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目的與規(guī)范之沖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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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雜志》2014年第三期

1．清末譯者的翻譯目的

1．1提升政治小說的地位作為革命的倡導者，梁啟超首先想到了翻譯小說，但是小說在傳統(tǒng)士人的心目中歷來是“稗官、末流”。梁啟超對小說的肯定中含有大量的否定因素。換句話說，梁啟超所倡導的并不是中國傳統(tǒng)的舊小說，他肯定的只是抒發(fā)政治情懷的所謂政治小說體式。畢竟目的是最重要的，目的決定手段，只要目的實現(xiàn)了，其中采取怎樣的途徑和手段是次要的。因此梁啟超在喊出“小說界革命”時動用一切能動用的力量和工具，一方面痛陳本國的“誨淫誨盜”小說之低下，另一方面盛贊西方國家政治小說之高尚。他大聲呼吁小說之神奇的改良國民性作用，號召海外留學生擔當翻譯小說這一使命。1902年他又在《新小說》第一號上發(fā)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極力渲染小說之支配人道之力量。1898年梁氏繼續(xù)引導人們相信小說之魔力“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jīng)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陳平原，1997:67)。在梁啟超的倡導下，政治小說與科學小說作為改良群治的工具，發(fā)揮著燎原之勢。翻譯家利用小說形式，從事新思想新學識灌輸，把高深學理，以簡單的對話方式深入淺出翻譯出來。翻譯在此時發(fā)揮著重要的敘事重構作用。在這種敘事活動中，“譯者并非是翻譯任務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往往主動地選擇文本材料以及翻譯方法，有意無意地參與到創(chuàng)造、協(xié)商或挑戰(zhàn)社會現(xiàn)實的過程中來”(Baker，2006:105)。因為“敘事重構現(xiàn)實而不僅僅是表現(xiàn)現(xiàn)實”(Baker，2006:17)。考察清末譯者在文本層面的選擇，關注他們特定的翻譯目的對其翻譯材料、翻譯策略選擇譯者的翻譯活動，我們發(fā)現(xiàn)，梁啟超摒棄了其他的翻譯文體，認為政治小說文體對推進政治改革作用最大。梁啟超翻譯了日本政治家、小說家柴四郎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這部譯作不僅表達了譯者要救國圖強的決心，同時也宣揚了譯者要與西方強國抗衡的決心。這本政治小說使讀者重新理解、體驗和參與社會現(xiàn)實，形成一種熟悉的社會身份。

1．2擴大讀者群譯者面對民智愚弱，自然是希望自己的譯文能影響的讀者越多越好，但是一次翻譯活動必然涉及到原作者、贊助人、譯者以及讀者等主體，他們有自己的翻譯目的和利益。一旦翻譯活動中各方采取的是不合作態(tài)度就會導致利益各方不均衡。翻譯活動的效果也無法達到最大化。因此，在翻譯活動中，譯者需要盡量了解翻譯發(fā)起人或委托人的需求，了解讀者市場的需要，在此條件下才能達到利益的最大化。就翻譯活動而言，其中各主體的存在狀態(tài)首先滿足博弈決策所謂的相互依存性:沒有翻譯活動的發(fā)起，沒有發(fā)起人，就不會有譯者的參與;沒有譯者的參與，沒有翻譯行為，就談不到譯作的生成和閱讀，而沒有讀者的閱讀，一篇再怎么好的譯本也發(fā)揮不了作用。一個好的翻譯必然要有讀者群的襯托，實現(xiàn)政治改革的目標同樣需要民眾的參與。所以梁啟超肯定希望在清末這個文化素質并不高、受教育人群并不多的社會里能夠最大限度地擴大讀者群。他幻想“彼中綴學之子，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巿儈、而農民、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陳平原，1997:67)。他不僅親自參與翻譯政治小說，而且仿照外國政治小說來進行創(chuàng)作;他不僅號召國人翻譯政治小說，而且推動留學生翻譯政治小說，使讀者市場有更多的人來參與政治小說的翻譯與閱讀。

1．3改良民智通過以上種種努力，譯者們的最終目標當然是在最大范圍內開啟民智。從1899年開始，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梁啟超連續(xù)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三個革命，認為“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羅新璋，1984:130)，高度的責任感使好為人師的清末譯者看到了實現(xiàn)自己政治抱負的出路。他們努力配合著梁啟超的言論。在這點上，他們無論是在行動上還是言論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tǒng)一。1903年，魯迅翻譯的《月界旅行》在日本東京進化社出版，在《辯言》中他說“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于科學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隘，此實一端。故茍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陳平原，1997:47)。在這些文字的背后，隱藏著魯迅的豪情壯志、勃勃雄心。他認為我國的言情以及志怪小說已經(jīng)充斥了整個國內市場，而科學小說卻寥寥無幾，因此倘若要讓民眾了解點科學知識，則對于開發(fā)民眾的智力大有益處，要很好地引導民眾學習科學知識，就必須從翻譯科學小說開始。邱煒璦認為小說“能與政體民志息息相通;次則開學智，祛弊俗”(陳平原:37)。經(jīng)過他們的宣揚，幾乎所有新興的媒體包括報紙、雜志毫無例外地與翻譯扯上關系，而它們的主題也基本一致，在于使民開化。

2．翻譯功能的缺失

清末譯者們如火如荼的政治小說翻譯并沒有達成其所預想的翻譯功能。

2．1偵探小說、言情小說泛濫譯者們翻譯得更多是通俗小說，尤其是偵探小說、言情小說泛濫。政治小說基本沒有市場，市民口袋里揣著的是《巴黎茶花女遺事》之類的言情小說，書店里賣光的是《迦因小傳》。就日本小說的漢譯而言，大作家如幸天露伴、森鷗外，夏目涑石等人的作品就無人翻譯，反而譯了尾崎紅葉的《寒牡丹》、《美人煙草》等二、三流之下的作品，還譯了菊池幽芳、黑巖淚香、押川沖浪等人的許多通俗作品。林紓翻譯的外國作品達170多部，而他翻譯得最多的卻是英國的哈葛德、柯南道爾的作品，達30余種。偵探小說、言情小說約占當時翻譯小說的一半，加上所謂“冒險”、“俠情”、“神怪”小說，風靡一時，它們以曲折離奇的情節(jié)迷惑讀者。

2．2讀者群相對擴大隨著政治小說的衰落，其讀者群日益減少。但是整體來看，由于譯者的努力，市場上出售的創(chuàng)作和譯作數(shù)量驚人，有據(jù)可證的如《小說林》第七期所載的《丁未年(1907)小說界發(fā)行書目調查表》所列，創(chuàng)作小說共40種，翻譯小說則有80種。1911年，《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著錄創(chuàng)作小說120種，翻譯小說竟達400種。這也說明清末的讀者群在日益擴大。

2．3客觀上教育了民眾由于清末資本主義經(jīng)濟開始萌芽，當譯者發(fā)現(xiàn)翻譯小說是一種有利可圖的行業(yè)，譯者由最初改革政治的目的轉向爭取讀者這一商業(yè)上競爭的需要。翻譯小說逐漸從精英小說向流行作品發(fā)展，其最初的啟蒙特質也逐漸讓位于賺錢的需要。清末翻譯家包天笑翻譯了《三千里尋親記》和《鐵世界》之后，賣給文明書局。這不僅解決了他的生計還為他博了個好名聲。“文明書局所得的一百余元，我當時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費以外，可以供我?guī)讉€月的家用，我又何樂而不為呢?”(包天笑，1971:174)雖然如此，清末流行的通俗小說客觀上還是達到了教育民眾的目的。

3．翻譯規(guī)范

清末譯者為什么沒有達到預期的翻譯功能呢?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認為主要是其規(guī)范意識的缺失。Le-fevere認為有兩方面因素控制著文學多元系統(tǒng)與社會中的其他系統(tǒng)的協(xié)調。第一方面，在文學多元系統(tǒng)內，是專業(yè)人士(1992:14)，包括批評家、評論者、教師、譯員等;第二方面，在文學多元系統(tǒng)的外部，稱為贊助人(身份)。它由意識形態(tài)、經(jīng)濟支持、身份認同三個組成部分構成。專業(yè)人士借助贊助人的經(jīng)濟支持維持生活，通過控制文學系統(tǒng)內的詩學觀念為贊助人的意識形態(tài)服務，并獲得贊助人的身份認同。就翻譯研究而言，翻譯領域的觀念、實踐通過譯者、贊助人與意識形態(tài)、經(jīng)濟基礎等社會因素有機地聯(lián)系了起來。本文認為這里的規(guī)范主要是指文學規(guī)范、社會規(guī)范以及市場規(guī)范。按照Toury的說法，規(guī)范是是在日常交往活動中傳承下來的。它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內產生一定變化，也就是說翻譯具有明顯的社會、文化、時代屬性。規(guī)范是社會成員共享的翻譯的普遍價值觀，確定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是合適的，什么是不合適的。在特定的場合下作為譯者的行為指導，確定什么是允許，什么是禁止的。(Schaffner，2007:14－15)

3．1文學規(guī)范Bartsch把“規(guī)范”定義為“社會現(xiàn)實的正確性觀念。”規(guī)范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發(fā)展著，它是約定俗成的，由社區(qū)所有成員共享。它作為行為模范發(fā)揮著作用，如果專業(yè)人士與贊助人的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沖突，而贊助人對整個社會系統(tǒng)仍有控制力時，那么專業(yè)人士首先會采用一些較為隱蔽的方式向代表贊助人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詩學觀念發(fā)起攻擊。翻譯有被當權者認可的，也有試圖利用目的語文化以外的權威文本的權威性顛覆當權者的。通過專業(yè)人士及贊助人等中介使什么文類在文學領域受到讀者的歡迎，還應看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是什么文類。事實上，小說雖然被稱為“小道”，但是一直受到普通民眾的歡迎，這主要還在于其故事曲折性能夠感動人心。如果它跟政治演說論文一樣，說教功能過多勢必阻礙其正常功能的發(fā)揮。隨著清朝末日的來臨，政治小說的改革沖擊力和批判勢頭日益減弱，社會翻譯主流也從自覺地批判社會黑暗以及丑陋面轉向以聳人聽聞為目的的偵探小說以及才子佳人愛情的言情小說。從理論上來說，把翻譯用于政治運動的宣傳固然可以達到啟發(fā)教育國民的目的。可是具有政治、教育、啟蒙意識的小說往往容易讓讀者厭倦。政治的枯燥和遠離現(xiàn)實與讀者對小說的審美期待無法融合，而啟發(fā)教育程度低的國民，又必須以小說的趣味為誘餌。當翻譯的動機和效果無法達成一致時，大多數(shù)譯者紛紛放棄了小說的“政治化功能”，轉而選擇讀者的閱讀口味、翻譯的效果作為翻譯行為的衡量標準。于是有些譯者為普通讀者著想，選譯那些有趣味的小說。這樣，政治教育目的就被忽略，形成了以趣味、煽情為中心的翻譯。此外，中國人向來重視感情，尤其是個人情感，這種人類所共有的情感經(jīng)過譯者的精心處理很快就會受到讀者的追捧。清末言情小說泛濫，譯者重在表現(xiàn)西方人如何處理“情”。首先是男女相愛之情，因為它具有個性自由的色彩。男女之情往往是沖擊禮教的突破口。言情小說中的普世之情經(jīng)過細膩筆觸描寫更能讓讀者有深刻的體會，同時這類小說的休閑作用淡化其嚴肅的倫理說教，更容易讓讀者接受。從梁啟超等譯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希望政治小說讀者越來越多，但是其“政治小說救國論”仍然不脫傳統(tǒng)舊時士人“以文載道”的窠臼，只不過這“文”不像“文”，“道”也不像“道”。譯者們沒有深入地探討翻譯之道就急于動筆翻譯，無視讀者的“期待視野”而貿然行事。他們沒有意識到，普通民眾與他們的“視閾”并不融合，因而難以產生共鳴。翻譯的效果和功能自不必說了。另一方面，對政治感興趣的普通民眾本來就不多，他們更關心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其讀者群僅限于少數(shù)關心國家命運的士大夫們。文學標準是每個國家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翻譯文學進入譯入語國家也要遵守譯入語文學規(guī)范。清末，翻譯行業(yè)還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為社會認可的規(guī)范，在新的標準還沒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翻譯標準的權威主要來自于享有較高社會和文化地位的譯者。清末，大多數(shù)翻譯家基本上同時都是文學作家，這種特殊的身份促使他們從創(chuàng)作中學習翻譯，試圖以創(chuàng)作規(guī)范建立翻譯規(guī)范。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常常以中國傳統(tǒng)行文之法來比附外國作品。在《黑奴吁天錄》例言中，林紓提道:“在是書開場、伏脈、接筍、結穴，處處均得古文家義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譯者就其原文，易以華語，所冀有志西學者，勿遽貶西書，謂其文境不如中國也。”(陳平原、夏曉虹，1997:163)林紓在文章之道上不僅歸宗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而且更以中興古文的歷史使命自任。林紓每翻譯一本書都要拿古人寫作的標準來衡量、評判一番，似乎他的譯述西洋小說，除了借以正風俗、戒人心而外，還有著弘揚古文義法的曲折用意。更有甚者，當時的翻譯評論者絕大多數(shù)對外文一竅不通，不可能拿譯文與原文進行對照和比較。他們所做的，就是從譯文讀者的鑒賞角度出發(fā)，品評文筆。也就是說，論者所評乃譯者的文字修養(yǎng)，而不是翻譯能力。吳汝綸在《天演論》序文中說“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又說“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王栻，1986:1318)他對嚴復譯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也使嚴復聲名鵲起。當讀者和評論家無法核實譯文的原作時，忠實就失去了意義。譯文的流暢、通順成為了評判翻譯價值的唯一標準。

3．2社會規(guī)范Hermans強調各種規(guī)范之間的競爭和妥協(xié)過程中的“權力關系”，強調譯者的能動性———翻譯是選擇，譯者選擇某一策略意味著放棄或抵制其他策略。規(guī)范背后的動力是社會的“價值觀”，而價值反映的是一個社會中的權力關系。社會上的任何行業(yè)都有一定的社會規(guī)范，而有規(guī)范的存在就預示了一定權力關系的存在，“規(guī)范”表現(xiàn)出一定的價值觀，突出了“操控”。(Schaffner，2007:57－58)然而，作為譯者，其翻譯行為都受制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在思想上都具有道義與功利的二重性。儒家傳統(tǒng)在“義利”問題上推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提倡“貴義賤利”、“重義輕利”。在儒家看來，義和利是相互沖突的。人們在面臨兩難選擇時，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取義而去利。清末社會政局的變化使很多士人失去了往日的特權和優(yōu)勢，一些士人生活落魄，甚至被放逐到社會的邊緣。隨著社會分工的門類細化，資本主義經(jīng)濟萌芽，一些士人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勞動賺取生活資料，因此他們的傳統(tǒng)義利觀有很大變化。處于過渡期的清末文人，既有士人干預社會政治的道義感，又有追求自身價值的世俗功利性。表現(xiàn)最明顯的是，士人也關心社會合理秩序的重建，但是他們的實踐方向已經(jīng)從朝廷轉移到了社會，實踐方式也從空談政治到了辦實業(yè)、開啟民智、培養(yǎng)民德。他們通過辦報紙、雜志以及翻譯西學取得一定經(jīng)濟地位。隨著稿酬制度的建立，追求經(jīng)濟利益已經(jīng)成為一部分譯者翻譯的目的。清末譯者最初的翻譯目的完全受到了政治熱情的支配，隨著這種高昂熱情的消退，翻譯家已不再熱衷于政治。明朝開始萌芽的資本主義商業(yè)經(jīng)濟意識在清末一代士大夫那里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很多翻譯家翻譯的目的和動機早已不是當初的“救國存亡”了，對政治的激情已經(jīng)慢慢消退，對人性的理解開始高漲，而對世俗的追求日益濃厚。這使得他們開始以全新的觀念看待這個社會，適應這個社會，美好的政治理想逐漸被現(xiàn)實生活所取代，翻譯家也不再相信小說真的有扭轉乾坤的神力了，于是就出現(xiàn)了一大批以娛人娛己、賺取金錢為目的的翻譯家。

3．3市場規(guī)范規(guī)范的存在并不表示一種文化或一個歷史時期的翻譯行為完全一致。一個社會可能有多種規(guī)范并存，互相競爭，舊有的規(guī)范也會被新生的規(guī)范所取代。規(guī)范是社會遵從的行為準則，違反規(guī)范意味著要承擔后果，可能受到制裁，也可能引起新規(guī)范的產生。清末譯者雖然積極參與了翻譯活動，但是他們并不在意原文以及原文作者，而是把翻譯全然當成是實現(xiàn)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他們在意的是文本的政治教育功能，要求任何小說都必須具有政治化功能，形成了政治化的小說觀與平面化、概念化的敘事特征。雖然政治小說表現(xiàn)了更多對國家未來的憧憬和幻想，在一定程度上給了當時民眾想象的空間。雖然這些譯者給自己和讀者各種關于中國未來的想象，這些烏托邦的想象體現(xiàn)了中國改革的迫切性，但是小說中充斥太多關于改革的陳詞濫調，堆砌太多的政治術語，教條主義太濃厚。這些枯燥的說教在讀者看來太乏味而不切實際。譯者所犯的最大毛病是過于急躁地、直接地傳達政治思想，而忽略了小說的娛樂功能。作為政治家的梁啟超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政治改革，而不是改革小說本身，所以他不可能以政治去遷就小說，而是犧牲小說以求更好地為政治服務。(王宏志，2000:188)規(guī)范之間也會競爭，畢竟它們存在于同一個動態(tài)的生活社會里，它們之間一直在為主導地位而斗爭，產生新的規(guī)范，規(guī)范的運作方式和Zohar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很相似，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從邊緣到中心、從中心到邊緣不斷運動的過程。(Schaffner，2007:27)科學小說也遭受了同樣的危機，有些譯者為了準確地向讀者傳達科學知識，把所有人名、地名以及科學名詞附有原文名稱，譯注既長也多，同樣也會令讀者失去耐心。可見，任何譯本都不能忽視讀者，如果文本失去了讀者，那么它存在的價值也隨之消失。(涂兵蘭，2011:152)作家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總是希望它能傳世的。如中國古代許多優(yōu)秀的作家，創(chuàng)作完一部作品確實是經(jīng)過“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而成。清末譯者的政治目的性使他們不管是選取翻譯文本，還是翻譯過程都是那么隨意，仿佛只要借譯本這個軀殼，加入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行，包天笑在他的回憶錄里毫不掩飾的提到了這一點。為了擺脫教書先生的命運，包天笑早年就嘗試翻譯，他與楊紫麟在翻譯《迦因小傳》時，不能長住上海，“至多四五天便即回蘇州”，所以后來楊紫麟說:“你先回去，以后我隨便寫出來，寄給你，不管通不通，請你重新做過就是了。”(王宏志，2000:198)這一方面暴露出譯者的浮躁，另一方面泄露了譯者們對域外文學集體無意識的抵制和蔑視。作為當時上海極有名的通俗小說翻譯家尚且如此隨意，更不必說其他人了。因而當時更多的譯者幾乎不把翻譯當成“傳世”之作，他們壓根就不認為翻譯外國小說文學作品會“傳世”也不希望它能“傳世”，能“傳世”的應該是符合我國傳統(tǒng)經(jīng)文之作，而翻譯作品與“傳世”無關，他們只不過是為了一時之需而作的。市場是潛在的調節(jié)器，作為一個譯者必須要注意翻譯題材和門類的多元化以滿足讀者的不同需求。再次，譯者要特別注意在翻譯過程中處理譯本的休閑與教育功能之間的關系，讓讀者在休閑中達到教育民眾的目的，而不是走向極端。

作者：涂兵蘭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