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背景下海洋強國的建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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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海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構建建設海洋強國的法理基礎

當前，國際海洋領域出現的問題有：島嶼主權爭端的日益復雜化、多數海域劃界分歧和爭端尚未有效解決、各國對公海海洋資源爭奪更加激烈、海盜和海上恐怖勢力泛濫、海洋環境污染等，幾乎涉及到海洋領域的方方面面。《公約》在應對這些問題時，出現了不能完全適應和滿足國際海洋各種情勢變化的狀況，亟待補充和完善。例如，盡管《公約》為確定和分割海洋權益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海洋法的生效也刺激了國家間的海域爭端，海洋權益的分享和分割造成了新的矛盾乃至沖突，尤其是根據海洋法200海里大陸架原則出現的管轄權重疊海域，造成廣泛的沖突，使海洋劃界更加困難。比如，對相鄰或者相向國家的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劃分就沒有明確的規定劃界的原則，有“中間線”、“等距離”原則和“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等，導致許多國家之間的海域劃分及島嶼爭端，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軍事活動問題約定不明也容易產生矛盾。又如，一些國家通過本國或國家集團的單方面行動，對《公約》中未做明確規定的空白部分或僅有原則性規定的部分，通過國內法或國家實踐進行“填補式”或“具體化”的適用，對海洋法中的剩余權利展開激烈爭奪。或是對海洋法內容進行修訂，如美國單方面倡導的防擴散安全倡議（PSI）攔截原則，美國與利比里亞、巴拿馬、馬紹爾群島等船旗國簽訂的船舶登臨檢查雙邊協定的內容，使得協定的締約國有權對位于沿岸國領海之外的、運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生物、化學武器等國際條約所禁止物資的其他締約國的船舶行使停船、登臨檢查等執行管轄權。海洋法還存在未明確地帶，經常導致國際法理論和國家實踐的矛盾和沖突。有些國家拒絕加入或批準其中有些條款極不利于本國的《公約》，這都對海洋秩序的完整性和統一性無疑構成巨大威脅和挑戰。針對上述情況，當前中國通過制度建設手段推動和諧海洋建設，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一方面，當前中國應加強對包括《公約》在內的法律文件以及《21世紀議程》等政策文件的理論研究，為優化國際海洋法提供充分的理論根據和法律意見。現實情況表明，當前對國家間的海洋權益爭議《公約》提供不了完全適用的法律根據。對于《公約》，既要充分享受它帶來的各種現成的利益，與此同時，還應逐漸完善它的各種重要制度，包括對處理和執行政策的國際組織和機制的建設。事實上，在中國的國際海洋法研究中，目前尚缺乏對此問題的系統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散在對國際海洋法，尤其是關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宏觀研究之中。由此，當前軍地海洋法研究力量應有效整合深化研究，提出修訂和完善法規的系統內容，并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擴大學術影響，以增強立法話語權。

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國際海洋制度制定、修訂和完善，爭取成為國際海洋制度制定的重要影響方。為了保障國家海洋權益加強國際合作，迄今為止，中國加入了許多國際海事條約和組織。在未來更加激烈的海洋競爭情勢下，世界需要更多的海洋法律規范，中國作為負責任的海洋大國應努力健全與完善國際海洋制度，加強海洋法律制度效用，協調各國海洋權益，應對各方利益交錯、日趨復雜的海洋政治環境。為此，中國應以完善全球性國際海洋制度的基本規則為著眼點，積極主動地倡議國際海洋制度的修改、完善和新制度的制定，對領海的寬度問題、國際海峽的通行制度問題、專屬經濟區的法律性質問題、國際海底區域的法律地位問題、國際海底的開發制度問題、海洋環境污染的管轄問題、海洋科學研究的“同意制度”問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執行力等海洋法焦點問題提出看法，努力成為全球海洋規則的參與者和主要制定者，有效維護和促進中國國家戰略利益，同時推動和諧海洋目標的實現。應該客觀看到，海洋制度的確定和修訂有賴于我國與主要大國的協調能力。應該客觀看到，今天國際機制運作仍然主要是大國合縱裨闔的過程，同樣在國際海洋政治領域某些海洋大國具有極大影響力，使得國際海洋政治也具有鮮明的大國政治的意味。因此，實現國際海洋治理制度化，海洋大國是關鍵。如何說服這些關鍵性海洋國家接受海洋制度的約束是該理念實現過程中面臨的重大挑戰，如何聯合發展中國家讓其接受相關海洋制度是需要智慧的，也需要相當長的反復博弈過程。

二、推動各全球性國際組織發揮溝通協調積極作用，尋求調節海洋矛盾沖突組織依托

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構建國際海洋和諧秩序不僅需要海洋治理制度化，還應該通過相應的載體與平臺調節國際海洋沖突矛盾。一方面，加強和完善聯合國體系之內的國際海洋管理機構，充分發揮其協調作用。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60周年典禮講話中強調，中國堅持在聯合國框架下組織開展國際海上安全合作，履行國際義務。事實上國際海洋事務已經成為聯合國的熱點問題，聯合國系統有大量處理海洋事務機構。如海洋事務與海洋法司（DOALOS）、根據《公約》建立的國際海洋法法庭、國際海底管理局、大陸架界限委員會等處理海洋議題的專門組織、國際海事組織、以及經社理事會內的海洋法機構、糧農組織的漁業機構、仲裁法庭以及特別仲裁法庭等。作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可以秉承其憲章所規定的宗旨和原則對國際海洋主要問題進行協商，成為建立國際海洋和諧秩序的主導力量。應該看到，雖然既有的全球性國際組織已經發揮著調節海洋矛盾的作用，但是面對國際海洋的復雜形勢，相關國際組織還需要適時應變，通過全方位、各領域循序漸進的改革，解決許多組織大會的間隔期限比較長，不利于解決突發事件的問題，同時優化表決制度，提高表決制度合理性和公平性，避免聯合國各海洋組織成為大國推行海洋霸權的工具。另一方面，發揮聯合國體系外其他國際組織的作用，使之與聯合國共同成為帶動海洋和諧秩序建設的重要依托。十八大報告提出：“我們將開展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友好往來，加強人大、政協、地方、民間團體的對外交流，夯實國家關系發展社會基礎。”在建設海洋強國過程，也需要我們加強同政府間國際海洋科學組織溝通聯系，為擴大中國在國際海洋政治影響奠定社會基礎。聯合國系統外約有五、六十個獨立的政府間國際海洋科學組織。其中多邊組織較多，大多為專門設置。如1947年組成的南太平洋委員會（SPC），主要目的是促進南太平洋區域的海洋資源開發。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與海洋事務相關的非政府國際組織大量興起。由于非政府組織與現存的國際組織、機制相比，可以說它們意識形態色彩較淡；而且其觀念、觀點容易被國際社會所接受，決定了中國在依托非政府組織宣傳和諧海洋理念方面可以大有作為。中國應通過培育發展壯大與海洋事務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并和國際上相關組織保持聯系和溝通，擴大中國在此間影響力。此外，一些區域性海洋管理機構也可以在和諧海洋建設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地中海沿岸國家已經建立了相應機構———“地中海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它在協調地中海沿岸國家海洋利益過程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值得其他區域效仿，以加強地區內國家間的海洋事務協調與合作。隨著中國國力與影響力的迅速提升，中國應增加參與國際組織的深度與廣度，增強影響現存全球性國際組織的機會與能力，以實現更好依托國際組織處理海洋矛盾。

三、開展多邊外交活動，積極推行區域合作戰略，構建建設海洋強國的外交基礎

當今圍繞海上權益紛爭，迫切需要國家之間的靈活的外交手段主動推動區域海洋合作機制的建設，形成一種共贏的態勢，避免單一的、排他性的單獨領有狀態，這樣就有助于更好地能夠在多贏的基礎上解決海上紛爭。建立海上危機控制和處理機制，第一時間化解危機和阻止危機升級。作為一個典型的大陸濱海國家，我國長期存在的傳統安全威脅和日益增多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導致了海上危機的來源和影響因素日益多樣化，使我國面臨著復雜的海上安全形勢。可以說，海上可能發生的各種危機，包括領土和主權爭議、海域和領海界線紛爭、海洋資源權益之爭、大國海上沖突、海上環境污染和自然災害、海盜及恐怖主義襲擊等，都有可能在中國周邊海域發生。因此，建立危機控制與處理機制顯得十分必要，它與戰略對話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動效應，第一時間化解危機和阻止危機升級。危機管控來自于先期協定修訂和約定，如中美在1998年簽署的《關于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的協定》（MMCA），我國有必要和周邊海洋國家簽署類似的雙邊協定以防范于未然。同時應看到，危機管控來自于現有多部門協作聯動機制建立，建構科學、合理、先進的海上危機管理機制，對海上危機進行有效的管理，確保在國家的領導下，海洋行政力量和海上武裝力量各施其職，分工合作，對海上危機進行控制、管理。

加強雙邊或者多邊溝通協商，增強戰略互信。當前中國與周邊國家海洋爭端多、影響大，例如因南海問題中國、越南、菲律賓國內因此事民族情緒高漲，民族對抗情緒強烈，一些國家反華情緒增強，面對此情況我們在處理海洋爭端時不能操之過急和簡單化，應努力實現既要爭取海洋爭端的有效解決，又要保持周邊環境的和平穩定，努力實現將自身的海洋權益的維護與建立和諧的海洋秩序統一起來。具體而言，中國應該和周邊海洋國家保持經常性的官方接觸，并將這種對話和接觸機制化、制度化，對存在的問題進行認真的商討和解決。積極參與雙邊或者多邊磋商可以通過一些地區性的有利于構建地區多邊海洋事務合作機制安全的論壇來實現，如亞太合作安全理事會、東盟地區論壇等。中國不但應積極參與此類機制，還應創建以中國為主導的亞太各國廣泛參與的國家層別的多邊對話與磋商機制，以闡述中國對亞太海洋事務的看法，推動各國互信建設、海洋事務合作。應客觀看到，當前西太平洋區域海洋政治格局錯綜復雜，中國還面臨其他挑戰，需要恰當應對。2010年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動作頻頻，公開表態介入南中國海事物，聯合韓日，組成各種形式同盟，大有在東亞形成圍堵中國的態勢，主導東亞局勢的企圖明顯。當前如何與美在東南亞共處，開展戰略競爭而不激化矛盾是個難題。同時近年來，日本聯合亞太地區的海洋國家和島國開展海上共同執法活動，積極致力于在亞太地區構建以日本為主導的多邊海上安全合作機制。對此，中國除應繼續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等新安全理念外，還應主動應對上述挑戰，通過多邊外交活動以把握本地區海上秩序的走向，防止亞太地區的部分國家在美日等國家影響下形成遏制中國的聯盟而增加對峙和緊張關系，而應該解決海洋爭議問題，增進中國與東亞國家的政治互信與睦鄰友好，塑造新的區域海洋安全環境。建立中國主導下的多邊海洋事務合作機制，實現區域內海上多方合作。與其他國家合作是處理海洋事務的重要方式。中國應和多國開展在基礎海洋學研究、防災減災、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和安全等領域的合作，為穩定周邊作出應有的貢獻。當前，中國應努力與周邊國家簽訂雙邊海洋合作協議，執行已經簽署的海洋合作協議，充實與周邊國家的海洋合作框架。當前，圍繞海洋問題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領域是打擊海盜和海上反恐。近年來，由于海上恐怖事件的頻頻發生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各國聯手海上反恐，重拳打擊海盜成為大勢所趨。目前，對于海上安全的國際合作，已受到各沿岸國的重視，東盟國家推出了“空中之眼”聯合巡邏措施。此外，還有論壇性質的海上安全合作機制，如東盟地區論壇海上安全小組（ARFMaritimeFocusGroup）、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亞洲安全會議（香格里拉對話，SLD）等。2006年11月，依據《亞洲反海盜協定》在新加坡正式建立了“反海盜信息共享中心”，亞洲反海盜合作機制由此啟動。這些機制的運行各不相同，實際成效也不一樣。這些安全合作機制有廣泛性的，也有局域性的，應該特別關注那些具有排他性、帶有明顯的針對性的安全合作機制，避免其成為地區不穩定的因素。近幾年，日本、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六國的海岸警衛隊共同組建一支海上反恐巡邏隊，重點在馬六甲海峽等海域進行聯合海上巡邏，以應付緊急情況的發生。在北部灣地區，中國和越南實現了聯合執法巡邏。在此基礎上，中國應積極探索中外聯合巡邏的新模式，拓展聯合巡邏的執法領域。目前，中外聯合巡邏主要以漁業執法為主，未來應該向聯合打擊海上走私、偷渡、非法打撈水下文物等方向拓展，實現聯合巡邏的綜合執法功能。中外聯合執法必須要以相應協議的簽訂為前提，但我國目前在黃海、東海、南海方向與朝鮮、韓國、日本及東南亞諸國均存在較大面積的海洋爭議，簽訂相關協議暫時難以實現，與這些國家難以進行聯合巡邏。目前，先可以做的是中國應加強與東南亞各國海上執法機構在具體部門層面上的交流，為中國構建更為廣泛的多邊海上合作機制奠定基礎、構筑框架。此外，中國可多通過在海嘯預警、海洋洋底探測、海洋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對鄰海國家予以支援，擴大中國影響。

四、拓展軍事外交領域和加強海洋安全合作，以恰當方式應用海上武裝力量推進海洋強國建設

中國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不但不會對周邊國家構成威脅，反而將成為捍衛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中堅力量。因為，正如有論者認為那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法律基礎。這些原則也應該成為建設海洋強國的原則，中國成為海洋強國之后，也應該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搞海上霸權。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目的是利用海洋獲得國家利益，從而實現民族復興，是一個不稱霸的海洋強國。”

此間存在著辯證對待海上軍事力量作用問題。按照十八大報告所言，今天軍隊應“高度關注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安全，積極運籌和平時期軍事力量運用，不斷拓展和深化軍事斗爭準備，提高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同時，“中國軍隊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將一如既往同各國加強軍事合作、增進軍事互信，參與地區和國際安全事務，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發揮積極作用”。依此精神，在海洋政治領域，需要拓展軍事外交領域和加強海洋安全合作，以恰當方式應用海上武裝力量推進海洋強國建設。通過加大軍艦出訪頻率等方式，擴大海軍外交影響力。海軍外交是海軍根據國家外交需要和對外軍事交往的具體要求，利用其活動具有國際性的特點，參與支持國家政治外交的活動。海軍外交是國家外交運用的組成部分，執行的是國家外交的使命。形式主要包括艦艇編隊出訪、高層互訪、人才交流、軍事技術交流與合作等。自1985年海軍開始對外出訪以來，出訪次數和艦船艘次持續增加。今后更應加大軍艦出訪力度，增加出訪國家和官兵人數；中國應建立與外國海軍特別是亞太地區海軍的對話磋商機制，積極參加西太平洋海軍論壇（WPNS）、亞太各國海軍大學研討會等多邊海軍論壇，進行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等雙邊海軍對話和學術交流，提出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倡議，與亞太國家簽定海上安全合作協議，實現機制化防務合作和軍事交流；開辟海上軍事通信渠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防止戰略誤判的發生。

繼續舉行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加大對海上合作安全機制的探索力度。中國自1999年首次以參演國的身份參與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以來，至今十年時間共計參與不同規模的雙邊、多邊海上聯合軍事演習幾十次，不斷加大對海上合作安全機制的探索力度。但是，由于中國參與海上聯合軍事演習的時間較短，實踐性較為缺乏。當前，應解決演習局限于“反恐”、“搜救”、參演伙伴國少、參演艦艇單一、外界因素干擾大等問題。有論者認為針對這些問題，中國在未來參與海上聯合軍事演習的實踐中，應著重在豐富演習內容、擴大演習規模、完善機制化演習、鼓勵與外洋國家演習等方面下功夫。當前，美國主導的海上軍事聯盟，區域防務合作廣泛，有廣泛性的，也有局域性且排他性的，帶有明顯的針對性，正成為地區不穩定的因素。例如，美國所主導的主要是西方國家參與的海上軍事聯盟和安全聯盟，如美日同盟、美澳新同盟、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TSD）等。依托聯盟這些國家在熱點區域頻繁軍演，如何和這些聯盟展開必要的對話減少對抗是應解決的問題。繼續參與國際援助和人道主義行動，發揮大國海軍負責任作用。當今，以和平、發展、合作為主題的全球化時代，海軍應主動參加國際人道主義救援，尤其是在聯合國授權行動框架內，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國際救災行動，發揮大國海軍負責任作用，并應積極參與國際救援行動和人道主義行動，擔負搜救遇險人員、救治傷病員和衛生防疫等任務，協助中國政府向有關受災國提供救援物資。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中國海軍“和平方舟”號醫療船巡醫南亞、非洲和南美洲就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擴大了中國在這一區域的影響。

打擊海盜，為商船護航。根據聯合國授權，中國海軍已經于2008年12月26日開始至今持續派出護航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附近海域執行商船護航和打擊海盜任務，保護重要運輸線安全，充分體現中國積極履行國際義務的負責任大國形象。下一步應拓展商船護航和打擊海盜區域，實現聯合部分友好國家在馬六甲海峽和南中國海開展新的護航行動，進而還要聯合其他國家海軍共同應對海上其他非傳統安全挑戰，包括海上恐怖主義、海上走私、海上販毒及販運人口、海上有組織犯罪等。

作者：陳仕平郭真單位：海軍工程大學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