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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構性權利的內容和特點
四大結構生產結構。自從在19世紀以來的200年來,生產結構發揮了兩種不同變化,第一種是出現了世界市場,本國市場服務生產結構逐漸被國際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而取代,使生產慢慢出現國際化的特征。第二種變化是西歐國家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世界市場銷售的全球戰略一直是中小企業和跨國公司的主導發展目標,但民族經濟不平衡的狀態因全球生產結構的變化有了十分明顯的突出表現,有些發展中國家十分不滿跨國公司的經濟權利和社會影響。金融結構。金融體系和生產體系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雙方是互利共生的關系。雖然金融體系效率不高,其結構也不穩定。如果沒有金融體系,只會存在初級金融形式和次級金融形式,尤其是次級金融形式,其特點太過松散、單一及不穩定。國家也會成為只有商業關系,國家體系就不會存在了。國際社會的分工帶來了不少的收益,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也因社會分工所帶來的貿易有所促進。因此,國際金融體系可以使國際貿易變得更有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國際金融體系是十分有必要的。世界生產結構可以利用金融體系來重新分配成本和利益,風險和機會。
知識結構。人們最容易低估和忽視知識結構所衍生的力量。在國際關系和政治經濟研究中,知識結構受到了嚴重忽視,雖然有些技術專家知道知識的重要性,但很少很專家能夠監測、分析及理解知識結構。知識結構中包含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各方面因素,還能影響生產結構和牽涉國際政治體系,使權利更加集中??萍几淖兊恼擖c沒有出現到斯特蘭所強調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當中,技術(知識結構)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是處于很重要的地位,是不能夠被忽視的。傳統權利和加強其他權利支柱的保證也是來源于此。知識結構已經開始主導其他結構,權利結構也因技術變革而改變了。還改變了金融結構,而生產結構的改變是通過生產和貿易從政府轉移至公司,后續由發展了全新的技術。安全結構。在政治經濟學中,某些人另一些人提高安全防務而形成的一種權利框架。提供安全的人可以獲得某種權利,而在運用這種權利時,在財富的生產或消費方面提供安全的人也為自身謀取了福利,并在社會關系方面擁有了特權。雖然安全結構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不少很大,但它也不是隨便可以忽視的。安全結構在現代國際政治經濟中是圍繞國家體制而建立的。
二、結構性權利對現實經濟的影響
以大宗商品定價機制為例來分析結構性對權力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所謂商品定價機制,就是確定商品進出口貿易的交易價格模式。在大宗商品貿易中主要有兩種定價方式:一是對于成熟的期貨品種和發達的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膠)來說,其價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貨交易所標準期貨合同的價格決定;二是對于尚未得到廣泛認可的期貨品種和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如鐵礦石)來說,其價格由市場上的主要買方和賣方每年達成交易。近幾年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幅度已難以僅用商品供求關系的變化加以解釋,而表現出明顯的金融化特征。
從結構性權力的角度來看,定價機制,不論是定價的規則協商還是基準價格的確定,都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軟權力,是對在大宗商品市場上交易雙方選擇的一種限制。而這種限制又與諸多因素相聯系,定價規則的選擇與市場結構、生產結構和安全因素息息相關。市場基準價格的確定又牽涉金融和知識等諸多方面,受生產、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以下以鐵礦石為例,對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機制中的結構性權力進行具體分析:基于結構性權力的視角,中國大宗商品定價權缺失的解決辦法亦可以從生產、金融、知識和安全四個維度予以分析:首先是金融角度,可以從期貨市場的建立和人民幣國際化兩方面入手,積極參與全球定價機制。期貨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國擁有國際定價權的前提,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期貨市場現已主導了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中國要贏得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必須培育成熟有效的期貨市場,保障定價權的獲取。中國的期貨市場自恢復以來雖然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例如大連成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貨市場,鄭州的小麥和棉花期貨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建構了“中國價格”,上海的銅價為全球認可,但距離定價權目標還有很長的距離。
就人民幣國際化而言,美元霸權依然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國際格局產生深刻的影響,但是我們應該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在可行的市場逐步建立人民幣結算機制,來規避美元波動給中國企業造成的損失,拒絕為美聯儲的寬松埋單。其次是知識;我們有必要建構中國在世界的話語體系,為中國的正常需求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放任外媒惡意炒作“中國需求”概念。同時,需要避免民族主義傾向,以積極的、建設性的客觀分析和理性論證來贏得世界主流媒體的認可,發出我國在大宗貿易領域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自身在大宗商品定價領域的話語權。第三安全;中國應該積極執行資源外交的戰略,努力制定包括外交、財政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在海外開礦設廠,降低對個別國家的資源依賴,保障鐵礦石的國際航運安全,與航線周邊國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防范海盜、臺風等各種自然和人為風險。最后是生產;中國的企業往往處于產業鏈低中端的加工生產環節,資源和原材料需要大宗進口,成為遭受國際企業和國際炒家兩頭夾擊的對象。
三、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中的四大結構分析可得知,雖然作者對它們進行了劃分類別,但最終目的讓大家對復雜縱橫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有清晰性的了解,雖然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思想和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的要求并不相符,但她的結構性權利理論簡單直觀,對政治和經濟的緊密結合起著促進作用,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研究思想,可以說,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理論在國家關系理論中仍占據特殊的位置。
作者:何增武單位:山西省中共呂梁市委黨校