旅生活的民謠:“冬日欲歸來，高黎貢山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絕。”［8］31全詩寫賈客出于生計，不得不遠離家鄉在外經營，但他時時思念著家鄉親人，然而卻由于環境兇險，川資缺乏難以歸家，表現了少數民族普通民眾心酸的生存狀態，有著獨特的社會歷史意義。唐代的俗文學作品雖不登大雅之堂，但卻有著廣泛深刻的影響，他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引人入勝的情節，反映了時人眼中的現實，具有珍貴的社會歷史價值，值得深入挖掘研究，以補正史雅文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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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曉慧 單位：西安文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