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聲學派與傳承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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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學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柴可夫斯基的教材及學派的起源（19世紀70年代）

柴可夫斯基通常被認為是俄羅斯同時代作曲家中民族風格較淡的作曲家，但他在和聲學教學中卻開創了“俄羅斯風格”。為解決西歐和聲學教材中的理論、技術與俄羅斯民族風格音樂創作的不協調，柴可夫斯基開始了和聲學新教科書的編寫。1872年他的《實用和聲學學習指導》（下稱《指導》）的石蠟版在莫斯科出版，第二年出版排字版。《指導》很快在教學中得到極其廣泛的應用，成為俄羅斯最流行的和聲學教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在圣彼得堡音樂學院的專業和聲學教學中使用的也是《指導》③。《指導》是一本典型的實用和聲學教材。全書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三章，分別研究協和和弦（三和弦及其轉位）、不協和和弦（七和弦、九和弦等）與各種形式的轉調；下部兩章，首先講解和弦外音，然后是“聲部的旋律化發展”（Мелодическоеразвитиеголосов）。結構上保留著那一時代的典型特征，但其中的理論與教學法已經從西歐教材基本思路中脫離出來。比如在《指導》開始部分，柴可夫斯基并不像西歐教材那樣首先強調主、屬、下屬三種功能的矛盾統一關系，而是同時給出調式所有音級上的和弦。無疑，這種正三和弦功能被削弱并分散到其它和弦的理論思維符合俄羅斯民族音樂特點并有利于培養學生在實際創作中的民族特征性音響心理與觀念。再如《指導》中的功能組理論、有俄羅斯特征的平行大小調和聲等理論與相關教學法等，針對俄羅斯音樂特點的創造性內容比比皆是。1875年，柴可夫斯基的另一本教材《簡明和聲學教程》出版。結構與《指導》相同，但這是一本和聲學理論教材，因此編寫思路與內容并不一致。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俄文術語，如“平行親屬”（параллельноеродство）的調性關系，同時也明確了一些概念，如終止（каденция）等。這些兩本教材中的創新標志著俄羅斯民族作曲技術理論研究與教學具有了不同于西歐的特點。這些特點便是莫斯科和聲學派形成的基礎。

二、學派的形成與繁榮（19世紀末—20世紀初）

到1878年辭職，柴可夫斯基在音樂學院大約工作了12年。作曲家離開教學崗位時，他的學生塔涅耶夫（С.Танеев,1856—1915）等人在莫斯科音樂學院從事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教學，因此柴可夫斯基的教材與和聲學教學思想完全被保留下來并得到進一步發展。1879年，塔涅耶夫與科鈕斯（Г.Конюс,1862—1933）共同撰寫了和聲學教學大綱④，其基本思路與教學順序與《指導》基本相符，但在教學法上有明確發展。比如大綱規定的作業中除書面與鋼琴的和聲作業外，還有不同曲式結構的樂曲寫作。一些從圣彼得堡音樂學院畢業后來莫斯科的作曲家也均接受《指導》中俄羅斯化的思想。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阿連斯基（А.Аренский,1861—1906）、依頗里托夫-伊萬諾夫（М.М.Ипполитов-Иванов,1859—1935）等⑤。由于《指導》內容相對比較簡略，阿連斯基根據其中理論與教學思想專門編寫了和聲習題集。習題集1890年出版，即著名的《實用和聲學學習習題集（1000道）》（下稱《習題集》）。⑥在19世紀的最后20年，《指導》多次再版并得到阿連斯基《習題集》的幫助。隨著莫斯科音樂學院課程教學的逐步改進，柴可夫斯基的和聲學教學體系得到完善。由于柴可夫斯基、塔涅耶夫、阿連斯基、科鈕斯、依頗里多夫-伊萬諾夫主要的教學活動均以莫斯科音樂學院為中心，所以在一般情況下，該教學體系被冠以“莫斯科”的稱謂，與稍晚些建立的“彼得堡”學派相呼應。到了20世紀初，該體系不僅在莫斯科得到繁榮，且逐漸被推廣，被越來越多地帶到了其它城市的專業音樂教學機構中。這一方面得益于教師的流動與教學機構間的交流，另一方面莫斯科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對學派影響力的擴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比如著名作曲家與教育家格里埃爾（Р.Глиэр,1875—1956）自莫斯科音樂學院畢業后曾回到家鄉，在基輔音樂學院教授作曲與和聲等課程（1913—1920）⑦。據其學生里亞托申斯基（Лятошинский）回憶，格里埃爾當時“使用莫斯科的方法教授較深的和聲理論與技能”⑧。

三、學派的分化與分別發展（蘇聯時期）

在蘇聯時期，莫斯科音樂學院被定為高等教育層次的教學機構，整體專業音樂教育的要求與目的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這樣必然帶來教材與教學法的變化，因此在莫斯科逐漸形成互有關聯又各具特點的兩大分支。我們分別稱為新莫斯科學派（“斯波索賓-霍洛波夫分支”）與傳統莫斯科學派（“塔拉奴欣科-米亞斯也多夫分支”）。

1.新莫斯科學派為適應蘇聯時期的課程教學需要，莫斯科音樂學院作曲理論教研室在30年代初對教學改革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后由副教授斯波索賓（И.Способин，1900—1954）⑨牽頭成立了和聲學教材編寫小組，并很快出版了分為上、下兩冊的《實用和聲學教程》。⑩后來再版時該教程做了較大改動，并改名為《和聲學教程》（下稱《教程》），兩冊分別于1937年至1938年出版。這就是“小組的《”和聲學教程》最早的版本，在我國常被稱作“斯波索賓的”《和聲學教程》。《教程》中大量接受了柴可夫斯基和聲教學學派的思想與方法，比如其中關于俄羅斯平行關系調性、與自然小調式相關的和聲等章節的內容，尤其是適應俄羅斯音樂特征的功能組理論在這本教材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但該教程摒棄了柴可夫斯基具有標志性的創造——同時給出所有調式音級上和弦的入門階段教學方法，轉而采用“彼得堡”和聲學派的（或者說更接近西歐的）入門方式：以正三和弦進入，然后逐步拓展到其它音級和弦。這種教學方法入門較容易，結合教程明顯放慢的教學進度，表現出具有蘇聯早期特征的理論與實踐綜合、針對所有學生（即不僅針對作曲與理論專業）的和聲學教學思想。《教程》被國家主管部門推薦作為各音樂學院教科書，在蘇聯時期得到了極其廣泛的應用。最典型的教學機構是由斯波索賓親自授課的莫斯科音樂學院與高爾科夫斯卡婭音樂學院（今下諾夫哥羅德音樂學院）。斯波索賓去世后，其學生霍洛波夫（Ю.Холопов,1932—2003）、曾德洛夫斯基（В.Цендровский，1924—2012）等分別在兩所學院擔任專業和聲學教師并編寫了新的教程與參考書，繼承、發展了斯波索賓時代的教學法與理論。另外坐落于莫斯科市的格涅辛音樂師范學院（今格涅辛音樂學院）也部分地延續斯波索賓的傳統。

其中霍洛波夫對這一分支學派的確立與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的研究將俄羅斯整體和聲學理論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尤其是在20世紀和聲領域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霍洛波夫本人的教學實踐與他為莫斯科音樂學院專業和聲學課程編寫的教學大綱也成為其他教師與音樂院校研究與效仿的對象。這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學派傳統。比如直接進行不同風格與不同結構樂曲寫作的和聲學教學法在前文提到塔涅耶夫、科鈕斯的大綱與“小組的”《教程》中已經露出端倪。但在19世紀這種方法只針對專業實用和聲學教學，在“斯波索賓體系”中這種方法相對簡易（根據樂句完成樂段等），而霍洛波夫將風格化寫作方法體系化，在作曲與音樂學理論專業學生的和聲課上使用。由于“斯波索賓-霍洛波夫”的體系大部分地繼承了柴可夫斯基的傳統，教師教學活動同樣以莫斯科音樂學院為中心，在傳承的過程中逐漸被認可為新的“莫斯科學派”（也稱“斯波索賓學派”）。另外，蘇聯從上個世紀60年代起大力發展高等師范音樂教育。最早師范學院音樂系的和聲學教師一般都是專業音樂院校的畢業生。比如羅伊特爾斯坦（М.Ройтерштейн,1925年出生）1953年畢業于莫斯科音樂學院，起初在母校任教，后曾領導莫斯科師范學院（今師范大學）音樂系歷史與理論教研室數十年。由于師范音樂專業的培養目標與專業音樂學院不同，和聲學課程在莫斯科的師范類院校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教學特色并得到傳承與發展。但無論從師承關系還是理論與教學法特征來看，這一“師范學派”可認為是新莫斯科學派的支流。

2.傳統莫斯科學派進入蘇聯時期之后，除1957年出版的《柴可夫斯基作品全集（第三卷A）》中收錄了《指導》外，這本曾經極度流行的教程幾乎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傳統的柴可夫斯基體系逐漸式微。盡管多數教師轉向受到主管部門推薦的“斯波索賓”的體系，但仍然有人在教學中更強調俄羅斯性格。比如著名和聲理論家、教育家塔拉奴欣科（В.Таранущенко，1901—1965）認為“柴可夫斯基的教學法源自俄羅斯音樂的本質”，她在莫斯科國立音樂學院與格涅辛音樂師范學院工作時一直使用這套方法。她的學生米亞斯也多夫（А.Мясоедов，1929年出生）1960年自格涅辛音樂師范學院畢業后進入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副博士研究生部學習并同時從事教學。米亞斯也多夫的副博士論文《和聲學教學中的柴可夫斯基傳統》于1972年出版，使沉寂了半個世紀的柴可夫斯基傳統重新出現在正式出版物中，在蘇聯音樂理論界與教育界引起不小的震動。這些教師的教學最大程度地繼承了柴可夫斯基強調俄羅斯民族化的思想，具有更純粹的“柴可夫斯基”特征。米亞斯也多夫1980年出版自己的《和聲學教程》，其對俄羅斯和聲的研究也遠遠超越了前人，成為和聲學教育界成就頗豐的重要學者。盡管這種更俄羅斯化的教學傳統重新引起了廣泛矚目，但在教學實踐中的運用相對較少。當時按照這一體系進行教學的典型機構是莫斯科依波里多夫•伊萬諾夫音樂中專（今同名國立音樂師范學院）。該校專業和聲學課程1960起便由米亞斯也多夫講授（現由其學生講授）。莫斯科音樂學院1965—1989年以米亞斯也多夫為課程負責人開設的《和聲學教學法》課程中也部分地涉及這一體系。

四、傳統思想的復興與兩個分支的融合（蘇聯解體后）

如前所述，學派兩個分支在蘇聯時期均繼承柴可夫斯基傳統并分別發展，但在理論研究與教學實踐中，新莫斯科學派明顯更為活躍，影響也更大。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專業和聲學教學中，即使米亞斯也多夫本人也還是按照“斯波索賓-霍洛波夫”的體系進行教學，甚至在晉升副教授職稱之后仍長期作為霍洛波夫教授的助教進行輔助教學工作（1980—1989）。蘇聯后期，即使是在新莫斯科學派內部的發展中也已經顯示出了傳統思想的回歸。比如霍洛波夫分別撰寫了《和聲學理論教程》與《和聲學實用教程》（但該教程直到2002年才出版），在教學大綱的撰寫及教學實踐中將作曲、音樂學專業的和聲學教學從針對其它專業的教學中完全獨立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是對斯波索賓時代的早期蘇聯弱化不同專業、不同課程之間區別的“復合型”音樂教學思維的否定，轉而回到柴可夫斯基時代和聲學教學思路。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聯邦的音樂教育思想在繼承蘇聯傳統的同時也逐步發生變化。最近20年間，更為民族化的塔拉奴欣科-米亞斯也多夫體系在俄羅斯和聲學教學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1992年起米亞斯也多夫在莫斯科國立音樂學院開設《俄羅斯和聲學》課程，1998年、2004年分別在莫斯科出版其著作《俄羅斯音樂中的和聲研究》與《和聲學習題集》。在21世紀，莫斯科中高等專業音樂學院的和聲學課程教學大綱中將米亞斯也多夫的思想與“斯波索賓-霍洛波夫”的傳統并重成為一種“時尚”。米亞斯也多夫的著作、教材、習題集通常被大綱編寫者列為重要參考書目，甚至在部分大綱中作為主要教材使用。盡管莫斯科音樂學院專業和聲學課程仍然使用霍洛波夫體系，但從整體來看，曾經長期分化的柴可夫斯基學派在俄羅斯聯邦明顯呈現出融合的趨勢。從莫斯科和聲學派的建立、繁榮到學派的分化、融合，我們可以根據大致發展年代與代表教師的師承關系畫出如下族系表（見右欄）。目前，學派第五代教育家大多已經謝世。羅伊特爾斯坦、米亞斯也多夫兩位教授也分別于2007、2009年離開高校教學崗位。因此，目前俄羅斯各院校和聲學教學的中堅力量實際已是學派第六代乃至第七代教育家。

五、結語

新中國初期，我國作曲家、理論家曾被派到莫斯科音樂學院學習。“小組的”《和聲學教程》曾得到來我國講學的蘇聯專家推薦，后兩度譯為19世紀70年代。中文出版，幾十年來在我國和聲學教學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大量教師為此撰寫了研究文論及習題解答。改革開放以后，霍洛波夫曾于1989年到中國講學，中央音樂學院劉康華、上海音樂學院甘璧華先后到莫斯科音樂學院隨其從事和聲研究，天津音樂學院羅秉康等曾翻譯其部分重要論著與教材。可以說，我國和聲學研究與教學從柴可夫斯基學派、尤其是“斯波索賓-霍洛波夫”體系中受益良多。而從柴可夫斯基到米亞斯也多夫的傳統莫斯科體系可以看作典型的西方和聲學的東方民族化，其教學法非常適于為學習者培養具有俄羅斯民族音樂特征的和聲語言思維，雖未必直接適用于我國的和聲學教學，但其民族化的道路卻也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在21世紀的俄羅斯，具有民族特征的傳統體系越來越被重視，同時在和聲學教學中也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與個性化的趨勢，反映了當代俄羅斯作曲技術理論教師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及對蘇聯時期“一統化”和聲學教學思維、音樂家培養模式的反思。米亞斯也多夫教授與筆者談話時表示，這或許會對建立中國民族特色的和聲學教學體系有一定啟發。

作者：彭程單位：藝術學副博士臨沂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