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闡釋論的哲學方法論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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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六期

［摘要］

張江教授強制闡釋論所揭示的“場外征用”“具體與抽象的錯位”等現象，與西方當代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思潮密切相關，同時又跟西方哲學傳統的機械論的存在論、以抽象代具體的方法論相關，倡導“有機”哲學的懷特海用“具體性誤置”來概括這種方法論的謬誤。馬克思主義重視實踐的認識論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建立在有機哲學基礎上的強調“即文本性”的中國傳統文論，相對而言較少強制闡釋“具體性誤置”的謬誤。哲學方法論等文化傳統上的反思，有利于強制闡釋論的深入拓展，對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本土文論建設等有重要助益。

［關鍵詞］

強制闡釋論；具體性誤置；本體性誤置；有機哲學；即文本性

一個理論范疇或命題的提出有多大意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針對性和涵蓋性：一般來說，針對性越強、涵蓋性越大，其理論價值越大。張江教授提出的“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的“強制闡釋”首先是對西方當代文論的整體特征的一個高度概括，涵蓋性極大、針對性極強。強制闡釋論所揭示的“場外征用”、“具體與抽象的錯位”等現象，可以說一方面是一種當代現象，與西方當代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思潮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這些現象又有著文化傳統上的歷史淵源，與西方哲學傳統的機械論的存在論、以抽象代具體的方法論相關，在反思西方機械論存在論不足基礎上倡導“有機”哲學的英國哲學家懷特海，用“具體性誤置”來概括這種方法論的謬誤，這對我們從哲學方法論上揭示并反思強制闡釋的根本性缺陷，有重要啟示；而哲學方法論上的深入反思，對于強制闡釋論的進一步拓展及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等，有重要助益。

張江教授提出并建構“強制闡釋論”的出發點是：西方文論的有效性與中國當代文論的建設，借用他自己“場外征用”的表述可以說：前一方面涉及的“場”是“文學場”，后一方面涉及的則是“文化場”；或者說：前一方面涉及的是“征用”、“非文學性”理論來強制闡釋“文學”，后一方面涉及的則是“套用”、“非中國性”理論來強制闡釋“中國的”文學及其理論，①在我看來，“征用”、“套用”精到地描畫出了強制闡釋的色彩，而另一漢語詞“化用”則少有強制闡釋色彩，由此或許可以說：“本體闡釋”與“強制闡釋”的不同不在于是否“運用”場外理論，而在于是“化用”還是“征用”、“套用”之，“化用”或許正是“化解”場外理論強制闡釋色彩之道，茲不多論。我本人非常同意：重視“本體闡釋”或者說重視文學闡釋的本體性，就是堅持民族的立場和方法；與此相關，我把作為我們民族的傳統理論和批評資源的古代文論的特點之一，概括為“即文本性”。從正面來說，“強制闡釋”論的提出，既體現了極強的文學本位（本體）意識，同時也體現了極強的文化本位（本土）意識。強制闡釋現象既具有歷史性，同時也具有超歷史的文化性：這種現象在西方當代文論尤其是后現代、解構主義思潮中有突出表現，而在此前的西方文論中的表現相對并不突出；但在西方傳統哲學方法論上又可謂淵源有自。張江教授還對“強制闡釋”的基本特征作了較為具體的分析：場外征用，既包括征用自然科學等學科理論強制闡釋文學，也包括征用哲學一般理論強制闡釋文學，當代西方“一些重要的思潮和流派都是由哲學轉向文學，借助文學實現、彰顯其理論主張”，這又與哲學認識論、方法論密切相關；他又用“反序”來概括強制闡釋的認識論路徑的混亂，“反序”造成的后果是“具體與抽象的錯位”：用抽象“改造、肢解”具體，“用具體任意證明抽象”①。他還對此作了更進一步的辨析：所有的理論，特別是哲學理論，無論怎樣抽象空洞，只要貼附于文學，只要找來幾個文學例子混雜其中，就可以是文學的理論，就可以用作廣泛的文學批評。強調文學理論的獨特方式，就是強調其文學理論區別于其他理論并獨立存在的基本依據。文學理論的獨特方式是什么？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理論的具體化。這個具體化是指，理論與文本闡釋的緊密結合，理論落腳于文本的闡釋，通過闡釋實現自己，證明自己。

當下的學院派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理論的生存和動作與具體的文本闡釋和批評嚴重脫節，其理論生長和延伸，完全立足于理論，立足于概念、范疇的創造和邏輯的演進，與文學實踐及其文本的闡釋相間隔和分離。②以上這些現象在當今文論界的缺失較為普遍地存在，強制闡釋論的提出具有很強的現實和理論上的針對性。強制闡釋論還關乎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尖銳問題：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立場方法，可不可以指導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建設發展？這是不是一種場外征用？張江教授辨析指出：包括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在內的哲學當然可以指導文學，但是，“盲目移植，生搬硬套，不僅傷害了文學，也傷害作為理論指導的哲學”③，可見，強制闡釋論反對對哲學理論生硬的套用，但絕不反對哲學本身：哲學抽象的理論建構自有其自身價值，但不能替代對文學的“具體”的研究，當然，另一方面，對文學的“具體”的研究也并不試圖替代哲學的“抽象”的研究，有意思的是，這與提出“具體性誤置”說法的英國哲學家懷特海在基本思路上是非常一致的：懷特海反對用“抽象”代替“具體”，但作為哲學家，他絲毫沒有否認或輕視哲學“抽象”研究的價值。重視實踐、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等，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的基本思想，而強制闡釋論可謂這些基本思想在文學研究活動中的具體落實。在文學理論研究中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一些哲學概念的盲目移植、生搬硬套，同樣也是“場外征用”、“強制闡釋”，這在我們過去的文學研究中是出現過的。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文學研究中簡單地“征用”、“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概念而不對文本、文學活動作具體分析，貌似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其實恰恰有違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精神和原則，這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中是存在這種現象的。此外，張江教授還指出，“強制闡釋”其實也較普遍地存在于西方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可以說關乎西方基本的哲學方法論，需要對此加以深刻反思。

總體來說，到了當代，西方文論才出現了非常突出的“強制闡釋”傾向，但這種理論傾向又有著西方哲學文化傳統上的歷史淵源。基于西方中心論的偏見，西方哲學家曾經一度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西方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但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中心論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西方哲學也開始反思自身的不足，這其中英國哲學家A•N•懷特海的反思較為深刻，也極有價值：在存在論（本體論、世界觀）上，針對西方哲學傳統的過分偏重“實體”的機械論傾向，他提出建構重視“過程”的“有機”哲學；在哲學方法論上，他用“misplacedconcreteness”———“具體性誤置”（或譯作‘錯置’、‘失位’）來概括西方傳統哲學的不足，張江教授所謂的“具體與抽象的錯位”、“理論的具體化”等的表述與此在涵義上比較接近。所謂“具體性誤置”，首先是懷特海在對西方近現代科學、哲學發展史的反思中，用來概述17世紀科學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的：在往后的幾次講演中，我都將說明，這種空間化是把具體的事實，在非常抽象的邏輯結構下表現出來了。這里面有一個錯誤。但這僅是把抽象誤認為實際（具體）的偶然錯誤而已。這就是我們說的“實際性（具體性）誤置的謬論”中的例子。這種謬論在哲學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亂。17世紀終于產生了一種科學思維體系，這是數學家為自己運用而擬定出來的。數學家的最大特色是他們具有處理抽象概念，并從這種概念中演繹出一系列清晰的推理論證的才能。只要那些抽象概念是你所要探討的，你就能圓滿地運用這些論證。科學抽象概念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提出了物質和物質在時間與空間中的簡單位置，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能感覺、感受和推理，但不干涉外界的精神。這樣就不知不覺地迫使哲學承認它們是事實的最具體的說明。在這種情形下現代哲學就被推翻了。它以極復雜的方式在三個極端之間搖擺。一種說法是二元論，認為物質與精神具有同等的地位。另外兩種都是一元論，其中一種把精神置于物質之內，另一種則把物質置于精神之內。但這樣玩弄抽象概念并不能克服17世紀科學思想方法中“具體性誤置”所引起的混亂。①迫使哲學承認“抽象概念”是“事實的最具體的說明”、“玩弄抽象概念”等，正是“具體性誤置”的一般表現，而這種“具體性誤置”可以說正是西方傳統哲學在基本方法論上的重要不足之一。

作為哲學家，懷特海當然并不一般性地反對“抽象”，但反對“把抽象誤認為具體”、“把抽象誤置為具體”，對于文學理論家來說同樣應如此，理論研究離不開抽象，但不能把抽象的概念或命題誤置為文學具體的現實，用抽象概念的演繹來取代對文學現實的具體分析。后來，懷特海還繼續用“具體性誤置”進行了相關分析：牛頓根據柏拉圖《蒂邁歐篇》撰寫了《詮釋》一書，懷特海認為，“從哲學角度看，其抽象程度是不恰當的”，“使之降到我在別處曾經說過的‘誤置具體性的謬誤’”：哲學進行普遍性概括，其目的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對這種概括的成功所做的估計通常被夸大了。這類夸大其詞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我在其他地方所說過的，即所謂“把抽象誤置為具體的謬誤（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這種謬誤表現在，當僅僅以實際存在物作為某些思想范疇的實例來考察實際存在物時，它忽略了其中所涉及的抽象程度。在各種現實性中有這樣一些方面，一旦我們把思想嚴格地限制于這些范疇時，它們就幾乎被忽略了。②張江教授強調在文學研究中“盲目移植，生搬硬套，不僅傷害了文學，也傷害作為理論指導的哲學”（見前），而以上引語表明，懷特海實際上也強調：在哲學研究中，“具體性誤置”不僅傷害了對“實際存在物”的具體研究，其實也傷害了哲學本身。強制闡釋不顧“理論的具體化”而造成的“具體與抽象的錯位”，顯然非常接近懷特海所謂的“具體性誤置的謬誤”。簡單地說，“具體性誤置”就是以抽象代具體：哲學的話語形式主要是抽象概念，主要運作方式是普遍性概括，但如果把抽象概念本身就視作最具體的現實，并替代對現實的具體的說明和分析，就會犯“具體性誤置的謬誤”，與哲學相比，文學不缺普遍性概括，但其話語方式總體說不是抽象概念，而是非概念的具體的感性的表達方式，“在各種現實性中有這樣一些方面，一旦我們把思想嚴格地限制于這些范疇時，它們就幾乎被忽略了”，對于文學這種現實來說更是如此：當我們把文學現實性嚴格地限制于某些抽象范疇時，對于文學來說更為本位性，本體性的感性的具體的方面，就被嚴重忽略了。對于哲學來說，“具體性誤置”或許還不是“本體性”的謬誤，還不能稱之為“本體性誤置”，但對于文學來說，以抽象代具體的“具體性誤置”就是一種“本體性誤置”，因而也是一種本體性謬誤。懷特海在哲學方法論上揭示了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性誤置的謬誤”，而張江教授的強制闡釋論則可以說揭示了文學研究領域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性誤置的謬誤”，這對于我們從哲學方法論上反思西方當代文論乃至其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不足，有重要啟示。化用懷特海的“具體性誤置”的說法，我們可以把用非文學性理論強制闡釋文學稱為“本體性誤置”（以場外理論裁剪具體的文學現實），把用非中國性理論強制闡釋中國文學稱為“文化性誤置”（以西方理論裁剪中國文學及其理論），而用一個文化時間中的理論強制闡釋另一文化時間中的文學可稱為“歷史性誤置”（比如常見的用西方“現代”理論闡釋中國“古代”文學及其理論等）。

相對于西方哲學傳統的機械論傾向，中國哲學傳統更多是懷特海所謂的有機論色彩，而建立在有機哲學基礎上的中國傳統文論則少有懷特海所謂的“具體性誤置”的謬誤。但在中國古代文藝與文論一個世紀左右的現代研究中，套用西方理論對中國古代文藝及其理論進行“現代闡釋”，已成為一種主導傳統，這首先是一種“非中國性”強制闡釋和“文化性誤置”，而在這種“西化”的進程中，中國古代文論重視“文學性”的“本體闡釋”也被西方“非文學性”強制闡釋與“本體性誤置”所扭變。為了對西方當代文論強制闡釋、本體性誤置作總體性的糾偏，張江教授還從正面提出一個“以文本為核心”的新概念———“本體闡釋”，強調“多文本闡釋的積累，可以抽象為理論，上升為規律”①。我們還可以加一句：多文本闡釋的積累，還可以“凝結為范疇”。他還強調：“本體闡釋”以文本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我覺得這些特點可以概括為“即文本性”，而這也正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總體特點之一。“即文本性”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為避免懷特海所謂的“具體性誤置的謬誤”，首先要強調的是：這一抽象概念是對中國古代文論一系列具體的話語運作方式及其文化精神的描述。為更為具體化，我們不妨從中西早期文化的比較開始。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有《詩學》，古中國有《毛詩序》。《毛詩序》分大序、小序，大序為《詩經》之總序，小序為各篇之序。一般認為，小序為漢代衛宏所作，大序可能也是衛宏所作，但也有人認為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如果視為子夏（公元前507年———不詳）所作，則詩大序的創作年代比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的早，若視為漢人所作，則晚，但不管怎么說，《毛詩序》、《詩學》大抵可視作人類文明最具原創性的輝煌的“軸心時代”的產物，對后來中西文論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從外在形制上，就可以看出兩者的明顯差異：《詩學》是獨立的專著，可以說具有“離文本性”；而《毛詩序》則是對詩歌作品的“序”，小序則可以說是對具體作品的注釋或解讀，“即文本性”很強，從對后世的影響來看，亞里斯多德后，西方出現了不少獨立的文論專著，而中國古代文論的獨立專著則相對較少，在這方面以西方文論中的“文化性誤置”表現為：許多相關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這與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哲學”的說法是一致的。

張江教授強調本體闡釋的歸結點是對文學創作實踐要有所影響，在這方面，可以說古代文論還存在一種“選本批評”：孔子刪詩可以說就是一種“選本批評”，而后世文學研究者的各種選本對文學創作實踐的實際影響似乎要遠大于理論著述：《文心雕龍》與《文選》皆可視為六朝文學創作實踐的總結，而從對后來唐詩的實際影響來看，《文選》的影響顯然要大得多，大家如李白、杜甫等皆受其影響很大；在唐人自己的文獻中，殷璠唐詩選本《河岳英靈集》的詩學理論價值未必就比皎然《詩式》要低；再如《花間集》對宋詞創作的影響等等。南宋以來出現很多唐詩選本：首先是楊士弘的《唐音》之選，其重要理論意義在于以“音”選詩論詩，強調“體制聲響”；其次是周弼的《三體唐詩》，周氏與嚴羽一樣也標舉盛唐，并且強調即使飄逸如李白詩也是有“法度”可循的，探尋和總結唐詩尤其是盛唐詩之法度、體制等，對其時宋詩流弊有所批評。楊以“音”選詩論詩而強調聲情交融，周以虛實論而強調情景交融，正體現了詩體建構的兩個基本方面，這兩個選本對后世詩學影響很大，尤其對明人的詩歌創作實踐也有很大直接影響，其影響力恐怕也未必小于嚴羽的《滄浪詩話》，而我們已有的古代詩歌理論研究尤其通史研究成果，對這種“選本批評”的發展脈絡關注不夠。同樣，明人也有很多關于唐詩的選本，也很能體現他們關于詩歌創作的基本理念，也應是研究明代詩歌理論不可忽視的基本文獻。

當然，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外在形制上的“即文本性”還并不能絕對保證可以避免強制闡釋，這方面突出的例子也是儒生對詩經作品的注解，并且尤其突出地表現在用道德教化觀念去強制闡釋來自民間詩歌作品的意義。所以，形制上的“即文本性”，只有與闡釋上的“即文學性”或“趨文學性”充分結合在一起，才能保證文學闡釋的本體性。張江教授提出“場外理論的文學化”，這一點在古代文論中也有突出表現，比如用文學化的方式來進行批評，如論詩詩等，而在詩話、詞話中，有很多表述往往是用形象的比喻等文學化方式來對作家作品進行批評或理論分析。懷特海對“具體性誤置”所造成后果的描述是：“當僅僅以實際存在物作為某些思想范疇的實例來考察實際存在物時，它忽略了其中所涉及的抽象程度。在各種現實性中有這樣一些方面，一旦我們把思想嚴格地限制于這些范疇時，它們就幾乎被忽略了”（見前），詩歌理論中當然也存在很多“思想范疇”，西方人往往是先對詩學范疇下定義，然后進行概念演繹和推導，形成某種理論體系，中國古人則不這么做，比如，賦、比、興等，是中國古代詩學中的重要思想范疇，而它們較早恰恰就出于對詩經作品的序、注中，比如在小序中，往往會在某篇作品旁邊標上“賦也”，在另外作品旁邊注上“比也”或“興也”，如此等等。后世詩話、詞話等深受其影響，比如“神”、“韻”、“境”等眾多理論范疇會有一些定義，但更多的是羅列出具體的文學篇章或字句，告訴你此謂“有神”，此之謂“韻”，如此等等，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影響到清末民初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其中重要的思想范疇是“境”或“意境”、“境界”，王國維也是通過羅列大量的詩句詞句，告訴我們何謂“境”，何謂“有我之境”，何謂“無我之境”，如此等等。今人或據此認為中國古人抽象思辨、范疇概括能力弱。這未免厚誣古人。古人并不忽視在具體批評中把具體的文學現實凝定為思想范疇，但并不“把思想嚴格地限制于這些范疇”而忽視文學的現實性、具體性，因而也就少犯懷特海所謂的“具體性誤置”或張江教授所謂的“強制闡釋”的謬誤。前面從哲學方法論上對強制闡釋、本體性誤置作了初步分析，而往深處講，方法論又與世界觀（存在論、本體論）相關：強制闡釋所涉及的闡釋者（人）與文本的關系，從哲學存在論上講，關乎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張江教授強調文本的“自在性”，也可以說是“客觀性”或“客體性”，其中強制闡釋的“主觀預設”可以說就是放縱主觀性；另一方面他也分析指出：新批評、結構主義的“文本中心主義”其實也未必就避免了強制闡釋的謬誤。所以，對于西方的強制闡釋，還需從哲學文化傳統上加以深入剖析。懷特海非常尊重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文化傳統，但他也指出：“倘若我們不得不以最小的變化來表達柏拉圖的一般觀點的話———兩千年來社會組織、美學成就、科學和宗教中的人類經驗的干預使之成為必要，———那么，我們就必須著手創立一種有機（原譯‘機體’，據通譯改）哲學。”①“有機哲學”是相對于西方近代哲學的機械論而言的。他還指出，無論是二元論，還是只重視物質（客體）或只重視精神（主體）的兩種一元論，都不能克服“具體性誤置”所引起的混亂，其根子在于：把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看成是機械性的，而非有機性的。而相對而言，中國古代哲學則重視主體與客體關系的有機性，這在文學活動中一方面表現為重視“即文本性”，另一方面則表現為重視“即身性”。

我最近在研究中發現：劉勰《文心雕龍》多次用“身文”論詩文，后世也有不少這方面的相關文獻，而這些體現了一種獨特的“即身性”語言哲學觀或文本觀，而這從生命哲學來看體現了身心不離的觀念，從哲學存在論來看則體現了一種“有機”世界觀。②與之相比，建立在機械世界觀上的西方哲學，則有割裂人與物、身與心、音（形式）與義（內容）的總體傾向。落實到文學文本與接受論中，如果人與作為外在物的文本之間的關系是機械性的，則在文學接受活動中，人可離文，文可離人，這為脫離文本而強制闡釋文本意義提供了可能性。機械論又把文學文本作為物的存在分為內容（語義等）與形式（語音等）兩大割裂的部分，與此對應的是：也把人的存在分為心（精神、理性等）與身（肉體、感性等）兩大割裂的部分，兩者的“對應性”在文學接受活動中表現為：人的心、理性把握文本的“意義”，而人的身、感性把握文本的“形式”；文本的內容可以脫離形式而存在，人也就可以脫離身（感官、感性等）而單純地以心、理性來把握文本的意義———這就為強制闡釋大開方便之門了。而建立在有機世界觀上的中國古代文論，則強調文本內容與形式的聯系是有機性的———與此對應的是：人的心與身的聯系也是有機性的———兩者的“對應性”在接受活動就表現為：人不可能脫離“身”而單純地以“心（理性等）”來抽象地把握文學文本———這就是古代文論所強調的接受活動中文本的“即身性”，這又突出地表現在詩歌接受理論中：我們古人強調只有用口（身體、感官）去誦讀，才能真正把握詩歌文本的“韻味”，這種接受、把握方式的非抽象的“具體性”，反過來實際上也確證著詩歌文本“內容”存在的“具體性”：通過誦讀所體察到的“韻味”作為詩歌的“內容”，就不僅僅只是可以脫離詩歌存在具體感性形式（聲韻結構等）而抽象地存在的概念、觀念等，這也就又從另一方面確證了詩歌接受、闡釋活動的“即文本性”。

以上分析了建立在有機世界觀基礎上中國傳統文論較少有“具體性誤置”的謬誤，這里要強調的是：簡單不加分析地直接“征用”、“套用”中國古代文論的范疇來分析當代文學實踐，同樣也是一種“強制闡釋”。中國當代文論建設最基本的立足點是中國當代文學實踐，我們所要繼承和發揚的是傳統文論的基本文化精神。以上分析表明，懷特海反對“具體性誤置”的思想與馬克思重視實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認識論是頗為接近的，在哲學方法論上充分吸收這些方面的相關思想資源，將有助于強制闡釋論的深入拓展。總之，西方當代文論的強制闡釋，既具有特定的歷史性，這在后現代、解構主義思潮中有突出表現，同時也具有文化性：跟西方哲學機械論的存在論、“具體性誤置”的方法論等密切相關，而更多“有機性”的中國哲學文化傳統及建立其上的文學理論，與重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認識論，對于反思進而糾正這種總體上的“本體性缺陷”、推動立足本土立場的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等有重要啟示。

作者：劉方喜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